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與唐帝國：唐代的鹽法、財政與國家復興

書的內容確實不錯，是由一系列從中晚唐到五代十國的財政體制的變革史相關的論文編集而成。就是特別難讀，一句話很可能是半句白話文，半句文言文，而且由於是論文集，有許多重要的內容也會多次提及。（說句實話，AI時代這種書最容易被淘汰，短話長說，繞着說） 吐槽完了閱讀感受，在內容上，我還是很喜歡的，受益匪淺，鹽鐵專營自古都是帝制時代的核心議題。安史之亂後，唐王朝還能繼續存活100多年，經濟上的“鹽政改革”和“兩稅法”肯定功不可沒。但是站回百姓的角度看，封建王朝背景下的每次賦稅制度改革，都是在更好的剝削。真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不禁想問，帝制下的稅收與現代國家的稅收本質上有什麼區別？我想應該區別在於稅收目的：帝制時代的稅收目的是爲了更好維護王朝統治，而現代國家的稅收是在維持國家運轉的基礎上提供公共服務。另外，“再分配”也是現代國家稅收的一個重要目的。

從人們生活離不開的鹽說起，衣食住行，國家政策體系改革，一粒食鹽和不同的角色進行了豐富多樣的人生體驗。 讀到最後，也從書本里學到了原來古代以前的蠶農，會用鹽泡蠶繭，以此達到消毒目的。 城鎮的興起是圍繞在鄉村附件，鄉村養蠶人家比城市養蠶人家多，而城市人家不可一日無鹽，鄉村養蠶人們確還要交蠶鹽稅，這條蠶鹽法甚至是五代後唐至南宋時期官府在農村實行按戶配售食鹽的制度。 該制度在唐朝後期已有實施 ，五代後唐時確立。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採取“以官鹽貸於民，蠶事既畢，即以絲絹償官”的運作方式。實施時間爲二月育蠶時按戶配鹽，六月新絲上市後以絲絹或折錢繳納。配售辦法爲“以版籍度而授之”，即依據農村戶籍分配食鹽，並規定禁止轉賣及帶入城市 [1-3]。宋代仍在京東、京西、開封府等地實行 。 讀書可以使人明智，不管是在古代還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經濟這樣的詞條，是一直存在，由始至終。

二是度支、鹽鐵轉運使以及在貞元四年以後逐漸明確的“判戶部”一使，發展爲唐代後期的財政三司，三司分掌國家財賦，有明確的職權範圍。其中度支使掌管兩稅、榷酒，及西部的鹽池、鹽井等收入；鹽鐵轉運使掌管東南鹽鐵，也即國家鹽利的大部，以及榷茶等稅；至於“判戶部”一使，則負責度支、鹽鐵轉運使所掌財賦之外散在各地的闕官俸料、職田錢及除陌錢等。

