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鄉懷國：南宋鄉居士人劉宰的家國理念與實踐（鳴沙）【名歷史學家黃寬重新著，著名學者斯波義信作序推薦】

虞雲國老師曾說，南宋光宗、寧宗兩朝是從“欲有爲”到“抵於亡”的歷史轉捩點。要看南宋朝治世轉向衰世的原因，需看此階段。 臺灣學者黃寬重先生的前作《孫應時的學宦生涯：道學追學者對南宋中期政局變動的因應》和今作《居鄉懷國：南宋鄉居士人劉宰的家國理念與實踐》皆是此時期的人物微觀史學作品。 用黃寬重教授自己的話說，這兩部作品是“個人生命史”。 《孫應時》作側重南宋光寧兩朝“慶元黨禁”、“開禧北伐”等政治事件對中下層官員、士人的裹挾衝擊，着力點在於時代“動盪”層面；《居鄉懷國》側重描述同時期（光寧理三朝）待闕、歸隱的官宦階層鄉居地方時踐行家國理念的具體事例，重心在於時代層面的“治與安”。 兩作一“動”一“靜”，均是從個案角度出發，以個體生命感受折射背後仕宦階層對整個南宋時代的具體認知。黃寬重基於私人文集的研究著述，亦是對南宋官方史料之外的有效補充。 黃寬重教授提及他著寫《居鄉懷國》，一則“學界長期以來多關注高官名儒的事蹟或學術成就，基層士人羣體則多乏人問津。”他希望“由邊緣人物與地方事務切入，從側面理解政治問題，進而討論社會性議題。”；再則，劉子健先生的《劉宰和賑饑》進入視線，他受此啓發步入研究南宋士人與政治社會關係、及從士人家族到基層社會治理的治學路徑。 但於劉宰及其鄉居善舉一事上，黃寬重和劉子健先生觀點有些微不同之處。 劉子健認爲劉宰之舉恰代表了南宋朝廷在爲政方面的失職與缺位，例“劉宰等人的努力，更顯南宋政府，以及一般官僚，忽視人民，一至於此。” 但黃教授傾向於劉宰等人的賑饑之舉是具體事體上，地方層面對朝廷層面的補充，地方與中央不是二元對立的關係。 讀《居鄉懷國》過程中，中央與地方會以不同位面的動態二元衝突兼二元互補關係反覆出現。 先討論本作傳主，“劉宰，南宋時期詩人，鎮江人，字平國，號漫塘病叟。他曾中進士，仕途順遂，後因病辭歸，返鄉興辦義學、推動賑濟。” 理解劉宰，需注意以下三點： 一、科舉制度促成士大夫階層的崛起，兼天水朝的崇文抑武基調，士人文人生活在一個前所未有的、頗受優待的時代。尤其到北宋仁宗朝，“士大夫與君共治天下”的模式到達一個巔峯，趙冬梅老師曾說，就封建帝制王朝的君臣共治模式而言，這是最好的時代。 但隨着龐大數量的取士，及有限的職位，冗官冗員成爲貫穿兩宋的連續性沉痾。尤其南宋，連年賦歸待闕的情況愈烈。劉宰便是候闕人員之一。所以有了本作書名中的“居鄉”。 二、本作中的劉宰和《孫應時》一書中的孫應時，皆是南宋數量龐大的中低層官員之一二。用虞雲國老師的話說，“雖位居官僚系統的末端，卻同樣秉持着時代賦與士大夫羣體的使命感，儘管這種使命感與其邊緣性地位之間往往呈現出弔詭的尷尬。” 士人身上揹負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使命感，促使劉宰等回到地方的歸隱或待闕官員，依舊心懷天下，便是書名中“懷國”二字。 三、劉宰等大量鄉居的仕宦士紳們，或許地理意義上遠離朝堂，但他們曾經的爲官口碑、實地治理經驗、仕途累積的人脈等，保證他們回到地方之後，獲取、擁有一定的地方資源。託舉他們有心有力，在日常生活中踐行家國理念。 雖偏安一隅，但心懷天下。 劉宰的一隅是南宋鎮江。 鎮江在南宋時的形式與環境，參與、造就了劉宰的心懷家國曆程。 鎮江隨着君臣南渡、南宋建立，既臨近宋金邊境的淮南地區，又水路發達與臨安往來便捷，因而成爲南宋的軍事北大門，兼商業、人口流轉、財政調度、物資轉輸重鎮。 在經濟中心南移的大前提下，作爲南宋江、河、海輸運網絡重心的鎮江，既被時代賦予促發商業發展和城內市鎮崛起、與其他城市締結城市羣的機會；另一方面也承擔重負，不同層級的軍政任務疊加平時常規性的賦役徵收等民政任務，俱攤派給當地百姓。更兼戰時，強力下派的國防任務。 黃寬重教授在本書中評述，“鎮江是最敏感的邊防重區，對於居處其地的百姓而言，隨時要擔心可能遭受敵犯，危害身家性命；常規性或緊急的各項動員與徵調，也干擾百姓的生活。這些因素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鎮江的社會穩定性，限制經濟的發展，也不免影響舉業的競爭。” 據統計，南宋一百五十三年，鎮江中進士者僅一百名。與江南其它沿海富庶地區相比，鎮江是取士、進仕的弱勢地區。該地區多是低層官員，劉宰本人到辭官爲止，也僅是州縣幕職，並非高官。 但恰是鎮江此地特點，構成其時其地對劉宰的需求，劉宰亦回應了此需求。 鎮江因屬地的重要性、朝廷政治風雲變幻對地方的波及等因素，導致本地區出現知府任期短暫、調動頻繁的局面。