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革：南北議和與清帝退位（鳴沙）【著名歷史學家尚小明全新力作，全景講述武昌首義到清帝退位期間的每一天】

聽聞該書將出，就已期待良久。確實紮實細密，此後每論辛亥鼎革之史，此書當必推之。在具體史實的考辨上做得極好，編年如此，可以資鑑來者。如國民會議之提議、糾纏、反覆，袁、唐、伍、孫等人之間的電文博弈，清帝退位詔書之草擬、刪改、頒佈等事都寫得清楚明瞭，雖尚小明時常有大段長篇引文，因辛亥多大人物、大事件，故閱讀門檻不難，以致可讀性也不差。但就結語之宏觀認識而論，所謂袁非逼迫清廷、孫非迫不得已才讓總統位等說，我個人難以苟同。似對項城評價甚低，亦有誇大中山之嫌。總體而言，讀之暢快歡喜，值得推薦。但對辛亥革命不感興趣者不建議入內。

這本書以武昌起義到清帝退位125天爲界，按時間線梳理出南北議和全程，從清廷、袁世凱、民軍、立憲派、列強、輿論多視角着手，重點復現袁、民兩方的博弈。讀者可以很明顯地認識到上下對國體認識的轉變，從畏懼共和到虛君共和到民主共和，讀到最後自然而然就能得出袁世凱一系列行爲的核心只是爲了自己的政治利益。這當然也無需我們去總結，作者在結語裏明確提煉出這個核心，並且對傳統的一些說法進行更新：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的竊取改爲攫取、袁世凱逼宮、脫去道德敘事光環後的孫中山辭職讓位。文末附辛亥鼎革紀事，方便了不同需要的讀者查閱。 遺憾之處其實也有一些：一是部分人物的敘事過於工具化。薩鎮冰、張謇、唐紹儀等人的立場轉變只服務於議和進程，顯得太過簡略，我這種認識較少的讀者就會覺得有些突兀（唐你這個濃眉大眼之人怎麼轉瞬間就“投敵”了）。二是民軍一側顯得有些單薄。南方內部聯盟之間的勢力組成和各自的分歧，書裏多以經濟問題一筆帶過；實際上民軍內部肯定不只是經濟問題，各自的軍事力量差異、彼此的政治追求和思想觀念都應該有很多可以寫的地方。 雖然有些遺憾（可能大多是出於篇幅限制），但整體上這本書還是比較值得一看的，讀完後對當年的歷史課本會有更有意思的認識。

而今方知課本中寥寥數語帶過的武昌起義後的時局，以及南北談判的全過程，竟然充滿這樣多的拉鋸與博弈。這一百多天裏各方勢力的角鬥與妥協，也恰恰對應了民國時代各方不休止的紛爭。 讀罷此書，我仍然無法定義這個共和政權究竟是“早產”還是“難產”，更難以準確評估作爲關鍵人物的袁世凱的歷史功罪，這樣看來，似乎“閱讀”並沒有給我帶來什麼準確的答案。然而我獲得了更爲寶貴的東西，一份自覺，關於“閉嘴”的自覺，如果做不到客觀，可以不發言，而不是用武斷的定義誤導他人。 感謝作者的付出，寫作脈絡十分清晰，材料選用個功底紮實，高屋建瓴，梳理了許多疑難問題。

尚小明23年出版的一本新作，老歌新唱，是尚氏一貫的寫作風格。但尚氏的優勢在於能將舊題寫出新意。這本書的好處是，將一段人所共知卻又未必真正瞭解的史實敘述清楚，其中不乏作者對以往史論的考辨。另有就是尚氏的著作足見其本人的思想見地，這在當下的史學界裏是很缺乏的，當然有很多人會對一些小事大發議論，這不重要。對歷史大勢江山社稷要敢於發出自己的論斷。然而，這本書的不足點也是很明顯的，到未必是作者本人的缺陷，實在是當下歷史學圈的問題，作者長於考察史實，清理濁見，但在論史評述上的分析卻遠遠不如。當下的歷史學傳統似乎很注重考辨，而不注重分析，這一點於我國由來已久的史學傳統牴牾，非作者之錯也。

紮實精彩的歷史學著作，儘可能還原了辛亥革命至清帝遜位這段時間歷史事件複雜曲折的過程。讀完主觀上感慨萬千，歷史人物的評價永遠都不能帶價值判斷，如果有，那也只有“複雜”一詞形容之。社科追求的“理”在這裏基本不存在，這也是讀之令人舒服的一點，純正的、無社科味兒的歷史學著作，帶給人的感覺只有心緒相連、彷彿置身於歷史場景的或唏噓或敬慕，本書的感覺是前者，唏噓不已，任何人都能事後以一言評價和包庇褒貶袁世凱，但其實完全不能一言以蔽之，他的抱負、野心、想法、決策與歷史場景相互作用，在無數個偶然中推動了後來的歷史結果。 歷史學給我們呈現了這種偶然性，社科卻力圖從千萬個偶然中尋找必然，或是多少概率把握下的決斷，尋找結構與機制，難矣難矣！

這不是一篇針對本書的書評，而是源於過去一個月，一部名爲《澎湖海戰》的電影引發的爭議所引出的我的思考。我覺得有必要對“當前中國社會對民族觀念的意識形態混亂根源”進行分析與說明。之所以寫在這本書底下，是因爲前不久剛好看完了這本書，而書中所聚焦的辛亥革命則是對中國近代民族觀念進行歷史唯物主義分析所繞不開的標誌性事件。所以姑且記在此處，算作一個書評吧。 中國近兩千年的文明發展史始終伴隨着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之間的衝突。這種矛盾運動在多次改朝換代中都激烈地爆發過，從而在中國古代社會發展歷史中留下了許多影響至今的爭議點。 在官方敘事中，古代中國存在着一條“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宋、元、明、清”的朝代更迭的正統敘述路線。其中元與清的正統地位在如今遭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特別是滿清，可以說當前中國社會對民族觀念的混亂認識集中於對滿清的不同態度上。衝突雙方的核心爭議在於：一種認識認爲滿清是異族入侵，是野蠻征服漢族、壓迫漢族的僞政權，認爲它不是華夏正統王朝的繼承者，而是殘酷的入侵者與民族壓迫者。一種認識認爲滿清對中國的領土有貢獻，否認滿清統治的合法性就會帶來領土難題，甚至是民族分裂，且現代中國強調民族融合和團結，滿族在歷史上已經漢化，在百年的民族融合進程中已經吸收爲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否定滿清不符合當前的核心價值觀與民族團結的導向。 