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的邊疆：遊牧帝國與中國

本書闡釋了中原、草原與東北三個不同生態位置的政治特徵及其互動。簡要概括而言，受地理環境的限制，中原以定居生活爲主，採用官僚體制治理國家；草原則是以遊牧方式爲主，政治上多爲部落形態；東北地區從南到北兼顧了中原和草原的特徵，因此也最爲特殊。 作者的一個重要觀點是，草原帝國與中原王朝存在共生性。以最早的匈奴帝國爲例，它是秦漢帝國建立對草原政治的應激結果。 第一，由於中原出現了大型王朝，草原因此可以以部落聯盟形式組織起來形成帝國，然後汲取和對抗中原地區。這裏附帶的一個角度是，草原帝國的持續需要中原地區的經濟支持。意思是，草原帝國侵略邊疆地區除了軍隊統治者本身的慾望以外，其實起到了鞏固草原帝國的作用。作者認爲，草原的統治者認識到了掠奪的重要性，因此採取了互市、間歇式侵略、承認朝貢體制等方式不斷獲得中原的剩餘產品。同時受此影響（當然還有草原體制與定居官僚的不融洽問題），大多數草原帝國對於統治中原沒有興趣，他們更希望獲得一個穩定王朝提供的資源。 第二，中原王朝受中原本位、官僚體制以及儒家思想影響，一直在思想和行動上排擠着草原的遊牧民族，這種“他者”的建構也倒逼着草原的部落需要形成一個統一的聲音，而匈奴的單于以及突厥的可汗其實就是這種角色。同樣因爲定居生活和官僚體制的影響，中原王朝的國家中心不可避免的以國內治理爲主，這與草原的遊牧生活和生產軍事一體化有些較大的差別。所以兩者在邊疆地區的對抗總是以中原失利爲主。中原王朝在強盛時當然會獲得勝利，但這種勝利並不持久。對比軍事衝突而言，不怪乎更多的中原王朝採取朝貢綏靖政策對待草原帝國。這樣既能讓中原王朝的邊疆長時間保持穩定，又能滿足草原帝國的持續性需要。 作者的另外一個觀點是，東北勢力的強盛與衰落剛好跟中原、草原成反比。當中原王朝和草原帝國強盛時，東北就成爲兩者間的邊疆地區因而收到擠壓而無法壯大。當中原王朝和草原帝國衰落時，東北勢力就會趁機興起，如遼、金，滿洲等。而東北生態位置爲他們形成二元化治理體系做好了鋪墊。這也解釋了爲什麼東北勢力更容易也更接受在中原建立王朝，而不是像草原帝國一樣無心無力的侵略完就跑。 有意思的現象是，東北勢力建立的中原王朝更懂得如何處理草原和中原的關係。他們理解草原帝國的部落聯盟機制，也不像中原本土王朝一樣受定居生活、官僚體制的消極影響。他們利用中原王朝的剩餘資源在邊疆地區採取更軍事化的處理方式，也不斷干預草原的政治，防止部落聯盟的出現。可見的是，北魏時期的北方柔然，金朝時期的蒙古草原，元朝時期的蒙古草原以及清朝的邊疆治理，基本不存在大問題。 作者對草原、中原、東北三者歷史辯證關係的結束也有解釋。從公元前三四世紀至十八世紀左右，草原中原東北互相影響了近兩千年。之所以結束，無非就是出現了一個強大的他者。在十八世紀，來自東北的滿洲勢力像上述一樣，建立了中原王朝的同時讓草原勢力進入了衰落期。如果按歷史經驗，草原的其他部落可以通過遊牧遷徙來保存實力，然而俄國在西伯利亞地區的擴張卻徹底堵死了草原的戰略空間。可以這樣說，草原、中原、東北三者的歷史互動結束在如日中天的俄國和清朝手上。 總的來說，此書提出的觀點有其突破性，特別是對於我這種第一次瞭解邊疆史的人來說可謂醍醐灌頂。但讀下來的過程中，又不免感覺有幾點問題。 第一，書中提出了草原中原和東北三種形態，對於兩千年的歷史互動基本都能起到一定的解釋作用。但唯獨作者也知道的特例——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國，爲何同樣是草原型的帝國，它可以實現對中原王朝的統治和其他廣闊地區的擴張。我覺得作者解釋的比較牽強，不過這可能也是歷史偶然性的魅力所在。 第二，作者實現了他脫離中原視角的歷史解釋，但似乎又擴大了邊疆問題對中原王朝的影響。作者應該也知道，大多數中原王朝應該是亡於內亂而非外敵，但爲何在唐朝後期的歷史解釋中，認爲唐朝的存續寄託在回紇上呢？令人費解。

