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基]馬拉拉·尤素福扎伊 [英]克里斯蒂娜·蘭姆
17歲的馬拉拉成了爲兒童爭取受教育權的象徵,甚至連續兩年是創設以來年輕的候選人,並在2014年獲得,成爲諾貝爾獎*年輕的獲得者。爲什麼馬拉拉會獲得?她的成長經歷如何?她有何遭遇?她又是如何積極地想要改變這世界?他的父母是如何培育出這樣與衆不同的女兒? 在書中,馬拉拉以人稱敘述,語言越是平實,越是直指人心。全書共分五部分,部分描述了到來之前馬拉拉的生活,她出生於開明的教育工作者之家,她像衆多少女一樣,天真爛漫,愛做夢,自由得像一隻小鳥,喜歡閱讀和寫作;第二部分,在馬拉拉和她的父親努力爲當地兒童爭取受教育權利的時候,*也在這一地區蔓延,殘酷的生活帶走了馬拉拉喜愛的玩具、兒童節目和她熱愛的書本,人人自危;第三部分,年幼的馬拉拉開始在父親的支持下用自己的聲音對抗,發表演講,並用筆名在知名網站上寫,引起了世界的關注;第四部分,她受到了的威脅,年僅12歲的她被列入黑名單,2012年10月9日,在乘校車回家途中,擊中了她的頭部和頸部,性命垂危,她幸運而又堅強地活了下來;第五部分,馬拉拉被接到英國接受治療,她說:“我是馬拉拉。我的世界改變了,但我一如既往。”
這是一個十幾歲女孩(馬拉拉)的故事。如果你不認識她,你可以先看一下她取得的成績。也許你會有興趣通過這本書認識她。 ✨最年輕的諾獎得主——2014年10月10日,與凱拉什·薩蒂亞爾希共同獲得2014年諾貝爾和平獎,爲該獎項最年輕的得主。 ✨馬拉拉日——由聯合國於2012年11月10日設立,日期定爲每年7月12日(馬拉拉的生日) ✨2015年4月,獲得316201號小行星命名,該行星被命名爲“馬拉拉星”。 🌿故事背景:巴基斯坦 這是一個生了兒子要鳴槍慶祝的國度,這是一個女兒們必須藏在簾後、一生只能燒菜做飯和生兒育女的國度。 巴基斯坦歷史並不悠久,但它已經經歷過太多次軍事政變。 祕密的塔利班武裝佔領了馬拉拉的故鄉。塔利班並不是我們想象中那個組織嚴明的團體。它是一種心態,而這種心態在巴基斯坦十分盛行。塔利班以宗教教條主義,限制女性拋頭露面接受教育 🌿馬拉拉和她父親,認爲女孩受教育很重要。 ◆ 以前我們雖然也喜歡上學,但直到塔利班妄圖把我們趕出校園,我們才認識到教育有多重要。上學、讀書、完成作業絕不僅僅是一種消遣,而是我們的未來。 “如果人人都保持沉默,現狀就不會改變。”他們開始公開發表言論,討論政治和制度。 ◆ 我開始認識到,有時候,筆和用它寫成的文字的威力遠遠勝過機槍、坦克和直升機。我們在學習如何抗爭,也領悟到開口說話的自己是何等強大。 🌿馬拉拉和父親都收到了塔利班組裝的死亡恐嚇。 “得知自己成了襲擊目標,我並不是特別擔心。我想人人都知道自己總有一天會死。既然沒人能永生,那麼被塔利班殺死和被癌症殺死,好像也沒什麼區別。 一旦我們相信有些事比生命重要,死亡只會放大我們的聲音。我們絕不能半途而廢!” 人們請我在活動上發言,我怎麼能因爲一點安全隱患就一口回絕? 馬拉拉頂着壓力,繼續發聲,呼籲女性受教育權。 🌿被塔利班子彈打穿頭顱 子彈從左眼的傷疤處射入,耳朵射出,向下鑽了十八英寸,最後停留在左肩。她能活下來是個奇蹟。 ☀️殺不死我的,使我更強大。和死神擦肩而過,確實放大了馬拉拉的聲音。這個勇敢的女孩,讓女孩的受教育權得到了世界的關注。 💌 如果人人都保持沉默,現狀就不會改變。 每個女性都應該主動站起來,爲女性權利發聲和戰鬥。 不能被動等待世界自己變好。
