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魯思·本尼迪克特
★文化人類學典範之作,瞭解日本民族文化不可錯過的經典讀物; ★基於英文原版的全新譯本。 【作者簡介】魯思·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 ,1887-1948),美國文化人類學先驅。1919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人類學,師從有“美國人類學之父”之稱的弗朗茲·博厄斯,1923年獲博士學位,1934年出版開拓性的專著《文化模式》。1944年,她受美國中央情報局委託,撰寫了一份日本研究報告,該報告直接影響了美國的戰後對日政策。基於此份報告,她於1946年出版《菊與刀:日本文化諸模式》,影響廣泛,有學者稱之爲“現代日本學的鼻祖”。 【內容簡介】《菊與刀》的前身是一份戰時的日本研究報告。1944年,德日敗局已定,魯斯·本尼迪克特受美國政府委託研究對日政策。她根據文化模式理論、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用“菊”與“刀”來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如愛美而黷武,尚禮而好鬥,喜新而又頑固,服從而又不馴等,從而進一步分析日本社會的等級制及有關習俗,並得出以下結論:日本政府會投降;美國不能直接統治日本;要保有並利用日本的緣由行政機構——戰後美國的決策與作者的結論一致。1946年,作者將此報告整理出版,反響巨大,亦成爲日本最暢銷的圖書之一,因其學術價值和借鑑意義,七十多年後依然長銷不衰,成爲文化人類學的典範之作、瞭解日本民族的繞不過的經典讀本,被稱爲現代日本學的鼻祖。本書爲日本問題專家、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馮瑋全新譯本,按照英文原版翻譯並加有幫助理解日本習俗文化的譯註,從而保證了準確性與可讀性。
島國稻作環境塑造民族性格 和《槍炮、病菌和鋼鐵》等書流行類似,人們希望通過地理環境、對民族國家的性格進行分析,本書是美國是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於1946年出版的日本國民性研究經典。作者師從“美國人類學之父”博厄斯,是文化人類學“文化與人格”學派的代表人物。該書是二戰期間她受美國政府委託的研究報告,其特殊之處在於作者從未踏足日本,完全依靠文獻、電影及戰俘訪談完成,旨在爲美國製定戰後對日政策提供依據。 全書核心在於解析日本的“文化模式”: “恩債”邏輯。日本人將社會關係視爲沉重的債務鏈條,“皇恩”至高無上,回報分爲必須履行的“義務”(忠、孝)和令人窒息的“情義”(維護名譽、復仇)。 “恥感文化”。本尼迪克特提出著名論斷:西方是“罪感文化”(內省自律),而日本是“恥感文化”,行爲的約束力源於外界評價,因此極其注重“面子”。 等級制度與雙重道德。日本社會建立在嚴格的等級秩序之上,各安其位;其道德體系具有“童年寬鬆、成人嚴苛”的雙重性,導致日本人能在極端溫和與極端暴烈間無縫切換。 對日本人民族性格的分析,我推薦孔祥旭的《櫻花與武士》寫的更深更準確,要了解日本人的性格首先要知道日本的“村八分”傳統,日本人性格的塑造是島國+稻作農耕,島國的貧瘠資源和農耕形態,讓日本自古以來有很強烈的村落文化,村落共同生活的十件事,稱爲“十分”。這“十分”包括:孩子成人禮、結婚、生育、照顧病人、房屋改建、水災時的互助、每年的祭拜法事、旅行、埋葬屍體、滅火。這十件事上,大家必須互幫互助。但是,如果村裏有人不守規矩、搗亂鬧事的話,對這個人最嚴重的懲罰就是實施“村八分”,除了埋葬屍體、滅火之外,一概不予幫助,當你是空氣,實施集體孤立排擠。在自然災害頻發和資源貧瘠的島國,一個人要獨善其身,會非常困難,必須參加一個羣體互助,因此塑造了日本人服從和“從衆”的思想與行爲,集體配合就要求嚴格的等級制度,天皇曆史上長期處於“周天子”名義的牌位性質,各地藩主(諸侯)都是世襲制,古代日本學習了中國許多的社會制度,就是沒有引進“科舉制度”,這就使得庶民無法通過科舉考試這一途徑“跳龍門”來改變自己的地位與身份。