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

張明揚的新書《崖山》延續了《棄長安》的風格，行文流暢，結構也很清晰。雖然不如《棄長安》那般驚豔，但也是本不錯的宋元史入門讀物。 我花了十幾年時間學習先秦兩漢史，尚覺有餘力。總結一下是花得時間足夠多，這段歷史變化和爭議也更容易把握，史料相對“簡單”。及至唐，仍留有從容，但已覺繁複。至宋，線索變多，政事民事頗開了新局面，陌生談不上但已覺歷史氣質已有不同，更遑論元史。 這本書雖然沒有太多前沿內容，但也算新。作者有意避免南宋中心敘事，已經是一種創新了。作者說得對，南宋衰亡的另一面，是元朝的崛起。大元作爲特殊的華夏帝國，長期處在歷史迷霧中。一方面是民族偏見，一方面是史料語焉不詳。關於元朝歷史的討論和創作要麼淪爲民族主義的唾液場，要麼是專業研究無法進入社會意識。當代學者很有必要重新釐定這段歷史。新史料的發現與利用、新敘事的產生，已經搭好了舞臺。 作者在後記說：“元朝視角的難點之一，最有魅力之處可能在於，成吉思汗開創的大蒙古國，與忽必烈開創的元朝，雖有其天然的歷史傳承，但二者遠不是一回事。回到歷史現場，在蒙古人內部，人們對忽必烈的“漢化”傾向一向充滿疑慮，對忽必烈建立中原王朝的努力更是不以爲然。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立國路線，爲此也引發了漫長的蒙古內戰。” 作者有意地統合新舊視角，可以說完成度還是很高的。 本書從端平入洛前寫起，寫到文天祥之死，崖山是一個醒目的血跡。一百年前日本歷史學家內藤湖南提出“崖山之後無中國”，影響很大，成爲日後日本侵略的理論基礎之一。這種理論雖已破產，但幾年前還能在國內被人炒作，以至於一羣沒讀過歷史的人跟在後面像復讀政治口號一樣聒噪。這種史觀就是典型的“剝離元史”，企圖用民族敘事瓦解中國史和共識。類似的還有近幾年流行的“內亞史”。應當警惕。 本書的另一個新是對賈似道進行重新對解釋。跳出傳統忠奸觀很有必要。之前讀茅海建《苦命天子》時，就頗爲觸動，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還能秉持這種“忠奸觀”去運行政治，太過於路徑依賴了。重新理解賈似道的種種經歷和選擇，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作者只是講了故事，還可以再深挖挖。 這也是本書的一個缺點：故事講得很好，流暢，能夠調動讀者（比如用了十二個地方，不同的轉換視角），但只是把史料、觀點和故事梳理成自己的故事，更像是敘事性的創作。矛盾的是，敘事是新的，但故事是舊的。如果你之前就瞭解比較新的研究，那這本書就更像是故事書。但是作爲通俗歷史讀物來說，就非常有新意了。 如果讀完這本書，能夠激起大家的閱讀興趣，想更深入地關注南宋及其之後的歷史，應當注意南宋歷史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方面，比如南宋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正確”、皇權和相權的互動、南宋的士大夫的社會結構等等；也應當注意蒙元史、遼金史等，比如當時的民族互動，各羣體進行的利益鬥爭等。南宋史的研究本身就“不討喜”，很多作者的作品都飽含爭議。這也是我文前說的，感覺宋史“繁複”、“新氣質”的原因。 這本書可以和周思成的《隳三都》一起讀，講的是蒙金戰爭。有餘力的可以讀虞雲國的《南宋行暮》，宋光宗和寧宗朝的歷史。