《我是馬拉拉》是一部以第一人稱視角書寫的自傳作品,作者以自身成長軌跡爲脈絡,將人生經歷劃分爲五個關鍵階段娓娓道來。馬拉拉出生於巴基斯坦斯瓦特河谷一個思想開明的教育工作者家庭,塔利班勢力到來之前,她的童年自在純粹,和普通女孩一樣熱愛閱讀與寫作,心懷自由與爛漫的夢想。隨着極端主義的陰影不斷蔓延,當地的生活徹底被改變,塔利班炸燬女子學校、明令禁止女孩接受教育,她心愛的玩具與書籍被奪走,日常的每一刻都被恐懼緊緊籠罩。在父親的支持與鼓勵下,馬拉拉勇敢站上演講臺發出聲音,更以筆名爲國際媒體撰文,堅定對抗塔利班的教育禁令,她的抗爭也漸漸贏得了全世界的關注。十二歲時,她的名字被列入塔利班的黑名單,二〇一二年十月九日,一輛校車遭遇槍擊,子彈擊中她的頭部與頸部,歷經生死考驗,她奇蹟般從瀕死邊緣生還。此後馬拉拉被送往英國接受治療,康復之後,她依舊堅定地說道:“我是馬拉拉,我的世界改變了,但我一如既往。”帶着這份初心,她繼續爲全球兒童的受教育權利奔走發聲,最終成爲諾貝爾和平獎最年輕的獲獎者。整部作品循着這五個階段,完整記錄了一位少女在極端主義的陰霾之下,從渴望讀書、爲讀書奮起抗爭,到遭遇槍擊仍堅守初心的完整歷程,真切展現了個人勇氣與教育的力量,如何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更如何照亮與改變整個世界。
有些書讀過不久就忘光光了,可是這本我差不多十年前讀過英文版的,到現在還記憶猶新。 理論上,我知道自己是幸運的活在和平世界,而別的地方有戰爭。戰爭是我最不喜歡的話題之一,所以平時都會避開有關戰爭的新聞和話題。 第一次跟人聊有關戰爭的話題是跟一個來自塞爾維亞(Serbia)的朋友。他是我見過的最會聊天,喫喝玩樂,但又樂觀的人之一。我們平時聊天的內容大多是哪個酒吧要開張了,哪裏有個新飯店,哪裏有藝術展,他去的健身房多了什麼器械,這個週末去哪個海灘喫烤肉,旅遊的趣事神馬的。 我有在內心裏小小的鄙視過他,因爲他是個媽寶男,衣服都不會洗!他請我們這羣好朋友們來家裏喫飯,我們還要教他怎麼用洗衣機。還好他從來不介意總是在需要的時候第一個站起來煮咖啡,也會在飯後給大家做好喫的薄蛋餅(crepes)當甜品。 我那時偏見的偷偷的想,經歷過戰爭的人,不是應該會更成熟穩重的末!直到有一天聊到這個話題,他說在Serbia的時候,去酒吧喝酒都會碰到抗着大步槍的軍人們。我問他,那你還去,不害怕末!他說去,怎麼不去,戰爭都已經很壓抑了,不知道神馬時候會掛了,當然在可以的時候好好享受人生。我大概理解他爲什麼那麼想的開了。 後來讀了這本書,Malala又跟他的活在亂世經歷完全不同,要殘酷太多。我對這本書印象深刻,大概是因爲太震撼。我以爲的和平年代卻不是所有人的和平。我曾經抱怨的爲什麼要早起上學的日子,卻是有些女子要用生命去換的機會。她那麼年輕,能勇敢的爲女子爭取機會,雖經歷生死,卻依然樂觀。提醒自己,我現在享受的好多權利都來之不易,要好好珍惜。
