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盛景：宋朝商業文明的興盛與落幕（上下冊）

過去一年我讀了戰國到唐的歷史，有書，也有 B站視頻，但是關於宋的歷史，幾乎一個高質量視頻都沒找到。然後查到《一本書讀懂宋朝》，很小一部書，其中瞭解到宋的工商業極其繁榮，加上海上絲綢之路，感覺像極了工業革命前夕的英國。問題隨之而來：爲什麼宋沒有進入工業革命？帶着這個問題，兜兜轉轉找到了這本書。這本書，完整完美的回應了我的問題，更向我徐徐展開了一個更盛大的商業宋朝。 宋之前的朝代，是我們印象中的古代中國，即社會主體是自耕農，財政稅收大頭是農業稅。進入宋，因爲財政缺錢，對社會自發產生的商業萌芽、行業分化科技發現、貿易頻繁、城鎮化率提高等等新變局，採取了默許乃至支持的態度，最終成就了宋的商業奇蹟。 過去讀的歷史書，都是目光集中在朝中皇位的更替，這本書把目光轉向了社會大衆，並且用到了很多跨時間的縱向對比，和跨地域的橫向對比，用到了很多數字證據，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講歷史的方式。 看到一些對這本書的批評，主要集中在批判作者推崇自由主義和小政府主義，這在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舉國體制下，確實顯得不合時宜。但另一方面，我想用作者的理論來爲這一點辯護，即只有行之有效的制度，沒有一勞永逸的制度，彼時宋朝就是適合自由發展減少干預。作者分析，技術和制度的關係是動態變化的，宋的統治者也是摸着石頭過河，面對工商業社會生產率遠高於農業社會，自己又嚴重缺錢，沒有前朝經驗供其參考，“什麼都不做”比怎麼做、做什麼，產生了更好的結果。這不正是我們在改革開放之初的態度嗎？不必用現在行之有效的經濟模式，去批判當時朝代的制度選擇。 受這本書的影響，我已經打算再找其他朝代的財政視角的歷史書來讀了。感謝這本書爲我打開新世界的大門！

繁榮褶皺裏的體制性潰爛 一、市井浮世繪：盛世幌子下的權力生意 張鳴談歷史，專挑“肉爛嘴不爛”的荒誕。《逝去的盛景》開篇便撕開《清明上河圖》的華麗長卷——汴河上商船如鯽，岸邊酒樓高過宮牆，乍看是商業自由的烏托邦，細究卻是權力尋租的修羅場。書中抖出個狠料：汴京城最大的腳店“白礬樓”，明面是民營酒樓，暗裏竟有皇親國戚的乾股；猶太商人在虹橋邊開的香料鋪子，每年三成利錢直接送進三司使的後院。這種“官商勾兌”的買賣經，比張鳴筆下的晚清厘金局更赤裸——大宋的市井繁華，原是一羣蛀蟲啃噬出的虛假繁榮。 最諷刺的是宋徽宗的“與民同樂”。這位藝術皇帝常扮作富商夜遊汴京，在酒樓題字作畫哄擡市價，活脫脫大宋版“領導帶貨”。等金兵真打過來，他藏在龍袍裏的，除了瘦金體字帖，還有一沓民間錢莊的股權憑證。張鳴若見此場景，定要冷笑：“皇上逛窯子還要發票呢，何況是逛市井？” 二、財政死局：掙錢越多，窟窿越大 張鳴解剖制度，向來刀刀見血。宋朝的財政堪稱史上奇觀：海外貿易歲入頂得上十個“澶淵之盟”的歲幣，軍費開支卻像個無底洞。書中算了一筆混賬賬：養個禁軍每年耗銀50貫，而市舶司從阿拉伯商人手裏抽的稅，夠養二十萬大軍——結果錢呢？全填了汴京城的勾欄瓦舍。 王安石變法更是一場黑色幽默。他搞“青苗法”本爲助農，結果地方官硬把貸款指標攤派成高利貸。張鳴若來點評，定會翻出他在《北洋裂變》裏的話：“好經讓歪嘴和尚唸了，還要怪菩薩不靈。”等司馬光們上臺喊“盡廢新法”，轉頭就把市易務的肥差分給自家門生。這場“改革-復辟”的二人轉，唱的全是分贓戲碼。 