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禮議

《大禮議》撕開了嘉靖朝堂的華美袍子，露出權力搏殺的真相。 十五歲的朱厚熜拒絕認伯父爲父，表面是孝道之爭，實則是皇權與文官集團的生死博弈。他用左順門血案鎮壓了220多個抗議的文官，又用《明倫大典》把人情私慾包裝成天理綱常。這映照的正是馬基雅維利筆下的君主，道德是工具，暴力是針線，縫製新秩序的龍袍。 二十四年禮制改革，天地分祀、孔子降格、生父入廟，每一步都踩着“祖制”的屍骨。皇權重塑的代價？禮法體系崩了，言路堵了，黨爭膿瘡從此潰爛到晚明。作者冷眼點破幻覺，當皇帝壟斷了經典的詮釋權，連“天理”都成了他褲袋裏的私章。 大禮議是場手術，皇帝親手摘除了文官集團的政治脊樑，卻讓王朝從此癱倒在龍椅上，再無起復可能。

17.6w 19.2h 很多人覺得歷史書可以當成小說去讀，比較容易。實則，這是個錯誤的看法。歷史一旦鑽到最深處，根本沒有人物故事，全是哲理思辨。歷史專業學者，除了要面對歷史本身或隱或現的本質，還得在史實的褶皺裏探究幽微的人性，而這些綜合在一起，就是歷史的道，也即歷史的哲學。 本書作者尤淑君，是臺籍的浙大歷史系教授，對帝制時期禮儀的研究，相當有深度。在我看來，她的專著試圖解答一個問題：儒家禮教或禮儀或禮學，之於帝制時期的政治運行模式，究竟起到了哪些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何作用？怎麼表現？影響多大？結果如何？ 至少在本書中，她通過嘉靖朝“大禮儀”事件，解釋了“大禮儀”對嘉靖以降中國政治文化發展的巨大深遠影響。抽絲剝繭，細緻入微，點滴不漏，讓人歎服。 這不是一本容易閱讀的歷史專題研究著作，如果對古代政治史、文化史，或明史沒有足夠的瞭解和認知，讀起來會非常喫力。在普通人看來，或許，嘉靖皇帝上位後所謂的“大禮儀”事件，無非是想給自己的親生父母正名、加尊號而已。大部分非歷史專業的讀書人，基本都是這麼認識“大禮儀”事件的，可實質上，這種認識，是極其淺薄的。 嘉靖皇帝歷時24年，依靠皇權硬行推進的“大禮儀”事件，看似最後他 “大獲全勝”，實現了自己的目標，實則，他從政治文化發展和帝制運行邏輯上，重新改造了明朝，扭轉了封建帝制依託儒家經典圈定的歷史走向和文化發展慣性，讓原本勉強維持平衡的政治生態，遭到毀滅性破壞，最終讓嘉靖皇帝后期的明朝政局動盪、朝政荒廢，因內部糜爛而整體呈現出了孱弱的狀態，直至滅亡。 從某種意義上說，嘉靖在大禮儀中堅持的“人情論”的成功，基本爲明朝的滅亡敲響了喪鐘，讓明朝快速滑向衰朽腐敗的深淵，註定了在內憂外患的局勢下全面崩盤的結局。這是嘉靖皇帝本人和滿朝飽學之士，所始料不及的。 一個政權組織，一個國家體制，都是獨立的閉環系統，其內部千絲萬縷的關係和神經單元，在長久的歷史演變中，會形成一個特別微妙的平衡宇宙，看似稀鬆平常，破爛不堪，實則，遠行狀態良好，在沒有通盤分析透徹的情況下，遽然隨心所欲地進行調整和轉向，輕則會導致國家經濟停滯、民不聊生；重則會導致朝廷內部糜爛，國家整體崩盤。這就像一個人，內分泌系統陷入紊亂後，對人整體造成的摧毀作用，大於我們自以爲的那些所謂的絕症。 三農專家溫鐵軍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大意是：現如今制定三農政策的年輕人們，看這個國家這裏不對勁，那裏也有問題，這裏改改，那裏動動，不斷爲資本收購土地鬆綁，這是非常無知和非常危險的。根據歷史經驗，任何一個朝代，只要資本大規模進入農村，開始從農民手中兼併土地時，那麼這個政權就走上了死亡之路。 爲什麼農民手中的土地所有權三十年不變，到期後，還要自動延展？因爲這是革命的結果！ 中國近代先輩們鬧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不是成立了新中國，而是解決了中國歷史上農民不是土地主人、沒有地種，喫不上飯的問題。如果政策制定者不懂這些，隨意變更這個限制，讓資本開始大量兼併土地，那實質上，就推翻了這個國家建立的根基。土地兼併問題，就是中國兩千年帝制史中，各朝代不斷循環反覆的根本原因。這就是毛澤東與黃炎培在陝北窯洞探討的新中國如何跳出歷史週期論的問題。 所以，既然要變土地政策，就得先把這個全民所有的國家的一切資產統統變賣，按人頭平分後，再變！唯有如此，纔可以改變這個國家的立國之基，也即建國時確立的土地政策。土地集體所有制纔是立國之基，資本不得兼併農民手中的土地，就是集體所有制最原始最根本的體現。 問題是，這可能麼？不可能。 不可能，那還變嗎？敢變嘛？ 同理，嘉靖皇帝憑藉自己手裏的皇權，自私地爲所欲爲，就是在破壞封建帝制下政治文化體系裏的內分泌系統，看似無所謂，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明朝立朝的正統理論基礎都破壞了，其架構在此之上的整個政治機構，豈不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明朝由此陷入衰朽和腐爛，就只是個時間問題了。 正因爲“大禮儀”事件影響巨大，所以嘉靖以降的幾百年來，無數飽學之士縱論紛紛，鉤沉探微，屢發宏論，但基本結論已經明確，即對嘉靖本人在大禮儀事件中的做法，持批評和譴責的態度。爲探究嘉靖朝“大禮儀”事件的是是非非，清朝的飽學之士們，一頭扎進儒家禮儀古籍的源頭，尋找“禮儀”在儒家經典中的原意，進而衝破了宋朝程朱理學的窠臼和束縛，開啓了清代訓詁考據學的高光時刻。 就因爲“大禮儀”事件，明朝的大臣們陷入了無休止的傾軋和鬥爭，將國家資源都空耗在了內鬥上，以致政事荒廢、民不聊生，各地起義不斷，滿清趁勢崛起而無人重視，最後，就在這樣內憂外患的雙重擠壓下，漢人建立的最後一個朝代明朝，就此轟然倒下，崩裂成碎渣，讓後人唏噓不已，扼腕嘆息。追溯其源頭，造成這一切的罪魁禍首，就是嘉靖皇帝本人在“大禮儀”事件中一意孤行的做法，至少，致使明朝後期衰朽不堪，他是始作俑者，責無旁貸，不可原諒。 這是一本有價值的好書！ 十分推薦！