一直覺着日子過得太普通,上班下班洗衣燒飯照顧娃,自己的理想只能在文字裏意淫。偶爾看抗戰電影會感慨一下幸福生活來之不易,告誡自己和孩子要珍惜。可那畢竟有着幾十年的時間差呀!慣性認爲,時間推移,時代就是應該不斷朝前發展的。聽新聞,也知道世界其他國家一直戰火不斷。可是,隔着屏幕還是沒有那麼深的感受。這本書真的真的讓我感受到:同一個地球,同一個時間維度,不同的人真的過着千差萬別的日子。“戰爭”對於我而言,可能就是書本電視歷史裏的兩個字。可是對於馬拉拉來說,那是時時刻刻都要面對的危險,像一把命運的枷鎖,封住了自由,掐斷了追求,摧毀了一切。可她卻沒有屈服。 誠然,她的政治熱情得益於他的父親。出身普通的父親,終身致力於創辦學校。格外值得敬佩的是,在那樣極端宗教壓迫的環境下,父親允許女孩受教育,允許她突破主流傳統做自己想做的事,這或許是馬拉拉最大的幸運。讀完,上網搜了一下她的境況,已婚,在英國定居,有份穩定工作。臉恢復的很好,但仔細看,半邊臉還是感覺神經有點僵硬。畢竟被槍擊過呀!將她在聯合國的演講發給閨女,閨女說,我就想成爲這樣的人。我回她:我努力成爲馬拉拉父親那樣的人。 這本書讓我最大的另一個觸動就是宗教對人的洗腦原來影響如此之大。莫名感慨當年毛爺爺的偉大。有段時間,還一度覺着沒有信仰似乎人就缺了很多東西,感覺信仰總是教人向上的。現在覺着,信仰這個東西根本不是普通人能夠自主左右的。或許你現在堅定不移的信仰就是別人植入你腦子裏的一顆炸彈。而炸彈的起爆按鈕在別人手裏。有點聳人聽聞哈,就是覺着那些宗教真的太可怕了。 好吧,普通的日子已經是最幸福的日子了。我應該爲自己生活在和平安全的國度裏感到自豪和驕傲。
如果說相信成功的來自神明的庇佑,如果電視上看到女生穿運動背心健身還會被嚇一跳然後換臺,那在我們的或者很多世界裏,都會被笑作愚昧封建不可理解。 可是在一個連上學的權利都要用抗議、鮮血,甚至是不怕死的精神來支撐爭取的地方,這已經是一位不可思議的進步女性。 讀完以後意識到,當幸福來的太容易,就會被變得不被珍惜。那些我們習以爲常的日子,出門遛彎隨便買點東西看個電影,原來在那個世界都是大逆不道的行爲。所以要經常反思,自己身處的世界所傳授的意識形態真的是對的嗎?還是隻是對當權者有利呢? 但當你不得已選擇身處在這樣的意識形態裏,你如果做不到沉默屈服,以求自保,就要面對真實的死亡威脅,可是馬拉拉,她選擇了後者。就算她真的有那些陰謀論者揣測的移民西方世界的動機,那也是以生命交換的,我覺得是她配得上獲得的勇敢者的犒賞。 至少她去做了,並且現在還在堅持。 馬拉拉簡歷: 馬拉拉·優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出生於1997年7月12日(巨蟹座),是巴基斯坦著名的教育活動家,因其爲女童教育權利所做出的傑出貢獻而廣爲人知。她的倡導始於2009年,當時她年僅11歲,就開始爲巴基斯坦北部地區的女孩爭取受教育的機會,並在BBC烏爾都語網站上匿名寫博客,揭露塔利班對女孩教育的限制。2012年,因公開發聲支持女童教育,她遭遇塔利班槍擊,幸運的是她在重傷後生還,並繼續致力於教育事業。