國家的財政基礎是社會穩定運行的國家，作爲國家掌握的財富分配是其中最爲重要的部分。帝國財富的產生似乎是一個常態，特別是在上升階段，也就大帝國維持的消耗遠小於財富產生的數量，帝國似乎就會進入了財富分配的狀態，很多時間在沒有確定的標的來作爲轉移的對象，在我們過去使用流通的物品，無論是金銀還是鹽等都是我們能夠發生社會變化的因素，非常類似於香料在西方歷史之中作用，因爲發展於地中海的羅馬帝國本身不需要鹽，地中海附近鹽還是非常之多，即使變成了橫跨歐亞非的大帝國也不需要鹽，而且還是在不斷發展商業化過程，但在工業革命之前，過去商業化都是衰敗的開始，大唐似乎也是這樣，我們看到了衰敗的開始是安史之亂，本質上還是財富轉移的方式不能維繫社會存在，即使沒有安祿山，還有有其他的節度史發生叛亂。在社會之中選擇的物品總是包括了若干流通的物品，本身具有使用價值，社會必須或生存必須，而且非常容易形成壟斷的價格體系，使得成爲錨定物，在我們的社會之中似乎就是鹽了，金銀的數量總是非常有限的，鹽屬於消耗品，數量與金銀相比還是非常之多。鹽甚至可以改變社會體制以及存在狀態，很多時間我們都是看到了變化的結果，其中的原因也可以有很多，但往往忽略了長週期以及其中經濟因素，在五代十國的時候，某個梟雄的崛起就是佔領了陝西地區的鹽田，獲得了足夠發動戰爭的財富。對於歷史事件的解析總是可以從多個視角不同的時間尺度來進行分析，往往可以獲得了不一樣的認識。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間一共用過三個年號：先天、開元、天寶。即位之初的第一年，根基不穩、受人鉗制，因此，主要任務是奪回掌控權，是爲“先天”；奪權後，大權在握，勵精圖治，造就“開元”盛世；再之後，物阜民豐、天下來朝，改爲“天寶”。 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天下如此富足，乃“朕”之功、“朕”之所有，那麼，“朕”該如何任意的支配這天下財富爲“朕”所享用呢？ 現有的政府組織，中書門下宰相領導的政府班子，以均田制爲財稅依據的“量入爲出”制，作爲一個系統，來錢自有所用且手續繁雜，那麼，有什麼方法能夠跳出這個系統，從而實現任意支配天下財富的目的呢？ “朕”既掌至高之權，自是不必拘於常理，那麼，“朕”直接任命某人專事專辦，來實現“朕”的某項需求，不就可以了嗎？ “使”職因此應運而生。（馬伯庸《長安的荔枝》裏講的“荔枝使”便是這一情況下衍生出來的衆多使職中的其中之一） 開元、天寶年間，諸使自皇宮紛紛而出，成爲皇權意志的具象化身，攫取天下財富以供天子享用。 這樣的日子真是美好。如果後來不出現那件可怕的事情的話。 ——楊國忠說，安祿山必反；安祿山說，我絕對不反；其他人說，安祿山裝傻充愣，迷惑主上。 在這個時候，安祿山的造反就成了薛定諤的貓，貓是死是活，得打開盒子才能知道。 最終，盒子打開了，“大貓”一躍而出，便要攪動這山河變色。 唐政府集結天下兵馬，要與安祿山的叛軍集團決一死戰。但是等等，勤王保駕的忠君之義、軍事勢力的對抗博弈、戰馬甲冑的搏命廝殺、與傳奇猛將的熱血傳說……這些都先靠邊站，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打仗，尤其是動員數十萬軍隊、跨越數千裏疆土、打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是一件極其燒錢的事，很快，國庫告急，進而軍餉告急，將士們如果喫不飽、穿不暖、養不活妻兒，還怎麼上陣殺敵、消滅反賊？ 這是一個關乎生死存亡的棘手問題。 問題出現了，那麼解決方案是什麼呢？ 開源。 現有的財稅收入無法覆蓋巨大的戰爭成本，那麼，調整現有的收入結構、擴大收入來源，就成了當務之急。 ——鹽，社會生活、生產的絕對必需品與戰略物資，具有產地集中、便於管理等優點，且歷來便有官營壟斷以課利的傳統，又一次被撥回聚光燈下，承擔起解帝國燃眉之急的賦稅重任。 鹽鐵轉運使，便是基於實現這一目標與解決這一任務，而專設的新組織首腦，與玄宗在天寶年間設立的使職一脈相承。此外，還有戶部、度支二使，與鹽鐵轉運使一道，以課稅地域、類目等劃分，成爲分掌天下財賦的“三使”，並在宋時演變爲財政三司。 基於新的目標與任務而構建的新的組織，自鹽鐵轉運使下組建了新的決策與執行團隊，並確立系統的組織制度，既要保證本職的生產、轉運、銷售、供利以中央，還要勾檢內部、以防貪腐，更要確保壟斷地位，因此而設立巡院組織，以防範和打擊私鹽，也因此衍生出壕籬制（鹽池“堡壘”）、團保連坐法（發動民衆檢舉監察）、酷法威懾（走私即殺頭）、聯動地方官緝私等制度。 以上種種所述，經歷了多輪的內部調整與外部較量，非一時之功。在“榷鹽”成爲唐中央政府倚重的支柱性財稅利器的過程中，所謂“天下財賦，鹽利居半”的巨大成功，亦面臨新問題層出不窮的挑戰。 這其中包括但不限於： 新舊財稅組織的權力衝突，即鹽鐵轉運使的新組織，分割以宰相爲領導班子的財賦權力，造成兩派的交替攻訐； 當生產的事權與榷鹽的利權集於鹽鐵轉運使一人時，很容易產生貪腐與擅權尊大的情況，因此，爲了遏制此種現象的發生，便有了事權與財權分離的策略，即在組織內部分授權於兩人（使），鹽鐵使專司生產，度支分管所營財利； 急於大量、快速取用鹽利，以解平叛戰爭、削藩戰爭等的迫切之需，而大幅提高鹽價，短期內財稅收入激增，但很快導致官鹽銷路阻絕，催逼黑市私鹽盛行，官方鹽利難以爲繼。針對這一新問題的出現，關鍵是大幅降低鹽價，以暢流通，因此很快使鹽利復歸提升； 鹽利以銅錢爲最終利潤成果，但是大量的交易導致銅錢的短缺，因爲銅本身就是短缺的；外加急於快速斂財的目的，出於解決這一問題的需要，鹽鐵轉運使一方面推行“輕貨”（即絹帛等）代錢，另一種解決方案，就是鑄“大錢”——即在稍加提高一枚銅錢的含銅量與尺寸後，官方宣佈這種錢要比以前的一枚銅錢價值高十倍、甚至五十倍，這種強制性的做法民間當然不買賬，因爲銅本身是一種商品貨幣，具備自身的價值衡量標尺，且“大錢”的類似於“信用貨幣”形態在當時並不具備生存的經濟土壤，因此而宣告失敗； 榷鹽最初的模式是官方負責生產，交與被登記造冊爲專門戶籍的鹽商分銷，並從鹽商處取利。但這種做法主要有兩方面的缺陷，一是多數時候鹽商並無足夠的錢來事先足額支付，導致賒銷成爲一種常態，也因此當分銷不暢時，鹽商無錢，官府便無法獲得鹽利，因此產生了大量壞賬；二是當鹽商坐大時，便會勾結官吏以謀私、與中央政府爭奪鹽利，侵蝕政府的利益。面對這種問題的出現，“官銷”取代“商銷”的方案便被推到臺前，並衍生出“就場專賣”、“屋稅鹽”、“俵配製”等策略，即在城鎮地區，以固定區域銷售食鹽、按照擁有房屋的數量配鹽取利，在鄉村地區，按戶配鹽以取利…… 以上只是就榷鹽本身在動態變化中，所面臨的諸多問題及解決方案的一部分，重點不是具體的事件和時間對應，關鍵的表述主線在於，基於問題出現，提出解決方案並構建執行組織，同時要平衡組織內外部各方的需求，並對解決方案及因此衍生的執行依據、組織、制度等做出動態調整和實時演變，以適應解決新的問題。 “鹽爲食餚之將、國之重寶”，財稅乃是國家之基，取天下鹽利以歸納中央，以及兩稅制的改革（基於“均田制”被破壞，原本的租庸調製推行受阻的事實及問題，賦稅依據從“量入爲出”的按人頭徵稅，到“量出制入”的按土地資產徵稅的轉變），和榷茶、榷酒的多種關鍵物資的壟斷取利，以至無不可徵稅等等，凡此種種，所體現的賦稅“膨脹化”，是支撐唐政府能挺過安史之亂並續命百多年的基礎依託。 只不過，這一套“解題思路”，調動了全天下的人力與物力資源，分配了集體創造的財富，波及是整個社會面，但這所有的所有，似乎僅僅取決於皇權、皇權代理人、以及分割皇權的藩鎮節度使的一念之間。