三、技術早夭：發明創造餵了體制怪獸 張鳴最擅揭穿“文明遮羞布”。宋朝的四大發明，在書裏全成了笑話：活字印刷術催生了科舉作弊產業鏈，考生們用膠泥字模在考場現場排版範文；火藥配方被軍器監太監拿去給皇上放煙花，邊關將士的突火槍還不如燒火棍好使。 最絕的是“交子”的命運。這本是蜀地爲方便茶馬貿易發明的匯票，結果朝廷眼紅，硬改成官辦紙幣。等發行量超過準備金十倍，宰相蔡京還能面不改色地宣稱：“此乃經濟新政！”張鳴若見此，必要引他在《歷史的壞脾氣》中的名言：“驢糞蛋子表面光，裏頭全是糠。” 四、文人現形記：聖賢書裏的生意經 張鳴戳穿士大夫畫皮的本事，在書評裏活靈活現。歐陽修寫《醉翁亭記》時滿嘴“與民同樂”，轉頭就參股廬陵商會的漕運買賣；蘇軾一邊吟誦“一蓑煙雨任平生”，一邊在杭州倒騰海外香料配額。這些文壇巨擘的生意頭腦，比他們在朝堂上的治國方略高明十倍。 科舉制度更成了黑色產業鏈。汴京書坊公開售賣“狀元模板”，考生花三百貫就能買到當科考官的審美偏好。張鳴若來補刀，定要提起他在《民國的角落》裏寫的“槍手經濟”——大宋的科舉舞弊，早給民國考場備好了現成的劇本。 結語：盛世膿包與當代鏡子 《逝去的盛景》最狠的刀子，是給“商業革命”這頂高帽做了屍檢。當作者寫道“宋朝創造了最早的GDP奇蹟，卻造不出一個廉潔的市舶司”時，張鳴式的歷史洞察力躍然紙上——這哪是在說大宋，分明是給某些地方債臺高築卻大搞形象工程的現實畫像。 書裏那個承包官倉的皇商，爲應付檢查往黴米里摻石灰的橋段，活脫脫是當代“科技狠活”的古代版。當我們在直播間裏圍觀“大宋美學復興”時，可曾想過：今日某些地方大拆大建的“盛景”，會不會是另一場《清明上河圖》式的體制性潰爛？ 張鳴常說：“讀史不是爲了掉書袋，是爲了不當冤種。”這本書的價值，就是把大宋的商業神話拆解成一面照妖鏡——照見權力與資本媾和的千年套路，照見技術淪爲權貴玩具的永恆宿命。當我們在博物館讚歎宋朝瓷器的釉色時，或許更該看清：那抹天青釉的光澤裏，映着多少民窯工匠被剋扣的工錢。

翻開書頁像掀開一屜灌湯包，熱氣騰騰裏浮出汴京街頭的吆喝聲——“客官，交子能賒賬，但蟹黃湯包得趁熱嗦！” 讀着讀着就一腳踩進《清明上河圖》的像素裂縫裏，左邊茶肆老闆撥算盤比rapper打碟還快，右邊番商扛着胡椒罐子追大宋商船，天上飄的廣告幡寫着“本朝GDP，包郵區包圓兒”。 結果合上書成了時空錯亂的酸菜魚：上半身卡在勾欄瓦舍蹦迪，下半身陷進現代報表裏算KPI。那些燈火通明的商鋪，如今全成了博物館玻璃櫃裏的“已讀不回”，連《東京夢華錄》都成了直播間標題：“家人們！最後一波青花瓷骨折價！” 最扎心是讀到外賣小哥扛着炙羊肉狂奔八百米——好嘛，原來宋朝就有“餓了麼”？ 🎊偶然發現，年前讀到年後，喫貨讀完的最深感受，純屬個人見解，見笑！

全書洋洋灑灑近七十萬字，囉囉嗦嗦的，又爲了證明自己言之有物，引用大段的史料或資料的原文。 全書是以清明上河圖爲引，試圖用經濟學的棱鏡折射出兩宋三百餘年的興衰圖景。 但可惜他的筆力不足以駕馭，導致上篇的浮世繪變成了流水賬一樣的文章堆疊。 說難聽點，再多壘上幾十萬字都不爲過，畢竟宋朝的史料浩瀚如煙。 所以捏着鼻子看完上半部分，作者雖然獨取“錢”這把鑰匙，卻是蜻蜓點水一般的摘取各家之言。 最後算是勉勉強強的，將宋朝的工商繁華、城市革命、紙幣創生以及最終的財政崩潰，編織成書。 他確實要感謝他的出版商伯樂，更要感謝吳鉤等專家學者，反正我是讀到了不少吳鉤的觀點。 但，良師不一定出好徒弟，可惜作者沒有把衆家之言融匯到自己的觀點裏。 所以我讀起來，邏輯上會有矛盾。 