神聖的接口,人性的深淵——讀《我是馬拉拉》 閱讀馬拉拉·尤薩夫扎伊的自傳時,一個問題貫穿始終:當有人以信仰之名禁止女孩上學、施加暴力,甚至槍擊一個15歲的少女,這究竟是宗教的原罪,還是人性之惡爲自己找到了一個堅硬的“神聖接口”? 《我是馬拉拉》給出的回答清晰而深刻:極端主義的根源從不在於信仰本身,而在於人性中對權力的渴望、對控制的執着,以及將複雜世界簡化爲“我們對抗他們”的衝動。宗教在這裏只是一件外衣,惡纔是那隻穿起它的手。 一、被徵用的經文與被選擇的暴力 在斯瓦特山谷,塔利班的崛起並非偶然。他們利用貧困、法治缺失與人們對腐敗政權的不滿,逐步吞噬這片土地。值得深思的是,他們手中的《古蘭經》,與馬拉拉父親齊亞丁所信奉的,彷彿是兩本不同的書。 塔利班挑選出關於懲罰、服從與鬥爭的經文,將其從歷史與整體教義中剝離,固化爲一套暴力的話語。而齊亞丁所堅守的,是“求知是每個穆斯林男女的主命”。他創辦學校,鼓勵女性受教育,在信仰中看見的是光亮而非枷鎖。 這揭示了一個關鍵事實:經文是靜止的文字,而解讀是流動的權力。誰壟斷了解釋權,誰就定義了“神聖”。禁止女孩上學,並非因爲伊斯蘭教輕視女性——相反,經典中明確護衛女性的尊嚴與權利——而是因爲受過教育的女性會思考,而思考,是絕對權威最大的敵人。 信仰在這裏,確實只是一個“接口”。若沒有它,權力仍會尋到其他外殼:極端民族主義、種族優越論或任何非黑即白的意識形態。驅動暴力的,從來不是經典,而是人性深處對支配的渴求。 二、恐懼的縫隙與善的微光 書中令人難忘的是這樣一個過程:當塔利班起初推行各種禁令時,大多數人選擇了沉默。沉默,成了惡生長的縫隙。 “壞人無孔不入”。他們利用的是人性的恐懼、自私與從衆。恐怖氛圍讓每個人自我隔離,讓“自保”壓倒“公義”。 但馬拉拉的故事之所以撼動世界,正因爲它同時證明了:在任何一種文化或信仰內部,善與惡的較量從未止息。那位冒死搶救馬拉拉的醫生是穆斯林,那些協助對抗塔利班的普通居民是穆斯林,後續守護她康復的護理人員也是穆斯林。 這與信仰何干?這隻關乎一個人選擇成爲怎樣的人。善良的基督徒、慈悲的佛教徒、正直的無信仰者,在暴行面前的本能反應是一致的:保護弱者,抵抗壓迫。而內心充滿控制慾與暴力的人,無論手持哪本經典,總能從中讀出“排除異己”的許可。 三、標籤化的認同與真正的勇氣 那種“拿信仰來做區別對待的思維”,實質是“尋求集體意識的渠道”。這爲《我是馬拉拉》提供了深刻的心理學註腳。 人渴望歸屬。當現實充滿困頓與不公,加入一個宣稱掌握“絕對真理”的羣體,成了獲取安全感與認同的捷徑。塔利班提供了一套簡易的世界觀:我們是正義,你們是邪惡;我們純潔,你們污穢。 這種二元敘事,粗暴地抹平了現實的複雜。它讓人不必思考貧困的根源、歷史的因果,只需將一切困境歸咎於“他者”,再通過排斥與暴力,換取虛妄的優越。 然而,真正的勇氣,恰是拒絕這種標籤化的誘惑。馬拉拉沒有躲進“受害者”或“穆斯林少女”的單一身份裏。她在聯合國說:“一個孩子,一位教師,一本書,一支筆,就能改變世界。”這不是任何宗教的獨有訓諭,這是跨越一切信仰與文明的人道共識。 四、在深淵之上 《我是馬拉拉》之所以成爲全球性文本,不是因爲它完美詮釋了伊斯蘭教,而是因爲它呈現了“人如何選擇”的範本。 塔利班展示了惡的形態——挪用神聖之名,行控制之實,將恐懼植入每一個渴望知識的靈魂。而馬拉拉一家則彰顯了善的高度——在敵意籠罩中,以理性回應矇昧,以堅韌對抗暴力,以教育贏得未來。 這本書讓我們相信:極端主義的真正反面,並非某種“溫和的信仰”,而是獨立的批判思維、個體的良知,以及捍衛他人權利的、不妥協的勇氣。 無論你信仰什麼,或無所信仰,只要你在衆人沉默時敢於發聲,在仇恨席捲時仍願理解,你便是在人性深淵之上點亮微光的人。 而這,或許正是馬拉拉用生命傳遞的、比任何經文都更樸素也更有力的真理。