《大禮議》讀得還是蠻上癮的，收到的是實體書。 ~ 雖說《大禮議》屬於編年體，但打開閱讀之後的畫面感儼然成了一場辯論會，主持人兼利益相關方嘉靖帝，姑且將濮議論放爲正方，人情論放爲反方，而我們讀者可以稱之爲裁判，因爲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平，而作者也只是編年體敘事，沒有側重就留給“裁判們”自行感知了，而且每讀一章，內心的立場或許都有些許動搖，也直到讀完才清楚自己認爲正確的事吧…… ~ 雖爲編年體，與《棄長安》類似的一點是，全書行文節奏非常對“胃口”，基本上會在需要的點總來那麼一下子一錘定音，那種暢爽感且能把一段事情完全講透，那整體上感官應該還可以稱紀傳了吧，畢竟讀後是一個故事。 ~ 我的閱讀場景基本就是睡前與地鐵通勤，書的外封質感十足，手感很棒，但重量微重（印刷質量好的另一種表現），適合枕在腿上，畢竟自己的目標是做一個博學的父親，碰上這種口糧級的書，難免廢寢忘食了。對於我這個excel控，這本書最大的亮點反倒是最後那七十多頁的編年表，這個作爲實體書收藏查閱的意義立刻拉滿。 ~ 讀歷史如識樹，樹幹誰都大致清晰，但樹葉往往無法面面俱到。《大禮議》就像是其中一片有色彩的篇章，拾讀而沉浸其中，編年體的敘述風格或許有種上課的感覺，但脈絡清晰易懂，不似傳記體歷史那麼有趣罷了。 序與緒論是必讀的，他完整清楚的告訴了這本書應用的寫法，以及會涉及到程朱、陸王學派思想之論，皇權與閣權之爭。（還好對朱熹、王陽明有框架模糊的認知，否則也會一頭霧水，這如果給老外讀上一讀，可能就會有我前不久讀《人類新史》的感覺了） ～ 哎，皇帝也累，拜不拜自己的親爹親媽，還得一幫外人（閣老）議論，這和宋英宗管自己爹叫伯伯的還不一樣，畢竟那個是皇帝在位時的過繼，周公姬旦到底發明了神馬被後人發揚光大了，當然，這是我們民族的文化財產，如果我是當事人，可能會閒麻煩，現在是讀者（裁判）罷了。

尤淑君老師不僅對“大禮議”事件本身剖析透徹，更將其置於明代中後期政治文化變遷的宏闊背景之中，思考之深入、見解之獨到，令人讚歎。 在以往的通俗歷史敘事中，“大禮議”常被描述爲嘉靖皇帝爲滿足一己私慾，執意追尊生父而引發的朝堂對峙。然而，一場僅僅圍繞個人情感的爭議，何以持續二十四年之久？又何以牽動內閣首輔更迭、言官羣體震盪？其動機之複雜、影響之深遠，或許遠非“皇帝私心”四字所能概括。尤淑君老師將她對“大禮議”的深入思考，凝練爲這部三十萬字的著作，引領我們重新審視這場政治與禮制交織的複雜歷史事件。 “大禮議”及其後續影響牽涉廣泛、過程漫長，全面把握其脈絡與意義絕非易事。而尤淑君老師在這部著作中，則爲我們提供了清晰的解析。其中最爲亮點的地方，就在於其深刻闡釋了嘉靖皇帝爲何在議禮過程中始終不甘居於下風，執意爭奪話語權：通過議禮及禮制改革重塑皇權，構建嘉靖皇權正當性。 只有認識到宗統禮法在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的地位，才能更清晰理解嘉靖皇帝在“大禮議”過程中的種種舉措。在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開國之君的正當性來自“天命”，而繼體之君的正當性來自受命先祖傳遞的“天命”。嘉靖皇帝以旁支繼皇帝位，按傳統禮法需過繼給大宗孝宗皇帝一脈，方能繼“天命”。而以外藩小宗身份的嘉靖皇帝在“議禮”初期便堅決拒絕過繼，因此繼位後的嘉靖皇帝便迫不及待地給自己受“天命”的身份。爲此，嘉靖皇帝發動一系列的禮制改革，堅持爲父稱宗立廟，以此確立嘉靖皇帝一脈的宗統地位，實現以小宗變大宗，最終達到皇權重塑的目的。 禮法乃立國之公義，上至天子，下及庶民，皆受其約束，可謂社會共同遵循的根本準則。然而，嘉靖帝爲重構宗法體系、鞏固皇權，竟將禮法的闡釋權收歸己有，致使“公天下”漸趨轉爲“私天下”。隨着公義原則遭到破壞，士大夫階層與皇權之間漸生疏離，逐漸喪失政治操守，且將皇權視爲權勢博弈的工具，藉以打壓異己。由此，朝政日趨極端，黨爭叢生，共識盡失，國本動搖。

一本標準的學術作品，雖然我是理工科，但是本書從摘要-背景（文獻綜述）-研究方法與內容-結論與展望的組織結構和理工科學術論文非常相似。另外在一開始，作者通過綜述現有研究之不足，提出自己的寫作意圖和創新之處：本書的焦點將集中在“權力、禮制與政治文化”，探討“禮”與“政”的關係，說明名分與皇權的關係，實爲一體兩面，以瞭解名分禮秩之於政治文化體系的重要性。 尤其是作者提到，只研究人物本身是不夠的，還要研究人物之間（皇帝——官員——百姓）之間的關係。這一視角和我們腦科學研究視角的變化也很契合。腦科學從一開始的局部腦區結構功能到兩個腦區之間的關係，再到環路和網絡。腦功能的實現依賴於網絡中不同節點的動態複雜交互，我想在“大禮議”事件中，嘉靖皇帝與內閣和言官的關係也處於動態變化之中，最終呈現出複雜的歷史、文化和政治圖景。

國家大事在祀與戎 作者尤淑君臺灣宜蘭人，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浙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本書認爲揭示了大禮議的雙重性：它既是嘉靖帝個人野心的勝利，亦是明朝政治文化衰變的起點。當禮法淪爲權力遊戲的道具，皇權與士大夫的共治契約便徹底瓦解，最終導向“君驕臣諂”的末世困局，警示後世：任何制度的存續，皆需權力對規則的敬畏。權力運行需要制度約束，當“祖制”淪爲個人意志的附庸，必然引發秩序危機。同時，作者將複雜的“繼嗣”“繼統”概念通俗化闡釋，既滿足專業讀者的學術需求，又讓普通讀者能輕鬆理解核心爭議，實現了學術性與可讀性的平衡。禮制本應是權力的規範，而非權力的工具，這一洞見在今天仍具重要的現實意義。 新加坡馬凱碩的曾經問弗朗西斯-福山，如果現在是利比亞人民，是希望一個強力總統還是建立一個“民主法制”政府，福山的制度終結論已經淪爲國際政治的笑談，但他還是辯稱利比亞的問題在於各個部落沒有統一的授權給政府，因此政權的合法性是關鍵，這就呼應了“國際大事在祀與絨”，政權的合法性和軍隊是國家政權頭等大事。 用西方眼光和看法，支持官員對皇權的制衡，而沒有考慮如何限制地方豪強對百姓的盤剝，都屬於書讀歪了，作者如果是臺灣人，應該反思蔣家如何被顛覆，藍黨的體制並不能深入掌控基層，所謂的民主並沒有給百姓帶來福音，只是官場亂鬥。明朝官員被當庭打屁股的庭杖，在後朝沒有出現，並不是後人沒有“骨氣”，而是官員已經失去了“幫派”。西方最怕的有個萬衆一心的強大團結的國家出現，30年來潤物細無聲的灌輸乾綱獨斷的危害。 近年中國知識界習慣用西方的眼光審視中國體制，歐美在進入工業化之前，處於封建階段，各個小邦國的幫主（王）直接管理領地的人民，就沒有形成國家官僚體系，不明白中國是帝國模式，皇權不下縣，皇權代表人民制衡官僚體系，任何朝代初期皇帝強悍，可以抑制官僚集團並令行禁止，而到王朝末期，經過多年沉澱和經營，門閥和地方豪強不斷做大，兩千年帝國史就是皇權和官僚體系不斷鬥爭，漢唐的外戚，明朝的宦官都是如此衍生，皇帝管官，並不管民，“官不聊生”好過“民不聊生”，因爲“民不聊生”纔會造反。因爲筆桿子在官僚手中，讓“官不聊生”的朱重八和永樂帝在史筆下都是“暴君”。嘉靖帝通過大禮儀揉搓官場，就是要樹立皇權威儀權威，因爲經過幾代“名臣”，已經形成官僚派系，經過整頓，皇帝個人再昏聵，國家還按照慣性前進，直到崇禎殺了魏忠賢，如同嘉慶絆倒和珅，無人制衡的官僚體系必然導致地方做大，如此遼闊的帝國，如果遇到天災和外敵入侵，沒有中央的資源調配，天然的不平衡環境自然會出現“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王朝末期的劇本都是一樣的。 2025年#406

