神器有命：漢帝國的神聖性格及其崩解（鳴沙）【探尋漢代天下人的信仰空間】

這是一部發凡起例的現象級著作，因爲大陸史學界的“唯物主義”傾向，對觀念史、宗教史的研究向來薄弱，近年來隨着中外史學界的頗有改善，如孫英剛的《神文時代》就相當驚豔，但本書更加系統化，發掘出從秦漢歷史演變背後的宗教觀念“漢家神國”的生成過程及其發揮的巨大作用，且關注了“漢家”神學在魏晉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深遠影響。 “漢家神國”是儒學、道家、讖緯、政治等多種元素融合而成的覆蓋社會全方位的意識形態，自東漢以來爲全社會各階層所信奉，認爲漢家神國不等於劉氏江山，而是“天下一家”、人人有份的聖域。各階層信奉的側重點不同分出儒者、術士、道教、遊俠等頗有區別的行爲模式，但因爲信仰同源，彼此之間又有互相融通的一面，從西漢後期以來，各階層因爲災異頻發與政治腐朽的交織，努力用自己的方式來拯救漢家神國，到了東漢末期更是大家各顯神通，合力拯救，當這種全社會的拯救因爲漢朝的兇惡而失敗之後，“漢家神國”的理念崩塌，漢朝天命已去，社會接受了天命轉移，所以漢魏禪讓才得以實現，而“漢家神國”的餘波又稱爲魏晉南北朝乃至隋唐多個國家建構和假借起事的宗教資源，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古歷史的進程就是擺脫“漢家神國”理念的進程。 作者深得日本漢學界重視觀念史研究之裨益，篤學覃思，博綜百氏，從文獻極其蕪雜混亂的觀念史資料中揭示一條如此清晰的脈絡，而且順帶釐清了道教的起源和性質，功莫大焉。

雖然作者對“漢帝國的神聖性格”的解讀在某些書友看來可能值得商榷，但整本書的很多觀點對我來說卻是耳目一新，很有幫助。 之前看福原啓郎的《魏晉政治社會史研究》一書，作者曾寫道：“在三國亂世之前發生的黨錮事件、黃巾之亂、涼州之亂正對應着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與永嘉之亂。之所以這麼理解,是因爲黨錮事件與八王之亂中的一系列政治對抗,都是輿論對政治私權化的反對。兩者在根本結構上是相同的……在國家層面上,與東漢基層社會的矛盾對抗相對應的政治事件,就是黨錮事件。在該事件中,後者將前者比喻爲濁流,自認爲是清流。此外,對於私權化的輿論反對,則表現爲‘私’—‘公’​、​‘國家’—‘社會’的構造。兩相結合,則可以概括爲濁流、私權化、國家(政權)對清流、公權化、輿論、社會(民間)。值得注意的是,國家(政權)與社會(民間)在公私關係上的逆轉。這或許正是黨錮事件與八王之亂的真實原因所在。” 而本書則從“神聖漢帝國”的證成，論述了“爲消弭‘漢 家’構造中的家、國對立，讖緯以其超驗的神聖敘事‘爲 漢製法’，由此達成融通公、私的‘天下一家’構想，‘漢 家’遂成爲天下人的信仰空間。因爲解災除厄、歸命漢家 的普遍強烈願望，‘致太平’不僅成爲貫通漢末經學、讖 緯、道教的知識基礎與共同主旨，也成爲士人、隱逸、 宗教羣體的行動指南與價值歸宿，還是促成漢魏禪代及漢家秩序解體的思想和信仰要素”，爲理解漢魏禪代和魏晉禪代等歷史事件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 另一方面，本書“以漢帝國神聖性格爲 軸心，思想與歷史交互推進，漸次展開爲漢家→王漢→ 師漢→輔漢→代漢→憶漢的演進軌跡，浮現出讖緯神學、原始道教與漢家德運終始的內在邏輯”，讓我瞭解了很多原始道教方面的知識，對我進一步理解吉川忠夫 《六朝精神史研究》一書所書寫的從東漢黨錮時代的何休開始、歷經三國曹氏父子、南朝範氏一門等歷代士人精神的演變有很大的助益，讓我更充分理解了這些士人的——很大程度上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精神源頭

