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流天子與君主獨裁製：北宋徽宗朝政治史研究

這本書其實很好地反映出近些年日本宋史研究的熱點，如寺地遵的政治過程論、政治空間和場域、制度的實際運作、文書行政等。雖然是一本論文集，但是卻有着一條貫穿各章的主線，即“君主獨裁製”的發展。日本學界所言的“君主獨裁製”並非指君主獨斷一切的專制政體，而是強調君主掌握最高決策權的背景下，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體制。這一體制以仁宗朝政治最爲典型，“平庸的君主”雖然掌控着最高權力，卻不得不給予士大夫優厚的尊重，倚靠士大夫羣體治理天下。仁宗以後，這一體制被士大夫尊奉爲“祖宗家法”。然而，祖宗家法的危機早在仁宗朝景祐、寶元年間便已經暴露無遺，爲此士大夫與君主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慶曆新政與熙豐變法便是二者的反映，神宗的親征改革路線與舊黨士大夫維護“祖宗之法”持重路線激烈鬥爭，最終釀成北宋晚期的黨爭。徽宗開始時還想要調和矛盾，實行“建中靖國”路線，但新舊黨政令其大失所望，轉而走向紹述神宗親征的崇寧之政。蔡京便成爲徽宗崇寧路線的執行人，但蔡京身爲宰相有着其代表中樞機構的政治利益，必然與徽宗的親征路線發生衝突，因而方有蔡京的三起三落。徽宗爲了保障自身的親征權力，不僅發揚了神宗創建的”御筆“，還設立了一系列官職、機構以及政治建築（殿中省、宣和殿、保和殿）。第七章和最後一章則嘗試着將北宋末期與南宋初期的高孝兩朝政治發展打通，敘述徽宗朝徽宗與蔡京的權力矛盾、高宗朝君主權威低落所採取的措施、孝宗重振君威的近習政治。然而，很可惜的是，作者忽略了改變兩宋史的轉折點——靖康之變，沒有去探討欽宗朝的政治發展，這就使得此書出現了關鍵“斷裂”，由此打通兩宋政治發展的說服力便不足了。