他還有一本《從中州到錢塘》，也和《崖山》的歷史時段重合。這些書都偏通俗，讀起來比較容易。要是想看更通俗的，就翻翻吳鉤的書吧。 讀完《崖山》而覺感憤的，可以讀王夫之的《讀通鑑論》，他鐵口直斷說“漢唐自亡，宋亡兼亡天下”。還可以讀顧誠《南明史》，比起南明朝庭似乎覺得南宋朝廷還不錯了…孫曉飛的新書《臨安之降》講南宋亡國前後的士大夫，趙孟頫、文天祥和管道晟等人的遭際，也讓人扼腕嘆息。南宋考古方面可以看也是今年新書的杜正賢的《喚醒沉睡的南宋》，南宋太廟、臨安府、官窯，哪一個都讓人很有興趣。 元史部分，拉施特的《史集》難讀，估計大家興趣也不高。可以讀格魯塞的《草原帝國》，久經考驗且好讀，但這本書時間太久且對中國歷史有缺乏，需要辯證看。可以先看陳高華的《元代政治制度史》打個底。鄭天挺的《元史講義》也是不錯的教材。至於作者引用的姚大力有《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追尋“我們”的根源：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與國家意識》。另一位作者常引用的歷史學者日本的杉山正明亦長於蒙古史，講談社《中國的歷史》第八卷《疾馳的草原征服者》由他編寫；另有一本《忽必烈的挑戰》早由甲骨文引進，《蒙古帝國的興亡》也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引進，都值得一讀。 最後，贊同作者最後一句話，特引：“崖山之外，是更大的世界。”

教訓與謬論【2026 56】 從遼到金到蒙古，宋一直未能擺脫被異族按在地上摩擦的命運，頑疾沉痾之前我分析過很多次，此處不再贅述，我想說說崖山之前，南宋都經歷了什麼，我們能從史書中看到華夏民族的什麼特質。 崖山之敗，根子早在十幾年前就已埋下。宋元圍繞襄陽展開長達六年的攻防戰，襄陽失守後，南宋長江中游防線體系徹底崩潰，元軍順江東下，南宋再無險可守。臨安陷落已經瓜熟蒂落順理成章，謝太后攜宋恭帝降元。此時南宋朝廷已經名存實亡。張世傑、陸秀夫等人擁立益王、廣王南逃，在福建、廣東沿海建立流亡政權。但這個政權始終沒有穩固的根據地，只能在海陸之間輾轉游擊，可以說相當可憐。 南宋殘餘力量號稱二十萬，實際上包含大量官員、家屬、後勤人員，真正能上陣作戰的兵力有限，書中提到丞相陳宜中見形勢不利，中途出走，逃往占城，從此不見蹤影，可見士氣之低迷。由於沒有根據地，流亡政權沒有穩定賦稅來源，沒有固定兵源，缺乏後方補給，軍隊和官僚漂泊海上，只能依靠沿海州縣和民間接濟，物資無法得到持續供應，堅持一天算一天。 終於，南宋殘部退守崖山，這地方好像地勢險要，理論上可以守一守，但大聰明張世傑將千餘艘戰船用鐵索相連，拋錨固定，背靠崖山，面朝大海，把皇帝和中樞置於船陣中央。他的意圖很可能是“置之死地而後生”，防止士兵逃亡，同時以船陣爲城，但實際上既放棄了制海權，又喪失了機動性，一旦船陣被圍，皇帝就如甕中之鱉，而且張世傑沒有派兵控制崖山入海口，元軍可以從容封鎖海口，切斷宋軍退路，果然元軍主將到達崖山後，並沒有立即強攻，他們截斷宋軍淡水補給，衆所周知海水不能喝，但宋軍沒有任何淡水，嘔吐壞肚子還有喝死的，出現大量非戰鬥減員，哪還有戰鬥力可言？ 最後元軍發動總攻，就有了陸秀夫抱着少帝投海的悲壯，南宋流亡政權徹底被終結，我常常想，南宋雖弱，但還有點韌勁，陸地都已經沒有一寸容身之地，我在水裏泡着也必須跟你鬥一鬥，萬一絕地翻盤反推成功呢？崖山最震撼人心的，是失敗時的選擇。陸秀夫是南宋最後一位宰相，從臨安陷落到崖山，他一路扶持幼主，輾轉三年，始終沒有放棄。當最後關頭到來，他選擇的是“寧死不受辱”。