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史三論：政治·地域·族羣--李治安史學著作集【中華書局出品】

老先生的論文集，基本上還是立足於自身元史研究的成果，以“政治支配論”“南北地域論”和“民族匯融論”爲觀察視角，從宏觀上對中國古代史的演變進行概括。眼界很大，對許多重要的歷史理論都有所回應和利用，如“唐宋變革論”“宋元明過渡說”等等。但很多方面仍存在不小的問題，比如“編戶齊民的耕戰模式”與“士農工商並行發展的自由模式”之間劃分過於絕對，至少所謂耕戰模式是出於王朝初年的開疆拓土的需要，而自由模式更多是社會經濟自然發展所導致的，任何一個長時間的大一統王朝都會經歷這兩個階段，不宜將其劃分爲一前一後兩者趨勢。南北地域論的分析很亮眼，尤其是第二個南北朝時期的南朝化與元明時期的歷史相聯繫，很有見識。但幾篇論文之間重複很多，車軲轆話來回說，讓人有些視覺疲勞了。至於民族匯融論就有些政論色彩了，過於強調遊牧與農耕民族的匯融，對南方民族基本採取忽視態度，對藏區與海疆更是如此，可讀性很差。

古史三論奏新韻 ——評《中國古代史三論：政治·地域·族羣》 作者：任鋒《光明日報》(20260514第11版:光明悅讀) 　　《中國古代史三論：政治·地域·族羣》（以下簡稱《三論》）是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治安彙集近十餘年所撰論文而成的一部學術專著，近日由中華書局出版。在史學撰述日趨細碎的時風中，這部視野宏大、立意高遠的著作一經推出，便引發學界廣泛關注，多地相繼舉辦研討會切磋琢磨。史學撰述本是辛勤耕耘、長期積累的事業，而兼具理論關懷與思想品位的史著，更需在時勢演變中淬鍊史料、沉潛思索。真正具有時代感的史論，能在咀嚼歷史中叩動世道人心；而有文明自覺的史論，更能引領國人於縱橫上下的時空翱翔中，窺識人事世變。 超逸斷代 　　《三論》由政治支配論、南北地域論、民族融匯論三個主題構成。據著者自陳，這一“三論”形式深受老一輩史學家楊志玖、唐長孺等先生影響。冠名“三論”意在表明這並非系統性的通史論述，而是對古代政治支配、南北地域和民族融匯三組重要問題“略抒己見，做一番融通古史、探索疑難未知的嘗試”。本書雖未採用通史體例，其架構卻涵蓋廣遠，將古代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地域文明互動、民族融匯等議題，分層遞進地予以縱深解析。 　　李治安的史學專長本在元史與中國政治制度史，而《三論》卻能從容跋涉自先秦至明清的漫長曆史長河。這得益於著者由元史兼治中古史、由政治體制總攬地域與族羣的博學深思，體現出其所珍視的“惟真惟新，求通致用”的南開史學旨趣。另外，如其指出，法國年鑑學派注重長時段考察的方法論也給予他重要啓發。 　　著者在序言中談及晚近史學偏重斷代基礎研究的趨勢。當下史學研究在專業分工的強力驅動下，多謹守斷代史、專門史的分際，貫通斷代、由專而通的旨趣與能力或有缺失。李治安認爲，“無論是社會經濟抑或政治文化，往往會超逸斷代，呈現諸多的上溯或下延。而那些超逸部分，或許就是古代史研究的未知或薄弱環節”。我們較爲熟悉的，在單一政權國家的視野中來考察其政治、社會和文化，這個做法自有其合理性。而在更長的歷史演變中捕捉參酌社會政治文化的模式凝成和轉換，無疑對於論者的視野和見識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書中論及元明兩代立國對江南地區的政策模式，提出忽必烈“嗜利黷武”（在江南表現爲安富寬商以增加稅收）與朱元璋“仇富平均”（在江南表現爲嚴酷的徙富和海禁政策），並強調“若是孤立論及元、明二斷代，兩種模式似乎都可視作利弊相參或利大於弊。然而，從長時段看，從‘唐宋變革’的歷史趨勢和江南在中近古社會發展中的角色看，答案就是另一番模樣了”。如何超越朝代隔斷，確立“長時段”考察的參照系與着眼點，確實考驗着論者的宏觀史識。 　　此外，過去四十餘年，史學研究歷經政治史的一度低迷與漸趨復甦，社會史、文化史的興起繁榮，以及多種人文社科理論的引進衝擊。如何在斷代通貫中處理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思想的互動關係，也是研究者面臨的挑戰。李治安推崇王國維、陳寅恪等先輩既能“沙裏揀金”精研微觀，又能“鳥瞰四海”縱論宏觀，由此也可看出本書史論的旨趣所在。 貫通探微 　　本書三個主題的研究，建立在熟稔並辨析相關前沿論述的基礎上，正是通過對諸多短時段、中時段歷史議題的考辨提煉，逐漸發展出其長時段洞察。 　　在政治支配論部分，本書觸及諸多斷代史研究的代表性論點。如二十等爵制、齊民制、“配戶當差”以及“從編戶到差戶”，他們於秦漢、隋唐及明代政治史研究者而言並不陌生；如“不抑兼併”、農商社會和富民社會的論述，也爲宋史及近世社會探討者所熟知。