原本期待一本類似《喀布爾的地下女孩》或《 I Am a Bacha Posh》那樣的作品,通過個體敘事進入一種具體而複雜的文化實踐,理解異文化女性如何被特定社會結構塑造並能動地做出回應。又或者像《From Goddess to Mortal》那樣,通過長大後的庫瑪麗第一人稱回溯,呈現一種由內而外生長的經驗世界。然而,《我是馬拉拉》帶來的卻是一種持續的“錯位感”:看似是個人回憶錄,卻不斷滑向宏觀宣言;看似“讓當事人發聲”,卻始終模糊着敘事權的邊界。 誰在說話? 本書由馬拉拉與記者克里斯蒂娜·蘭姆合作完成,這一事實本身並不特殊,但問題在於文本中並未清晰區分不同敘事層級。在閱讀過程中,讀者不斷遭遇一種不穩定的聲音:有時是一個巴基斯坦女孩的成長經驗;有時是成熟的政治性表達;有時又轉爲面向西方讀者的背景解釋,這種混合沒有加以標註或反思。 對比之下,《喀布爾的地下女孩》的寫作方式則更爲透明:記者身份、觀察位置與被訪者聲音之間的邊界清晰可辨。讀者始終知道“誰在說、怎麼說、爲誰說”。而《我是馬拉拉》中,這種界限被刻意模糊,製造出一種“順滑”的“統一主體”的幻覺。 從“個人經驗”到“象徵敘事” 這種模糊在敘事內容上也有對應體現。童年部分,本應是個體經驗生成的過程,卻大量圍繞父親展開,使馬拉拉更像某種既定理唸的承載者,而非逐漸形成主體性的個體。她似乎從一開始就已經是她後來成爲的那個人。而在經歷塔利班襲擊後,敘事迅速轉向一種高度結構化的英雄敘事:個體經驗讓位於象徵意義,具體感受被宏大話語覆蓋。創傷不再作爲私人經驗展開,而是成爲公共道德敘事的一部分。這使整本書逐漸從“回憶錄”轉向“倡議書”,尤其是在她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這種轉變幾乎不可逆。 非黑即白的“他者”文化呈現 更令人不適的,是書中對巴基斯坦社會與文化的呈現方式。書中反覆強調的性別不平等、宗教壓迫、社會落後等問題當然真實存在,但問題在於它們幾乎構成了對該社會的全部呈現。忽視了日常生活的複雜性,文化內部的多樣性和非對抗性的經驗維度。與此同時,馬拉拉對西方流行文化的認同、對本土宗教實踐(如齋月)的負面體驗也被突出呈現。這種對比容易滑向一種傳統即壓迫,西方即自由的“非黑即白”結構。這種敘事模式,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西方盛極一時的亨廷頓“文明衝突論”,以及福山“歷史的終結”所隱含的歷史進步線性觀。 底層能否發聲? 斯皮瓦克在《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中的問題變得尤爲關鍵。問題並不只是“邊緣主體能否發聲”,而是當她發聲時,這個聲音是否仍然屬於她?《我是馬拉拉》中,讀到的並非“沉默”,而是被翻譯(語言轉換)、被整理(敘事結構)、被篩選(出版與傳播)、被編碼(全球政治語境)的聲音。