張世傑在船陣崩潰後，沒有投降。他砍斷纜繩，率殘部突圍，準備去越南東山再起，可惜運氣不好，遇到颱風，船翻溺亡，他至死都在籌劃復國。最有名氣的文天祥，被元軍押在船上，親眼目睹宋軍覆滅。他後來被押往大都，關押三年，拒絕一切勸降，最終從容就義。這三個人，被後世稱爲“宋末三傑”。他們代表了一種道德倫理：君可死，臣可死，但氣節不可丟，是一個文明在絕境中不肯自我放棄的表現。 有個陳腔濫調:崖山之後，再無中國，這句話最早出自小鬼子之口，炮製歷史虛無主義，否定中國作爲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合法性。一旦接受這個邏輯，中國歷史就會被切割成碎片，元明清的合法性被否定，現代中國的疆域和民族結構也會被質疑，這種論調依然在互聯網被屢屢提及，它已經脫離了學術討論的範圍，而是憋着壞去瓦解民族自信。事實上崖山之後，漢字還在使用，儒學也沒有斷絕，中華文明依然在延續，而且滋長出更頑強的生命力，中國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王朝名稱，也不是某一個皇族的私產，中國是一個擁有綿綿不絕歷史的文明共同體、政治共同體、地理共同體，崖山只是一段深刻的經驗教訓，在所有的經驗教訓中並無特殊，中國沒有死在崖山，而是從此之後走向了更大的中國。

提起崖山海戰，世人多困於“崖山之後無中華”的悲情論調，將南宋覆滅視作華夏文明的斷絕。而歷史作家張明揚的《崖山》，跳出單一的悲情敘事與臉譜化的忠奸史觀，以宋元雙線並行的宏大視角，覆盤1234年至1279年元滅南宋的全過程，理性剖析王朝興衰更替的歷史邏輯，昭示今人：崖山之戰，只是一個宋王朝的終點，根本不是華夏文明的盡頭。 作者打破傳統史書只站在宋朝視角敘事的侷限，一邊書寫南宋的崩塌，一邊審視元朝的崛起。雖以崖山之戰爲高潮，卻不止於寫一場悲壯的覆滅。從朝堂黨爭、財政崩壞、軍事積弱，到蒙古帝國的制度優勢、擴張邏輯，層層拆解南宋走向覆滅的必然，也客觀還原了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碰撞交融的真實歷史，讓冰冷的王朝更迭，有了完整、立體的時代底色。 該書還摒棄了非黑即白的歷史評判。既未將亡國罪責歸於個別小人，也未將殉國英雄神化、將降臣全盤否定。而是深入歷史褶皺，寫出了亂世衆生的複雜人性：文天祥的忠義不是天生聖賢，而是絕境中堅守本心的抉擇；呂文煥、劉整的投降，並非單純貪生怕死，更是南宋朝廷猜忌武將、黨爭內耗、賞罰失序逼出的無奈結局。南宋的覆滅，根本不是個人之過，而是制度積弊、政治腐朽、國力內耗層層疊加的必然結果。 細讀全書，南宋的敗亡令人唏噓。南宋經濟繁榮、文化鼎盛，宋詞文脈璀璨、文人風骨長存，看似盛世繁華，內裏早已千瘡百孔。朝堂之上君臣猜忌、派系傾軋，軍備廢弛、重文輕武；朝堂之下財政紊亂、武備孱弱，面對橫掃歐亞的蒙古鐵騎，空有繁華皮囊，毫無抗敵底氣。無數將士浴血堅守，釣魚城固守三十六載，崖山十萬軍民蹈海殉國，以最壯烈的方式守住了華夏氣節，卻終究擋不住一個腐朽王朝的落幕。 該書昭告我們，不但不是“崖山之後無中華”，而且還是“崖山之外是更大的中國”。南宋滅亡，只是趙氏王朝的終結，而非華夏文明的斷絕。蒙元大一統的格局，打破了南北長期分裂的壁壘，讓華夏文明走出地域侷限，在大河上下、長城內外、天南地北的多民族交融中兼容幷蓄，涅槃重生。宋元更替不是文明的斷層，而是一次文明的重塑與擴容。