本書著者則在大歷史通貫損益的視野中，從上述兩類歷史中歸納提煉出“編民耕戰”與“士農工商較自由發展”兩種政策模式。著者以十分節制的方式將這種歸納定位爲傾向性命題，試圖在歷史演變中捕捉其較爲本質化、影響長久的秩序特質，同時避免割裂化、二元化地看待彼此關係。與常見的“周秦之變”論式不同，書中在秦制和齊制中溯源兩類臨民理政模式，注重國家與社會成員經由田制、戶籍、徭役和兵役等建制建構起來的關係，並強調這種在長時段中延續與變異共生的辯證發展。 　　由此，不難理解著者爲何建議將漢武帝黷武開邊與財政壟斷視爲臨戰狀態下政策模式的兩輪，而非簡單歸類於民族關係與財政集權；也不難理解他爲何不同意日本學者木村正雄將齊民制適用於隋唐及以前中國，而認爲隋唐立國實爲漢代編民耕戰模式的復興，明代“配戶當差”則遠承漢唐、近法元代，鑄成了這一模式的最後輝煌。書中對於明代前期全民當差（“納糧也是當差”）的精彩解讀，不僅顯示了著者元史專長帶來的跨代研究優勢，尤爲呈現了本書長時段視野映照下的通史功力。 　　政治支配論的重心，不在傳統政體論的中樞決策層面，而在於支配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臨民理政政策模式。這一歷史探測視角雖不免在政制、政策與法術之間遊移，卻強化了政治經濟與社會的互動關聯，對既有理論視角形成了某種深化推進。書中多次比照馬克思主義史學“五朵金花”中的土地制度與農民戰爭討論，從政治支配視角提出新解。 　　南北地域論勾連政治支配與民族融匯，是本書尤見精彩的重奏華章。遠承陳寅恪、唐長孺，著者有感於學界關於南朝化、北朝化的討論，在第一個南北朝（魏晉南北朝）研究基礎上，提醒我們注意宋遼金元代表的第二個南北朝，可說從地域差異與整合上，勾勒起了中古以來更爲長程的國史主脈與旋律。相較於呂思勉、錢穆等的國史敘事，兩個南北朝論揭示出隋唐、元明大一統的地域和秩序凝成機制，同樣從跨越朝代的視野，呈現出中國從分裂到統一的宏大立國進程：南北朝制度並行演進，在新的大一統早期多由北制發揮主導作用，而至中期則由南制主要推進南北整合。 　　書中對於“唐宋變革說”的應對頗具示範價值：一方面承認其解釋力，另一方面指出其難以涵括北方歷史，因而在對“宋元明過渡說”“宋元變革說”揚棄調適後，將其吸納入第二個南北朝的南朝化解釋中。第二個南北朝說，對上述歷史解釋論點進行了更爲宏觀和辯證的處理，尤其在南北整合中理解大一統進程中的南朝化與北朝化，避免了割裂與僵化。民族融匯部分則對“征服王朝論”、陳舊的“夷夏之辨”進行了駁正，提出從“中國一統”到“華夷一統”再到“中華一統”的演進脈絡，運用翔實的歷史政治論證闡釋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更待新章 　　著者反思既往研究運用“單一範式命題去描述全國的體制、社會關係和社會發展”，三論搭建起政治支配、南北地域和民族融匯的三維架構，體現出避免單一因素決定論的史觀自覺。三個部分相互嵌套、環環相扣，經由兩類治理政策模式、南朝化和北朝化等，展現出了國史論述的新韻。三類要素可以說發揮了混合作用，不可隨意化約。 　　在比較歷史分析的視野中，書中對兩個南北朝的精彩提煉，超越了常見的單一政權興衰論，而南北整合關節則強調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力相對於政治和軍事權力的立國鞏固貢獻。 　　作爲新時期史學研究的集成性作品，《三論》爲我們打開了進一步的思考空間。 　　首先，政治支配論背後的政體論視角，與地域和民族融匯背後的國家形態視野，或許指向政治秩序思考的不同層面。政治支配論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政體論視角，雖然在著者這裏仍然折射出後者的潛在預設，卻指向決策體制外更爲廣闊的國家中心性制度。著者認爲大一統包含政體專制主義與多民族統一國家兩個含義，這一認知很大程度上受到晚清以降政體中心主義的牽制。就政體而言，專制主義未必能全面概括數千年政治體制的特質；更何況，依據專制主義這一具體的政體論嘗試概括中華文明的政治共同體建構，尤其力有不逮。我們應當注重大一統作爲國家形態特質的理論解釋力。 　　其次，作爲國家形態的大一統，是否只是傳統帝國範疇的亞類型？著者對二者似未明確區分。大一統也可能代表了與帝國不同的某種中心統合主義秩序類型，強調政治要素、領域關係與認同關係的統合。 　　最後，對於南北整合代表的國家構建，應當在充分尊重經濟社會自主性的同時，提高對於國家自主性的認知。對於北朝化的歷史政治重估，須避免經濟決定論、化約論潛藏的陷阱。優秀的史論作品能夠折射時代心聲，同時也須擴充其秩序智慧的心量，在文質張弛往復、既濟未濟之際，傳遞文明傳統的精神啓迪。 　　（作者：任鋒，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