現在的閱讀軟件會帶來一些有趣的體驗——你可以看到別人在哪裏劃線，在哪裏批註。讀《危險的邊疆》的時候，我發現不少讀者停下來指出書裏的問題：時間、人名、朝代歸屬有明顯的錯漏，翻譯也存在理解偏差。這些批註散落在電子書頁邊，形成一個持續的裂隙聲場。我注意到那些偏差，也注意到別人在注意那些偏差。那種“關於閱讀的閱讀”，有時比書本身更有意思。 巴菲爾德在建構一種新的邊疆史。他想用人類學的抽象框架統攝兩千年北方邊疆的互動，提出了“外部邊界戰略”“內部邊界戰略”“權力週期”等模型。這個項目有野心，也確實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座標。但他的模型和史實之間不斷出現脫落——那些被讀者反覆指認的錯漏和偏差，就是模型在具體細節上的裂隙。 但這些裂隙讓我開始想另一件事：如果把這個裂隙現象本身作爲觀察對象，我們能看到什麼？它讓我重新注意到一條邊疆研究的進路——從拉鐵摩爾到巴菲爾德到王明珂。 拉鐵摩爾打開的是視野。他是靠走的，一遍遍走長城沿線，走蒙古、走新疆，實地踏勘。他的邊疆是一個可以走進去的空間，不是一個需要被解釋的概念。他重視地理和生態，但他比布羅代爾多走了一步——他不把過渡地帶當作被動背景，而是當作歷史的主體之一。布羅代爾的結構裏沒有“走”的人，拉鐵摩爾的結構裏有人。他不提供系統理論，但他第一次把邊疆當作一個自身擁有歷史邏輯的空間來理解。 巴菲爾德接過了這個視野，但他的方法是建模型。他把拉鐵摩爾打開的視野變成一個可操作的框架。查爾斯·泰勒處理的是人的自我理解如何在歷史中轉變——社會想象如何從一種形態轉向另一種形態。巴菲爾德在方向上靠近泰勒，但他停留在可模型化的層面：兩種社會組織形態之間的功能關係，而不是人的意義世界、敘事、認同。他的模型覆蓋了兩千年，模型覆蓋不到的地方就變成了那些時間錯漏和人名歸屬的偏差。 王明珂在巴菲爾德停下來的地方繼續往前走。他進入了泰勒關心的那個領域——歷史記憶、族羣認同、敘事如何被現實需求重新編織。他發現歷史記憶本身是一個不斷被重寫的過程。他不是在抽象層面說“過去是建構的”，他做了田野調查，看邊疆人羣如何在實際的生態、經濟、社會互動中調整自己的認同，如何重新篩選哪些人物和事件值得被記住。他用具體的方法，把巴菲爾德模型中那個“互動”的概念填回了真實的人的經驗裏。 王明珂描述的是一個可觀察的社會過程：歷史記憶被現實需求不斷重塑。齊澤克給出了一個更精確的哲學命名——他把這個過程叫作“過去是開放的”。一個在田野裏被觀察到，一個在哲學上被命名，指向的是同一個方向。 所以從拉鐵摩爾到巴菲爾德到王明珂，其實是一條邊疆知識的生產進路：從身體經驗到模型建構再到田野驗證。這條線同時處在另一個更大的座標系裏——布羅代爾的長時段結構在左端，查爾斯·泰勒的自我理解在右端，拉鐵摩爾和巴菲爾德在中間的不同層面工作。巴菲爾德停在模型的層面，沒有繼續往下走。而那些讀者不斷指認的錯漏和偏差，指向的正是這個缺口。 《危險的邊疆》，不在於它的模型正確。而在於它搭建了一個足夠大的框架，讓後續的批評、補充和修正都可以附着在上面。那些裂隙不是這本書的失敗，它們指向的是邊疆史本身的一個事實：它永遠無法被一個模型窮盡。每一種對過去的解釋都有自己的生產條件，每一種解釋都會留下裂隙，而裂隙本身就是進入理解的入口。 讀歷史的好處，不在於知道多少過去的事，而在於理解過去是怎麼被記住的。這個理解放到日常生活裏也一樣——很多人感慨早期網站因爲服務器到期、內容消失、帖子打不開，覺得“互聯網有記憶”是個傳說。但這件事和巴菲爾德書中那些裂隙是一樣的。裂隙不是終結，是連接的起點。邊疆史無法被一個模型窮盡，互聯網也無法被一種記錄方式窮盡。歷史是建構出來的，記憶和遺忘都是這個過程的一部分。每一次重新篩選、重新賦義、重新編織，都是真實的歷史過程。理解了這一點，就不會對消失的東西過度感嘆。因爲消失本身，就是建構的一部分。裂隙處，新的連接纔可能生長出來。