漢帝國意識形態的研究，重點在於漢朝如何藉助讖緯、神話、災異學說等因素建構“漢家”神話，從而維繫漢帝國的信仰。然而漢帝國最後崩潰恰好也是“漢家”中否定性的因素在東漢末年災禍頻出、政治黑暗的年代發揮作用推動的。作者不僅論證了早期道教和漢朝深刻的淵源以及漢後劉李張姓爲何在十六國南北朝發揮重要作用，最關鍵是發揚了“早期黃巾軍本質是追尋太平的教徒而非農民起義者”的觀點，這是非常有力的。但是如高贊評價指出的，作者有畫靶子射箭、先提出觀點再找材料的嫌疑。歸根到底，作者實際上使用經學和思想史的方法研究社會科學問題（政治過程和社會運動），因此論證缺乏可證僞性（如爲什麼只有劉李張被賦予特殊的意義，而蕭韓曹沒有），同時缺乏微觀材料導致我們很難根據士人有限的記錄去推論整個漢朝幾千萬底層老百姓的信仰問題。

提出新的觀點不是胡言亂語...許多推論已經違背基本邏輯了，難爲作者寫這麼長了

全景展現原始道教與漢家的關係。宗教作爲一種精神生活，原始道教就是全體漢朝人意識的綜合，共同想象的理想國。這個想象的根植於漢立國的基礎——五德終始，天命所歸。漢朝利用讖緯神學，天人感應，將自己塑造成天命所歸的王朝，所有的參與者主動或被動地配合這一套理論的完成，每個漢人都生活在這個神聖空間中，漢家也就成了天下人的家，家國一體。這是漢人認同的，是共同意識，當漢亡時，這一共同意識被移植到原始道教中。原始道教繼承了漢家的太平理想，漢家的精神與組織架構，連收徒拜師都移植了皇帝即位的儀軌。

很顛覆性但是仔細想想又似乎頗合邏輯的研究著作，深受現代性科學理念影響的我們似乎已經理所當然的將古人的所以非科學行爲一概斥爲迷信愚昧，並未更進一步的去思考這恰恰就是古人的“科學”，他們就是在這樣的知識背景之中去理解自然與生活的世界。本書的研究與孫英剛的《神文時代》是近些年所見爲數不多的從宗教信仰的角度切入去解讀古人的政治行爲與王朝政治制度的研究，對於我們今日理解歷史具有很大啓發性。讀完馮氏關於漢帝國神聖性的研究之後，或許對於我們如何會自稱“漢人”會有更加深刻的理解與體會，“漢”不止是一個歷史王朝的，還具有一種特別的神聖意味。