人情論的最終目的，還是在於把皇帝的親親之私收入天理綱紀的價值體系之內，而不是要把“私”抬到“公”的上面，更不是支持嘉靖皇帝讓自己的父親入太廟，自創新宗統、取代舊宗統的政治行動——《大禮議》精華分享 《大禮議》。讀歷史的時候，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到，古人會做出很多讓我們當代人感到難以理解的“迷惑行爲”。 比如，你能想象嗎？在明朝，曾經有一羣大臣，他們羣情激憤，跪在紫禁城的左順門前痛哭流涕，就只爲了一件事兒：阻止嘉靖皇帝朱厚熜做一件看似平常的事——管自己的親生父親叫“爹”。 站在我們當代人的立場，這件事就顯得很莫名其妙。首先，喊自己的親生父親一聲“爹”，這不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嗎？怎麼還成了一種忌諱了呢？憑什麼人家皇帝不能管自己的親生父親叫“爹”？其次，這是一件嘉靖他們家裏的私事，至少表面看起來，跟國家治理一點關係都沒有，認了自己的親生父親作“爹”，難道會帶來什麼實際的政治惡果嗎？這些臣子，是不是管得也太寬了？ 然而，就是這麼一件看似荒謬的事兒，卻在明朝嘉靖年間引發了一場漫長且激烈的爭論，在這場爭論當中，有的大臣得罪了皇帝，丟了官，有的大臣還爲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就是明代歷史上著名的“大禮議”事件。 咱今天這期聽書，就藉由浙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尤淑君老師的這本《大禮議》，來仔細聊聊這件事。 “大禮議”最讓人困惑的點，就在於：爲什麼一件在我們今天看起來無足輕重的小事，在當時的人們眼中，卻是性命攸關的原則問題？一羣飽讀詩書的聰明人，爲什麼要在這樣一個簡簡單單的稱呼問題上拼個你死我活？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得更深入一層，來看看這個表面上的稱呼之爭，實際上意味着什麼。很多時候，我們對古人行爲會感到不解，主要是因爲我們所處的環境相比較他們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一旦進入他們的處境，我們會發現，他們一切讓人感到匪夷所思的行爲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釋。 時間回到正德十六年。 這年，年紀輕輕的正德皇帝朱厚照突然駕崩。由於正德皇帝不但沒有子嗣，而且沒有兄弟，因此，誰來繼承這個皇位，就成了一個重大的問題。 當時，以楊廷和爲首的內閣暫時掌管了政權。通過與正德皇帝的母親昭聖皇太后商議，內閣最終決定由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堂弟，興獻王朱祐杬的長子朱厚熜來繼任皇帝，是爲嘉靖皇帝。 到這裏，我先跟你梳理一下嘉靖皇帝朱厚熜他們家的情況。 朱厚熜的爺爺朱見深是皇帝，伯父朱祐樘是皇帝，堂哥朱厚照是皇帝，但他爸朱祐杬不是皇帝。也就是說，本來皇位應該是在他伯父朱祐樘、堂哥朱厚照這一支傳下去的，跟他這一支沒有關係。不過，朱厚熜的伯父弘治皇帝朱祐樘只有一個兒子，就是他堂哥正德皇帝朱厚照，而朱厚照沒有兒子，因此，在正德皇帝朱厚照駕崩之後，皇位在他們這一支傳不下去了，這才輪到朱厚熜來繼承這個皇位。 那麼，爲什麼是朱厚熜，而不是其他的皇親來繼承皇位呢？楊廷和搬出了由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頒發的《皇明祖訓》，裏頭有一條規矩，叫“兄終弟及”。也就是說，皇位可以由兄長傳給自己的弟弟。 但是，嚴格來講，朱厚熜只能算是朱厚照的堂弟，而不是親弟弟。那怎麼辦呢？楊廷和他們想出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那就讓朱厚熜認正德皇帝朱厚照做哥哥唄！也就是說，讓朱厚熜過繼到他伯父家裏，認他伯父作父親，認伯母作母親，認堂哥作哥哥，如此一來，“兄終弟及”名正言順，這問題不就得到完美的解決了嗎？ 在楊廷和他們眼中，這可是他們幾位忠臣煞費苦心的安排，改認父親，兩難自解，既維護了弘治皇帝的君統，又遵守了“兄終弟及”的規定。但是，到了嘉靖皇帝這兒，味兒就變了：什麼？我伯父是我爸，那我爸是誰？大臣告訴他，那當然就是叔父、叔母啦！ 楊廷和指示吏部尚書毛澄告訴嘉靖，按照規矩，你應該稱你的伯父爲“皇考”，“考”就是死去的父親的意思，至於親生父母，應該分別稱爲“皇叔考興國大王”和“皇叔母興國太妃”。在毛澄他們看來，允許嘉靖的親生父親在“王”面前加個“大”字，就已經很夠意思了，所謂“尊榮至極”。 爲了防止有人有異議，楊廷和一開始就放出狠話，說：“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把這事兒給上綱上線了。如此一來，朝堂上就形成了一面倒的局勢。而此時的嘉靖，雖然貴爲皇帝，但也沒法跟看上去鐵板一塊的文官集團叫板。一方面，是因爲他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很多東西他還沒有完全搞懂，另一方面，也是因爲他勢單力孤，自己從封地帶來的也就那麼幾個人，而且素質也不怎麼高，很難給他提供有效的指導和幫助。 不過，隨着時間的推移，局勢慢慢起了變化。原來，楊廷和雖然用他的威脅震懾了朝臣，但這並不意味着所有的朝臣都因此跟楊廷和一條心了。更何況，嘉靖這邊又一直對楊廷和的這個安排意見很大，大家都是看在眼裏的，於是，漸漸地，反對嘉靖改認父親的聲音也開始冒了出來。 轉機出現在一個小人物身上。當時，禮部有一名剛考上進士不久，正處於實習試用期的官員，叫張璁，他冒着身敗名裂的風險，給嘉靖呈上了《正典禮》疏，裏頭詳細批駁了楊廷和他們的論述，並且指出繼承皇位和給人當兒子是兩碼事，一碼歸一碼，怎麼可以混爲一談呢？ 嘉靖看到張璁這些說法，十分興奮，說：“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隨後，嘉靖決定要尊自己的親生父親爲“興獻皇帝”，母親爲“興獻皇后”。結果，內閣是一點面子也不給，直接封還了嘉靖的手詔。這可把嘉靖給氣的。 當時，嘉靖本人已經在北京即了皇帝位，但他的母親蔣氏還沒到北京。