讀完總結一下： 1. 北方遊牧民族在哪裏？ 長城以北爲遊牧民族，以南爲中原民族。 黃仁宇先生在《中國大歷史》中指出，十五英寸等雨線劃分出農業區和牧業區，而這條氣候上的標識線也正是中原民族爲抵禦遊牧民族所修築的長城的大致所在。 2. 遊牧民族爲什麼要入侵中原？ 需要中原的物資，主要有糧食、鐵器、炊具、布匹、茶葉、絲綢等。 3. 遊牧民族對中原的策略是什麼？ 劫掠（直接出兵搶，搶完就跑），朝貢（中原王朝定期定量給物資），邊市（邊界開互市做生意），和親，統治 4. 對中原進行統治的遊牧民族有哪些？ 北魏（鮮卑拓跋部），金朝（女真族），元朝（蒙古族），清朝（滿洲族） 5. 爲什麼只有這四個遊牧民族實現了入主中原？ 這四個遊牧民族的共通點： 1）非純粹遊牧民族 - 二元化政權 - 有對農業的管理經驗  北魏 - 半農半牧  金朝 - 半農半獵  清朝 -  農牧獵 2）文化吸收 - 漢化 3）對農業重視 - 明白農業是財富之源 6. 四大明君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中，只有唐太宗很好的解決了邊疆問題  秦皇 - 命蒙恬北擊匈奴，迫使匈奴北遷至陰山以北；築長城  漢武 - 命衛青霍去病李廣北擊匈奴，打通河西走廊，開通絲綢之路 - 戰爭消耗巨大  唐宗 - 使突厥回紇等遊牧民族臣服，被稱作天可汗  宋祖 - 對北方的契丹採取防禦策略

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邊界從來不是地理的終點，而是權力、生存與認同激烈碰撞的前線，遊牧與農耕兩種文明形態，在千年的拉鋸中不斷重塑彼此的命運軌跡。每一次帝國的崛起與崩塌，不只是軍事勝負的註腳，更是資源調配、組織結構與社會韌性的深層較量，那些看似遙遠的馬蹄聲與烽火煙，實則映照出人類如何在夾縫中尋找秩序，在衝突裏謀求共存的永恆命題。