王夫之在《宋論》中曾喟嘆：​“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 看書是感覺有幾個割裂的點~ 一是既可以對有名望的武將各種限制猜疑（‌孟珙‌ ‌餘玠）等，一方面可以容忍賈似道和呂氏軍事團體的專權。 二是圍困襄陽六年，全宋管理層都沒能達成一個共識全力救援，居然靠三千民兵去救, 攻宋的先鋒竟是原來的瀘州守將歸正人劉整，被逼反後成爲攻宋主力。 三是最後的時刻，既有紛紛獻城的官僚百姓，也有最後被屠城和蹈海的百姓，哪個更接近真實的百姓，哪種忠是百姓心裏的忠？ 如作者後記說的~這書希望避免南宋中心論的敘事，和避免奸臣和忠臣敘事。 南宋中心論我們總習慣以泱泱大國自居，但站在上帝視角看，蒙古不是突然出現的，遊牧民族在東西方之間交易成長，形成了大部族，在與宋金的對抗中被迫形成帝國。成吉思汗時代主要力量在西征，忽必烈在攻宋的同時，還進行着西線戰爭。最終整合後強大的戰鬥力當時是強於宋金，也是強於歐洲的。 蒙哥親自南征死於四川釣魚城～改變歷史走向的意外大事件～間接拯救了歐洲。主攻方向轉向了宋，促使了西歐王權從封建向集中，不再自居世界中心。東歐基輔等仍被金帳汗國統治。 說到底，面對橫掃歐亞的蒙古大軍，又有誰，又有哪個羣體，又有何種萬全政綱可以保全南宋江山？道德不足以亡國，但道德也不足以活國。 忠奸敘事回到蒙宋戰爭當時，任何個人和政策估計都無法改變宋滅亡的命運，最多能延緩一些而已。習慣把文天祥作爲忠的符號，賈似道等作爲奸的符號，似乎賈似道是“壞人誤國”，但他是一個在結構性崩壞中，被推到極高位置的功能型官僚。 賈以鄂州乘勢而起，以丁家洲大敗輸掉政治資本。公田法，打算法都要奪利益集團的利，因而無法推行下去，個人的力量在體制下難有大用，唯有制衡，苟安，求和。 但作爲史書，只能否定他，不能否定整個官僚階層，也沒法否定整個系統，要是承認整個系統都無解的話，還怎麼能維持下去，可以算是整體的自我麻醉吧。 而文天祥則是一個道德完美的解，表示一個人可以在軍事政治上沒有建樹，只要堅守自己的位置，就是“忠”，給了後世一個可參考的模版。 這裏隱含的一層意思是：如果不是賈似道誤國、范文虎懼敵，南宋本來是可以援襄成功乃至蕩平襄、樊蒙軍的。 這又是一種忠奸史觀下的道德萬能論。 1141年殺岳飛與金人議和，宋對金打了幾次敗幾次。 1211年，蒙金戰爭開始，野狐嶺大敗金軍主力。 1234年，金滅，同年端平入洛，宋敗於蒙古的二線部隊顯示了宋的虛弱。 1259年，蒙古爭大汗結束後攻宋，意外事件~蒙哥死於釣魚城，給宋續了命。 1267年，忽必烈整頓好後方，圍困襄陽。六年後，呂氏圍城中投降。 1276年，臨安朝廷投降，押送到上都。 1279年，崖山最後一戰，毫無懸念。 #260112

崖山之後是更大的中國。我記得早些年，崖山之後，再無中國的論斷在網絡上甚囂塵上，似乎那一場海戰失敗的不僅僅是苟安一隅的小朝廷，還有整個華夏民族，但只要稍讀歷史，你會體會到那是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在這片土地上，只要文化不滅，文明不失，又何來的再無。最近先後讀了南明和南宋滅亡時期的歷史，你會從中發現，國之將亡，症狀都是一模一樣，內有黨爭，外有強敵，文官愛財，武將畏死等等，雖然有時候會有個別的英雄主義讓你心生敬意，但更多的時候你只會充滿無力感，我一直在想也許是我們習慣了道德論斷的史觀，而忽視事物走向衰敗的內在實質，只有這時候你才能體會到唯物主義是多麼偉大的思想。

