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仕之間:漢代士人與政治

總體推薦，很有啓發，但作者對東漢後期士大夫階層的分析有很大問題。 作者強調由於士大夫對東漢宦官外戚專政，導致政治腐敗，士大夫在鬥爭失敗之後，對政治和漢王朝產生了失望情緒，由此產生了向名士的轉變。這裏面的標誌性事件就是黨錮之禍。 但這個說法細究就很有問題，先拿黨錮之禍單說，黨錮之禍本來就是陳蕃和外戚竇武反對宦官集團失敗的結果，這裏仕人集團反對的是宦官，哪裏反對了外戚？ 作者寫的很清楚，在經過東漢的儒士吏化，文吏儒化以後，主宰朝政的是具有行政能力的士大夫，而除了何進等個例外，東漢外戚多出世家大族，本身就屬於士大夫階層，是士大夫的代表，士大夫集團爲何反對士大夫統治？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袁紹集團當年誅滅宦官之前，也一直追隨在外戚大將軍何進的左右，袁紹背後站着的也是世家大族，士大夫集團。何來反對外戚干政，進而失望之說？ 再有，東漢時期，極看中門生故吏，而豪族大地主通過家族內部系統學習、教授儒學經典，把持察舉仕進門路，因此有數量十分龐大的門生與故吏，利益盤根錯節，他們既是學術代表，又是政治勢力，在士人中有極大影響力。再加上察舉制異化，導致輿論風評極爲士人所看中。這是黨錮之禍中，陳蕃竇武集團獲得數萬太學生支持響應的根本原因。 我承認東漢士人集團在黨錮之禍的鬥爭中有超功利的緣由，但恐怕並不多。東漢士人集團既是儒家知識分子，但更是大地主階級。他們從來不是外戚的對立面，恰恰相反，外戚是士人集團的一份子，而他們對抗的宦官集團，則是皇帝爲了對抗外戚扶植起來的勢力。 袁紹在奪取天下之前，以誅滅宦官匡扶漢室自命，他是士人集團的領袖人物，從來沒說過要反外戚集團。作者以士人反抗外戚宦官失敗進而失望，來解釋其向名士的轉向，是十分幼稚的。更進一步，這個時期士人真的形成了這種轉向嗎？試問三國時期縱橫捭闔的英雄人物，有幾個不是士人集團出身？有幾個不是出身名門的士人子弟？他們是疏離政治的名士嗎？恐怕正相反吧？

正文和附錄的多有重複，不清楚附錄這些論文的意義何在？既然正文部分就能講清，又何須附錄這幾篇論文。作者的論述主線很清楚，即士大夫政治是如何形成的，大致可分爲三個階段，先秦至武帝時期的遊士；武帝至東漢的儒士；東漢時期發名士。作者認爲士大夫政治的發展是內外因共同作用下的產物，外因如朝廷的士人政策，內因則是士人自身的調適與建構。作者的結論受錢穆的影響很大，如東漢士大夫政治形成說，更是直接承襲錢穆東漢儒生政府一說。不過作者關於儒士和文吏合流的論述實在是過於粗糙了，不如閻步克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中精確。關於東漢名士的形成也過於糾結既有的士人與外戚、宦官鬥爭框架，忽視了外戚與士人的複雜關係。至少在東漢後期面對權力膨脹的宦官，士人與開明外戚是聯合起來一致對外的（如竇武和陳蕃，何進與袁紹）。此外作者對董仲舒儒學的理性主義成分也是過於高估了，忽視西漢儒學中的神祕主義色彩，至於東漢的讖緯神學與各種靈異論的泛濫成災就更不必說了。

比起田餘慶這樣的大家鉅著，本書的體量實在更友好，自有好處。文字平實洗練，能確實地在一本小書裏把歷史和觀點都說得很清楚，學術上足夠紮實又兼顧普通曆史愛好者的接受程度。 “士”從先秦時期作爲古代封建階級的最下一層，直至兩漢四百年，正如書名從“士”到“仕”，一字的轉變，卻是士仕之間從概念乃至思想到走入政治實踐的改變。作者非常清晰地展示了儒學如何從“遊士”、“君子不器”等等相對邊緣地位走向“士”這一羣體作爲全新的力量乃至中堅的政治力量的過程，可以看出其間有對法家和道家思想等等的對抗與借鑑、融合，並隨時代需要的妥協、抗爭。 