圖書館裏看到了這本書，借來斷斷續續看了一小部分，發覺微信讀書上架了。 作者是少見的致力於研究中國邊疆遊牧民族歷史的西方學者，本書有着濃郁的學術風格，個人覺得翻譯並不十分出色，很多大段落看似寫了很多內容，但意思不夠明確，羅列的歷史材料也有限，可能這就是歷史學科傳統的方法吧——作者主觀性先入爲主太強，尤其是對遊牧民族的各種經濟軍事外交政策的描述和推斷，總看不到切實可靠的數據，甚至作者常常是自己把沒有過程的推斷結果直接放在書裏，讀者看着就覺得可信度不高。本書詳細描述了各個中原王朝和當時邊疆惹事遊牧民族的博弈戰略，尤其是從這些草原森林民族的角度出發，跟傳統的漢族視角不同，這確實是很有意思的一點。遊牧民族似乎從來沒想到過完全去統治中原地區，他們想的僅僅是大肆燒殺搶掠一番，佔完便宜就跑，還回到他們的草原上過小日子，他們任用武力盡管有特點，但並不佔據道德和仁義的高地，就像在溫飽線上掙扎，隨時都可能餓死凍死渴死，所以光腳不怕穿鞋，以搶和盜爲榮，以辛苦踏實耕耘爲恥，這樣的理念下如此的民族猶如寄生蟲，只顧自己的痛快，對生態和整體不管不顧，遲早把宿主整死，然後自己跟着死。直到滿清時期，自己就是外族，對於同樣的遊牧不穩定團體，採取了很有效的統治和控制措施，對其小貴族採取固定封地，定期送一些東西，嚴防死守其部隊並編入八旗加強控制。尤其是滿清控制了藏傳佛教的達賴喇嘛，並在蒙古等地區大力推行該教，蒙古族貴族以流行的佛教爲榮，甘心情願侍奉越來越龐大的僧侶和寺廟，財產和精力都投入其中，無力自己團結和組織武裝部隊，隨着經濟情況越來越差，蒙古族人口越來越少，越來越沒有以前的雄心壯志，撈點小的利益就心滿意足，正如同拔掉獅子的牙齒和利爪，將其閹割，不過短短几代人，中國歷史上邊疆的心腹大患遊牧民族從此一蹶不振，直至今日誰要是還在那裏吹噓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國，我們一定要認真的恭維一句：相比先祖的豐功偉績，你們現在過成這個屁樣，哪來的臉面對前人？！

在我看來，巴菲爾德的《危險的邊疆：遊牧帝國與中國》有兩點是值得高度評價的。第一，巴菲爾德突破了拉鐵摩爾的理論，創造性地提出了遊牧帝國與中原王朝系共生關係的論點，這對解釋唐朝與回鶻帝國的關係以及檢視明朝在處理東北邊疆和漠北邊疆關係的得失方面，能提供許多有益的思考；第二，我個人認爲作者在議論滿蒙關係、準格爾汗國的滅亡時對遊牧帝國的消解作了不錯的論述，頗具啓發性。 巴菲爾德在書中將遊牧帝國與中華帝國的地理範圍分成了三部分，一是長城以內的漢地，二是長城以北的草原，三是介於漢地與草原之間的東北松漠區，他也根據這個地理區分將歷史上的征服王朝和漢族王朝分爲以匈奴、蒙古、回鶻爲代表的草原型征服帝國，以遼、金、滿洲爲代表的東北型征服帝國和以漢唐宋明爲代表的中原王朝。在本書看來，1840年以前的中華帝國的地緣政治基本就是這三者之間的互動。其中，草原帝國和中原王朝的關係並非是絕對對立的，而是互相依存的。礙於生產力因素，草原遊牧帝國需要中原王朝生產的低端加工產品、高端奢侈品，所以草原帝國對中原王朝的入侵是經濟性的，他們多數時候並不想建立對漢地的統治，只是爲了迫使中原統治者提供奉貢以及開放邊境市場；中原王朝爲了節省軍費的經濟需要以及維持統治的政治需要，也有必要通過綏靖草原帝國來維持北方邊境線的和平乃至於僱傭草原騎兵鎮壓內部叛亂，這種互動關係的代表就是唐朝與回鶻的關係，唐朝通過給予回鶻可汗財物，換取回鶻騎兵幫助唐朝鎮壓安史之亂以及幫助唐朝保衛安西、北庭，這也可以解釋爲什麼回鶻汗國沒有趁安史之亂對唐朝發難，因爲草原帝國需要的是能夠給他們提供財物的中原王朝，而不是直接統治漢地。至於東北王朝，在本書的論述裏更是特別的存在。在本書看來，東北王朝的崛起是艱難的，因爲它處於草原帝國和中原王朝的交界，難以在兩者之間發育形成強大的帝國，但東北王朝由於發源於半農耕半遊牧的松漠地區，所以出身東北的征服王朝更有經驗處理遊牧民族和定居民族的關係。他們沒有草原帝國和中原王朝對彼此生活方式懷有的成見，更容易創造出讓各民族各得其所的政治制度，從遼國的南北官制，到滿洲的八旗制，莫不如此，因此東北王朝在數百年的歷史中繼承了蒙古王朝遺留的內亞普世主義的衣鉢，將該體制發揚光大，使其更具包容性，最終奠定了現代中國的樣貌，成爲最成功的征服王朝 在我看來，這個理論模型有助於解釋元朝的失敗和滿清的成功。元朝將中國置於蒙古世界主義聯邦帝國之中，其體制本質是在用草原家產國家的制度結合中原官僚制維持統治，這一雙元政治在漢地遭遇了嚴重的水土不服，使得元朝持續動盪；而滿清皇帝則是因俗而治，他在中原是漢人的天子，在蒙古是喀爾喀蒙古人的博格達汗，在西域是穆斯林的保護人，在西藏是喇嘛的宗教領袖。 這一體制奠定了現代中國的疆域和版圖，但是也不是盡善盡美的。本書在論述準格爾汗國的滅亡時提到了中俄的鬥爭。是的，在最後的遊牧帝國時代，遊牧帝國已不再是中華帝國地緣政治的主角，滿洲人征服喀爾喀蒙古人之後，衛拉特蒙古人只是在察合臺汗國、伊利汗國遺產上生存的次要勢力。此時，國際鬥爭的背景是清俄鬥爭，俄國人正在像一輪弦月從西北向中國逼近。在康熙汗至乾隆汗時期，中國人和俄國人在西北與東北爆發了外交和軍事的鬥爭，最終以中俄各退一步告終。兩者隨後瓜分了遊牧帝國的殘餘，爲19世紀最後的決定性衝突作準備。在這場鬥爭中，滿清是註定無法站到優勢的，不是因爲武器不如人，而是滿清的內亞普世主義建立在包容多民族與防範、挑撥離間多民族的立場上，在滿洲帝國裏，滿洲人是超越多民族之上的超然民族，爲了防止治理的人民造反，他們收買漢族地主、藉助黃教控制蒙古人、挑撥穆斯林內鬥、用蒙古人鎮壓漢人起義，這樣的國家註定無法動員任何一個民族爲它而戰，在滿洲八旗和蒙古八旗打光之後，整個國家逐步淪爲外國人的殖民地和漢人督撫的天下，最終像哈布斯堡王朝和奧斯曼王朝一樣走向滅亡。