更多的是一本關於君主獨裁製的論文集吧，涉及的主題包括蔡京的上位與第一次罷相始末丶張懷素案丶政和封禪的終止始末丶殿中省丶宣和殿丶兩宋轉對輪對制度變革丶孝宗朝文武並重及其原因。中間的高宗朝僅在終章敘述，欽宗朝更是連提都沒提，連貫性欠缺。 日本所說的君主獨裁製並非君主專制，而是指皇帝放棄政治主動權，委託給士大夫等科舉官僚，政治運行遵循科舉官僚的意志。或許可以把其稱作“祖宗之法”，這一官員常常用來反駁皇帝丶頗具彈性丶闡述己方輿論的的制度。 而神宗朝開啓的“紹述”，則是孝宗朝“親政”的萌芽，是君主獨裁製的變異體。哲宗和徽宗兄弟二人，則在紹述的旗幟下繼續加強着親政體制。 不同於傳統觀念中，徽宗是被蔡京等北宋六賊玩弄的政治白癡。蔡京的權柄首先就不全來源於徽宗，而是有一定的向太后因素，反而其長子蔡攸纔是最早與徽宗結交的（端王時期），而且父子二人並不同心。 親政初期的徽宗就已經在鬥章惇丶向太后時展露了一定的政治能力。但是後來曾布利用言官打擊政敵，讓徽宗頗爲不快，因此下臺。 此後，蔡京上臺。他與徽宗的政治博弈一直貫徹始終，然而無論是在官場黨羽上，還是在經濟上（蔡京當十錢，張商英貿然廢除會導致幣值混亂民怨沸騰），徽宗每次任用新宰相，都無法勝任。而且蔡京政治手腕頗高，使張懷素這一可能傷害自己的案子，禍水東引到了自己政敵呂惠卿身上。 面對該情況，徽宗也不是全然被動，而是用御筆手詔與公相制度回擊。御筆手詔常被詬病爲皇帝越權丶恣意專斷，但也是一種集權的手段；公相制度則是明升暗貶，每三日一朝則不能及時收到信息。而長子蔡攸又值宣和殿，無疑更能接觸到一手信息，這也就導致了徽宗朝末期的父子反目。 此外，徽宗朝泰山封禪一事從思想史上也可以研究一下。作者認爲，蔡京支持封禪而徽宗興致缺缺，是“北宋末年正是漢代以來的王權思想向依據朱子學“天理”秩序的政治思想轉化的過度期。 徽宗欲延續神宗朝的紹述傳統，完成親政，但親政對皇帝的要求很大，徽宗朝相對和平，沒有合適的集權藉口，難以實現，最後蔡京勢力甚至蔓延到了宣和殿與殿中省，到了內朝。從這個角度看，宋徽宗的親政願望是落空了。 到了孝宗朝，則進入到了南宋的戰時體制，有加強集權的迫切需求與理由。孝宗又是一位銳意進取的君主，故而能夠通過御筆手詔丶閤門舍人丶重用武臣與宗室加強皇權，從而實現乾淳之治。我覺得這塊作者有些沒說，我自己是覺得外臣對於內朝的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例如在立太子問題上，虞允文對宋孝宗說：“此陛下之家事，臣不當與。” 但是宋孝宗任用宗室，也直接導致了日後外戚丶宗室影響力的增強。作者對此的論述並不清楚，我自己是認爲權力的集中需要君主的賢明，然而宋孝宗後的君主都非常擬人，權力於是又分散了出去，到了皇后（李鳳娘丶楊皇后）丶外戚（韓侂冑丶史彌遠）丶宗室（趙汝愚）手中，又出現了權相乃至獨相，相權空前加強了，甚至能決定皇帝的廢立了。 而且，從徽宗到孝宗朝，還經歷了欽宗與高宗朝。作者對欽宗朝論述很是簡略，我自己不是學歷史的，但還是懷疑，欽宗未能南逃，是否與耿南仲等主戰派的公議有關，是否與徽宗朝未能完成紹述親政有關？而高宗朝“紹述”的口號中，又有多少是想要繼承元祐，又有多少是繼承自乃父與神宗以來親政傳統？作者認爲高宗朝是一個變異，畢竟秦檜有與金人的關係，因此給趙構佈下了一個涵蓋了醫官宦官內臣外臣的大網，趙構能做的只有熬死秦檜。但是醫官王繼先明顯不是完全依賴於秦檜的，而是利用和秦檜姻親關係丶作爲趙構的私人醫生身份，在二者中玩平衡，甚至可能是趙構安排在秦檜身邊的眼線。如果想要寫君主獨裁製的發展，趙構與秦檜的博弈也值得寫啊。 總之，我覺得這本書寫的並不連貫，好多問題都沒寫透。但也可以一窺日本宋史研究的門道了

這本書要真如標題所寫，是宋徽宗朝＋政治史的研究就好了，實際上只是一部主題有相關性的論文的合集，前幾章真正討論宋徽宗朝政治史的部分非常引人入勝，後面則是一些關於制度的考證，雖然也有收穫，但着實意猶未盡。 宋神宗時代開始，皇帝獨治已經開始擠壓文官政治，不過令人意外的是包括蔡京這種新黨、奸臣也不完全是皇帝的狗，爲了文官政治努力抵制皇權。宋徽宗通過御筆手詔制度化已經完成了皇帝獨治，但是正因此也把自己玩死了，北宋滅亡中斷了皇帝獨治的進程，趙構雖然奸惡但貪圖享樂，而且要把暴政甩鍋給宰相秦檜，所以一時有所收斂，倒是“南宋第一明君”宋孝宗完全實現了獨治，而排斥士大夫，重用宗室、外戚、武臣等，這又爲宗室趙汝愚、外戚韓侂冑廢宋光宗以及韓侂冑亂政奠定了基礎，因爲皇權獨大之後，如果皇帝智商不行或者意願不足，大權必然落入宗室、外戚、宦官、佞幸之手。 該書另一缺點是對宋高宗和秦檜的奸惡估計不足，應參看寺地遵的《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