由於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遺留問題，導致當代社會對滿清的歷史定位存在諸多爭議，包括但不限於：第一重認知混亂——如何給清代明這一歷史事件定位，是常見的朝代更迭還是異族的野蠻入侵與征服？如何給滿清的統治者定位，是順應民心的救世主還是野蠻入侵的征服者？第二重認知混亂——如何闡釋現代中國與滿清的關係，也就是說現代中國在多大程度上繼承至滿清，特別是在領土問題上？第三重認知混亂——如何把握現代中國在維護民族融合和團結上的界線，也就是說滿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遭受批評，維護民族大團結是否等同於維護滿清的歷史聲譽，或者說批評滿清是否就意味着破壞團結？ 我認爲這些爭議首先不是一個民族問題，而是發源於當代中國人民對近代以來所遭受的百年屈辱的反思。正是由於這個反思，讓人們逐漸清晰地認識到清政府在出賣國家利益上的極端反動性，進而思考爲什麼一個作爲官方政府的清廷會呈現出統治階級利益與國家利益的極度不統一？這讓人們很快想起了民族之別，想到作爲統治階級的滿清貴族有着自己特殊的民族利益，他們要維護這個特殊利益就只能犧牲和出賣作爲主體民族的漢民族的利益（所謂防漢甚於防洋），如此漢民族利益既已受損，那麼國家利益又怎能得以保全。這樣，對於中國近代屈辱的反思就轉化爲了一個民族衝突的問題。其實早在一百多年前，孫中山先生就進行過類似的思考，進而提出了首要的革命目標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要恢復主體漢民族的利益。孫中山先生提出的第二個革命目標“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又呼應了當時已逐漸興起的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民族國家理念，希冀以此來發展和維護國家利益。由此我們看到，這些爭議是我們必須面對和解答的問題。正是這些爭議在百年來沒有很好地得到梳理，纔在今天仍然以混亂的形式出現在人們的頭腦中，從而在越來越多的文藝作品中獲得其表現形式，並變本加厲地混亂着人們的頭腦。 爲了澄清思想，解答滿清何以成爲民族衝突觀念的爆發點？有必要對當前中國社會的民族觀念做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看看究竟是什麼構成了現代中國對民族的認知： 一、民族觀念形成的一般原理民族觀念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民族觀念的核心在於以一定的標準區分人羣的異同，將人類這一普遍性劃分爲不同人羣的特殊性，將內部的同質性與外部的異質性統一到若干被確認的“民族”之名下。民族觀念形成的根本物質基礎在於自然的不平衡，動力在於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和組織起來的戰爭，完成於在政治社會的官方意識形態化。 自然條件在人類尺度上呈現小範圍的同質化與大範圍的異質化，如同一幅五彩斑斕的拼圖，自然的差異性爲民族的形成提供了空間和物質基礎。這一基礎決定了人類與自然互動會產生空間上的差異。當生活在不同自然空間中的人羣因爲生產力的發展而產生交換剩餘的需要並隨之開始廣泛而深度的交往之後，人們發現並認識到彼此之間關於自然的實踐和理解存在的差異。這些差異主導了人們不斷擴大的交往形成一種“既相互需要又相互鬥爭”的對立統一的關係。有些差異隨着交往的發展而逐漸消失（技術的傳播、產品的交換、語言的適應、口味的變化、審美的趨同等），有的差異卻仍然受到客觀自然條件的束縛而得以保留甚至擴大（爭奪稀缺物質引發的衝突、不公平的交換帶來的矛盾等）。直到這些已經建立起交往關係的人類在相當的生產力支撐下，其知識系統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基於生產與交往實踐差異的世界觀質變爲可以將交往對象進行分門別類的水平，民族觀念在人類社會誕生的物質基礎得以真正建立。在做好這些充分的準備後，有組織的戰爭將爲推動這種差異化觀念意識形態化爲“民族”觀念的概括與昇華過程提供根本動力。戰爭會一次次的迫使人們尋找相互異質化的邊界，直到統治階級將其確認爲官方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創造性地宣佈他們所統治的社會是一個內部同質的“民族共同體”，並且宣稱如此區分內外的目的是爲了維護本民族的利益免外部其他民族的侵犯。這樣，民族觀念就從一種認識基於自然不平衡所引起的人類生產與交往的實踐差異所導致的人與人之間矛盾交往關係的知識上升爲一種形式上完整的意識形態。 二、歷史的迴響：中國本土民族觀念形式——華夷之辨作爲一個生長在厚重中國歷史上的概念，華夷之辨是一場持續千年的大爭論，其內涵始終在中國的政治實踐中不斷變化，並最終成爲中國的地方性民族觀念形式。 華夷之辨本質上是古人如何看待自身在其中進行生產生活的社會與另一個或多個所接觸到的異質社會之間的差異以及如何與之交往的看法。這種看法在孔子那裏得到了歸納與總結，成爲儒家行爲規範的一部分，並在歷史上嵌入到儒家的意識形態中，成爲指導諸夏王朝與邊境夷狄之間交往關係的規定。這個規定的第一步就是區分彼此，“嚴夷夏之大防”，區分的標準在於構建一種“中心——邊緣”的文化等級關係，這一關係所體現的是一種華夏文化中心主義（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這種夏夷交往關係規定了一種單向的流動，“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以至用夏變夷。諸夏由於其達到的文化先進性而成爲夷狄始終追隨、改造自身並與之適應的主體。從哲學上來說，這種華夷關係代表了一種有自我意識的主體改造無自我意識的客體的關係。 