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馮天瑜
本書秉承陳寅恪先生“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之題旨,以“封建”和“經濟”爲典型案例,探討漢字文化古今轉換、中西交會之際發生的“名實錯位”“概念誤植”問題;考究新名在內外交會、中西涵化過程中的生成機制。本書是作者首倡的“歷史文化語義學”研究範式的又一次學術實踐。其理路是:在古今轉換、中西交會的時空座標上,對漢字術語的生成、演變尋流討源;且透過語義的窗口,探尋語義變遷中的歷史文化蘊涵,展現漢字文化異彩紛呈、後浪逐前浪的歷史狀貌。本書對“封建”“經濟”尋流討源,由語義變遷之“考”導入思想概念之“論”;認爲:對譯中發生名實錯位,均有其歷史、社會及文化的原因。考察這些原因,追查其誤植的弊害,或有助於亡羊補牢,找尋補正辦法;或可爲今後的新語創制尋覓正途,防止不確切新名的再度出現與濫用。誤植詞若危害有限(如“經濟”),姑妄言之,權且用之;若危害甚劇(如“封建”),則須設法更正,以另名取代之。
前半部分“封建”相關要好於後半部分“經濟”相關。當然,這不是作者的水平問題,而是兩個詞彙的“誤用”確實存在差異。 “封建”一詞的誤用,起於新文化運動時期,與學術爭論、革命活動均有關聯。古典意義上的封建是不存在混亂的,古代諸如《封建論》等書籍,對封建的定義都是清晰明確的,不同論者的差異在於認同或反對“封建”上。然而,由於新文化學人對日本歷史沿革缺乏理解,錯誤的將日本中世的“封建制”與中國古代歷史強行對應;再有蘇聯“五階段論”對馬克思原本定義的曲解和誤讀,將中國古代“宗法皇權社會”強制定義爲“封建社會”的趨勢一發不可收拾。這種定義方式在革命年代自有其優勢,方便人們宣傳革命理念。然而在今天,這種誤植無疑是會引發混亂的,這種對詞彙的濫用限制了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其背後的“五階段論”也限制和阻礙了普羅大衆形成正確的歷史觀。 相對而言,“經濟”一詞的混亂大體是因爲該詞彙在翻譯之初就存在定義過寬的問題,從而遺留了一系列爭議。加之流行文化的影響,人們動輒對社會現象冠以“某某經濟”的稱呼,這就更加劇了這種混亂。到總體而言,這種混亂比之“封建”一詞的濫用,危害性大概稍微弱一些(?) 這些詞彙的濫用自然都是有害的。讀到半途,我突然想到“語言的腐敗”這一概念。這樣正本清源的書還是應該多一些,敢於挑戰“約定俗成”,且有理有據,在當下也算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