這種階層固化制度就造成了兩種現象:①是藩主必須照顧武士,武士必須照顧庶民;②是武士必須世代忠誠於藩主,才能保住自己家族的“武士”世襲地位。而庶民只要忠誠於武士,就能安居樂業。武士階級遵循着武士道,其中包含了忠誠、尊重和榮譽等原則,這些原則都強調“忠誠”的重要性。雖然早在160年前,藩主武士制度已經消滅,但是這種“忠誠”之心,至今依然是日本社會文化的一大根基。而且做任何事情,不能給別人添麻煩,這樣的環境造就了日本人的集體盲從,最近日本熊本地震,一個年輕女店員已經離開建築,但就是店長要求她回去把錢鎖在櫃子裏,進去就沒出來(現在後續報告有7個職員都是已經逃離,再被命令回去,因此喪生)。 日本人的勤儉,居住環境的逼仄,稻作民族的愛好乾淨和生活磨練出的精明,讓日本人和上海人有很多想象之處,上海人最早打工和移民也是去日本,同樣的表面客氣可又拒人千里,如果日美性格是兩級,中國人處於中間,中國因爲足夠大,並不斷有新鮮血液融入。 日本人竹內亮拍的日本遺孤《無名之子》最深刻的反映中日的區別,這些日本戰敗後遺留在東北的日本孩子,回國認親後幾十年還不被日本社會接收,而這些敵國的孩子,是中國人把他們拉扯大,這種骨子裏的仁慈和胸懷是日本人還沒有進化到的。 2026年#232
以“菊與刀”命名此書,似乎一是爲了強調“天皇制”和“武士道”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二是以“菊與刀”象徵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和日本人性格的兩面性。正如作者在第一章中所寫的,“七十五年來,對日本人的論述往往存在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但是’,而對世界上其他民族的論述,不存在這樣的句型。一個嚴肅的觀察者在描述其他民族時,說他們彬彬有禮,不會又補充‘但是,他們很傲慢無禮,盛氣凌人’。當指出他們非常頑固時,不會又補充‘但是,他們很容易適應極大的變革’。”值得一提的是,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的軍事祕書波納·費勒斯准將戰前曾留學日本,師從日本惠泉女子大學校長河井道子學習“武士道精神和天皇制”。本尼迪克特在寫作此書時,很可能受到相關資料的啓發和影響。不過,這僅是我個人的推測。 本尼迪克特所謂的“日本文化”,特指日本人的生活和行爲方式。她在《菊與刀》中對此進行了簡明扼要的論述。她的論述似可被概括爲以下幾方面: 第一,日本文化屬於“恥感文化”,相對於西方的“罪感文化”。二者的差別是,對生活和行爲方式,“恥感文化”注重外在評判和他律,而“罪感文化”注重內省和自律。我認爲,這一觀點對我們瞭解日本人有啓發意義。例如,大哲學家康德就曾表示,平生最敬畏兩樣東西,一是天上的繁星,二是心中的道德準則。日本人非常注重“不給他人添麻煩”,在意他人的評價是重要原因。日本有句諺語“人在旅途無廉恥”(旅の恥はかき捨て),意思是旅途中周圍都是不相識的人,可以放鬆自己,就是很好的證明。 第二,強調“各就各位”,即言行與地位、身份相符。這個觀點不僅在當時,而且在今天也能得到充分驗證。因爲,即使在今天,“等級”在日本社會依然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 第三,注重“義務”和“義理”的履行。所謂“義務”,是對皇恩、親恩、師恩等恩情永無止境的回報,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責任感。所謂“義理”,則是對所受恩惠作等量回報。和“義務”不同,“義理”或許不是發自內心,但也是需要履行的責任。例如,日本人將岳父母和公婆稱爲“義理的父親”“義理的母親”,就是一例。“義理”又分爲兩種,一種是“對社會的義理”,如對主君和近親的責任;一種是“對名譽的義理”,即維護名譽,如遭受侮辱則進行報復。 第四,日本人注重“肉體和精神感受”,即追求並尊重肉體享受和快樂,包括性愛、沐浴、飲食、睡眠。同時,日本人又強調忍耐,強調爲了特定目的可以犧牲這些快樂和享受。 第五,日本人具有雙重人格特質,即有時循規蹈矩,有時放浪形骸。這種特質源於幼年時期。