隨着魏晉以來多次出現的中原地區被北方遊牧民族征服的歷史過程，華夷之辨被從儒家的倫理觀念中發掘出來發展成爲政治正統觀念而成爲統治階級刻意塑造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此後，華夷之辨在政治上逐漸獲得不同統治集團之間正統合法性之爭的意識形態鬥爭的核心地位。其內容被豐富爲三個主要層面：一是血統之辨，以“華夷共祖”攀附“華夏血統”；二是中原之辨，提出“中原即中國”，以佔據中原地區作爲是否爲華的標準；三是禮樂之辨，提出“懂禮即中國”，以是否繼承和發揚了儒家禮樂文化作爲華夏正統的標誌。而這其中，參與辯論的都是對等的政治主體，佔據統治地位的是文化之爭，雙方都將儒學尊奉爲官方意識形態，推崇儒家政治道德規範，推行“周禮”成爲各統治集團的必然選擇。此時，華夷之辨所突出的是“華”的政治生命力與包容性，“華”是使統治者趨之若鶩的正統所在，先進所在，優勢所在。這種華夷之辨在出現大一統王朝後復又發展成爲一種“中心——邊緣”的朝貢體系（交往關係）的理論依據。 晚清至民國，隨着西方列強入侵，中國社會矛盾空前劇烈，此時華夷之辨開始呈現出新的發展態勢，那就是“以華拒夷”的極端發展。華夷之辨呈現出兩條新的邏輯進路。第一條是以太平天國運動以來，以推翻滿清統治爲目標的革命運動中將滿清拒斥爲夷以否定其統治合法性的邏輯進路。第二條是近代以來，隨着洋人的入侵，清廷將夷專指洋人，從而試圖迴避在科技上被全面碾壓而產生的自卑心理，並重塑文化優越感的邏輯進路。第一條邏輯進路是從中國社會的內部產生出來的，是從被統治階級反抗統治階級的剝削與壓迫的鬥爭中產生出來的，此時華夷之辨已經從統治集團間交往關係的規定滑向社會內部被統治階級藉以建立自我身份認同以及反對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工具，服務於構建革命正當性與新政權的合法性。而第二條邏輯進路從本質上來說，仍然是儒家意識形態面對外部統治集團時確定交往原則的近代變體，只不過遭遇了攻守易形的尷尬局面，即支撐華夷之辨的華夏文化中心主義已然被東西方在物質力量上的鴻溝徹底擊垮，華夏中心主義開始向西方中心主義運動，而在這一西升東降的運動過程中東西方交往的矛盾達到頂點的標誌就是對洋夷的強烈拒斥。此後，西方中心主義壓倒華夏中心主義，全盤西化成爲一時之間佔據統治地位的社會意識。西學東漸使得西方資產階級民族觀開始產生社會影響，並與第一條邏輯進路結合發展，華夷之辨的內涵開始重構爲一種滿漢民族尖銳對立的革命敘事。在推翻滿清統治後，面對“世界大勢浩浩蕩蕩”的國際局勢，華夷之辨退出了歷史舞臺，讓位於一種新的世界觀構建——中華民族“如何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從而轉化爲近代中國如何看待世界民族交往的思想資源。 綜上，華夷之辨經歷了儒家以華夏文化中心主義爲核心的交往關係規定——爭奪政治正統的意識形態鬥爭工具——近代革命正當性與合法性辯護工具——塑造近代中國新型國際民族交往關係的思想資源。這給現代中國民族觀念留下的遺產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華夷對立觀，即強調差異與衝突，進而與資產階級民族觀合流；二是華夷一統觀，即強調以一種統一的、先進的文化爲融合的基點，以文化認同來消除民族隔閡。這也是現代中國社會對滿清認識分裂成異族統治說與漢化而爲正統說的思想來源之一。 三、歷史的進程：民族觀念的發展高潮——資產階級民族觀念的起源“民族觀念”這個概念本身，是一個從歐洲泊來的概念。在歐洲，早在前資本主義時期，就已經完成了一般性民族觀念的“創造”。它的形成與意識形態化在歐洲從中世紀封建制度走向君主專制過程中出現的絕對主義王國之間頻繁的戰爭中已經完成了。但是此時，民族觀念尚隱藏在歐洲宗教衝突（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衝突、天主教與新教的衝突）的背後，不佔據官方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直到資本主義的發展將其從宗教背後解放出來，並在塑造自己的政治社會形式即民族國家時，民族觀念才被抬高到原本宗教在官方意識形態中佔據的（解釋自然不平衡所引起的差異那部分）歷史地位，並伴隨着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而進一步獲得世界意義。而這就是民族觀念在人類進入到資本主義歷史時期的歷史體現——資產階級民族觀。它的核心在於通過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將資產階級的“對內殘酷剝削，對外血腥掠奪”的全球擴張的利益包裝和宣稱爲整個民族共同的利益，把階級鬥爭轉化成民族衝突，並使之意識形態化，成爲一種社會常識不斷地再生產出來。就民族觀念本身來說，資產階級民族觀是其發展的一個高潮，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資產階級民族觀成爲政治社會的意識形態顯學，即民族國家的合法性來源；二是資產階級民族觀擴散全世界，奠定世界範圍內各統治集團之間交往關係的底色。 歐洲資產階級在塑造他們的政治社會的官方意識形態時爲什麼歷史性地選擇了民族觀念呢？這裏蘊含了兩條歷史的脈絡：首先不可否定的就是過去世代的影響，歐洲絕對主義時期頻繁的戰爭有着天然放大各王國間異質性的作用，爲歐洲民族觀念的壯大提供了沃土。新興的資產階級的成長伴隨着這整一個衝突的過程，一方面受到“服務王權”的民族觀念宣傳的侵染，另一方面作爲“New Money”的資產階級在積蓄階級力量時有過一個向貴族學習靠攏並試圖融入其統治集團的歷史時期，資產階級通過放貸給國王來攫取戰爭利益的同時，以戰爭捐款或者直接購買官職、貴族頭銜的方式來滿足王國對建立常備軍和官僚體系的龐大資金需求進而融入“上流社會”，提高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和經濟控制力，讓王國服務於滿足自己的經濟主張與要求（如以君主專制的進程打破封建割據狀態，建立統一市場等）以追求更大的經濟利益。