作者將宋朝的繁榮歸結於市場自發力量的釋放與制度的某種最佳張力，又將衰亡歸因於此類張力的喪失與財政的崩潰。 這種看似自洽的解釋，實際上遮蔽了一個關鍵問題：經濟的現代性是否等同於社會整體的現代轉型？ 這就是這本書我不喜歡的地方，作者試圖用宋朝一個案例來寫全這個關鍵問題，典型的眼界大而胃口小（說難聽點叫眼高手低）。 恰好我纔讀過一本學術專著《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說的也是現代社會爲何轉型這個話題。 那本書可是用了全球歷史上的幾個主流文明體系來論證的，洋洋灑灑全是乾貨（強烈推薦）。 書裏指出了，現代社會並非經濟技術的線性積累所能自動達成，它源於軸心文明中一種極爲特殊的精神突破——希伯來信仰與古希臘理性在基督教文明中的二元張力。 最終演化出認知理性與信仰的分離，催生出工具理性、個人權利觀念和契約型社會組織。 如果沒有這種終極關懷與理性的二元分裂，沒有以個人爲載體的普遍權利意識的覺醒，縱然出現了紙幣、行會、繁華的市民生活，也無法從根本上突破傳統社會的權力結構和價值秩序。 在這個視角下，尚且可以讓宋朝的前現代化崩盤提供個更合理的解釋。 奈何作者沒筆力寫出來，我覺得他腦子裏甚至壓根沒有這個概念，說來有點尷尬。 說起來，本書中還着力論證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宋朝的“超前提”造成了其悲劇： 即其政治與社會組織過於“現代”，因而無法抵抗看似落後卻更爲強悍的遊牧社會。 我覺得這一論斷更需要被審慎對待。 作者自己也承認，宋朝所謂的“現代性”實際上是一種非常前現代式的工商業繁榮。（我覺得這更可能是其他專家指出來的觀點，作者沒有很好的消化吸收） 它的興盛得力於唐末以來門閥世族的徹底瓦解和後周、宋初對商業管制的放鬆，本質上仍是在傳統農業帝國框架內的一次經濟結構性調整，而非社會組織原則的根本變革。 從這個視角解讀，宋朝的繁華和現代社會的繁華雖然類似，但卻壓根不是一回事，不能相提並論。 但我從書裏的字裏行間，可以感受到作者發自內心的幻想： 一種大宋的前現代化，如果沒有被打斷該有多好的架空論點。 結合我前面討論的古典文明如何艱難進化到現代社會，就會不自覺的感受到他觀點的幼稚與虛無。 過去十餘年，隨着中國數字經濟、移動支付的爆發式增長，類似作者這種對宋朝歷史假設的迷戀在公共輿論中如幽靈般復活。 所以我很理解他爲什麼會有此等感嘆，因爲我們似乎從自己身邊的繁榮中看到了千年前的影子。 但作爲一個用前述主題作爲研究課題的書，一本後記裏主動加上“博士論文答辯尚且如此”的立意高深之作。 有此不經大腦思考的幻想，情感上理解，但理性上，我認爲是屬實不該的。 算了，說點有現實意義的話題吧，我們讀史肯定是要來點以古鑑今的。 我就自己加點貨吧。 雖然說現代社會的繁華，從社會層面的本質上，不同於大宋的繁華起因。 但，在這耀眼的商業文明成就之下，我們同樣面臨着如何定義和保障個人權利、如何建立公平透明的規則、如何防止資本無序擴張與權力過度滲透等現代性核心問題。 技術飛躍雖然能夠解決效率困局，卻無法自動分娩出權利觀念與社會信任體系。 如果一種文明不能產生個人作爲獨立單位的自覺，不能在工具理性之上建立起超越性的價值追問，那麼再繁榮的商業圖景，也可能像宋朝一樣，在內部失衡與外部衝擊下脆弱不堪。 我覺得這些可以用於當下的經驗，比任何理論推演都更能警醒我們： 盛景的含義從來不單純是經濟的體量，而是文明的韌性與個體的尊嚴。