《崖山》讀後感 ——崖門濤聲貫古今：氣節不滅，文明不絕 珠江口的浪濤，拍擊崖門已近八百年。那鹹澀的海風裏，既裹挾着南宋王朝落幕的悲壯，也飄蕩着中華文明綿延的迴響。翻開《崖山》，那些沉埋於海底的忠魂與氣節、那些被迷霧遮蔽的歷史真相，便在字裏行間緩緩浮現，讓我們在興亡交替的迴響中，讀懂一個民族最深沉的堅守與傳承。 1279年的崖門海域，是南宋最後的戰場。千艘宋軍戰船以鐵索相連，構築成海上堡壘，二十萬軍民裹挾着文武百官與宮廷眷屬，在此做着殊死抵抗。元軍的封鎖斷絕了淡水與柴薪，士兵們渴飲海水、上吐下瀉卻仍未退縮；火攻與回回炮的轟擊下，塗泥的船身與長木防線一次次擋住攻勢。元將張弘範深諳兵不厭詐之道，以樂隊奏樂麻痹宋軍，趁其戒備鬆懈時發起突襲，終將這座海上堡壘攻破 。當宋軍左翼崩潰的那一刻，陸秀夫揹着八歲的宋帝趙昺，用黃金玉帶緊緊捆住君臣二人，縱身躍入怒海。這驚天一躍，化作十萬軍民緊隨其後的蹈海殉國，七日之後，海面浮屍十餘萬，成爲中國歷史上最慘烈也最悲壯的一幕。 這場戰役早已超越勝負本身，成爲無數人命運抉擇的舞臺。文天祥被俘後，恰在元軍船艦上目睹了這場國破家亡的慘劇，張弘範逼他勸降，他卻揮毫寫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絕唱。此後三年囚禁中，面對忽必烈的親自勸降與宋恭帝的泣求，他始終堅守“爲大宋狀元宰相，宋亡只能死”的初心，臨刑前仍辨明南方叩拜，以生命踐行了氣節。張世傑雖有鐵索連船的戰術失誤，卻在突圍後仍圖謀復國，最終被颱風吞噬於怒海之中，用生命詮釋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那些無名的士兵、宮女、文臣，沒有驚天動地的功績，卻在王朝覆滅之際，用集體殉國的選擇，守住了文人的風骨與百姓的家國情懷。 然而，這場悲壯的戰役卻被後世附會出諸多虛妄敘事，其中流傳最廣的便是“崖山之後無中華”，更有人編造“日本舉國戴孝哀悼”的謊言，彷彿南宋覆滅便是華夏文明的終結，隔海的日本反倒成了文明繼承者。撥開歷史迷霧便知，“崖山之後無中華”並非宋元之際的聲音，而是清末民初文人在國破家亡的悲憤中發出的喟嘆，本意是抒發對時局的失望，卻被別有用心之人曲解爲文明斷絕的佐證。事實上，元朝建立後非但沒有斬斷中華文明根脈，反而以開放姿態吸納漢文化——僧人出身的劉秉忠輔佐忽必烈，奏建“大元”國號，參定朝儀、禮樂、官制，引薦儒者興辦學堂，連著名的《授時歷》都出自其弟子郭守敬之手，所謂“頒章服，舉朝儀，給俸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爲一代成憲” 。科舉制度雖曾中斷卻終得恢復，儒學思想繼續傳承，詩詞書畫依舊蓬勃，忽必烈自認華夏正統繼承者，將漢文化與多民族元素融合，開創出兼容幷蓄的時代風貌。 至於“日本舉國戴孝哀悼”的說法，更是經不起史料推敲的荒誕之言。宋元之際的日本處於鎌倉幕府統治時期，與南宋雖有貿易往來，但政治聯繫鬆散，對南宋滅亡更多是隔岸觀火的漠然。這種說法的興起，源於明治維新後日本爲構建“脫亞入歐”理論、炮製“日本繼承中華正統”謬論而刻意編造，目的是從文化上瓦解中國的民族認同，爲其侵略行爲披上“文明救贖”的外衣，本質是服務於侵略野心的謊言。 歷史的真相從來清晰：崖山之戰落幕的，是南宋的統治；傳承的，是刻在民族骨血裏的氣節。那些在絕境中堅守的勇氣、爲家國大義赴死的決絕、“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誓不休”的赤誠，早已超越朝代界限，成爲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精神密碼。正如周恩來總理所言，崖山的歷史古蹟意義非凡，因爲這裏見證了“保持民族氣節”的抗元鬥爭，這份氣節正是文明最堅韌的底色。