這種利用絕對主義王國之間的戰爭，利用經濟手段挾制國家機器來實現自身利益的行爲本身就帶有民族衝突與戰爭的烙印。其二，隨着歐洲早於資產階級革命就進入到殖民主義全球擴張的時代，自然不平衡的世界性大發現與人類的全球化交往的大發展以及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尚未達到能夠消除自然不平衡的客觀事實奠定了具有世界意義的民族觀念的發生與發展的物質基礎。資產階級所面對的歐洲正一步步從絕對主義向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過渡（鬥爭舞臺上王國間的政治鬥爭正在向資本間的經濟競爭讓渡主角，資產階級也從王國那裏繼承並披上了地方性的民族色彩）。資產階級所面對的世界，是一整幅反映着自然不平衡的“色彩鮮豔的拼圖”，面對着殖民地巨大的財富，資產階級所代表的從集體的惡導向個體的善的物質力量加速了異質性的擴張，並開始推動其不斷血腥掠奪殖民地、殘酷剝削殖民地人民以促進資本積累。資產階級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階段性地成爲民族觀念的護道者和鼓吹者，將建立民族國家作爲應對瓜分世界時不可避免的衝突與戰爭的巧妙手段。伴隨着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走向壟斷的整個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有賴於國家機器提供的戰爭手段在世界範圍內掠奪財富、壓迫性生產和傾銷商品，有賴於國家機器提供的關稅保護來打造地方性的競爭優勢，有賴於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不斷再生產民族觀念來保障剩餘產品實現爲貨幣形態的剩餘價值的優先權，從而爲資本積累不斷開闢道路。在一個被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動力所拉入到一個充滿血腥搶奪的世界的世界中，民族觀念一方面隨着絕對主義王國之間的鬥爭從歐洲擴散到各殖民地，另一方面也激起了殖民地人民構建自身民族觀念的意識覺醒和帶有本民族色彩的反抗。民族觀念的歷史地位一天比一天突出，那就是爲深陷於衝突與對立的各社會實體進行維護自身利益的意識形態的辯護。 在近代中國，也體現出上述兩種對抗交織發展的特徵：一方面，歐洲各國間本就存在的歷史慣性衝突在瓜分中國的巨大財富的現實鬥爭中延續並進一步擴大；另一方面，中國在救亡圖存的過程中，學習吸收西方資產階級民族觀念，並形成、發揚了自己的民族觀念，且使之成爲團結人民，抵抗侵略的思想武器。正是在這裏，資產階級民族觀念與中國的“華夷之辨”合流，正如我在前文已經闡明的，爲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兩大革命目標做了辯護。 四、“尚未到來”的歷史：馬克思主義對資產階級民族觀念的判詞——“君以此興，必以此亡”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既然民族觀念有起源，有發展，那必然有消亡。上文已經綜述，這裏再作總結：從民族觀念的起源來看，其形成的根本物質基礎在於自然的不平衡；從民族觀念的發展來看，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交往的擴大與加深以及有組織的戰爭主導了人類發現自然不平衡以及不斷加深對自然不平衡的認識並將這種差異化認識轉化爲民族觀念的過程，而資產階級民族觀念只是民族觀念在人類社會進入到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特定產物；從“尚未到來”的民族觀念的消亡來看，隨着人類社會不斷接近共產主義社會，一方面，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邁向更高程度，對自然不平衡的逐步克服就將對民族觀念的物質基礎進行“釜底抽薪”，另一方面，政治社會與經濟社會將克服異化而統一，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形式將隨之消亡，資產階級民族觀念自然也就率先皮之不存，自行消亡了。這個消亡的過程雖是“尚未到來”的歷史，但已經可以觀察到民族觀念在實踐中衰退的標誌——資產階級民族觀念的逐步解體。資產階級民族觀念既然伴隨資本主義而興，也就必然伴隨資本主義而亡。更細緻地說，資產階級民族觀念是伴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而興的，它是民族觀念發展的最高階段。而這個最高階段只是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發展到它的頂峯時才達到的。隨着資本主義發展達到它自己的最高階段——帶有壟斷性質的帝國主義後，資產階級民族觀念就開始解體，民族觀念的整個歷史進程就已經進入到逐步消亡的階段。對這一問題可以略作理論分析： 伴隨自由競爭階段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對封建人身依附關係的反動，這個反動的歷史進程意味着封建人身依附關係已經發展到了它的最高階段，一種人羣的從屬觀念，人羣之間的異質性發展達到了頂峯。這個頂峯的產物在資本主義得以建立它的統治地位後，就被資產階級以“民族國家”（政治社會的形式）、“民族關係”（人類交往關係的形式）、“民族觀念”（意識形態的形式）的形式概括它自己。但是，爲自身的階級利益披上民族利益的“畫皮”只是資產階級在自由競爭階段的權宜之計，是服務於野蠻瓜分世界、服務於原始資本積累的政治手段。