日本人的人生呈“U”字形,即幼年和老年時享有“特權”,甚少約束。年齡越大,受約束越多,直至六十歲以後再次逆轉。 第六,日本人在戰時拼死相搏,戰後卻對佔領軍順從配合,令盟軍感到意外。究其原因,除了天皇的威望,更因爲日本人有“以強者爲師”的國民性。因爲,從“和魂漢才”到“和魂洋才”,“和魂”始終不變,而“和魂”的本質就是“以強者爲師”。 1946 年寫成,如今 2025 年再看,歷史歸歷史,文化歸文化,我還是認爲日本這個民族有優點,善於學習、規劃、一切都有規有矩,但他又有多重性格,我想用變態來形容,很自大,想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別人,侵略就是侵略,什麼大東亞共榮。同時也深刻認識到,落後就要捱打。毛教員說,高築牆,不稱王。說出我們不同的民族之魂,我們強大不是爲了稱王,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和平。
本科期間就聽到許多老師推薦這本書了,沒有讀之前只知道討論的內容是日本人的性格。再後來以爲是經過田野調查的社會學作品,直到翻開,才知道作者根本就沒有去過日本,只是訪談了美國的日本人,其他材料則是日本的報刊文學作品。調查是受美國官方所託,主要研究日本的文化模式,提出的觀點是,日本看似有菊與刀的兩種矛盾性格,實則都是出於同一準則——義理。由此,作者認爲日本會選擇投降,戰後應該指導日本人自己進行重建,而非完全佔領日本。
日本將“忠”奉爲圭臬和“以恥感”爲基礎的文化內核。決定了日本從未從根本上反思和懺悔那場戰爭。 瞭解美國人眼裏的日本,更容易讓我們瞭解這個鄰居,這個對手。也更理解左公關於日本的描述“知小禮而無大義,拘小節而無大德,重末節而輕廉恥,畏威而不懷德”,對於這樣一個鄰居,只能武力去征服,任何懷柔和綏靖政策都不能從根本上摧毀日本的文化根基,重塑日本。
這個譯本特別好,不知道爲什麼沒人看
《菊與刀》 反反覆覆打開,終於在今年換了譯者(馮瑋)後順利讀完。 二戰結束後,作爲戰勝國的美國,因爲要管理戰敗國日本,所以才啓動這樣的研究。但當時無法赴日身臨其境,因而以桌面研究和在美訪談爲主。跨文化解讀本就難,而中國讀者再讀英譯中,錯位的信息之多,可想而知。 然而,有趣的地方也在於此。成書以西方人類學家視角解讀日本文化,於中國讀者而言,同爲東亞國家,文化雖有相同之處,根基卻截然不同。每每有對鏡之感,風吹拂過,又笑水月之鏡。 也許你不愛太宰治、渡邊純一、川端康成,甚至不愛村上春樹,但你總會愛上新海誠。 壓抑、隱忍、極端是日本,赤誠、細膩、純粹也是日本。 你會看到那輪猩紅色的月亮,你會理解他爲什麼盯着黑色的小森林發呆。風中飄舞的櫻花、火車站裏的錯過和相遇、冬日裏呼出的團團白氣。 我散碎的、關於日本的一切感受,得以在這本書上緩緩漂浮。
想了解一些國家一些民族的文化,想了解日本爲什麼會侵略其他國家。經常看到對這本書的推薦,找了書友認爲翻譯最好的版本。斷斷續續看了半個月。從翻譯來說,這個版本確實兼顧了準確性和易懂性,但還是有些地方需要反覆讀幾遍才能理解。有些段落太咬文嚼字,感覺作者的推理比較多,根據日本的一些表達語言、表達方式進行推斷。作者對日本的某些詞語理解(語義和情感)的並不到位,通過繁瑣的解釋勉強能接近詞語或者行爲背後的本來意思。也有些推斷讓人滿意理解和苟同。文中作者對比了美國文化和日本文化,宣揚美國文化的自由平等,也模糊了日本侵略他國的罪行,以民族榮譽感來描述侵略戰爭的發起是不對的。但整體是一本很好的讀物,對於想要了解日本文化的讀者來說,內容充實,確實值得一讀。
日本旅遊回來,對日本這個民族的行爲選擇與運行規則產生了很多的好奇。 於是花一個半月刷完這本菊與刀,感到很重的規則感,也有很強的窒息感。 這種規則可以凌駕於道德之上,引領支配這個民族的整體行爲。 而這個規則來源於外界對日本人行爲的反饋投影,其本質是不堅固及可變的。只要變化的規則變成這個民族的普世價值觀,這個民族可以站得很快,也可以跪的很快;可以持續循規蹈矩,也可以瞬間毫無下限。 但是(如書中的很多但是,體現這個民族分割的兩面性),日本人的這種規則感和剋制感,若是應用在工業、建築、美學領域,確實可以孵化出大師級作品。但是,另一面人格同理,也可以刷新很多認知底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