通讀下來，很直觀地感受作者非常熱愛宋代，以至於屢屢忍不住假設能有另一個平行世界的宋能繼續繁榮，可惜歷史容不得假設，真實的世界有太多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事情。作者對宋代經濟深入論述，感受清明上河圖中的繁榮盛景，也折射出在小農社會這種繁榮的商業社會所包含的危機。作者在結尾說到的對歷史和歷史人物要抱有理解，這個也是我最近的感悟，理解歷史人物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只能從殘存的歷史資料中去了解歷史人物所處的時代。理解之前是瞭解，瞭解的過程中就有疑惑。比如作者說錢荒貫穿了有宋一代，對我來說就很疑惑，爲什麼宋代已經有紙幣了，卻不信任紙幣只信任銅錢，銅錢不也只是一種貨幣嗎。對我這個現代人來說銅錢等於硬幣而已，和紙幣沒有區別。但是宋代的銅錢卻更像是金銀這樣的貴重金屬，不會像紙幣那樣輕易失去價值。這就是很淺顯的古今相異，對經濟知識瞭解匱乏的我產生的疑問與瞭解。 還有反現代人直覺的一點，早期的理學家們宣揚的禮教，初衷是約束掌握權力的精英階層，而不是芸芸衆生。對於現代人來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理解明清以前的古代社會或許要換種思考方式，哀哀生民，爲了營生都耗盡全部心血，所謂的禮不下庶人。在殷墟博物館聽講解員老師說考古發現古代的貴族的腳踝骨和膝蓋骨磨損程度要比普通平民的要深，因爲他們跽坐，時刻保持禮儀，日積月累導致的磨損。何以統萬民，何以比別人都高一等，享受特權的代價，權力有自己的牢籠。或許聽起來像是爲特權階級開脫，但最近看歷史也在思考這樣的問題，權勢未必有那麼好。有得有失，只不過這種想法在金錢社會或許也很蒼白，不得而知。 書中提到的葉適的實用主義觀點很符合當代的觀點，​“就利遠害”是“衆人之同心”，人性天然就是“朝營暮逐，各競其力，各私其求，雖危而終不懼”這或許就是歷史發展最大的推動力，道德之類的都是比較蒼白。在利益的驅使下，收到 “路徑依賴”的牽制，做出有限的選擇，選擇不一定是理性的，不一定是利益最大化的。 最大化發揮比較優勢，通過市場擴展、產業細分與合作深化而獲得的生產效率提升，進而產生一個不斷拓深、深度挖掘繁榮的流通市場，互爲依託，宋代的經濟達到空前絕後的經濟繁榮。但這樣的經濟背後卻是脆弱的小農經濟，一不熟即轉死溝壑。政府試圖通過“抑兼併”來實現均富的努力幾乎總是不可避免地走向均貧，令人嘆息。回望這段歷史，不免感到遺憾，歷史是不是會有另一種可能。

繁華褶皺裏的文明基因病 一、市井如鏡：清明上河圖的盛世讖語 易中天談歷史，常以細節爲刀，剖開宏大敘事的肌理。《逝去的盛景》開篇即以《清明上河圖》爲棱鏡——汴河兩岸的酒旗招展、駝隊絡繹、瓦舍勾欄，看似繁華盛景，實則暗藏文明癌變的病竈。作者陳季冰以經濟史爲手術刀，剖開這幅“商業清明圖”的皮下組織：酒樓高過皇宮的僭越背後，是坊市制瓦解的權力真空；猶太商人在汴京開店的熱鬧之下，是財政對海外貿易的畸形依賴。恰如易中天筆下的晁錯削藩，看似“一切向錢看”的繁榮，實則是權力與資本共謀的慢性毒藥。 書中揭示的荒誕細節更令人心驚：宋徽宗親臨市井“探店”的獵奇，與王安石變法中“青苗法”淪爲高利貸工具的命運形成互文。這種“皇帝與庶民同樂”的盛世幻象，恰似易中天在《帝國的惆悵》中剖析的“儒表法裏”——表面風雅，內裏盡是權力算計的腌臢。 二、財政黑洞：繁榮與潰爛的雙螺旋 易中天擅用“制度解剖學”，陳季冰則在此書展現了“經濟病理學”的功力。宋朝的財政困局堪稱歷史奇觀：海外貿易歲入堪比現代石油美元，卻因養兵耗銀而常年赤字；《清明上河圖》中的市井繁華，竟與“田制不立”導致的土地兼併同步膨脹。