兩漢，上承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下啓之後千年間思想與實踐，而作爲其中“中流砥柱”的士人們，更是如此。 漢承秦制，用的依然是法家的一套，又反思秦朝的嚴苛暴戾，只不過初期依靠的是道家的“無爲而治”。都知道武帝時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細節上的進行並非那樣一蹴而就。而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論，可以看出融合了道家、陰陽家等諸子百家的學說。皇權受命於天，天意反映在民意之中，並通過災異對皇帝進行警示…… 董仲舒的學說解決了王朝合法性和長久性的關鍵問題，建立太學、博士讓儒士正式從“遊士”改變爲國家養士的文士。用儒家的“仁”、“禮”對法家的“理”（法理）的嚴酷柔化，儒家的“士”也相對於法家的“吏”，而“循吏”內在有法家的務實外在具備儒家的風骨，兼具兩家優點。明朝張居正“寧用循吏，不用清流”的循吏原來是這樣的意思。不過，整個西漢儒學思想更多地是作爲對法家的政治實踐的一種輔助和裝飾——“緣飾”，但也慢慢以顧問之類的身份開始參與到王朝政治的深處之中。 災異是上天的警示，相對的還有“祥瑞”，西漢末年至王莽新朝，正是反向利用了這一點，以劉歆爲代表的文士們紛紛轉向王莽而拋棄了漢室……也反映出這段時期，士人對儒家“忠”、“義”、“節”等等觀念與後世的迥然不同。 這也是東漢王朝要解決的問題，光武帝開始，儒家的忠從比較抽象的代表天的民意轉向更加具體的皇權。儒士以其風骨，忠貞、剛正，在東漢中晚期成爲對抗外戚、宦官強權和混亂的中堅，成爲維護王朝穩定的力量。 這樣的抗衡之中，儒士還是落入下風，隨着代表人物如李膺等被屠戮，下場慘烈。留下來的其他人漸漸遠離政治紛爭，轉向莊、老的道家思想傾向，也演變成爲至魏晉南北朝的清談、狂士、玄虛之風……

辨析吏、儒、士三個密切相關的羣體在兩漢期間的歷史演變，清晰地看到士大夫觀念的形成及與皇權興衰相互依存的政治結構，職業角色、文化內核與階層身份既有融合又有分化，呈現出以儒化法、士吏合流的複雜現象，但有一個由遊士到儒士，由儒士到士大夫，由士大夫到名士的士人羣體脈絡，值得關注的一本好書。

浮沉仕路，士風流變 本書內容十分容易清楚理解，十萬字的閱讀下來，不覺得有晦澀難懂之處，可以說的一氣呵成，已經很久沒有遇到。那麼容易閱讀，思維量並不是很高。這本書很適合去入門。對中國古代士與士大夫的一初窺。 兩漢四百年是中國傳統士人階層成型蛻變的關鍵時期。後世綿延兩千年的士大夫政治文化，其精神內核與制度雛形，皆根植於這一時代的階層磨合與制度探索 ①兩漢政治演變大勢【士人主體性逐漸萎縮，王朝專制性逐漸強化】 ②提煉 漢代士人政治身份四次完整轉變。 很久之前在閱讀余英時以及錢穆作品的時候，對中國古代士大夫羣體的一個演變之中，內心之中也有這麼一條模糊的線索，雖然不是線性的，但是很久之前就聽說了作者的這本書，如今再來重新撿起來閱讀的確有相通之處 一遞進式的階層演化，串聯起先秦諸子到漢季名士的千年文脈流轉。西周時期的“士”，只是宗法等級中貴族的最低層級。他們保有食田俸祿，修習六藝學識，是早期掌握文化話語權的小衆羣體。春秋戰國世卿世祿制度崩塌後，這一羣體迎來劇烈的階層流動。士人或躋身朝堂成爲官僚，或跌落民間淪爲庶人，遊離於各國政權之間的遊士羣體就此誕生。 遊士最核心的特質體現在雙重維度。一是社會階層的遊動不定，二是文化品格的主體自覺。古人有言學以居位曰士，又言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這份以學識立身、以才幹入仕的職業自覺，讓先秦遊士成爲百家爭鳴的核心載體。他們遊走列國、縱論國策，主動設計後世政治藍圖，也積極探尋自身在大一統秩序中的生存位置。 秦漢大一統格局建立後，遊士的自由格局被徹底打破。秦代並未徹底摒棄養士傳統，反而設立囊括儒、法、術數、方技各家的七十人博士制度。