中華文明的生命力，從不在於某個王朝的存續，而在於文化基因的延續與精神內核的傳承——從劉秉忠參定的典章制度，到郭守敬編纂的歷法，從明清對儒學的傳承，到後世對氣節的推崇，無不證明文明從未中斷，只是在跌宕起伏中不斷融合發展。 合上書頁，崖門的濤聲彷彿仍在耳畔迴響。《崖山》所呈現的，不僅是一場戰役的勝負、一個王朝的興衰，更是一羣人在歷史洪流中的堅守與抉擇，是文明在真僞敘事中的淬鍊與昇華。那些沉於海底的戰船殘骸、玉帶鉤與遺骸，那些流傳千古的詩句與故事，都在訴說着同一個真理：真正的文明從不會因政權更迭而中斷，它在忠魂的守護中傳承，在氣節的滋養中延續，在對虛妄的辨僞中愈發堅韌，成爲後世子孫心中永不磨滅的精神燈塔。八百年濤聲不息，八百年氣節永存，這便是崖山留給我們最珍貴的饋贈。 ——✨書海星辰📚

“崖山以後無中國。” 小時候讀《上下五千年》，看到“張世傑死守崖山，文天祥英勇就義。”不覺熱血沸騰，雖然那時還不明白何謂文人風骨，更不明白我們祖祖輩輩所堅持的那種民族大義，但他們的凜然正氣依舊給了少年時期的我相當大的震撼。幾天前在看張明揚的《臥榻之側》時偶然在推薦欄裏看到這本書，恰好最近又讀《紹宋》，於是乎果斷開看！ 這本書寫得很是不錯，旁徵博引，條理清晰，引用大量官修及地方史料，對忽必烈、賈似道、孟珙、李庭芝、文天祥等著名歷史人物進行了全方位立體評價。本書先以南宋文臣政治開端，概括四大權相“秦檜、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的權力更迭過程，分析了不同時期南宋政治舞臺上主戰派與主和派的力量配比。然後敘述“宋、蒙、金”三國外交關係及蒙古滅金過程中南宋所作所爲，涉及“端平入洛”，“野狐嶺戰役”，“三峯山戰役”，“鄂州之戰”，“釣魚臺之戰”等重要戰役。蒙古在經歷了成吉思汗，窩闊臺，蒙哥三位大汗統治後，進入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的爭位時期，經過四年內戰，忽必烈戰勝阿里不哥，又平定李全之子李璮叛亂，收服漢姓世侯，成立“金蓮川幕府”，大量任用漢族人才，安定北方，勵精圖治。 然而，就在忽必烈養精蓄銳之時，南宋政府卻沉浸在偏安一隅的安樂環境中，賈似道爲了營造出太平和樂的氛圍，竟幹出囚禁元廷來使的荒唐事來。像孟珙，姜才這樣的主戰派軍官得不到重用，歸正將領劉整等受到歧視，逢迎之輩如范文虎卻大行其道。呂文煥苦守襄陽六年等不到朝廷支援，帶着恨意投降了元廷。南宋滅亡誠然不能全怪賈似道一人，根本原因乃是宋朝政治體制積弊已久，然而作爲主要責任人及當時南宋中央的真正權力者，賈似道必定是難辭其咎的。 最終，蒙古丞相伯顏率領的水師鐵騎踏破了南宋都城臨安，賈似道被殺，宋恭帝、太皇太后謝道清等人遞上降表，被押往上都，地方官員、將領們雖有投降，但大多數選擇了殉國。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等人擁立趙昺爲新帝，開啓了爲期三年的流亡戰爭，在蒙古人的強權之下，南宋士人們展現出了不朽的風骨與氣節。張世傑死守崖山，十萬軍民齊殉死！陸秀夫攜幼帝投海，寧死不降；文天祥鬥爭到最後一刻，被俘後面對威逼利誘兀自巋然不動，最終慷慨就義，面南而死！ “如精鋼之金，百鍊而彌勁；如朝宗之水，萬折而必東。”此誠爲大夫文天祥也！ 他的遺言，正是他一生的寫照: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嗚呼，文天祥死而大宋亡矣！ 我們這個時代，亟須喚醒民族精神，這段歷史，值得所有華夏子孫銘記！