這種悖論，恰如易中天筆下漢武帝“推恩令”的飲鴆止渴——權力爲維繫表面穩定，不惜將經濟擰成絞索。 書中對“王安石-司馬光之爭”的再詮釋尤爲辛辣：新黨以“不加賦而國用足”爲旗號，實則以國有專營吞噬民間財富；舊黨高呼“與民休息”，卻放任豪強兼併形成新特權階層。這種“改革-反改革”的循環，恰是易中天所言“中國歷史的死結”——制度創新總淪爲利益再分配的遮羞布。 三、技術困局：早熟的現代性與未熟的制度 易中天曾以“早熟的孩子”喻中華文明，此書則揭開了宋代技術革命的另一面：活字印刷催生了科舉應試產業鏈，火藥配方淪爲煙花表演的噱頭，指南針支撐的海貿利潤盡入官商私囊。這種“發明創造被體制馴化”的宿命，與易中天剖析的“李約瑟難題”形成共振——文明的火花總在權力沼澤中窒息。 最諷刺的是書中“軍費經濟學”：爲防禦遼夏而誕生的“交子”紙幣，最終淪爲通貨膨脹的推手；爲激勵將士設立的“軍功爵賞”，反成軍官虛報戰功的溫牀。這種技術工具與制度缺陷的媾和，恰似易中天筆下安史之亂前的盛唐——繁榮的表象下，盡是系統性腐敗的菌斑。 四、文化悖論：士大夫的清醒與沉淪 易中天常言“歷史是人的故事”，此書則勾勒出宋代文人的精神分裂羣像：歐陽修在《醉翁亭記》中讚美民間宴遊，卻對“市井逾制”痛心疾首；蘇軾一邊寫下“菊花開時乃重陽”，一邊參與土地兼併的灰色交易。這種“風雅面具下的利益算計”，恰是易中天在《百家爭鳴》中批判的“儒商合流”——知識分子的清高終向資本屈膝。 而書中“科舉產業鏈”的描寫更顯荒誕：汴京書坊批量生產的科舉範文，與今日應試教育教輔產業如出一轍；士子們“以天下爲己任”的抱負，最終淪爲“三千貫買一個知縣”的市儈。這種理想主義的潰敗，恰似易中天筆下晁錯們的宿命——書生熱血終成權力遊戲的祭品。 結語：盛世幻象與治世真章 《逝去的盛景》終非一曲懷舊的輓歌，而是一面照妖鏡。當陳季冰寫下“宋朝創造了GDP奇蹟，卻輸掉了文明韌性”時，他揭示的不僅是歷史的病竈，更是現代經濟的鏡鑑——當我們在“新質生產力”的喧囂中追逐數據增長時，可曾警惕重蹈“繁榮即潰爛”的覆轍？ 易中天曾說：“讀史不是爲了多識掌故，而是爲了少交學費。”此書的價值，正在於將《清明上河圖》的工筆繁華，解構爲一部“商業文明病理報告”。它提醒我們：真正的治世，從不在市井的喧囂中，而在制度的基因裏。當我們在直播間重現“汴京賣貨”的熱鬧時，或許更該思考——如何不讓今日的繁榮，成爲明日的“逝去盛景”。

一、宋朝商業的繁榮景象 1.產業分工與專業化： 宋朝的手工業內部出現了顯著的專業化分工。比如制釘和制針業，不僅從家庭副業中獨立出來，其內部還進一步細分爲打磨、拋光、包裝、銷售、運輸等環節。這種分工催生了新的產業和市場機會，提升了整體勞動生產率。 2.城市網絡與市鎮勃興： 宋朝經歷了第一波城市化浪潮，城市率高達12%-30%。不僅出現了汴京、臨安這樣人口超百萬的消費型大都市（《清明上河圖》便是汴京商業繁華的生動寫照），還湧現出一大批生產型和流通型市鎮。這些市鎮通過發達的水陸交通網絡相互連接，形成了層次分明的城市網絡體系，極大地促進了區域經濟的整合與商品流通。 3.海外貿易的擴張： 宋朝的海外貿易範圍覆蓋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乃至非洲，進出口商品種類和數量遠超前期。特別是瓷器出口，帶動了福建、兩廣等地龐大瓷器製造和供應體系的形成，一些窯口甚至專門生產外銷瓷。泉州、廣州等港口成爲世界級的貿易中心，城內設有供外商居住的"番坊"和交易的"番市"。 二、宋朝商業繁榮的驅動力 1.