即便經歷焚書坑儒的嚴苛整治，士人文脈依舊未曾斷絕。叔孫通攜百餘弟子蟄伏待時，魯地始終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鄭樵所言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這何嘗不是？遊士傳統在秦代的頑強延續 漢初寬鬆的社會環境，讓遊士遺風再度興盛。分封制度讓諸侯王廣納賢才，淮南王劉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爲士人提供了棲身之所。惠帝廢除挾書律，高後摒棄妖言令，文帝取消誹謗罪名，思想禁錮的解除，讓士人得以自由論政。親歷秦亡漢興的時代變革，漢初士人普遍以反思秦政、重構漢政爲己任，開啓了儒道共治的早期政治探索。 蓋公以治道貴清淨而民自治的黃老思想奠定漢初無爲而治的治國基調，造就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的安定局面。陸賈直面劉邦輕視儒學的弊端，直言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以《新語》十二篇構建儒道兼綜的治世理念。賈誼更是直擊漢初政治隱患，以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的盛世危言警醒朝堂，主張改德易朔、以民爲本，試圖以儒家禮制徹底革新秦代法治弊端。這些漢初的潛流爲武帝【更化】奠定基礎， 漢武帝時代，董仲舒的思想建構徹底終結了延續數百年的遊士傳統，完成了士人階層的第一次關鍵轉型。作者將董仲舒定義爲戰國諸子政治設計的集大成者與終結者。面對漢初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的制度亂象，董仲舒構建起完整的天人政治體系。他以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確立君權神授的統治合法性，又以災異譴告約束君權，提出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的政治準則，將天意、君權與民生緊密綁定。 在制度實踐層面，董仲舒主張興辦太學、推行察舉，明確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養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這套改革讓儒學成爲官方核心標準，徹底改變士人入仕路徑。元封年間司馬遷與壺遂主持太初改歷，定漢爲土德、色尚黃，標誌着獨尊儒術從思想理念落地爲國家制度。自此，遊走四方、自由論政的遊士徹底退場，恪守經學、依附皇權的儒士正式登上政治舞臺。 獨尊儒術後的西漢中後期，儒士雖獲得合法仕進渠道，卻始終處於政治從屬地位。朝堂行政的核心力量仍是熟稔律令文法的文吏羣體，形成文吏在前，儒者在後的政治格局。儒士秉持君子不器的治學理念，長於義理空談卻疏於行政實務，只能以經術潤飾吏事，充當政治體系的點綴與修飾。宣帝一句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精準道破西漢政治的核心本質。霸道爲行政主體，王道爲輿論修飾，儒士始終未能真正掌控核心權力。 鹽鐵會議是儒士羣體集體發聲的標誌性事件。始元六年，六十餘名賢良文學直面桑弘羊代表的法家官僚集團，圍繞官營經濟、對匈戰事展開激烈辯論。這場論戰並非單純的政策之爭，本質是士吏兩大階層的權力博弈。儒士羣體首次以獨立政治力量介入國是討論，標誌着儒學政治影響力的持續攀升。 西漢後期，董仲舒天人學說的深層影響逐漸顯現。其五德終始的動態循環體系，搭配君臣以義合的雙向倫理，徹底弱化了士人忠君守國的家天下觀念。