這也可以理解，“國不可一日無君”，正德皇帝去世之後，嘉靖得趕緊趕過來繼位；而蔣氏就沒有那麼着急了，可以把家裏的事情安排妥當了再出發。 到了九月，蔣氏抵達通州。聽說自己的兒子當了皇帝得改認別人當媽之後，蔣氏表示老孃不幹了，我不進京了。嘉靖也很絕望，於是開始鬧，說這皇帝我不幹了，我要跟我媽回湖北封地去。這把內閣搞得很頭疼。最終的結果是，雙方都各退一步，嘉靖這個皇帝還繼續幹，不鬧了，但他的親生父母的規格得往上提，稱“興獻帝”和“興獻後”。 後來發生的事兒，大概也都是在鬧類似的問題。比如嘉靖想給父母再提高一點規格，加個“皇”字，變成“皇帝”和“皇后”，結果這下輪到楊廷和不幹了。楊廷和表示，你要這麼幹，那我辭職，老夫不幹了。於是嘉靖只能作罷。但他並沒有放棄，而是瞅準機會就反覆試探，最後還是成功把這個“皇”字給加上去，並且弄走了楊廷和。 成功把父親變成“皇帝”後，嘉靖又想確認他們的父子關係，表示要稱自己的父親爲“本生皇考”，所謂“本生皇考”，就是說這是生我的那個爸。再後來，嘉靖又想去掉“本生”兩個字，他覺得，我爸就是我爸，又怎麼還要強調“本生”呢？一個人只能有一個爸，生我的這個就是我爸，我伯父就是我伯父，不能是我爸。於是，他又打算改口稱自己的伯父爲“皇伯考”，稱親生父親爲“皇考”。 但是，嘉靖皇帝的這一系列舉動，讓很多支持楊廷和觀點的大臣十分憤慨。他們強調：“本生二字，上幹宗廟，內幹宮闈，事體重大。”隨後，就發生了咱開頭講到的那一幕。 嘉靖三年七月，一幫剛下早朝的官員振臂高呼：“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當共擊之！”楊廷和的兒子楊慎此時也在其中，他呼籲道：“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於是，在楊慎等人的鼓動下，二百二十多位大臣一起伏跪在左順門外，放聲大哭，要嘉靖收回旨意。這件事兒最後演變成了激烈的君臣對抗，結局是八名帶頭的大臣被捕，四品以上的官員停薪，其餘一百八十多位官員遭廷杖，其中有十七人直接被打死。 經此事件之後，支持楊廷和的勢力已然是強弩之末。而在後續二十年的時間裏，嘉靖仍然不斷地在各個方面去抬升他親生父親的地位，最終讓他父親的神主以“睿宗”的身份入袝太廟。至此，我們可以說，嘉靖的父親朱祐杬雖然在生前沒有當過一天皇帝，卻在死後獲得了無異於皇帝的待遇。 這場“大禮議”，最終以嘉靖皇帝的大獲全勝落幕。 如果按照我們最樸素的直覺，不允許一個人叫自己的父親爲父親，這本身就是一個很不合人情的行爲。 但是，如果我們回到當時的場景，站在楊廷和的立場，要求嘉靖認伯父爲父親，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首先，國家禮法高於私情。楊廷和認爲，作爲一名君主，國家的禮法肯定要放在個人私情的前頭的，不能只顧私情，不顧正統大義。這話說得大義凜然，沒毛病吧。 其次，大宗小宗不可亂。按照宗法制度，嘉靖的伯父弘治皇帝這一脈是“大宗”，是皇位正統，而他爸這一脈是“小宗”，是藩王支系。因此，嘉靖只有接續上弘治皇帝這邊的宗統，才能確保皇位傳承的合法性。 楊廷和他們迎立少年朱厚熜來當皇帝，有一個重要的依據，就是《皇明祖訓》。而《皇明祖訓》當中明明白白規定的是“兄終弟及”，是同母弟才能繼承哥哥的皇位，顯然，嘉靖並不是正德皇帝的同母弟。只有當他過繼給了伯父家，成了弘治皇帝的兒子，正德皇帝的弟弟，這樣一來，他當皇帝，才能算是符合所謂“兄終弟及”的規定。 再次，像嘉靖皇帝這樣，過繼給之前的皇帝當兒子，之後繼承人家皇位的，歷史上是有先例的。比如說，北宋的宋英宗，他的親生父親是濮王，但由於他過繼給了宋仁宗當兒子，於是他就繼承了宋仁宗的皇位。當了皇帝之後，宋英宗認的父親是宋仁宗，至於他的親生父親，他也只能叫伯父了。當時，宋英宗還爲他親爹爭過名分，但沒有什麼結果，後來也就接受了既定事實，歷史上把這件事稱爲“濮議之爭”。所以，楊廷和他們的論述，也被稱爲“濮議論”。說白了，嘉靖不能“既要又要”。 最後，楊廷和他們也想好了“兩全”的配套措施。原來，嘉靖是他父親的獨子，這就意味着，如果嘉靖過繼給了他伯父，那他爸這一支將絕後。但楊廷和他們把這事兒也給想到了，他們從皇親當中挑選一位跟嘉靖同輩分的崇仁王，讓他來承接嘉靖父親的香火，而且，嘉靖未來如果有了多位孩子，也可以過繼一些來承接他爸這邊的宗脈。 在楊廷和看來，這樣的安排簡直完美，既不失倫理親情，又不違背宗法大義，天理人情都顧全了！你嘉靖怎麼就不能明白我們老臣的良苦用心，而要去聽那些小人的讒言呢？ 但是，你要是反觀嘉靖和張璁的說法，你也會覺得他們說的也不是沒有道理。 首先，禮法人情本是一體。按照《禮記》裏的說法，禮法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地底冒出來的，而是根據人情來制定的。“聖人緣人情以制禮”，禮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得根據現實人情和血緣倫理，作出適當的調整。就像咱剛剛說的，以咱最樸素的道德直覺，逼着一個人不認自己的父母，本身就是一件違揹人性、不合情理的事。更何況，“孝親”本來就是儒家理論的核心。 其次，君統和宗統得分開看。繼承皇位和給人當兒子，這是兩件事。這就涉及爭論雙方的一個核心分歧，嘉靖繼承的是誰的天下？嘉靖、張璁這一方認爲，嘉靖繼承的是祖宗的天下，因此，嘉靖接續伯父、堂哥留下來的君統，並不需要成爲伯父弘治皇帝的嗣子。 從這個角度，嘉靖這一方對所謂“兄終弟及”也有了自己的解釋：“《祖訓》兄終弟及，可推之無窮，而施由親始。先及同父，次及同祖，皆所謂倫序也，非專指同產言也。”按照張璁的說法，在嘉靖堂哥正德皇帝沒有子嗣，也沒有兄弟的情況下，依照“兄終弟及”的原則，那就得往上追溯，到嘉靖的伯父弘治皇帝這一輩。弘治皇帝有個弟弟，就是嘉靖的生父興獻王，按理講，興獻王就應該是那個依照“兄終弟及”原則登上皇位的人。但此時，興獻王已經過世，那麼，皇位就自然落到了興獻王長子朱厚熜這裏了。換言之，嘉靖之所以能夠獲得皇位，並不是因爲他是弘治皇帝的嗣子，而是因爲他是興獻王的長子。是興獻王長子這個身份，賦予了他繼承皇位的資格。既然如此，他又何必過繼給弘治皇帝當兒子呢？ 最後，嘉靖一方認爲，楊廷和他們推崇的所謂先例，其實一點也站不住腳。畢竟，像宋英宗他們，是早早就被前任皇帝收爲養子的，所以，他們繼承養父的皇位，自然得繼續奉之爲父親。但嘉靖不一樣，嘉靖是等到他堂哥過世之後纔來繼承皇位的，正德皇帝遺詔裏明明寫的是“嗣皇帝位”，說明朱厚熜就是直接過來當皇帝的，跟所謂先例完全不是一碼事。 當然，這場曠日持久的“大禮議”，雙方還有很多細碎的論點，咱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總的來講，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雙方都能夠從傳統的經典當中找到支撐自己論點的論據。 從雙方交鋒的觀點來看，估計你也感受到了，這表面上是一場稱謂之爭，但實際上是一場名分之爭，如果我們再往深一層去探究，還會發現，所謂名分之爭，本質上是權力之爭。以楊廷和爲代表的文官集團，看似在捍衛禮法，實際上是在爭奪對禮法的解釋權；而嘉靖看似在追求孝道，實際上卻是在爭奪不受文官集團制約的皇權。