非常精彩的一本書，作者縝密的分析背後是對歷史中人的溫情。 古代科技水平不高，所以自然界中的動植物、人體反應及自然現象等就會對人類產生強烈的心理與情感衝擊，這也就是早期“泛神論”與神祕學的起源，而這一種神祕學思想被古代皇權所吸收，就形成了“天命”思想來保障皇權的權威性與合法性，漢代作爲中古這個神文時代的入口，可以說除了世俗的漢王朝外，還建立了一個人們心中的神聖帝國。 漢王朝的統治者們通過弘揚斬蛇起義的建國神話、漢家堯後火德的五德終始、神祕的讖緯之學賦予了漢家德、命、統，從而“化家爲國”，但是早在商周革命就使得天下不再是一家一族的天下，承接天命必須對民有德，即使這個約束只是在正統神學觀念上的非常薄弱。所以皇帝的合法性來源於天命與人倫兩個方面，作爲神聖空間統治者的皇帝必須要帶領全民達到理想境界“太平”，對此儒生們通過災異思想實現了君與神的溝通，漢家徹底成爲了一個信仰空間，但是問題的另一面也開始顯現，漢家堯後就暗含了天命的輪換；通過對建國的神話塑造，劉氏子孫自然帶了神聖性，但是天命的注入越深，越會與劉氏的聯繫越淺；災異思想更是會成爲攻擊天命已終的利劍。 不幸的是，西漢末年就是這樣一個災異頻發的時代，王莽篡漢前朝野上下到處瀰漫着一股爲“漢家”解除危機的強烈思潮，儒生們也被外儒內法的體制壓制太久了想要放開手腳去建立烏托邦了，所以整個社會上下都想要以和平的“再受命”來度過災異時期，乃至於在聖賢形象的王莽的帶領下達到“太平”，因此纔有了王莽一系列復古政策（在儒家語境下太平往往與古聖王緊密相關）。 可惜王莽終究不是真正的聖賢，儒生們烏托邦的美夢也無法實現，各路起義爆發，但他們都不約而同的選擇了讖緯來打造自己的政治認同，東漢建立，由於東漢本就在豪族面前處於弱勢地位，所以先秦以來人們對“公權”的理性訴求雖爲“漢家”神學所蔽，卻也藉此達至一個頂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可以說通過政治神學第一次保障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從此，漢朝真正實現了“天下一家”，只不過此“家”並非可經驗的、通常意義上的私家，而是通過讖緯的超驗敘事、剔除世俗之家內涵後的神聖之“家”。 在這個神聖之家中，在“太平”這個美麗願景指引下，人們開始了熱情洋溢的“爲漢製法”，讖緯在建構了漢家神統後，成爲了緊密牽扯社會、政治神經的“隱性勢力”，儒生們必須要精通經、術，東漢開始了浩浩蕩蕩的儒道合流。鄭玄這一類古文經學派的知識分子，批註《周禮》不僅是爲了證明周漢同法，更重要是爲了描繪理想的政治圖景、爲漢製法，而這樣的政治圖景往往來自於讖緯，在這種意義上，經學原義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是否符合讖緯的太平圖景，最終鄭玄用“六經注讖緯”完成了“周的太平國家”的建構。但是東漢後期政治腐敗的現實又使得知識分子們只能隱居在鄉間，對於外戚、宦官、地方豪族壟斷權力的不滿，士林們開始了自上而下的批判，他們結合鄉論掀起輿論攻勢，試圖建立起理想的政治模式和社會秩序。 而這一輿論攻勢深刻的影響了底層民衆，隱逸羣體成爲了傳播讖緯的中間階層。在傳播過程中不具備較高的知識素養的底層民衆走向了神祕主義，這也是原始道教的產生。當“天下”出現災異不斷、朝政昏暗等嚴重問題時，與之密切相關的信仰危機隨即產生，皇帝自需下罪己詔、反躬自省，而人們亦理所當然地紛紛轉向曾經構築起“漢家”秩序的讖緯中，去學習、尋找或聆聽“天命”，以祈盼“太平”的到來。道家是真正的民族宗教，保留了在漢朝人們對於太平這個美好願景的記憶。原始道教發起了漢末宗教—政治運動：太平道和黃巾軍，以此希望重建“太平”理想秩序，原始道教具有鮮明的國家宗教特徵，教義可以清晰看到今文經學→讖緯神學→原始道教的演變痕跡，原始道教組織內天師即位儀式、崇尚文書、天師輔漢、天師劍印等等規矩都受到了漢家這個神聖空間的影響，原始道教的敘事方式，比如“六天”“禹穴”等神靈、神話體系之架構，都受到漢代儒學、讖緯神學的影響。才外原始道教在漢末掀起的大規模仿習漢家的“國家化”行爲，以及以“漢家”爲理想國家範本所發起的追尋理想國家（“致太平”）的宗教運動，頗爲鮮明地反映出原始道教“道佐代亂”、佐君致太平的宗教—政治理想，由此更明確昭示出原始道教的國家宗教性格。 道教將神聖的“漢家故事”儀式化、宗教化，不斷重溫、展演神聖的歷史記憶，並且將其與民衆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緊密聯繫起來，並且爲後世的客觀上起到了保存中華文化基因的作用。成漢國以及中古道教針對劉裕與劉宋王朝之“佐命”性質的系列論述，以及北魏太武帝拓跋燾與崔浩、寇謙之的君臣關係構擬，即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原始道教原本以輔漢爲宗旨，卻不被漢朝朝廷所接受，而黃巾其神祕主義的行事作風更是招致了外界的不理解，最終朝政的腐壞、天災的持續以及宗教理想始終不得伸張的失望，加之漢末風起雲湧的“代漢”思潮的激烈衝擊，黃巾終於脫離其最初設定的思想軌道和行動邏輯，並將其強烈的救世願望化作實際行動，走上另尋應天受命之“真人”，從而佐其代漢、解除災異、獲致“太平”的道，由此原始道教由師漢-輔漢轉向了代漢。在構建神聖帝國途中，儒家帝王師的傳統與道家傳統結合，成爲了一種宗教追求，天命也正式分化爲王者與聖師。 原始道教對於中古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得漢家的神聖敘事仍然保存在人們的記憶之中，中古時期李、劉、張幾個姓氏就被賦予了宗教或神學屬性，以致宗教領袖、胡人等無不託姓於彼，唯其如此方能大範圍號召民衆揭竿而起。隨着漢魏禪讓的實現，“漢家”秩序就此崩解，然而既成的社會觀念，尤其是帶有一定信仰屬性的社會觀念，絕不會旋即消失。於是，形成的既定敘事，便在慢慢行進的中古歷史上空，留下了一道長長的軌跡。聖姓氏與“虛擬族望”的“發現”，讓我們在慣常的歷史實景中看到了一種非盡寫實的權力。此種權力非爲至高的皇權所賦予（儘管最初亦與神化的皇權相關，但此後即擁有可資對抗的獨立力量），亦非來源於大族貴胄，也不同於從儒學原理出發推擴的“家內血緣關係”，賦予了一部分人羣建構宗教或者類宗教的“虛擬秩序”對抗王朝強力統治的獨特秩序。 此外，道教還起到了建立獨立的信仰空間來“教化四夷”的作用，通過賜姓、改姓而入道，並進一步消泯夷夏之別，由此蠻民被統一整合至“道”的信仰空間中，成爲承奉大道的漢家或中土道民。 漢魏禪代是在原始道教、讖緯之學、五德始終三股思潮下進行的，就是因爲漢帝國不僅是一份物質遺產更是一個影響全民族直到永遠的精神空間，所以必須要使用禪讓這樣神學意義濃厚的方式才能完成，但是隨着魏晉禪代的發生，禪讓成爲了掩蓋血腥味的包裝，縈繞在士人心頭的是絕對價值的隕落，其中最重要的表徵即天命信仰的崩塌，映射到人間則系天子神性的“祛魅”與皇帝權威的衰落。鄭玄融緯入經、以緯解經的深厚今古文經學素養，使之在漢末羣雄競起的局勢下，一定程度上壟斷了“漢家”天命的解釋權，由此他也成爲袁紹等人盡力爭取的對象。但是在於天命走向終結後，玄學逐漸打破經學權威，歷史由此進入蔑視傳統而以批判、否定思維見長的“玄學時代”。士人們在家國、夷夏、南北、儒釋道面前需要做出自己的選擇，而每一種選擇或許都會爲絕對價值的再一次樹立添磚加瓦，而當其再一次樹立，中國也就迎來了盛唐。 最後的最後，想說一下，儒、道、法三家關係，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文稿》認爲，儒、道都復古，但是儒家尊三代也就是社會有一定發展但是學術、政治等仍然處於混溶狀態的時候，而道家則是更古早時期，法家則是社會已經發展到分化時期。但是法家卻來源於道家，由此可見三家並非截然相悖，所以士大夫可以說是儒、道、法三家合流的產物，而這個其實在漢武帝尊儒術的時候或許就奠定了基礎，漢朝外儒內法、霸王道雜之，所以尊的是用“荀子之學”的呂公、董仲舒等人，而荀子講究“禮治”但是他的禮是要等到“大治”之後才制定的，並且儒家講究“義”本身就是一種行爲規範，所以儒法的區別不在制而在於政，而董仲舒他們屬於今文經學，本就來自好言巫術的東方地區，所以本書中說“今文經學-讖緯之學-原始道教”這樣的脈絡清晰可見，由此可看出儒道法三家在東漢的合流可謂是理所當然。