昭帝時期眭弘直言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宣帝時蓋寬饒援引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的古訓，谷永更是直言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這種普遍的官天下共識，讓西漢末年的士人不再固守漢室正統。 劉向與劉歆父子的政治抉擇，是這一時代思潮的典型縮影。劉向身爲劉氏宗室，潛心梳理災異亂象，著書警示外戚專權的危機，終身竭力匡扶漢室。其子劉歆則重構五德學說，摒棄劉向的五行相勝說，創立五行相生的理論體系，爲王莽禪代漢祚提供完整理論支撐。在這一時代背景下，王莽依託儒家理想塑造自身形象，以《周禮》爲藍本推行全面改制。他摒棄漢代霸王道雜之的政治傳統，純任儒術革新制度，最終以改革崩盤宣告儒家理想主義政治的徹底破產。 東漢建立後，統治者深度覆盤王莽之亂的歷史教訓，開啓了對儒學體系與士人階層的雙重改造，推動儒士正式向士大夫轉型。章帝時期的白虎觀會議，是漢代政治思想定型的關鍵節點。此次會議裁定五經異同，最終彙編成《白虎通義》，徹底改造了董仲舒的天人學說。原本循環流變、約束君權的五德終始體系，被固化爲僵固不變的政治秩序。書中明確界定明臣可以爲君，君不可更爲臣，徹底消解了有道伐無道的革命精神。 與此同時，原始儒學雙向的君臣倫理被徹底顛覆。東漢將忠孝倫理政治化、絕對化，君臣關係從雙向道義契合，轉變爲單向的絕對服從。配合朝廷推行的吏化政策，朝堂通過試職考績、累功升遷的選拔規則，改造空談義理的儒生羣體。士人兼具儒學修養與行政能力，最終實現士吏合流，成熟的士大夫階層正式成型。這一階層既是專制皇權的維護者，也是正統儒家文化的傳承者，奠定了此後兩千年傳統政治的人格基礎。 東漢中期，成熟的士大夫羣體成爲制衡外戚宦官專權的核心力量。面對朝政昏暗、奸佞當道的亂局，一代代士人堅守名節、直言敢諫。李膺被譽爲天下模楷李元禮，不懼權貴懲治宦官奸邪。陳蕃秉持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的初心，年過七旬仍挺身討伐閹黨。範滂心懷澄清天下之志，身處亂世堅守本心，以身殉道坦然赴死。彼時民間風謠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道盡了清流士大夫堅守正義的悲壯境遇。 太學生羣體的清議風潮，更是東漢政治的獨特風景。三萬太學生危言深論，不隱豪強，以輿論力量匡扶正義、制衡權貴。司馬光曾精準評價東漢政局，朝堂公卿直言諍諫，民間布衣立論救弊，這份士人風骨，讓漢末亂世得以亂而不亡。 兩次慘烈的黨錮之禍，徹底擊碎了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大批清流士人慘遭屠戮牽連，忠君報國的赤誠換來猜忌與迫害。士人價值觀出現徹底崩塌，循善守節不再能保全自身，反而招致禍患。在理想破滅與現實壓迫的雙重打擊下，漢代士人完成最後一次身份轉型，堅守朝堂的士大夫逐步轉向避世修身的名士。 ③漢末士人風骨轉變的遞進軌跡，我覺得比較粗糙，但是對於提供三個人物一個剖面來了解東漢中晚期的一個士大夫如林羣體的精神面貌。已經可以算得上是成功。 王符隱居著書，以潛夫自居，心繫朝政卻無力迴天，開啓士人避世思潮的雛形。郭泰專注人倫品鑑，不再危言論政，以清虛自持保全自身。風靡一時的林宗巾，成爲士人疏離政治、全身遠禍的時代符號。至仲長統著《樂志論》，明確提出叛散五經，滅棄風雅，追求逍遙世外、超然物外的人生狀態，徹底完成從入世濟世到出世自守的轉型。 孔融直言父之於子，當有何親，徹底瓦解漢代以孝忠君的倫理根基。阮簡身居官位卻漠視政務、縱情清談。這些言行標誌着漢代士風徹底蛻變，魏晉名士的精神風貌已然萌芽。