趙克生作序，徐泓、林素英、羅冬陽、彭勇、解揚、丁修真聯袂推薦！ 全面解讀“大禮議”，看少年嘉靖如何步步籌謀，將皇權推至巔峯 《大禮議》已經在微信讀書上線，歡迎讀者朋友們閱讀📣 本書通過“大禮議”事件，研究明代嘉靖朝政治文化之異變，尤其是圍繞嘉靖帝生父朱祐杬神主入祔太廟的問題，嘉靖君臣脣槍舌劍，博弈多年，最後嘉靖帝如願將生父稱宗祔廟，也達成了皇權重塑、小宗變大宗的目的。但嘉靖帝卻動搖了以“禮”爲主的政治文化體系，皇權私化，名分禮秩混亂，導致了明中葉政治動盪、君臣衝突、社會失序的危機，乃至晚明政治秩序逐步崩潰瓦解。

優點是把“大禮儀”這件事理清楚了，從嘉靖被選爲皇帝到把他父親入廟，這一步步是怎樣構建自己稱帝的合法性到強化早已弱雞的皇權。 但總感覺少了點什麼，結論把大禮儀寫成導致後面風氣越來越壞的原因有點牽強。 嘉靖進京時只是一個十多歲的孩子，面對着的是一羣老狐狸，他本來就對這幫言官是不信任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他是外來的，比如他堂哥和叔叔都死的早。這幫言官可能會覺得這還是個孩子好拿捏，可以掌控在自己手中，不會像武宗那樣難纏，但事與願違。 嘉靖前期也有妥協過，但是後面一系列詭異事件加劇了不信任，比如母親宮殿着火，自己差點被勒死，這些事只會讓他更加想着加強自己的權力，大禮儀就是加強權力的方式之一。 大禮儀導致了腐敗和黨爭麼？未必，換個角度去想，大禮儀前就沒有腐敗和黨爭？這幫言官任何時候都是爲了批判而批判，也不怕死，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去批判就算死了也留個好名聲。皇權弱時就去批判皇權，皇權強了不好去批判就只能互相攻擊，酒囊飯袋一羣啊。 書後面附錄一那個資料放在那就很有意思，明朝皇帝裏，太祖太宗功業大壓得住言官、嘉靖手段厲害壓得住言官、萬曆是壓根不搭理言官，除了他們四個命長一點，剩下的平均活不過40。 珍愛生命，遠離言官。

“大禮議”是明朝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明武宗絕嗣而引起的皇位傳承難題經由首輔楊廷和等變通《皇明祖訓》“兄終弟及”的皇位繼承原則，迎立藩王朱厚熜即位，是爲嘉靖皇帝。即位之後，嘉靖帝根據自己的權力訴求革新禮制，而原有政治勢力基於傳統或自身立場難以認同嘉靖帝的禮制革新，雙方之間的爭論不可避免，“大禮議”由此而起，曠日持久，影響深遠。 在作者看來，“大禮議”實際上就是“獻皇帝正名化”運動，嘉靖帝由正其父興獻帝之名而得以正自己的皇權之名，因此將“大禮議”的時間界定在正德十六年嘉靖帝即位至嘉靖二十四年七月興獻帝祔於新太廟。在書中，她對“大禮議”過程進行了細緻地梳理，深度解讀《明倫大典》等禮儀文本，指出嘉靖帝雖然達成了皇權重塑、小宗變大宗的目的，卻動搖了以“禮”爲主的政治文化體系，皇權私化，名分禮秩混亂，導致了明中葉政治動盪、君臣衝突、社會失序的危機，乃至晚明政治秩序逐步崩潰瓦解。 ①一般認爲“大禮儀”結束於嘉靖三年九月 興獻王尊稱議定，或者嘉靖七年《明倫大典》的修成。 爲何作者將視角延伸至嘉靖二十四年七月興獻帝祔於新太廟？ “大禮議”在表面上是嘉靖皇帝尊崇本生父母的禮儀之爭，但在實質上是君統與宗統、繼統與繼嗣、政統與道統、皇權與禮法之間孰高孰低的政治文化之爭。過去學界認爲“大禮儀”結束於嘉靖三年九月興獻王尊稱議定，或嘉靖七年《明倫大典》的修成，但因嘉靖皇帝尊崇本生父母之舉，不以尊皇帝爲止，而是再花了21年，終於更定廟制，將沒有做過一天皇帝的朱佑杬以“睿宗”之身份，入祔太廟。因此，作者認爲“大禮儀”要分兩個階段，觀察其性質變化 從正德十六年到嘉靖三年的左順門事件是“大禮議”第一階段。通過“人情論”與“左順門事件”，嘉靖皇帝軟硬兼施地壓制反對者，終於能稱興獻王爲“皇考”，稱孝宗爲“皇伯”。在這個階段，很多人認可嘉靖皇帝去崇尚本生父母，肯定他珍惜親情、發揚孝心的行爲。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早上，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病逝，他沒有子嗣、也沒有兄弟，皇位虛懸，急需找一個皇位繼承人。明太祖朱元璋曾寫下《皇明祖訓》，提到皇帝無子絕嗣時，應按“兄終弟及”的條件來決定皇位繼承者。問題是，《皇明祖訓》的“兄終弟及”如何認定呢？這裏容易出現分歧。內閣首輔楊廷和認爲，只要朱厚熜接受弘治皇帝嗣子的身份後，便能根據《皇明祖訓》“兄終弟及”的規定，承接正德皇帝留下的皇位，並延續弘治皇帝一脈的君統與宗統。但嘉靖皇帝朱厚熜認爲，弘治皇帝一脈已絕嗣，若按照“兄終弟及”的原則，由弘治皇帝的弟弟朱祐杬繼承皇位，但因朱祐杬已去世，遂由其長子朱厚熜繼承君統。嘉靖君臣爲了“兄終弟及”的解釋是什麼，討論到嘉靖皇帝到底要認誰爲“皇考”：如果認明孝宗爲“皇考”，本生父親興獻王朱祐杬怎麼辦；如果認興獻王爲“皇考”，作爲大宗的明孝宗與明武宗應該要怎麼尊稱，怎麼崇敬？這就是大禮議在第一階段的問題。第一階段持續了大概三年之久，直到嘉靖皇帝廷杖百官的“左順門事件”結束。雖然以嘉靖皇帝的勝利告終，但因爲它是通過暴力的手段來平息爭論的，這就使嘉靖皇帝與官僚集團的衝突變得非常尖銳，皇權與官僚體系徹底地對立起來。這也造成了嘉靖朝政治文化出現分歧、萌生了黨爭的苗頭。 “大禮議”的第二階段通過《明倫大典》與更定廟制，嘉靖皇帝得以稱興獻王爲睿宗、入祔太廟，奪大宗之宗統，還能祧遷仁宗、躋武宗的廟位之上，破壞了宗法原則，並重新詮釋官方政書與儒家經典的相關定義，取得了話語權，讓天下之是非出於朝廷，朝廷之是非皆出於皇帝，最終後人對“大禮議”的歷史解釋可能只剩下官方的片面敘事。如前所述，在“大禮議”裏有兩派主張，分別被稱爲“濮議論”和“人情論”，前者堅持嘉靖皇帝要改認明孝宗爲父，後者支持嘉靖只認自己的本生父。“左順門事件”之後，“人情論”壓倒了“濮議論”，但不完全靠著禮教論爭的說服，還是動用了暴力的手段，所以主張“人情論”的官員如張璁、霍韜等人認爲有必要整理“人情論”的理論體系，並將這幾年“大禮議”的討論記載下來，還修了好幾個版本，最後的版本是《明倫大典》。