本書很詳盡的寫了南宋被滅亡的一個進程，釣魚城之戰，襄陽保衛戰，崖山之戰幾次重大的戰役寫的很精彩，更爲精彩且讓人無語的是南宋朝堂之爭，江河日下的臨安朝廷爭鬥不休，就是屋漏牆倒的流亡政府依然在內鬥，南宋亡於歷代皇帝的軟弱、猜忌防範武將做大，也亡於各派系之間的爭鬥傾軋。 《隳三都》最後蒙宋聯手剿滅金朝的過程中，孟珙救下了危在旦夕的張柔，所以張柔有了兒子張弘範，崖山之戰中張弘範一舉殲滅了南宋的最後一支水軍力量，如果當時孟珙沒有救下張柔，也就不會有張弘範，但也會有其他人來代替他的位置，所以歷史的進程是不會改變的，南宋滅亡只是時間問題。 對忽必烈有了新的認識，不嗜殺，禮賢下士，接受漢化，雖然可能也是一種政治需要，但他的智謀心胸不愧爲大汗天驕。 《棄長安》多年前讀的，基本快忘完了。喜歡作者的文筆思路，很理性的分析問題，本書許多觀點也是第一次聽到，有種醍醐灌頂的感覺。 很贊👍🏻推薦～

17.3w 18.5h 歷史不忍卒讀，宋史尤其是南宋史，就是典型的例子。 不管是漢唐還是明清歷史，均有悲有喜，可唯獨宋史或南宋史，整個閱讀過程中，始終讓人顫慄不已，憤恨難當。宋朝滅亡兩次，一次在靖康之役中被金人所滅，一次在崖山海戰中被蒙古人所滅。兩次滅國，雙倍慘痛，讓人唏噓難過。 從通史的視角看，中國歷史上有幾個階段的歷史，不容易閱讀，更不容易理解和掌握。比如魏晉南北朝，比如五代十國。這兩段歷史之所以難讀，主要因爲政權林立、政變頻繁，讓讀者眼花繚亂，抓不住主線。因爲史實紛繁駁雜，人物混亂雜蕪，主線尚且抓不住，遑論對其有深刻的見解？出於以上緣故，業餘讀史人，就對這兩段歷史敬而遠之。 人，天然對自己無法精確把握輪廓的事情不感興趣，也即，對自己無法宏觀認清局勢的事與物避之不及。 可相比這兩段亂世歷史，大一統的元朝歷史，認識起來其實更加複雜，更有難度。難在何處？就難在怎麼給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定位。定位其爲中華正統王朝之後，是否意味着要將其與蒙古帝國割裂？顯然不可以。可如果硬要將元朝融入蒙古帝國的範疇進行討論和研究，似乎也多有扞格不通之處。之所以有如是讀史難點，主要因爲我們讀史後，必然會形成史觀及史論，可一旦對某個朝代的定位不準，勢必影響我們對該段歷史的價值認知，這樣極容易讓讀者陷入歷史認知的混亂中，無所適從。 比如，中國人到底該不該把忽必烈本人納入中國古代帝王的正統序列而對其開創的豐功偉業進行崇拜和敬仰呢？這個問題很複雜，顯然不能單憑他是“外族夷人”草率論之。 扯遠了。元朝的人物和故事，留待以後有機會再說，眼下，還是來說說《崖山》這本書。 大凡對南宋滅亡的歷史有所瞭解的人，必定聽過“崖山”這個地名，也一定知道崖山之戰。此戰中，陸秀夫背起少帝趙昺投海而死，正式標識了南宋或宋朝的滅亡。其過程之慘烈與悲壯，時至今日，依舊讓人心痛難當。 更有一種說法：崖山之後，再無中華。 在我看來，每次外夷入主中原，都是一次爲土著漢民注入鮮活血夜和勃然生機的時刻，否則，單一的漢民族，能否在歷史長河中，將自己的精神意志和家國情懷淬鍊到今天這個程度，是個天大的疑問。 今天的國人，即便生活的再不堪，一旦聽到國家有難，在外受到凌辱，必然會勃然大怒，瞬間由心底生出一股爲國慷慨赴死的豪情，不惜代價，不顧安危。這是一種融入國人骨血的民族國家精神，而這種精神得以在世世代代的中國人中傳承，依賴於大一統王朝的說教與爲了大一統王朝進行的殊死戰爭，也即在和平與戰爭中，浸潤和錘鍊出的民族認同與價值內核。正因爲這種精神的存在，讓這個民族歷經五千年而屹立不倒，枝繁葉茂。由此看來，片面秉持“外夷入侵”論的看法，是有失偏頗的。 本書最優秀之處在於，作者沒有以南宋爲主視角來書寫南宋末期這段歷史和解讀南宋末期的文臣武將。