而資本主義的擴張本身就是要克服民族界線，故而民族之別（嘴上說的）很快就會讓位於剩餘價值率之別（實際做的）。哪裏能剝削、好剝削，哪裏就會有資本主義的侵犯——當我們真正考察經濟領域時，就會發現資本主義僱傭勞動關係是一種無視僱傭雙方民族差異的同質化關係，勞動者只是能提供勞動力的“物”，是沒有個性的物化的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被異化爲他們的對象也就是物之間的關係，受哪個民族的資本家的僱傭對勞動者來說並不存在質的差別，反之亦然。既然剝削的鐮刀並不在意韭菜的衣服，那麼資產階級也就不必在意民族之分了。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率先在經濟社會取消民族觀念，建立一致化的剝削圖景本來是資本主義的應有之義。打碎舊的生產關係，建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過程是民族衝突愈演愈烈的過程，而建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後，觀念上的民族就進入到消解的進程了。當然，這個過程是一個螺旋前進的過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舊有觀念的頑固性我想大家都深有體會。只要自然不平衡不徹底被抹平，民族觀念就會在世界上此起彼伏，但是總的趨勢仍然是向着消亡在前進。但是，資產階級不可能徹底認識到他們肩負的這一歷史任務，因爲資產階級民族觀念已經是民族觀念的異化形式——從一種關於自然與社會關係的認識異化爲資產階級爲人類交往關係套上的新的“等級制”枷鎖。消滅資產階級民族觀念的任務統一於人的徹底解放，這就意味着消滅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本身，消滅一切從對集體的惡導向對個體的善的傾向（消滅資產階級以民族的名義進行的掠奪），而這是資產階級基於階級利益的立場斷然無法接受的。但是，馬克思主義恰恰在這裏強勢宣佈了資產階級與它的民族觀念的“死刑”。 衆所周知，馬克思主義強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進行階級鬥爭，強調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也就是說，無論你生在哪裏，是哪國人，哪個民族的人，只要你是無產階級的一員，就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可以團結的革命同志。如此，以民族這種特殊性來區別人類就變得不重要了，因爲馬克思主義提醒人們認識到了在資本主義這樣的階級社會中佔統治地位的鬥爭形式下佔統治地位的同質性——自身所處的階級狀況，民族的特殊性已經從屬於這個同質性而居於次要地位，民族鬥爭已經讓位於階級鬥爭而逐漸喪失掉在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而在革命取得最終勝利，人類社會經過漫長的發展後有朝一日終於進入到共產主義社會後，正如我之前已提到的，極其發達的生產力水平將最終克服自然的不平衡，從而讓民族觀念失去物質基礎而自行徹底消亡。 如此看來，馬克思主義宣佈了民族觀念的終結，但是這個終結是現在嗎？立足現實，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是機械地反對民族觀念。現實世界是如此複雜，而馬克思主義者早已辯證地認識到：民族觀念是自然不平衡進而是發展不平衡的客觀產物，只有在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後纔會自行消亡。當今的世界，不平衡隨處可見，民族觀念發展的不平衡也是客觀事實。這種不平衡的直接結果就是，有的地方苦於民族觀念的異化發展（資產階級民族觀念），而有的地方卻苦於民族觀念的不發展。正如有的地方苦於資本主義的野蠻發展，而有的地方卻苦於資本主義的不發展。兩者在這幾百年的歷史進程中已發展成爲一體兩面。因此更直白地說，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反對民族觀念，而是反對民族觀念的異化形式——資產階級民族觀念，反對把階級鬥爭包裝成民族鬥爭來分化無產階級，這本質上反對的是資產階級利用民族觀念來爲它們的剝削與掠奪做“遮羞布”，反對的是資本主義從對集體的惡導向個體的善的物質力量，反對資產階級將民族觀念工具化、武器化，反對將人類解放的終極目標降低到民族解放（不是放棄民族解放，而是不能止於民族解放）。 五、近代以來中國民族觀念的兩條發展路線及其當代表現華夏文明的發源“滿天星斗”。自古以來，中華文明區域便始終幅員遼闊，文明的各發源地自然條件差異極大，而得益於秦漢一統，遂成一族，書同文、車同軌，內部的差異性被行政機器一步步推向同一。王朝雖大，然而其四境邊疆仍有不少異族文明與之常年交戰，經過千百年來的戰爭與衝突，在清末帝制中國最終崩潰的時候，邊民已大範圍融入併成爲華夏邊緣。可以說，古代中國完全具有形成民族觀念的客觀條件和民族交往的實踐。如前已分析，古代中國也確有本土的民族觀念，華夷之辨就是中國古代社會民族觀念的地方形式。此種中國本土民族觀念受儒家學說的影響，具有文化中心主義的鮮明特徵，是將自然不平衡所產生的系統性的生產生活方式的差異作爲區別的標準，在意識形態上主張以諸夏先進文化爲中心，夷狄落後文化爲邊緣構建文化共同體。意識形態化的華夷之辨本質上是一種儒家特色的人身依附關係的體現，正如子從父、妻從夫、臣從君，文化上野蠻的夷狄也應該屈從且依附於文化上先進的諸夏，而諸夏是可以居高臨下以“既來之，則安之”的。 但是華夷之辨在清軍入關，滿清統治中國時期卻由於文化中心主義在滿清暴力征服中崩潰而失範：文化上野蠻的建州女真不僅沒有臣服於文化上先進的大明，相反還通過野蠻的暴力手段征服了漢地，實現了諸夏從夷狄的身份倒置，從本質上破壞了華夷之辨的基礎。