好看但是有種難讀感，這種感覺並非來自內容，作者的論據詳實，由早年的多篇論文匯總修改完成，參考文獻中甚至有2024年6月出版的《三國前夜》，說是與時俱進的考據論證毫不爲過。 難的點我認爲在於“共情”，作者開篇就表示後世史家憑藉“後見之明”簡單粗暴的把漢時的讖緯批判爲迷信，中途也反覆提醒成王敗寇式的歷史敘事傾向會引導人們的認知。困難的點就在於此，我能夠接受這種說法卻無法摒棄懷疑之心。比如“師漢”一章，原始道教學習漢家儀制，也完全存在一種可能是他沒有別的選項可供“抄襲”。“代漢”一章黃巾相約不犯學人鄉梓有多則事例，作者也表述不能徹底排除范曄個人尚儒的的影響，單仍然認定敘事內容可靠。彷彿更偏向唯心主義。 “人們具有怎樣的世界觀，便決定了他們以怎樣的方式理解和對待世界。”大致如此。

本書主要提出了漢帝國在公私屬性之外具有神聖屬性，以及道教誕生之初有明顯的模仿漢帝國的色彩的觀點。 列舉了大量讖緯內容和道教經典，總體而言論證的還是很清楚的，並且指出了一開始的儒道難以區分和隱士的中介作用。

原來是博士學位論文，喻爲“心靈考古”，讀起來有些艱深晦澀。道家諸如“急急如律令”的師漢，王莽代漢竟是在“爲漢家改命——解除危機”的思潮中興起、醞釀、完成的，着實有點顛覆，尤其是後者，西漢等於是被人“以己之矛、破己之盾”？足見話語權掌握在自己手裏是多麼要緊。神器是漢家的信仰，傳承後世定乾坤、穩江山，不過還是疑惑背後的邏輯：“神授”的觀念未改，卻能接受“授賢”而非特定某家，究竟是不是自欺欺人？話說回來，那這個賢也是衆人推舉的了？算不算是一種古老的（高層代表）民主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