相對寬鬆的制度環境： （1）坊市制瓦解：打破了前代將住宅區（坊）和商業區（市）嚴格分離的限制，商業活動在時間和空間上獲得空前自由。 （2）"田制不立，不抑兼併"：土地買賣頻繁，推動了生產要素的流動。 （3）人身依附關係減弱：租佃制普及，農民自由度提高，爲工商業提供了勞動力。 （4）朝廷的"務實"取向：雖然士大夫在觀念上可能仍受"抑商"思想影響，但宋朝朝廷出於財政稅收的考慮（例如，海外貿易的稅收成爲南宋財政的重要補充），對商業活動採取了相對寬容和鼓勵的態度，並頒佈法令規範市場活動，穩定了市場參與者的預期。 2.技術進步與生產力提升： （1）農業領域：曲轅犁的改進（加裝犁刀）、牛耕的推廣和水利興修，提高了農業效率，爲城市化和非農產業提供了基礎。 （2）手工業領域：冶煉業中"膽水浸銅術"的推廣，顯著提高了銅產量。造船和航海技術的進步，特別是指南針的應用，保障了海外貿易的順利進行。 這些技術進步，構成了宋朝商業繁榮的生產力基礎。 3.金融創新的嘗試： 宋朝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會子。這被視爲一種現代化嘗試，是信用體系重構的努力，反映了貨幣經濟的廣泛滲透。 三、宋朝繁榮的落幕與深層矛盾 宋朝的繁榮未能持續，主要源於以下深層矛盾： 1."制度-技術張力"的困境： 宋朝的悲劇在於其制度設計過於超前，而技術支持卻嚴重不足。 （1）制度超前：宋朝建立了複雜精細的官僚體系、職業軍隊和財政制度（試圖通過紙幣等進行金融創新），這些都帶有某些"現代"特徵。 （2）技術滯後：但當時的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礎技術仍處於前現代水平。例如，維持龐大的職業軍隊和官僚體系需要高效的物資調配和信息傳遞，但當時的技術無法支撐，反而導致行政成本高昂、效率低下。 這種制度與技術的脫節，使得宋朝的超前制度設計在實踐中舉步維艱，甚至反過來成爲拖垮國家的負擔。例如，紙幣（交子）的探索，因缺乏相應的經濟貿易和社會信用制度支持而最終失敗。 2.財政與軍事的雙重壓力： （1）"冗費"與軍事開支：面對北方強敵，宋朝維持了龐大的常備軍，軍費開支成爲財政的沉重負擔。加之"歲幣"支出，財政長期處於壓力之下。 （2）稅收制度的扭曲：爲解決財政困難，朝廷有時採取"和買""預借"等名目增加稅收，加重了民間負擔，甚至扭曲了市場。 3."前現代悖論"的制約： 宋朝面臨一個 "前現代悖論" ：要想有效對抗北方遊牧民族的軍事優勢，自身可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遊牧化"，即保持更強的機動性和尚武精神。但宋朝的文治制度和精細的社會分工，恰恰是反遊牧化的。這種內在矛盾使得宋朝在軍事上常常處於被動。 四、總結與啓示 1."技術-制度"框架： 制度的演進需要與技術的發展水平相匹配。過於超前的制度若缺乏相應的技術基礎，可能難以維繫，甚至導致"早熟而後夭"。 2.理解歷史需要"同情"： 要歷史地、設身處地地理解古人的選擇和困境（即"同情的理解"），避免簡單地以今人之尺度量古人之腹。 3.宋朝的獨特遺產： 儘管宋朝最終未能跳出傳統的"治亂循環"，但其在商業文明、制度探索和文化成就上達到的高度，使其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獨特而璀璨的篇章。它所面臨的制度創新與技術基礎之間的張力，至今仍能引發我們的深思。