又有軍政、民政雙系統的權力邊界不清晰，所以大多官員就職鎮江後，面對冗亂的官方層級壓力、陌生的官場人際、複雜的地方生態，勢必會藉助地方耆老的意見和勢，來理政交差。 劉宰便是此間地方耆老的代表性人物。 劉氏家族，自祖父起，三代讀書人至劉宰中進士才完成階層跨越。劉宰雖位低，但通過同年和姻親的締結，拓開人脈。他與權相韓侂冑的外甥張嗣古是好友，第二任妻子——光州知州梁季珌之女——便是經由張嗣古介紹結親。此後岳家是劉宰結識名宦碩儒的重要推手。 劉宰辭官後在鄉居期間的三次大規模賑饑，亦是岳家梁氏的財資、人脈在背後給予他一定助力。 與黃寬重另一著作傳主孫應時相較，同爲低層官員，劉宰無疑更爲幸運。但兩人之迥別命運，卻都與南宋權相柄政這一現象有關。 孫應時得以進入史學研究者的視線，不得不說有他是史彌遠老師的因素。但孫應時一生仕進艱難，皆因出身寒素無家族之奧援、又被裹挾進“慶元黨禁”風波，此時同他私交甚篤的史彌遠之父史浩已退出權力中樞，但史彌遠尚未顯達。隨後孫應時中壽而逝，結束其並不有別於南宋其他中低層官員的生命歷程。 而劉宰幸運之處在於，即使辭官，也有豐厚家資支撐他的鄉居生活。且因與各方友人如辛棄疾等不斷互動，他始終對朝廷中樞的動向保持獲知、並參與獻言獻策。隨後，韓侂冑被殺、岳父逝世，劉宰失去與朝廷決策者的綿密互動，遂安心鄉居地方，經營鄉里關係。 出於向官府反映鎮江軍政對鄉民的影響甚至苛擾，劉宰以“鄉紳”這一社會領袖的身份，在“官”與“民”之間充當彌合角色。他受邀爲各州縣興修縣衙、寺廟等各公私公益設施、撰寫表彰之文，尤其在災荒之年組織實施三次大規模的賑饑活動。 以上這些善舉，並非是爲了謀求再次出仕，而是“劉宰遵從道學治國安邦的儒家理念，作爲一個鄉紳，他把這個理想在地方轉化爲實踐，用以改善民生，可以說是‘儒教地方化’的一個例子。”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是宋代士人的一生精神之所在。 半生處江湖之遠的劉宰，始終身體力行的以鄉居善舉作爲朝廷制度或帑藏層面缺位的補充。黃寬重教授認爲，這不是朝廷和地方氏族、鄉賢的對立，而是中央和地方二元補充的關係。 介於此，釐清一下中央和地方在各個位面的關係。 一、唐宋變革後，宋代科舉制託舉了大量寒素出身的士子“暮登天子堂”。士人階層崛起，填充到國家機器中各個環節。治理國家的不是宋以前的傳統世族勳貴，而是大量的中低層官吏。具化到地方層面，地方上累世大族話語權減弱，朝廷機構話語權增強，是某種程度上的“國”進“民”退。 二、宋代經濟發展導致出現“城市化進程”，城市化帶來人口流動。高彥頤教授曾在《閨塾師》中有觀點，“人口流動和新的社會組織激增，削弱了村長和里長的地位，淘空了以鄉村爲中心的傳統‘地方’社會。”雖她論述主體是明清兩代的江南地區，但在“人口流動淘空傳統‘地方’社會”的底層邏輯上，宋代亦如是。 三、南宋的衣冠南渡。北宋覆亡、君臣南渡改變了朝廷的權力結構，部分舊貴隱去、江南新貴崛起。地緣疊加權力的變更，也會使傳統地方勢力或宗族削弱話語權。 四、地理層面，南宋疆域的變小及江南水系交通的發達，及仕進層面的異地任職、崗位輪換、磨勘等一系列因素。這些因素的集合使地域流動變得相對更頻繁。繼而這種頻繁就會使人與故鄉、故地的羈絆越來越弱化。“地”對“人”的束縛力也隨之變弱。 兼之以上四個原因，地方上傳統宗族、世家有強化“一體感”和“榮譽感”的迫切需求。 地方宗族、士紳們興建義莊、編纂譜牒、刊印地方著作、鄉里青年共同讀書等，這衆多措施一方面是爲了培養未來宦途互相扶持的力量，及創造鄉里共榮的認同感和一體感；另一方面，這代表着“南宋詩人雖然有地方化的傾向，但是通過地圖、地方誌的傳播，他們對中央的想象以及認同仍維持不墜，以至於對國家的關注並未稍減。” 最後，黃寬重教授在本書《結論》中表述，“信息的流通，讓南宋士人無論鄉居或在朝，都能對朝廷產生認同，即使士人的活動重心轉向地方，仍未疏離與國家的關係。” 這是劉宰的“居鄉懷國”，也是宋代無數士人的差相彷彿的生命歷程。

十分制的話，可以給到8.5分。很細緻，但有點陷在材料中的感覺。但確實提供了觀看宋代的一種視角，尤其將鎮江放到備邊位置來討論，見出與明州這樣沿海地方，在社會、科舉上的不同，很有啓發。對社會力和政治力的認識，也比較合理，值得借鑑。另外，對於劉宰行事的梳理，也很具體，對其居鄉的社會活動及出處之際的梳理，也很清晰。社會史的視角，如果能成心態史角度，對劉宰的內心，有更進一步的洞察和體認，筆端再含些感情，或許會更吸引人。當然，這屬於見仁見智的看法了。

沒有想象中那麼好，不如把與其他地區的對比講得更深一些，整體來說太淺嘗輒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