固然,書中所呈現的人道主義關懷、對恐怖主義與性別不平等的關注不容忽視,但整體敘事卻呈現出一種“可被消費的他者苦難”,充斥着“白人救世主”情結。 馬拉拉本人雖被推上全球舞臺,但她的聲音卻更像是一個被多重力量“調音”的結果:在殖民權力、本土父權與全球媒體之間,她成爲一個被塑造的“協商性/服從性主體”,只能在“被允許的框架”中發聲。我們讀到的,往往是一個被代表、被轉譯、甚至被重寫的馬拉拉。 “誰在說?爲誰說?怎麼說?”《我是馬拉拉》與其說是講述一個真實的個人故事,不如說它展示了一種機制:哪些故事,能夠被全球聽見?清晰的道德對立、可識別的受害者、明確的解決路徑,使馬拉拉的故事成爲一種高度可流通的敘事模板。而閱讀中的不適,或許正提醒我們:當“讓他者發聲”成爲一種政治正確時,這種發聲本身,也可能成爲新的話語殖民形式。
皺着眉頭讀完了。我爲我對該宗教抱有偏見而輕微抱歉,但這歉意着實不多。同時,還是疑問,篤信同一套框架體系的情況下,能出現兩種人嗎? 最後你的感謝了許多。不過,我還是覺得你最先應該謝謝醫生,謝謝護士,謝謝飛行員(帶你來英國),謝謝廚師(給你做飯的)。而不是先謝謝真主把他們帶到你身邊。 如果閱讀的話,可以從中獲得一些巴基斯坦和伊斯蘭教的知識,一個女孩的故事,以及一些勇氣。 但我同意,並驗證了自己的判斷方式:對抽象概念不輕易下負面評論;只在面對具體真實的人時,可嘗試有所感受。但依舊儘量不負面評論--一是怕有失偏頗,二是厭惡和憎恨也會傷害自己。
2024.08.14 《我是馬拉拉》 一直以來,我都很在意自己的外觀,在意自己的髮型。但當你親眼見識過死亡,世界在你眼中,就完全不同了。” --馬拉拉 2014年,年僅17歲的馬拉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成爲最年輕的諾貝爾獎得主。 2009年起,馬拉拉在父親的影響下,一直在爲兒童尤其是女性的受教育權發聲,以親身經歷在網絡上批判塔利班武裝組織禁止女孩上學的政策以及恐怖活動。2012年,來自塔利班的一顆子彈從她左眼眶射入,生命瀕危,後轉入英國救治保住性命。隨後,聯合國開啓馬拉拉請願書,保證2015年,每個孩子都能享受受教育的權利,其口號爲“我是馬拉拉”。 如今,馬拉拉國家巴勒斯坦所在加沙地區在以色列的蠶食下,6個浦東機場大小的地方容納了300萬人。口罩期間被封禁一個月就無法忍受,但巴勒斯坦人忍受了30年以色列的封禁。一名21歲巴勒斯坦女生說自己的願望是能完整死去;一名被救出的孩童被問到長大了想幹什麼時說她長不大,因爲她活不了那麼久。 看到這些,生活的雞毛蒜皮小打小鬧顯得無足輕重。勇者帶來的和平和各種權益來之不易,珍惜當下。
一個偶然的機會,聽到了關於巴基斯坦馬拉拉被塔利班襲擊的故事。塔利班不是在阿富汗嗎?怎麼會襲擊巴基斯坦的孩子呢?這是我的第一反應。我以爲是平臺將故事的背景搞錯了,不料對方回覆我說這是真實發生的事情。斯瓦特、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利班有什麼樣的聯繫呢?查閱資料才知斯瓦特是巴基斯坦西北邊境的一個地區,與阿富汗相鄰,在這一地區生活的大部分普什圖人,也是阿富汗的主要民族。