《明倫大典》確立“大禮議”各項爭論的官方定論，如同嘉靖皇帝奪下了“大禮議”的話語權，讓其他論述“大禮議”的士人、學者、史家都必須參考《明倫大典》，破解“人情論”的理論基調。這樣，看過《明倫大典》的讀書人或史學家，可能他的立場就會更傾向於嘉靖皇帝和主張“人情論”的官員。通過《明倫大典》的編成，嘉靖皇帝雖獲得了官方敘事的解釋權，但朱佑杬此時的身份只是嘉靖皇帝的“皇考”與單獨立世廟的“恭穆獻皇帝”，尚未能升祔太廟，所以嘉靖皇帝需要進行禮制改革，爲朱佑杬製造進入太廟的理論基礎，再讓朱佑杬以“睿宗”之身份，入祔太廟，甚至升祔仁宗、躋武宗廟位之上，進而達到宗統轉移、重塑皇權正當性的目的。 ②楊廷和 在擬定《武宗遺詔》時迎立冊文只寫着“嗣皇帝位”字樣，沒有清楚說明朱厚熜究竟以何身份入繼大統 楊廷和爲何會有這個“百密一疏”？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早上，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病逝，他沒有子嗣、也沒有兄弟，所以由楊廷和爲首的內閣暫時掌握政權。楊廷和等人面臨着極不穩定的政治局面，不但要防範江彬等人擁兵自重，發動政變，也要儘快確立皇位繼承人，避免各地藩王叛亂，禍起蕭牆。爲了儘快穩定局面、除去隱患，楊廷和等人根據《皇明祖訓》“兄終弟及”的規定，選定皇位繼承人朱厚熜，並在三月十六日向全國頒佈《武宗遺詔》，使其成爲內閣行使權力的法源依據，得以爭取時間、儘快剷除江彬等人。正是在先皇駕崩、新君尚未嗣位的君權交替的空隙中，楊廷和得以一暢其志，快刀斬亂麻地掃蕩弊政，立下定策擁立之功。然而，楊廷和不願多生事端，直接賦予朱厚熜得位的正當性，於是在《武宗遺詔》與迎立冊文裏寫着“嗣皇帝位”字樣，藉以去除各地藩王覬覦皇位的妄念，避免有人效法“靖難”，質疑朱厚熜得位不當，卻未能清楚說明朱厚熜是弘治皇帝嗣子身份，導致朱厚熜與楊廷和兩方人馬對“兄終弟及”的認定不同，埋下“大禮儀”的導火線。 ③“左順門”事件發生時，嘉靖帝不過外藩入繼僅僅三年，根基似乎尚不穩定。爲何他敢於對百官發如此“雷霆之怒”？“左順門”事件後，君臣之間的權力關係發生了怎樣的轉變？ “左順門事件”發生前，嘉靖皇帝已與內閣大學士、翰林院、言官羣體爭論“大禮儀”長達三年，並將興藩帶來的僚屬們安排到太常寺、光祿寺、錦衣衛、司禮監等機構，還得到了南京六部官員的支持，例如在嘉靖三年呈送“人情論”奏疏的張璁、桂萼、席書、方獻夫等人皆是南京六部官員，可見嘉靖皇帝的權力基礎雖尚不穩定，卻已掌握了幾個重要機構，而這些主張“人情論”的支持者也可以爲嘉靖皇帝舌戰羣儒，爲嘉靖皇帝擺脫了禮教的束縛，尤其是興藩舊僚控制的錦衣衛可以充當嘉靖皇帝的打手，暴力施壓反對者，導致參與“左順門事件”的官員被下獄拷掠，有17個官員被活活打死，四品以上罰俸，五品以下廷杖，受牽連者衆。可以說，“左順門事件”是明朝歷史上一個很血腥、很悲劇的事件，成爲明朝政治文化的轉捩點。 “左順門事件”發生前，明朝皇帝雖廷杖大臣，但僅在羞辱他們的士大夫體面，不會真的取其性命。“左順門事件”之後，凡官員被逮、下錦衣衛獄者，必行拷打，明朝皇帝廷杖大臣不再手下留情，使其重傷，如非奉特旨、或與司法官有交情者，始得幸免。對此，官員們也逐漸地分裂成兩個極端：一派見到皇帝的威勢，以爲“法爾如是”，無不股慄，遂不敢直言進諫，逐漸得到了政治的資本，變成一味附和皇帝、阿諛奉承的媚君之臣；一派見到皇帝的威勢，以爲“法不仁不可以爲法”，並認爲象徵士人氣節的“道統”凌駕於皇權的“政統”之上，利用道德的資本才能避免皇帝濫用權力。既然皇帝不尊重“道統”，士大夫也會反抗“政統”，逐漸變成一味反抗皇帝、直言犯上的抗君之臣。君臣之間的權力關係呈現天平的兩個極端，“皇帝寵信”與“天下公論”之間沒有調和的餘地，只能獨斷專行，徹底壓制反對者，卻造成君臣之間更尖銳的衝突，朝政也流於黨同伐異，爭搶資源，不再關注廣大百姓生活、需求及其痛苦。 ④很多支持“人情論”的官員都是王陽明的朋友，如何看待陽明學與“大禮儀”的關係？ 爲了釐清《明倫大典》對官私史書的影響，作者參考了許多私家撰史或明清學者的文集，發現《明倫大典》的“史官曰”代表嘉靖皇帝認可的官方敘事，並定出“大禮議”的評論標準，肯定“人情論”緣情制禮的主張，甚至誣指“濮議論”的支持者都是目無君上、破壞人倫的不忠不孝之人。支持或主張“人情論”的很多官員，他們欣賞陽明學的“致良知”之論，或和王陽明私交甚好，或和王陽明是互相有書信往來的師友、學友及筆友的關係，多少吸收或認可了陽明學的思想。可以說，陽明學在江南地區的發展，有助於出身江浙、兩廣、湖廣地區的士大夫支持“人情論”，並進一步肯定個人價值之重要性，也能正視個人的情感與慾望，在思想上有推進“大禮議”之功。但“大禮議”不純粹是學術思想之論爭，更多是一個皇權與官僚羣體的政治鬥爭，也是皇權內部重塑的過程，使小宗能取代大宗，使嘉靖皇帝一脈獲得宗統，鞏固君統，不再會被其他藩王取代。關於陽明學與大禮議的關係，作者覺得王陽明基於“緣情制禮”的原則，很大可能會支持嘉靖皇帝去崇敬本生父興獻王，但當涉及綱紀倫常的宗法原則與宗廟制度時，王陽明未必會支持嘉靖皇帝更定廟制，甚至會反對興獻王以睿宗身份、進入太廟之舉。 ⑤明倫大典的重要性 明倫大典》是嘉靖七年由明朝刊佈的官方政書，收錄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七年有關“大禮儀”的奏疏與君臣之間的相關討論，不但在嘉靖朝有其特殊政治意涵，也是後人研究嘉靖朝政治文化的重要資料 《明倫大典》有四個版本：1、嘉靖七年內府刻本，典藏於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及臺北圖書館；2、明嘉靖鎮江府刻本，典藏在北京圖書館與上海圖書館；3、嘉靖八年湖廣刊本，典藏於臺北圖書館、臺北故宮博物院及美國國會圖書館；4、嘉靖經廠本，典藏地不詳。由於臺北“中圖”藏有兩個版本，並比對了兩種版本之優劣後，作者決定採用嘉靖七年內府刻本的《明倫大典》深入研究。 在“左順門事件”強行鎮壓下，嘉靖皇帝勉強成功尊朱佑杬爲“皇考”、“恭穆獻皇帝”，但士人們未必認同“人情論”，於是方獻夫私自編纂《大禮會章》，使天下臣民能瞭解“大禮儀”的是非曲直，也能洗刷議禮諸臣的惡名，打破朝堂的門戶之見。不過，《大禮會章》只收錄正德十六年到嘉靖三年九月十五日期間的資料，內容不完整，理論也不嚴密，有必要再進一步修改。當何淵請求“立世室”後，嘉靖皇帝要求禮部尚書席書收錄何淵的意見，並在《大禮會章》的基礎上，重新刪選那些“人情論”的奏疏，確保新修《大禮集議》的質量。