對宋代歷史感興趣，不僅僅是有這些司馬光砸缸、王安石變法、岳母刺字、岳飛抗金、慶曆新政、陳橋兵變、杯酒釋兵權、靖康之變、文天祥抗元、崖海之戰等耳熟能詳的歷史事件（本作者在書中對某些事件也有敘述）。其次是對宋詞的喜歡，蘇軾、柳永（是個有才也有爭議的人，時代需要他這種人，作者對他也有講述）、李清照……；再者，相對於同時期的歐洲經濟，宋代算是比較繁榮富裕的；而且，宋代對於女性來說，除了裹足的惡俗外，還是活的相對比較自由，能自主謀生，而且能有機會接受教育，女性地位能稍微提高些，經濟決定上層建築嘛。 上冊突出宋代真熱鬧！若《清明上河圖》上展示的是無聲的，這裏就是極詳盡的繁華背後的解說詞。各類人物，各階層人，瓷器出口貿易，市井裏的娛樂場所——勾欄瓦舍，宋詞（唱曲兒的歌詞）盛行，火藥的發明，錢幣的產生…… 下冊講述宋代文教事業興起，大辦書院，宋理學出現、女性文學高峰期產生、軍事募集士兵以及戰事相關聯的事項。 與“大唐盛世”相比，宋代商業資本不論是總體規模還是滲透的廣度和深度，都更上了一個臺階。但是，“冗官”“冗員”“冗事”造成的“冗費”，也給宋朝政府帶來了財政包袱，財政赤字常有發生。 書中敘述事例很詳盡，好在沒有像學者一樣只是大篇幅引用，而是作者論證式的討論，如此會吸引讀者，讀者也會思考出現這種現象是緣何因，有此果。 當今天的我們驚歎於《清明上河圖》繁華呈現的細膩筆觸時，或許更應聽見畫中漕船縴夫的號子聲——那是一個時代在輝煌與桎梏之間撕裂的迴響。 朝代更迭，繁華落幕背後的故事也如此沉重。

一場關於宋朝經濟興衰的解釋 本書從經濟史角度解析宋朝，稱其爲“東方文藝復興”。作者用“盛宴”形容宋朝物質與精神的繁榮，這是古代中國的高峰。四大發明中的活字印刷、火藥、指南針在此時成熟或廣泛應用；城市化率高，工商業稅收曾佔國家財政七成以上；宋詞、書畫、哲學等文化成就輝煌。 作者以“商業文明”爲切入點，探討了兩個核心問題： 1. 宋朝如何實現了中國古代最繁榮的商品經濟？《大宋繁榮》詳述經濟史細節與城市化革命：唐朝坊市宵禁變爲全天候商業；農業技術革新釋放勞動力；手工業和服務業專業化，細化經濟分工。貨幣方面，紙幣“交子”誕生，銅錢流通體系完善，海外貿易帶來白銀，構建複雜貨幣生態。我認爲中華民族的繁榮源於喫苦耐勞、聰明勤奮。與世界其他民族相比，非奴隸狀態下的勤勞是獨特的優勢，稻做民族的高儲蓄的習慣也是關鍵，這在遊牧民族中較爲缺乏。此外，中國人的智慧和技藝傳承使得經驗得以積累和延續。 2. 爲何這種繁榮未能轉化爲持久的制度優勢，最終導致衰落？本書對第二個問題的探索應該是最弱的，還是近年的西方制度論：財政黑洞，軍事困境和制度悖論：宋朝的“現代性”（如契約精神、產權意識）與農耕社會的傳統結構衝突。書寫的囉嗦，並大量引入《宋史》原文，習慣用史料上原始地名沒有轉換，宋朝 300 年曆史，不能簡單概括，條理不清，最大的不足是對軍事分析的簡化，對宋朝軍事技術（如火器應用）與戰術變革的討論不足，在冷兵器階段騎兵碾壓步兵，宋朝首先發明瞭火藥，海軍和守城都是世界最先進的，但熱兵器爲何沒有發展出來呢？讓多少當代人氣結，穿越小說《宰執天下》主人公穿越到宋朝，想的就是發明火器和鎧甲，本書作者沒有充分考慮時間的限度，《澶淵之盟》延續了 112 年的和平，百年的休兵罷戰，讓宋遼雙方的武器研究都處於停滯，最近細讀《康熙的紅票》，康熙對西方很熟悉，當時清軍的火器也是世界先進的（參考尼布楚條約），可既然帝國大一統了，秦王鑄銅人，大清帝國也“刀槍入庫馬放南山”，西方進貢的火器都深鎖禁宮，從康熙去世 1722 年經過 118 年到 1840 年，大清的八旗退化腐朽，只會提籠架鳥了。而和康熙同期的歐洲三十年戰爭後，連年戰爭不斷，極大促進了武器技術的發展，熱兵器的製作和研究也帶動了數理化科學的誕生。宋朝覆滅是王朝命數，長期和平使宋遼金失去拼殺血性。中華民族需重新注入新血性，大宋王朝如此，美利堅王朝亦然。 2025 年#124