同一民族分屬兩個國家是英國殖民地時期劃分邊界的“傑作”。時至今日,這條邊境線都是巴阿兩國衝突不斷的根源,深受其害的斯瓦特地區至今仍未獲得安寧。 馬拉拉是出生於斯瓦特地區的一個女孩,這一地區重男輕女思想嚴重;但她是幸運的,她的父親受過教育,思想開明,對子女平等以待。當地風景優美,有巴基斯坦小瑞士之稱,曾是著名的旅遊度假聖地,自己的父母相親相愛,母親雖是文盲,但全力支持父親創辦學校,招收女學生。到了適學年齡,她進入父親創辦的學校裏就讀。然而2007年左右,平靜的生活隨着塔利班組織進入這一地區而被打破。塔利班以他們對伊斯蘭教的曲意解讀,制定了一系列禁慾條款,除了禁止CD、DVD、電視等娛樂設備,還禁止女孩子接受教育。他們統治斯瓦特地區時,炸燬了該地區幾百所學校。在這樣的情況下,馬拉拉的父親認爲女孩有接受教育的權力,並開始意識除了辦女校,還需要大力宣傳自己的觀點,反對塔利班殘酷血腥的統治。他開始接受媒體的採訪,有時也帶着自己的女兒一起。她從11歲開始,就通過媒體分享她在塔利班控制下的學習和生活,隨着馬拉拉在媒體中曝光率的提升,她的聲望也越來越大,逐漸成爲了塔利班刺殺名單中的人。2012年,15歲,她在放學途中,被塔利班擊中頭部,差點失去生命,後幾經輾轉去了英國伯明翰醫治,也因爲塔利班的威脅,她與家人被迫留在英國生活。雖然經歷了死亡的洗禮,她依然倡導兒童尤其是女童接受教育的權力,也因此被聯合國授予諾貝爾和平獎。 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從11歲開始,在極端危險的情況下,公開反對塔利班禁止女童上學的制度,十分讓人敬佩。想想,同爲女性,比馬拉拉還大七歲的我,在十七歲的時候,在幹什麼呢?高二的我目標似乎是考上大學,但又不確定是否能有學上。上面有兩個哥哥,父母親已經是拼盡全力在支撐我們的學業,甚至有一種觀念,他們在支撐不了的時候會犧牲掉我,或者我應該更主動,在他們還未開口前先發聲,終止自己的學業。不管是繼續前行,還是即刻放棄,我都沒有勇氣選擇。 這本書不僅僅是描寫一個女孩的家庭、生活和學習經歷,還向我們展示了塔利班極端組織的成因,斯瓦特地區的歷史和現狀。同時也瞭解到了中東地區政治地緣緣由。地區的衝突不再是新聞中幾十秒的報道,更像是一位生活在該地區的朋友,坐在你的對面,講述她真實的人生經歷。真實感受英美兩大國家與中東地區地緣衝突的淵源,英國殖民主義埋下禍根,美國霸權主義隨時攪動風雲。想到在我們國家解放戰爭時期,渡江戰役前夕,英國“紫石英號”護衛艦闖入三江營附近的解放軍渡江核心水域,無視鳴炮警告後率先向解放軍陣地開炮,解放軍隨即還擊,“紫石英號”被重創擱淺,被迫掛起白旗。試圖干涉中國內政,維持其殖民主義特權,毛主席明確要求英、美、法等國所有在華的軍艦、武裝力量必須立刻撤出中國的領水、領土,同時闡明新中國願在平等、互相尊重主權的基礎上和各國建交,前提是對方必須斷絕和國民黨殘餘勢力的關聯,並撤走全部在華武裝力量。千千萬萬革命先輩“寧願站着死,不願跪着生”才成就了今時今日的祖國,生於和平年代的我們,雖沒有切身經歷,但應銘記歷史,心懷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