讀這本書，還是很震撼的。雖說囫圇吞棗啃了一下《鹽鐵論》，但從未想過鹽的發展及政策會牽動國家的經濟命脈，尤其是作者介紹的唐代的三司、鹽政、使職和鹽法的變革等核心問題，讓我重新認識了鹽的民生價值與戰略價值：不僅僅是作爲食餚的百味之宗，更是關乎國運的國之重寶。膜拜作者夯實的史學功底！ 看《長安的荔枝》一書時，感慨唐玄宗爲博貴妃歡心，“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特設置了“荔枝使”。讀了這本《鹽與唐帝國》，才理解玄宗皇帝在財政上早就有了自己專屬的“理財經理”，否則“外奉軍興，內蠱豔妃，所費不貲計”的無厭誅求，何以滿足？如此，開元末到天寶初，“興利之臣”如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 相繼得以重用。 . 國家財富可由皇帝任意支配，這是玄宗初設使的目的之一，這樣就隨之產生了“羨餘”現象——地方官吏勒索來定期送給皇帝的各種附加稅。這也導致了財務部門權力移於使職的同時，財賦統一的原則也開始發生變化了。 . 吳麗娛老師的《鹽與唐帝國：唐代的鹽法、財政與國家復興》就是這樣一部專門的唐代鹽史研究。這本書裏特別提到了鹽鐵轉運使等財政諸使，以及他們的興起與發展如何改變中 樞機構。唐初主掌財政的是尚書省六部之一的戶部。宇文融之後，財政設使便日益成爲一種普遍現象，這不僅與唐朝推行均出制有關，也引起了中 央官制的改變，甚至影響更大。 . 宇文融，從現代意義上講，就是唐玄宗的專屬理財經理，開元九年後以兵部侍郎兼侍御史，相繼兼租地安緝戶口侍使、租庸地稅使、勸農使，這些使職皆由玄宗直接任命。宇文融也很厲害，很短的時間裏“客戶凡八十餘萬，田亦稱是”，且還有“羨錢數百萬緡”直接進獻給皇帝。宇文融的理財過程已經明顯地反映出皇帝與使職之間的特殊關係。 . 鹽鐵使確實伴隨着第五琦創立榷鹽並推行全國而派設的。榷鹽法爲劉晏繼承並改造爲歷史上有名的官賣商銷的“就場專賣法”獲得成功。鹽稅則作爲戰爭中主要的稅賦資源而維持軍國的用度。 . 鹽，不僅是一種關乎民生的調味料，老百姓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之一，達官顯貴的宴席上“河東紫鹽”在衆多美味之中也是堂而皇之地位列一品，彰顯其百味之宗的不二之位，更是一種十分重要的戰略物質。唐代鹽業發展上承漢魏南北朝，下啓宋元，並因安史之亂創建榷鹽法，全 面推行專賣制。自此，鹽的問題就不僅是鹽，關乎財政與稅收，誠如陳寅恪先生說的“轉運江淮及創鹽法間接稅，乃天寶後維持中 央 政 權之zui大政策”；而鹽法間接稅相關聯者是王朝的存續，涵蓋國家政、經、社生活之全部。“鹽之爲食餚之將”與“鹽之爲國之重寶”的雙重意義，是論鹽，也是論唐代財政與國家復興乃至中國社會發展。