《大禮集議》修成後，席書、張璁等人都獲得封賞，但因禮部尚書席書不願收錄何淵請求“立世室”之議，引起嘉靖皇帝的不滿，遂追回《大禮集議》，並由翰林院負責重編《大禮全書》，間接疏遠了張璁等人。席書不得不抱病上疏，向嘉靖皇帝解釋其不收錄“立世室”之議的原因，又批評翰林院諸學士曾是“左順門事件”的參與者，不可承擔《大禮全書》的編纂工作。席書的解釋，讓嘉靖皇帝又想起張璁等人的昔日功勞，也成功引發嘉靖皇帝厭惡翰林院的情緒，於是特旨安慰席書，並命令張璁等人擔任《大禮全書》的編纂任務，扭轉了原先對議禮諸臣的不利情勢。嘉靖六年八月十五日，《大禮全書》修纂完畢，但嘉靖皇帝不甚滿意，要求增錄歐陽修在“濮議”中主張“尊親”的觀點，並仿照《永樂大典》之模式，改易書名爲《明倫大典》，用以垂法萬世，以明人倫、正綱紀。 《明倫大典》的修成，不只是整理“人情論”的理論體系，重新檢討諸位參與者的功過是非，並統一官方說法，打壓異論，爲“大禮儀”定下歷史論調，呈現現實政治與歷史評價的有機結合。當《明倫大典》被抬升到國家政書的地位後，嘉靖皇帝掌握了話語權，控制輿論的走向，異論者無法推翻“大禮儀”的結果，也讓後人只能根據《明倫大典》進行歷史評述，卻難以撼動“人情論”的理論基礎，“大禮儀”也成爲明朝政治文化的一部分，難以割裂，而官方通過修書、操縱話語權的權謀之術也被後世效仿，例如天啓朝的魏忠賢修纂《三朝要典》或乾隆朝修纂《四庫全書》等。不幸的是，類似《明倫大典》的“史官曰”確實影響了歷史書寫的導向，使明代士人無形中受官方意識形態的影響，例如《皇明嘉隆兩朝聞見紀》、《皇明肅皇外史》、《世廟餘識錄》、《皇明永陵編年信史》及《萬曆野獲編》等私家史書或筆記小說，都批評楊廷和意氣用事，失事君之體，呈現了政治力量介入士人思想領域的情形。明代私家史書與筆記小說又會影響清代編成的史書，如《明史紀事本末》、《明史》、《明通鑑》等史書，多少採用了《明倫大典》的官方敘事，即使是同情楊廷和、批評張璁等人的談遷，在《國榷》裏也不免批評楊廷和等人“猶堅其故舌，愈沸愈忤，愈忤愈憨”。由此可見，《明倫大典》決定明朝官方意識形態的立場，也左右了明清史家對“大禮儀”的敘事傾向、人物評價及其歷史定位。 ⑥“大禮儀”最終強調了“親親”“爲人後”等觀念，這對民間宗族、家廟的興起有怎樣的影響？ 根據《禮記·大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大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也。”意謂天子代表大宗的“皇統”，諸侯爲別子之後，持續奉祀始祖，爲“百世不遷”之小宗，“五世則遷”的士大夫可奉祀四代祖先（父親、祖父、曾祖父、高祖父），普通百姓無祠堂，“惟以二代神主置於居室之中”。換言之，按《禮記》規定，只有帝王、諸侯、大夫才享有建立祖廟、祭祀始祖的權力，奉祀的世代越高，意味着身份越高，普通百姓只能在自己家裏祭祀父親與祖父，不能設廟祭拜，直到朱熹《朱子家禮》與明初編纂的《大明集禮》仍明確限制普通百姓的祭祀權，否則就是僭越禮制。不過，官方規定是一回事，民間實踐是一回事，有些官員私下設立家廟、祭拜祖先，而在華南地區的宗族組織已悄然茁壯，甚至逾越禮制、私下建立了祠堂。 在“大禮議”的大背景下，《明倫大典》雖被人詬病爲“大禮議”的政治產物，但該書強調“親親之仁”的禮秩地位，讓明朝官民普遍接受“大孝以尊親爲本”的觀念，使“立家廟”、“祭先祖”、“建祠堂”等需求更有其必要性，也讓小宗家系得以有一席之地。因此，夏言在嘉靖十五年提出《請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廟疏》，建議嘉靖皇帝准許冬至祭祖，可立紙牌位，不能立常設的始祖牌位，突破了四代先祖的限制，並允許三品以上官員可實行“大宗”原理，可以立五世祖的家廟；四品以下的中下官員實行“小宗”原理，可以立四世祖的家廟。夏言的改革方案雖沒有得到官方的採納，或由官方頒佈諭旨，但明朝官民卻因“大禮議”的種種討論與禮制改革，遂認爲嘉靖帝推己及人，默許夏言的提案，讓全天下的老百姓也可以盡孝心。官民百姓可奉祀始祖後，逐漸出現了可以歸屬的“大宗族”，一種新的宗族秩序在民間誕生了。《禮記》強調的大、小宗，即嫡長子繼承已經不存在。大宗被曲解成了“大宗族”，小宗被曲解成了“小宗族”（這兩者只有大小之分，而無等級差異），乃至於“家廟”這種稱呼也逐漸消失，而產生了“宗祠”、“支祠”的分別。這是中國歷史上宗法制的一個極大的轉變。 在這樣的寬鬆氛圍下，在江南、華南地區各強宗望族紛紛建祠立廟，宗祠遍佈天下，宗祠（祠堂）及宗族組織逐漸變成一種民風習俗。例如，常建華教授指出在廣東、安徽、福建的宗族都流傳着類似說法，認爲“大禮議”讓嘉靖皇帝同意官員立家廟，也允許普通百姓可以建祠堂、祭始祖、修族譜，甚至大規模發展宗族組織，加速了社會基層組織的變化，甚至連土地持有的形式也出現了質變。傳統農業社會最主要的財富就是土地，過去因諸子分家的習俗，土地資源被稀釋，但當宗族出現後，許多土地可以由宗族組織代持或由祠堂管理，成爲族產。這樣的好處就是土地財產不會再因爲分家而被分割，還會越積越多，宗族力量也越來越強大。例如在廣東、福建這樣宗族勢力比較強大的地方，一個祠堂擁有的土地大概能達到上萬畝之多。明清時期，中央政府的管控力沒有這麼強，無法承擔大規模社會慈善救助，但宗族卻能在這時發揮功能，承擔很多的公共事務，比如救災，或者對水利、道路的維護，藉以穩定社會秩序。明清政府對宗族發展的態度，也有其兩面性，一面依賴宗族，鞏固基層組織與地方秩序，一面壓制宗族勢力的擴張，避免架空政府。例如在清代多有宗族械鬥，這就是宗族發動族人，爭搶資源，爆發矛盾。所以清朝力圖監督和限制宗族的勢力太大。例如設置族正，用以監督宗族，避免族長勢力太大，又如要求鄉約、保甲結合宗族組織，間接控制宗族，所以不會出現像中古時期六朝那樣豪強大族挑戰皇權的情況。 ⑦《明倫大典》修成後，嘉靖帝又做了哪些禮制更定？暗含了哪些政治文化意義？ 《明倫大典》修成後，嘉靖皇帝的禮制更定，主要聚焦於廟制改革與郊祀改制。自西漢文帝行郊祀禮開始，天地分祀的郊祀禮逐漸成爲儒家倡導的國家典禮，並在政權頻繁更替之際，郊祀禮成爲異姓間更替皇位的正當化手段。武則天當權後，改“天地分祀”爲“天地合祀”，藉以製造女主當政的理論根據。洪武初年行“天地分祀”，但到洪武十年時，洪武皇帝感於災異之說，將“天地分祀”改爲“天地合祀”。爲了改易郊祀禮，先改革社稷禮，罷德祖配享，打破“左祖右社”的平衡原則，確定宗廟祭禮的重要性高於社稷祭禮，提高了皇帝的地位，奠定了“天地分祀”的儀式基礎。爲了證明郊祀禮改制的必要性，嘉靖皇帝先指出“天地分祀”合於《周禮》，又論證“天地分祀”纔是洪武皇帝認可的祖制，並改配享天地的對象爲明太祖朱元璋，將其推向受命祖的地位。可以說，嘉靖朝廟制改革的契機實爲郊祀改制的影響。