非常推薦，這本算是海外研究背誦末年的政治最新的觀點集合

2026年九九消寒書第36本，一本很好，能夠幫助歷史初學者彌補刻板印象的書，讓讀者能夠了解《水滸傳》、李師師、瘦金體、《千里江山圖》之外的宋徽宗，並且對君主專制這一概念有了深化。

雙敗俱傷的朝堂爭權 提起宋徽宗趙佶，人們的第一印象往往是“瘦金體”書法和名畫《瑞鶴圖》。論及藝術造詣，他能在名家如林的古代名列前茅，可惜他的主業是皇帝，在位二十五年卻將北宋推進萬丈深淵，給大家留下的，是一幅“自己專心搞文藝，奸黨政局來嬉戲”的可悲印象。 大宋立國，重文抑武，皇帝要“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這種策略在政治體制上其實埋下了重大的隱患：治國有功，文官羣體可以站在臺前贏取所有的掌聲；治國有誤，文官羣體大可將黑鍋甩到皇帝頭上，依舊能落個“善諫”的好名聲。 所以，神宗一朝，希望通過變法將權力更多集中在皇帝手中。可惜，神宗駕崩之後，向太后和哲宗又回到老路上去。同爲神宗的兒子，徽宗認爲自己有義務將父親的理念繼續貫徹下去，於是在“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幌子下，試圖從蔡京手中奪回權力。藤本猛的《風流天子與君主獨裁製》，將寫作重點放在這場拉鋸戰上。 前面幾局，雙方互有攻守。徽宗前腳將蔡京貶出汴京，蔡京的同黨就鬧出一場妖人大戲，替蔡京向徽宗示威。徽宗隨後親手終止了政和封禪的計劃，從名望上給予蔡京重重一擊。而年過古稀的蔡京沒有善罷甘休：在他的推動下，徽宗朝設立了一個頗顯獨特的機構——殿中省，憑藉在朝內的關係網，試圖重新和徽宗分享禁中的權力。 同爲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書法家，趙佶和蔡京還將“御筆”和“手詔”的爭奪當成了戰場。前者希望通過這種直截了當的方式，拿回至高無上的話事權；後者就在徽宗身邊安插了自己的眼線，不希望失控的局面出現。 雖然是紮實的歷史專著，但如果略有歷史知識積累，這本書同樣可以當成趣味十足的故事來讀。雙方的交鋒頗爲精彩，出手之狠，接招之穩，來來回回煞是好看。尤其是徽宗對神宗政策的延續和加碼，如果沒有蔡京這樣勢均力敵的對手出現，整場對局很有可能會在晚期出現一邊倒的局面，從而失卻很多精彩的地方。學習研究歷史的目的，還在於爲後來者總結經驗教訓。作者對二人在政治體制改革中出現的疑問手，也予以直觀的評價。 這場爭權延續至欽宗一朝，且以意外的結局收尾。蔡京在徽宗朝雖然幾度沉浮，但如不倒翁一般始終屹立不倒。但他終究敗給了自然規律，年事越來越高的他，最終落得發配身死的下場。相對來說，他至少還留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徽宗將重點放在內部奪權，卻在外交和軍事戰場上一敗塗地，最終和欽宗一同“北狩”，死在凜冽的北風之中。 不但結局雙輸，兩人在爭鬥中也都將名聲搭了進去。蔡京早年間主持經濟改革頗有政績，但他沒有將經濟的成果轉化到政治改革中，反而在徽宗的“逼迫”下加強構築朋黨，使得朝堂風氣一落千丈，爲北宋亡國埋下了禍根。後人將板子打在“六賊”的屁股上，也不算冤枉。 而人菜癮大的徽宗錯誤地估計了自身和對手的能力，本想通過改革攬權，卻在這個過程中抓大放小，特別是忽視了國之根本軍事力量，不但沒能扳倒蔡京，還在遼亡之後不思悔改，最終開門揖盜，落得身死國亡。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需要實事求是，匡正他和蔡京的關係，但在老百姓看來，橫豎是他和蔡京搞垮了國家，到底怎麼搞的其實已經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