一本好書，我們漢人總是以自己的視角和歷史記裁來揣度歷史。實際上北方遊牧民族和東北方的遊牧定居民族，一直以來都是我們漢族危險的鄰居，他們遠不是我們史書中記載的那樣野蠻，愚昧，會被中原軍事力量擊潰的“野人”。遊牧民族一直以來的“國策”就是劫掠展現軍事實力後獲得漢族的奉貢的敲詐戰略，兩個民族長期以來就是一種共生關係-草原民族敲詐漢族，漢族也通過草原民族來維持邊境的。東北的民族更像是兩極政治下的投機者，兩極虛弱時趁虛而入，佔據華北地區，甚至問鼎中原。這樣的政治循環和三方的地理自然因素以至於習俗分不開。

《危險的邊疆》思考 歷史上，中國一元文明是無法長期存在的，總是受到對立文明的衝擊； 東胡構建了一個二元文明政權，但是又被海洋文明所擊潰； 從以農耕文明爲主的亞洲來看，島嶼國家雖主流屬農耕，也尚有部分海洋文明的萌芽； 農耕文明的沿海地區，海洋文明容易衝擊和影響。 遍觀亞洲現在的發達地區，大都是屬於充分接受海洋文明的地區。 由此可見，社會的進步在於文明和文化的認同。 人生選擇也是這樣，選擇同先進文明的人在一起，互相影響和促進，這是使自己能見容於世界主流社會的正途。

秦漢修築長城以護農耕、阻劫掠，卻割裂農牧交融的緩衝地帶，迫使草原民族凝聚成巨型遊牧聯盟。自此，零星邊患演變爲千餘年對峙，戰亂與民生損耗都遠超先秦。

本書是人類學視野下游牧帝國與中原王朝關係的經典研究，作者以“外邊界戰略”爲核心概念，系統論證了遊牧帝國的興衰並非取決於其自身實力，而是深深嵌入中原王朝的政治週期，揭示了北方草原帝國往往是中原統一政權的“副產品”——當中原強盛時，遊牧民族被迫整合爲龐大帝國以應對壓力；當中原衰落時，草原亦隨之分裂。這一“二元結構”視角打破了農耕中心論的敘事窠臼，將邊疆從邊緣地帶提升爲理解中國歷史整體進程的關鍵變量，堪稱對拉鐵摩爾“邊疆中心觀”的重要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