這是價值觀的選擇，更是大歷史觀的特點。我們讀史，應該有類似作者這樣的讀史自覺，推而廣之，甚至可以說，我們活在人世，對人對事的認識，應該有這樣的宏觀視角和多元解讀。 宋朝或許很發達，但它從未強大過。從趙匡胤立國之初，就是個“腰軟”的政權，因爲它一直沒解決也沒有能力解決北方外族對政權的侵擾和壓力，國土面積與漢唐相比，顯得促狹不足，整體呈現出了“偏安一隅”小政權的特點，這一點，不啻南宋如此，北宋亦如此。 一個衰朽的政權，一個孱弱的朝代。 千年以下，我們再次透過文字，走進南宋末期的那段讓人不忍直視的時光，幾多無奈，幾多唏噓。國家一旦疲弱，國民遭受凌辱，就是必然結果。宋朝衰亡的歷史，給我們一個價值千金的歷史定論：一個依靠割土和賠款而企圖偏安一隅的政權，卑微和遭受凌辱，是必然的，待其破碎後，就是人間地獄。 十分推薦！

當“崖山之後無中華”的論調在歷史敘事中反覆被提及，《崖山》卻跳出了悲情敘事的窠臼，以微觀的人物羣像與細膩的史料考證，重新打撈起南宋祥興二年那場沉落於伶仃洋的悲壯落幕。作者沒有將崖山海戰簡化爲一場單純的王朝覆滅戰，而是以“人”爲錨點，串聯起文臣、武將、百姓在歷史洪流中的抉擇與掙扎，讓這段被符號化的歷史，重新擁有了血肉與溫度。書中最動人的，是作者對“小人物”的凝視。不同於傳統史書聚焦於陸秀夫、張世傑等核心人物，《崖山》用大量筆墨描寫了隨宋室南遷的普通士兵、漁民與文人：有隨船隊漂泊的私塾先生，在船艙中仍教孩童讀《論語》；有世代打漁的疍家百姓，用漁船爲宋軍運送糧草，直至戰船沉沒；還有年僅十七的小兵，手握斷劍戰死時，懷裏還揣着給母親的家書。作者在序言中坦言，創作的初衷是“爲沉默的大多數立傳”，他耗時十餘年走訪崖山周邊村落，蒐集民間口述與族譜記載，試圖還原那些被正史忽略的生命軌跡。在他筆下，崖山不是一個冰冷的歷史符號，而是無數普通人用生命守護信念的舞臺，這種對“歷史底色”的挖掘，讓南宋的覆滅不再只是帝王將相的悲劇，而是一個民族精神的集體迴響。作者對“氣節”的解讀，也跳出了非黑即白的評判框架。他既肯定陸秀夫抱帝投海的決絕，也未迴避南宋朝廷內部的黨爭與決策失誤；既讚美張世傑率水師血戰的忠勇，也客觀分析了宋軍在戰術、後勤上的致命短板。在他看來，崖山的悲壯，不在於“不敗而亡”的遺憾，而在於明知大勢已去，仍有人選擇“不降”的堅守。這種堅守，不是盲目的愚忠，而是對“華夏”二字的精神認同——當元軍的鐵蹄踏遍江南，當禮樂制度面臨斷裂，這些文臣武將與百姓用生命守住的，是文明的火種。作者在書中感慨：“崖山之沉，沉的是宋室江山，浮的是民族脊樑。”這句話道破了他創作的核心：歷史的價值，不僅在於記錄成敗，更在於傳承那些穿越時空的精神力量。合上書卷，伶仃洋的濤聲彷彿仍在耳畔迴響。不同於讀其他歷史書時的唏噓與感慨，《崖山》帶來的，是一種沉重的自省。當我們站在千年後的視角回望崖山，看到的不僅是一個王朝的終結，更是文明在絕境中的韌性。那些在戰船沉沒時仍高唱《正氣歌》的文人，那些寧死不做亡國奴的百姓，用生命詮釋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深意。而作者在書中埋下的追問——“當文明面臨考驗，人該如何選擇？”——也成爲拋給每個讀者的命題。《崖山》不是一本單純的歷史紀實，而是一次對民族精神的溯源。它讓我們明白，真正的歷史記憶，從來不是對悲劇的沉溺，而是從過往的抉擇中，找到當下前行的勇氣。而崖山那片波濤洶湧的海域，也因這些鮮活的生命與不屈的信念，成爲了華夏文明中一道永不褪色的精神地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