宋朝文化巔峯，陳寅恪稱“造極於趙宋之世”。 原話是：“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 翻譯：華夏民族的文化，經歷過千百年的演變推進，達到頂峯的的時候是在宋朝。後來逐漸衰弱，但是最終一定會再次振興。 陳寅恪先生的意思是宋朝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最頂峯。 [摘要]宋朝的歷史地位，在很多教科書中給人的印象就是“積貧積弱”，彷佛這就是宋朝歷史的全部。然事實並非如此，陳寅恪先生曾言：中國文化“造極於趙宋之世”。 宋朝的歷史地位，在很多教科書中給人的印象就是“積貧積弱”，彷佛這就是宋朝歷史的全部。然事實並非如此，陳寅恪先生曾言：中國文化“造極於趙宋之世”。其實，縱觀中國古代，在民富、民樂方面，沒有一個朝代可以和宋代相比。真宗朝宰相王旦就指出：“京城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簡單來講：宋朝是一個馬力強大的發動機，所謂“積貧積弱”的印象，只是輸出轉化出了問題，而文化輸出這一面卻是歷史最好的。 宋徽宗的書法和畫 比當代更知道什麼是美，什麼是生活 在唐代的貧眼所驚之華麗器物，在宋代已經是百姓尋常之物。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說道：“唐人做富貴詩，多記其奉養器服之盛，內貧眼所驚耳。如貫休《富貴曲》雲：‘刻成箏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彈者皆有之，何足道在？”宋人嘲笑唐人貧眼沒有見過世面，那是因爲宋代民間財富比前代取得了飛躍性進步。 宋朝的文人除了讀書、是學者之外，他還可以很悠閒，可以很瀟灑，最重要的是他們有一種生活品味。觀宋朝的茶器和香器，其器皿的型和韻，即使當代大師也難望其項背。 文人，心中有山水 宋代的文人不僅擅長詩詞歌賦，還精通繪畫、音樂、書法，成就斐然，世所公認。 宋朝的文人非常多，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東坡⋯⋯可以念出一大串，爲什麼會有這麼多文人？他們爲什麼在面對權利和財富時，可以堅守自我？這是因爲他們心中有山水，有一片屬於自己的山水，他們很自信，他們知道在自己的生命中有更高的價值所在。就連宋徽宗這樣的皇帝，也認爲心中的山水比權力更重要。 文人，追求生命的意義 宋朝的文人很喜歡喝茶。宋人茶事中那精美的器物、繁複的技藝、考究的儀規、多彩的習俗，及至飲茶時沖淡自然、參禪悟道的儒釋道精神，都對後人影響深遠。從茶這一“小事”，我們就可以窺見宋人的生活品味，他們知道生命的意義在哪裏。宋朝文人的品行和喜好，造就中國文化的頂峯之態，也爲中國的美學貢獻多多。 極簡美學 領先世界一千年 古代美學，到宋代達到最高，要求絕對單純，就是圓、方、素色、質感的單純。宋朝人用墨畫畫、燒單色釉瓷器。現在講極簡，宋朝就是最早的極簡。 越簡單，越難 宋是一個文明高峰。宋汝窯，是千年來了不起的大名牌，唐三彩都是花花綠綠的，但宋敢在花花綠綠中走出素樸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