同時滿清王朝在整個兩百多年的統治中刻意保持了滿漢民族之間的文化異質性，他們雖然不可避免地進入到文化上漢化的過程，但是滿清貴族是一個軍事貴族，作爲政治社會的統治階級對被統治的主體漢民族進行了基於軍事暴力專制的肉體消滅與文化閹割，使得具有代表性的清初所確定的剃髮易服留辮子的文化象徵意義始終得以保留，並強化爲確立滿族統治與奴役的文化符號。所以華夷之辨所要求的中心——邊緣式的內外有別的文化崇拜、依附、改變、融入的模式在滿清王朝完全失範，文化中心遭遇了暴力摧殘而不得不垂下高傲的頭顱，穿上別族的衣服，接受被奴役的命運。“用夏變夷”變成“以夷代華”，華夷之辨遂陷入敘述困境。這是中國地方性民族觀念的一次系統性摧毀，在滿清的大一統文化壓迫下，中國的主體民族進入到本土民族觀念發展的低谷。而滿族作爲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全方位享有特權的統治民族，其統治者所刻意保留的民族文化差異導致華夷之辨的核心爭議並沒有被消解，只是被系統性的社會暴力所壓抑，也就是說關於文化優越性的爭論伴隨中國本土民族觀念的壓抑而暫時蟄伏了。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漸淪爲半殖民地社會，中國的民族觀念迎來了一次觸底反彈的大發展時期。這次觸底反彈的根本動力在於伴隨西方列強的入侵帶來的中西方的衝突與戰爭，在民族觀念的重構上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歐洲資產階級民族觀念伴隨着資本主義全球擴張進入了中國人的視野。資產階級民族觀念與中國本土民族觀念華夷之辨所不同的是，它帶有鮮明的功利導向，以民族利益（其中經濟利益佔統治地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實質維護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爲中心，其意識形態主張在於構建利益共同體。這激起了中國民族觀念的重構與再發展，促進了近一百八十年來兩層含義上的民族意識的覺醒與發展： 一是遵循中國本土民族觀念的發展進路，在此進路上實現民族意識的覺醒意味着一種文化優越論的覺醒，要求重構一種先進文化作爲民族的錨點。可以稱之爲文化意義上的民族觀念。清末民初，西學東漸，西方列強敲開國門的同時，也帶來了與衆不同的文化形式與內容，中國當時的有志之士就意在藉助西方文化來重構出一種先進的中國新文化。這是中國本土民族觀念的一次觸底反彈，也是一條延綿至今的民族觀念發展路線——文化中心主義的民族建構路線。其中，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藉助基督教文化對滿清所構建的封建落後的壓迫性儒教文化形成第一次反動；此後，新興資產階級在領導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踐中，藉助歐洲資產階級民族國家觀、民主文化與革命文化，重構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資產階級“國族”文化以推翻帝制，建立民國；西方帝國主義通過買辦資產階級控制瓜分中國經濟的同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又通過新文化運動來試圖塑造新的民族文化形式（用以凝聚新的共識，目的在於推動一種利益共同體的實現）；隨着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入侵，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階級基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則錨定無產階級革命文化的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創造性地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來凝聚民族共識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再到中國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文化中心主義的民族觀念的發展遂隱入國際主義文化與階級兄弟文化發展的背後；進入到當代中國，隨着階級鬥爭文化與國際主義文化的失語，文化中心主義的民族觀念迎來一次新的再發展機遇，那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爲核心資源構建一種先進的自信的現代的民族文化，這是對近一百多年來文化西化的一次反動，也是“中華民族”民族觀念的文化核心的重構進程。在此過程中，佔統治地位的自然就是曾經被滿清系統性壓制與消滅的底蘊深厚、源遠流長的主體漢民族的文化復興，這次文化復興一是由於主體爲漢文化的復興，所以必然對滿文化具有反彈式的仇視與反對；二是由於承載着近代革命文化中反封建的文化傳統，所以必然對代表封建舊文化巔峯的滿文化採取系統性的批判視角。 二是以西方資產階級民族觀念爲核心系統性重構中國民族觀念的發展進路，自此中國民族觀念迎來政治上的覺醒，要求重構一種民族利益共同體作爲打造中國政治社會新形式現代民族國家的基礎。這是中國民族觀念發展的利益中心主義路線。首先是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中通過建構主體漢民族的利益共同體來對推翻滿清貴族出賣主體民族利益給西方列強的喪權辱國的異族統治進行政治造勢，要求完成“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政治民主革命。