楊慎所言世謂清談起於魏晉，非也，漢季蓋已有之。【漢魏士風流轉的內在脈絡就在其中】 從漢初遊士的自由探索，到武帝儒士的制度歸位，再到東漢士大夫的體制嵌入，最終到漢末名士的疏離遁世。四次身份轉變的背後，是皇權專制不斷強化、士人自主空間持續收縮的歷史必然。 士人不斷適配王朝制度，王朝持續規訓士人品格，二者的雙向互動，塑造了獨一無二的中國傳統士大夫政治文化。雖然士人主體性持續萎縮，但漢代定型的忠義氣節、經世致用的士人品格，以及禮法結合、霸王道雜之的政治模式，成爲貫穿中國古代兩千年的政治底色。 關於東漢中晚期的士風與黨錮之禍關係可以參閱東晉次的相關著作。 ④五篇附錄的問題，可以配合正文閱讀。附錄一（遊士傳統） 對應正文第一章（遊士階段）。附錄二、四、五（五德終始、災異觀、扶漢→附莽） 對應正文第二章（儒士階段/西漢後期）。附錄三（董仲舒與司馬遷） 貫穿第一章末與第二章，補充董仲舒學說在史學中的闡釋。附錄六（王符→郭泰→仲長統） 對應正文第四章（名士轉向階段）。

理想化的論點 兩漢之間士人的三次轉變，在《士仕之間》這本書中已有非常清晰的闡述。“這個過程既是政治塑造士人的過程，也是士人適應政治的過程”，可以說是全書的題眼。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點來看，內因決定外因。而本書中始終有一個觀點若隱若現，即作者王保頂老師主要還是從好的側面來分析這一轉變過程，也就是預設了士人作爲正面形象貫穿全書始終。 其實這個觀點仔細分析很有意思。人不可能都是良善的，甚至正面角色可能只佔人類總數的一小部分。再細分，哪怕好人也不可能時時刻刻只表現出完美的一面。這麼看來，王老師的分析無疑帶有很強的理想性，甚至在某些細節上來看是很難站住腳的。但是我們之所以可以接受這種論點和對相關過程的分析，主要來源於傳統文化對士人的自我約束，特別是西漢中期以來，儒家文化對士人的規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可以認爲這本書的核心論點，是理想和現實的碰撞和相互影響。 這一點，在書的第四部分中顯得尤爲突出。東漢中期以來，朝堂爲外戚和宦官把持，政治上一塌糊塗。書中從黨錮事件及相關史實入手，重點論述了李膺、範滂、郭泰等清流人士在黑暗時局中的沉浮。實際上，阿附於外戚和宦官之人，對比黨人來說絕非少數。作者在開篇時，即將這類缺少理想信念的人，幾乎全部劃入“吏”的行列，並將其與本書核心論述的人羣對立起來。這其實模糊了“士人”本身的概念劃定，但是作者和讀者並未對此產生懷疑，這一點也說明，理想化的士人羣體不但植根於認同傳統文化的人們心中，而且也呈一定規模地存在於中國歷史中。 由此定義來看，只有“入世”的士人才在作品的論述範圍內，“學而優則仕”是明確的信號，是那些懷揣神聖理想的士人，希望通過參與國家和政體建設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理想。在這種心態的促使下，士人才會不斷地適應社會的變化，在現實面前適當地調整、修改自己的理想。而對於那些沒有理想的人來說，他們只需要隨大流即可，在現實面前也始終沒有抬起過頭來。入仕對他們來說，未必是實現自己目的的手段，但一定和謀生相關。只是社會並非只有黑與白，我們在閱讀時需要注意區別黑色和普通色。 雖然近年來王莽的口碑有所好轉，但篡漢的帽子是怎麼也無法摘掉的。書中對於士人此時的動向，只簡單用了“附莽”來評判。大儒劉歆扛下了全部的傷害，但從書中相關論述來看，作者明顯沒有爲難劉歆的意思，只是放在大環境裏不疼不癢地點了幾句就結束了。至於同爲儒士的王莽，作者把論述重點放在政體轉變所帶來的影響上，對於王莽個人幾乎避而不談。所以說，本書從論點到論據都有極其強烈的理想化，這就是一個非常鮮明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