一旦始祖和受命祖不符合宗廟昭穆位序時，禘祫制度受到連帶影響，宗廟位次就必須重新安排，否則就會出現禮秩紊亂的問題。這樣一來，嘉靖皇帝便有理由行廟制改革。 議禮諸臣張璁他們雖支持嘉靖皇帝崇敬本生父母，將興獻王尊爲獻皇帝，卻反對興獻王入祔太廟，因爲興獻王沒有做過一天皇帝，是不能進太廟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嘉靖皇帝只好退讓，說不進太廟，而是另設世廟（獻皇帝廟），等於是嘉靖皇帝個人的家廟，用以祭祀獻皇帝的神主。嘉靖皇帝改革廟制的動機，表面是崇敬列祖列宗。實則是讓獻皇帝廟的規制符合新太廟建築羣，儘可能地消弭獻皇帝廟與太廟羣列的不同之處，進而加強獻皇帝在帝繫上的正統性，以提升獻皇帝的政治地位。過去明代歷代皇帝神主牌都在同一個太廟裏，現在把太廟恢復成“都宮別殿制”——把神主牌全部分散，分別放入一個一個的小房子，這樣就可以讓原本祭祀興獻王的家廟混在裏面了，只要不特別去提說這是家廟，看起來與九間太廟沒有區別。魚目混珠之後，又出現了影子戲法，把太廟與家廟的隔閡拆掉，也就是把原本一間一間小的太廟全部打散，再回到太廟的同一個堂子裏面，興獻王便以睿宗身份入祔太廟了。嘉靖皇帝藉着讓獻皇帝稱宗祔廟的契機，建立了新的宗統，終於達成了皇權重塑的目的，鞏固了嘉靖一脈獲得帝系的正當性基礎。由此可見，嘉靖皇帝雖宣稱敬天法祖，但其依據《周禮》、恢復“洪武初制”等話語，卻很難洗刷私心作祟的嫌疑，備受史家批評，更甚者指責其爲篡統之君。 ⑧關係 “左順門事件”之後，嘉靖朝政治文化逐漸變化，官僚體系趨向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反對皇帝，皇帝說什麼都是錯的；另一個極端就是討好皇帝，皇帝說什麼都是對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君臣衝突就變得非常激烈。爲了壓制反對者，嘉靖皇帝擴大內閣首輔的權力，由內閣首輔作爲皇帝與官僚集團之間的協調者、白手套或替罪羊。但提高了首輔的權力後，也會衍生出其他問題，例如吏部與都察院的權力就被內閣首輔侵奪。內閣首輔獲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力後，似乎成爲實質性的宰相，但主要的問題是君權與相權的對立未能發生制衡的作用，反而形成尖銳的爭奪。嘉靖朝的內閣首輔雖看似權力很大，但他的權力來源永遠是曖昧和模糊的，這讓其他大學士有空間去挑戰內閣首輔的地位，或發動官僚集團與言官羣體的力量，反對內閣首輔的執政；或拋棄氣節、逢君之惡，建立與皇帝的私人關係，獲得皇帝的寵信。嘉靖皇帝善用權威，不吝恩賞，亦不惜斧鉞，並善於馭下，刻意製造若干矛盾，使其互相監督糾舉，防範臣下結黨營私。從楊廷和到嚴嵩的權力更迭，可見內閣傾軋之因，在於嘉靖皇帝看似提高內閣首輔的權力，實則剝奪相權，也蔑視相權，以楊廷和定策擁立之功，卻不能對“大禮議”有所主張，終於被黜；以夏言的首輔地位，罷官之後，竟不能保全性命；以徐階之賢明，卻多年屈於嚴嵩之下。可以說，嘉靖朝的內閣首輔屢遭打擊，唯有張璁不敢侵主，遂能安全致仕，其他人的下場未有善終，不是被殺就是被抄家，不然被言官羣體彈劾而去、身敗名裂。 所以“大禮議”事件改變了嘉靖朝的政治文化，不只是奉上尊號或禮制更定，還打破了原本的權力格局，使內閣凌駕於六部九卿之上，破壞了官場上默認的晉升途徑與君臣相處之道。爲了得寵，內閣首輔只能不斷揣度皇帝的意思，依附皇權打擊異己，而皇帝爲了防止臣下得窺君心、揣摩旨意，有時會故意獨斷專行，或故意駁斥正確的建議，以示君威難測，使君權與相權的相凌，演成君子與小人之搏鬥，排激動盪，不傾不止，明朝也在黨爭激烈的內耗下，逐漸走向衰亡。 ⑨皇帝個性 在現代人的眼光來看，可能會覺得“大禮議”就是一些細枝末節的事情，只不過是改“皇”、“帝”、“考”的文字遊戲而已。然而，傳統中國政治文化以“禮”爲基礎，依其身份，決定其權利義務，而“大禮議”爭辯的這些稱謂，不只是嘉靖皇帝孝心的展現，更多決定其皇權正當性的來源依據。傳統中國講求的是“天命”，而皇帝又叫天子，也就是說他承接“天命”，是被上天認可的上帝之子。那後來繼位的皇帝，他的天命來自哪裏呢？他不能像祖先那樣去打江山，所以他就要去證明他與祖先的連接性，才能證明“天命”的傳承關係。“大禮議”的這些爭論，其實是爲了去彰顯嘉靖皇帝繼位的正當性，也就是“天命”轉移的合法性問題。捲入“大禮議”的這些參與者，不管是楊廷和、張璁還是後來的夏言、嚴嵩，都不完全是出於利害的算計或權力的鬥爭，他們在這個過程中也想要去實踐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想堅持自己的學術思想，可能會與皇權衝突，違抗嘉靖皇帝的命令。 從“大禮議”的禮教論爭中，我們可以看到嘉靖皇帝有他孝順柔軟、畏懼天命、崇敬禮教的一面，並不是一個絕對強勢的人，或是一個只會用權力去壓制官員的人。但隨着君臣之間不斷脣槍舌劍的過程，嘉靖皇帝也學會利用儒家經典“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大臣勸諫他的話來反駁他們，並發現：我是皇帝，我是天子，原來我有資格可以“制禮作樂”，甚至能動用暴力去隨意擺弄“禮法”。這會帶來很可怕的後果。在皇權越來越專制的局勢下，士大夫本來用儒家文化的“禮法”束縛皇帝的個人性，遏止其慾望擴張，避免其恣意妄爲，現在皇帝卻能控制“制禮作樂”的權力，反而用“禮法”來束縛士大夫們，使其完全俯首，再也無法用“道統”遏制“政統”的無限擴張。可以說，通過政治文化史的角度去觀察“大禮議”與嘉靖君臣的話，可以在很赤裸的權力之爭中，再看到屬於“人”的慾望，而這些慾望不完全是邪惡的權謀，也可能出於善意的同理心，只是在權力的誘惑下，讓嘉靖皇帝原本孝親的初衷逐漸變質成了壓制羣臣的野心。 此外，“大禮議”引發《朱子家禮》的變化，也影響了東亞諸國的禮制變化，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朝鮮王朝、琉球王國、安南王國及日本的宗廟制度。在“大禮議”的刺激下，這些國家的統治者發現“禮法”可以被解構，儒家經典與宗法原則也不是鐵板一塊，尤其是君統與宗統竟然可以分開對待，這導致了朝鮮王朝許多從旁支入繼、或政變篡位的國王，可以像嘉靖皇帝一樣，通過立家廟尊崇本生父，再將本生父的神主送入宗廟，使其轉移宗統。可以說“大禮議”開了一個壞頭，讓東亞諸國的統治者們有樣學樣，不但通過孝親的名義，伸張自己的個人性，擴張其慾望，也破壞原有的宗法原則，使小宗凌駕大宗，甚至奪去士大夫用“禮法”制衡王權的空間，達到王權擴張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