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後，以袁世凱爲代表的北洋統治階級很快就放棄了主體漢民族的利益共同體，轉而試圖建立“五族共和”的新利益共同體，目的是爲了能夠全盤接受滿清“滿蒙回藏漢”的全部疆域。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進程已初步完成，在意識形態上，民族利益共同體已經逐步讓位於國家利益共同體，民族觀念發展成爲民族國家觀念，已然基本完成以資產階級民族觀念爲內核來重構中國民族觀念的歷史任務。然而以巴黎和會的失敗爲代表，中國廣大人民看穿了這種以國家利益來掩蓋實質上對買辦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的利益的維護的國家利益共同體的虛僞本質，推動爆發了五四運動，這也標誌着中國社會開始了真正的利益共同體民族意識的覺醒。及至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期間，中國的統治階級在對抗西方列強殖民入侵的過程中始終軟弱無力，甚至狼狽爲奸，特別是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狼子野心的全面侵華戰爭仍然採取“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使中國從一個部分喪失國家主權的半殖民地國家到幾近於亡國滅種的危險境地，這徹底激起了中華兒女作爲一個整體的民族利益共同體的意識，推動了中華民族民族觀念發展的一次高潮。這個中華民族觀念的政治建構的歷史任務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當時已然代表中國廣大無產階級利益的中國共產黨的身上，通過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來推動實現從資產階級革命以來始終無法完成的建立擁有完全國家主權的國際地位和尊嚴的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任務，使作爲一個整體的中華民族“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949年10月1日，隨着天安門上毛主席的鄭重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隨着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階段，民族革命敘事讓位於階級革命敘事，民族利益共同體讓位於階級利益共同體，中華民族觀念讓位於“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世界階級觀念，進入到消亡的階段。隨着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到當代中國，面對政治社會對階級鬥爭的放棄，以及面對一個主要由資產階級民族國家所組成的世界，中國的民族觀念也隨着國際國內新的階級力量對比以及國際交往關係的新發展而再一次迎來中華民族觀念重塑的新階段。 總的來看，中國民族觀念在利益中心主義發展路線上主要呈現出三種歷史的形態，它們的利益核心分別是：一、主體漢民族利益共同體；二、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利益共同體；三、無產階級利益共同體。在當前這個時間點，這三種歷史的形態又由於曾經佔統治地位的無產階級利益共識的破碎而找到了新的階級力量基礎，使得當代中華民族觀念呈現出一體多面的特徵。例如，主體漢民族利益共同體主要得到了小資產階級力量的支持；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利益共同體主要得到了工業資產階級力量的支持；無產階級利益共同體主要得到了工人階級力量的支持。在不同階級力量的影響下，對滿清宣泄民族感情時所處的階級立場就變得紛繁複雜：一、持主體漢民族利益共同體觀念的自然對滿清針對漢族的系統性迫害持否定排斥態度，進而將這種仇視的民族情感推廣到清代明的評價敘事中；二、持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利益共同體觀念的則執着於維護國土疆域合法繼承自滿清的關係；三、持無產階級利益共同體觀念的對滿清社會的封建落後性進行總體性的批判，同時對民族觀念本身進行批判，特別是批判資產階級民族觀念（本質上是批判資本主義）。當然，在這些針對滿清的主流民族觀點之外，也夾雜了一些敵人的聲音，比如滿清的遺老遺少以及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買辦資產階級）通過穿上民族觀念的衣服來表達對滿清的維護（列強無不懷念我大清），此種無需贅述。 附錄：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的形成近代資產階級民族國家是近代歐洲絕對主義解體的產物。因此談論資產階級民族觀的形成，不得不往前追溯那個孕育了資產階級民族觀萌芽的歐洲絕對主義的發展。而歐洲絕對主義又是歐洲中世紀封建制度逐漸解體並向君主專制發展的過渡，這個過程同樣受到資產階級力量的影響。正是歐洲商品經濟和商業城市的發展，使得新興的手工業主和商人開始積累資本，形成市民階級，並開始要求統一的市場、保護安全生產與貿易的環境，同時對天主教利用什一稅、贖罪券等掠奪財富的手段進行抵抗。前者是各自爲政、關卡林立的封建割據局面所無法提供的，而後者帶來了新教與天主教的長期激烈衝突。 一方面，力量尚弱的資產階級選擇與王權結盟。他們向國王提供財政支持，以換取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政策和政治保護。