安史之亂後，財政使職逐漸發展形成的戶部、度支、鹽鐵三司取代了尚書戶部而分掌中央財政，形成一套新的理財系統，解決中央內部財賦經營分配，實現與地方爭利，在此過程中湧現出劉晏、裴耀卿、第五琦、李巽等理財家。唐朝後期，鹽池爭奪成爲政權易主的重要籌碼，官銷、大中池法等舉措更像是晚唐在枯竭鹽利中的迴光返照，經濟和歷史自有其運行規律。

《鹽與唐帝國：唐代的鹽法、財政與國家復興》是一本深刻剖析唐代經濟與政治變革的佳作。鹽，這一看似平凡的調味品，卻在唐代的國家命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作者吳麗娛以鹽政和鹽法爲切入點，深入探討了唐代財政政策的演變及其對國家復興的深遠影響。 書中不僅還原了唐代鹽法從專賣到改革的全過程，還揭示了鹽稅如何成爲國家財政的重要支柱，甚至影響到中央集權的鞏固。通過對鹽政與物價的分析，作者展現了中古社會經濟規律的運行，讓我們看到歷史的智慧如何在現代社會中延續和傳承。 這本書不僅是歷史學者的研究成果，更是普通讀者瞭解古代經濟與國家治理的窗口。它讓我們明白，國家的繁榮與復興離不開對經濟命脈的精準把握，而鹽政的成敗則映照出一個時代的智慧與侷限。翻開這本書，你將看到一個微觀視角下的宏大歷史畫卷，或許還能從中找到對當下社會與人生的深刻啓示。

之前看知否的時候就和很多人說過，裏面白家顧家的聯姻，顧家的權力在那個時代能幫白家省下很多的稅金。結果沒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