有了足夠的資金，國王就有了實現個人野心的經濟基礎，同時，要實現資產階級的願望就必然碰觸封建領主的傳統利益，這就使得國王既有了足夠的實力，又有了也許是足夠的藉口，也許是不得不削弱封建貴族的權力，而這種碰撞發展的頂點就是戰爭。另一方面，新教諸侯與天主教諸侯之間的意識形態和經濟利益衝突也很快演變成戰爭。應該說，戰爭的需要，正如我在評佩裏·安德森的《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中曾經說的，是歐洲從封建主義走向絕對主義的歷史動力，也就是中央集權與行政官僚化的歷史動力。絕對主義的每一步都在加速戰爭的步伐，戰爭的每一天都在強大絕對主義的力量。 頻繁的戰爭與歐洲絕對主義相輔相成，不斷推進中央集權化的發展進程，這就必然提出對整個社會進行更爲嚴密整合的要求，生產的組織性和統治的組織性均得以顯著提升。經濟社會與政治社會處於同樣迫切的變革壓力之中，戰爭增加了稅率和稅項，改變了稅收結構，君主要求更多以及越來越多的剩餘價值的獲取；戰爭改變了軍隊組織和官僚系統，君主要求更大以及越來越大的支配剩餘價值實現爲軍事機器的能力，建立常備軍，提高行政效率。這帶來了兩種對抗性張力的增強：爲了抵抗沉重的戰爭稅，市民、小生產者、農民包括地主和新興的資產階級都行動起來了，他們要爲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而鬥爭；不甘於喪失自身地位的貴族也開始躁動起來了，現在他們要進入宮廷謀求官職或者進入軍隊建功立業，他們把自己的地方性利益帶到了王國的中央。這樣，從政治社會到經濟社會，一個個旗幟鮮明的維護小範圍內共同利益的團體開始紛紛湧現。 於此同時，戰爭卻給自己劃上了規律性的休止符。1648年，被一般地認爲是現代主權國家觀念起源的結束了歐洲“三十年戰爭”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了。該和約確立了主權原則，承認了路德宗和加爾文宗的宗教地位，調整了各國的領土歸屬，確立了運用世俗化的國際會議的外交手段來解決國際爭端的國際交往方式。可以說，該合約針對歐洲各統治集團之間應該如何進行交往提出了許多新規定。如何認識這個合約及其帶來的變化？首先，這是一個僵持的多邊戰爭的結果，坐在談判桌上的只能是因爲妥協而相互平等的各方。因此，承認彼此的主權實際上只不過是妥協的結果。其次，神聖羅馬帝國在中央集權道路上遭遇慘敗，但是與之相對的是德意志地區開始跑步進入“小絕對主義”，即“諸侯專制主義”時期，各諸侯邦國在各自的小領地內開始集權化進程，建立常備軍和行政官僚系統。此外，新教地位極大鞏固，得到了合法性承認，大家都知道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內在聯繫，加爾文宗強調的勤奮、節儉和天職觀，爲資產階級的財富積累提供了道德正當性。宗教意識形態已經讓開了道路，和約的簽訂已然表明，宗教，至少是天主教，已經不是社會發展所依靠的尺度，它已成過去，現在世俗的世界需要世俗的手段，而資本主義就代表着世俗手段的新的高峰。

對辛亥革命爆發到清帝退位的過程考證非常地細緻，運用了大量的中外袁世凱檔案是本書獨到之處（說明袁世凱研究還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對過去辛亥革命一些爭論點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比如袁世凱對新政體看法、清帝退位全過程、袁世凱召開國民大會態度變化等），史學考證功底極其紮實。缺點是全文瀰漫着“孫文給袁世凱臉袁世凱不要臉”的態度，對袁世凱基於自身利益做出的決策否定居多，對孫袁二人評價不夠公平，將孫文描繪成一個願意爲大局犧牲但是政治手腕不夠強硬的“完人”，忽略了孫文和袁世凱政治觀點的相似性，這方面可以和牢章的《舊邦新造​》對比閱讀，同時結合孫文日後在廣州的集權黨領袖身份，進一步理解孫袁思想在鼎革時期對政治走向的影響。

開年第一本，質量相當高。從武昌首義到清帝退位的125天，在高中教科書被一筆帶過。作者爬梳史料，逐日、逐人、逐事都進行了詳細講述與分析，深度還原歷史現場。這125天沒有一天是平淡的，戰場之上，談判桌前，硝煙從未散去，鬥爭一刻不停。北方清室，南方黨人，都被袁世凱玩弄於股掌之中。清朝宗室也並不比明朝大臣更有骨氣，嘴上嚷嚷着流血到底，錢袋倒是捂的緊緊的。作者對袁世凱的評價相對客觀，尤其是對“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這一老生常談的辯駁有理有據。整本書更偏向於通俗說史，但也融合了諸多學術觀點，是晚清民國史研究之佳作。

寫得太細了，很多往來電報談話其實可以簡略寫，與其細枝末節的東西寫太多，不如眼界放更大，寫更廣泛的動向和變化。 只是個人觀點。

作者於本作史料可謂細緻入微，幾乎句句有出處，事事有源頭，全書密密麻麻皆是索引註解。考據之細緻處，一方硯臺、一張故宮藏寶圖都注出現存何處，對作者下此功夫實乃歎服。本作全面展示武昌起義至清帝退位這段時間南北議和各方博弈諸事，但應注意到書中主要還是聚焦於袁世凱這一歷史人物，其在南北議和、滿清退位等事件中的影響及影響其決策的諸多原因。作者在書中通過有邏輯地羅列史料，清晰描述在此過程中各個勢力間的彼此相互影響，呈現曲折的事件進程，進而陳述導致最終歷史性的結局。而本書中對未知史料，作者亦明確示之，不做過度揣測，由讀者自行判斷，僅在全書最後部分論述作者自己個人對某些歷史問題的看法。這種的書史形式，作者既全面展示歷史史料，揭開事件面貌，又令自己的主觀看法僅是點到爲止，尺度掌握極佳，把歷史過程展現給讀者的同時，還能提綱挈領指出問題，並留給讀者自行思考和判斷的空間。此彌足珍貴，較之當下流行的以主觀想法亂帶節奏的歷史網紅書要高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