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廟新神：晚清變局中的孔廟從祀

主要是講三儒入祀的事情，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從祀孔廟，是一次虛假的成功。如果在他們第一次被請祀的時候就得以入祀兩廡，或許可以影響到歷史的進程。倒不是說榜樣的力量如何之大，而是從祀先儒的地位會給他們的著作刷上一層安全的保護色，有助於三儒著作的流傳與多元解釋。但就像世界上的其他事情一樣，“時機成熟”的同時也是機會消失的時刻。三儒從祀非但沒能推動立憲進程，反而受到忽視甚至嘲笑。這可能是孔廟與政治變局最接近的時刻。

有勇氣和能力，完成這個選題本來就很了不起了。但我覺得本身有點受限在舊廟和新神這個概念股裏了，畢竟儒教它畢竟沒有真正宗教化，神不神，拜不拜都不重要，因爲現象本身只是背後政權博弈，不過是中央和地方，階層勢力鬥爭的外在顯化。而清廷早已顯出亡國之相，或者說一切早已是改良舊秩序不能解決的，以至於這種關於舊廟新神的探討其實都是嬌喘。

重點是講三儒如何從祀的，幾次申請幾次拒絕，支持方和反對方的意見拉扯 可以瞭解一些些微的孔廟建制，下回找個參觀加深下印象

內容挺豐富的，就是標題“舊廟新神”感覺是硬套在“三儒從祀”這個主題上，新舊之間張力的討論有些少。

讀的過程中一直在想，如果作者也可以介紹下顧黃王的思想，讀起來對那段歷史可能會更有感覺，但是轉念一想，顧黃王與那些之前就進入從祀的先賢先儒一樣，早已被扭曲和再造，保皇的、君主立憲的、革命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理解的“顧黃王”，所以介紹不介紹，大體也無所謂了

孔廟裏的政治 這本書的內容並不是很多。但是讀起來十分有意思，並不覺得難懂。 本書處理的是一個看似冷僻的題目，孔廟從祀制度在晚清的變遷。但讀進去會發現，這個題目牽動的其實是帝制中國最後幾十年裏最核心的幾件事。皇權與士大夫的關係，道統與治統的糾纏，改革與革命的賽跑，最後都濃縮在一座廟的牌位增減上。 孔廟在帝制時代有一種奇特的二重性。它既是國家官廟，承擔意識形態功能，又是科舉官僚的行業廟，士大夫在這裏維繫自己的道統。這種公私之間的張力貫穿始終。雍正二年曲阜孔廟火災，雍正動用正項錢糧修復，同時把儒臣自願捐款定性爲儒士之私情。公私的界限被皇帝一句話劃得清清楚楚。皇帝出錢是公，儒臣掏錢是私。但這個公不是士大夫的公議，而是皇權眼中的天下秩序。士大夫有自己的公，那就是廷議和公論。兩套公的衝突，構成了從祀制度演變的基本動力。從祀標準的鬆動是晚清最值得注意的變化。早期從祀講究有功於經學，標準是傳經衛道。雍正朝大規模擴容，諸葛亮、陸贄這樣的政治家開始進入孔廟，范仲淹更被視爲首次於道德學問之外兼取經濟非常之才。到道光朝，劉宗周、黃道周、文天祥這些忠烈陸續入祀，標準已經明顯放寬。朝廷的算盤很清楚。鴉片戰爭之後需要激勵忠義，太平天國之後需要重塑地方秩序，從祀成了一個政策工具。 書裏最精彩的部分當然是對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儒從祀之爭的細描。這場爭論從光緒二年郭嵩燾首請王夫之算起，到光緒三十四年最終入祀，前後拖了三十多年。中間三次大規模請祀，三次被駁。每次駁回的理由都不盡相同，但核心障礙始終是三人的遺民身份和著作裏的危險言論。王夫之被指控攻駁朱子，著書雜入佛老。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被直接比作盧梭民約論的中國版。顧炎武雖然爭議最少，但他的郡縣論也被翁同龢等人讀出了地方自治的意味。 這場爭論最耐人尋味的地方在於，最終促成入祀的不是學術評價的變化，而是預備立憲的政治需要。1907年趙啓霖再次上奏，此時科舉已廢，清廷正試圖用尊孔來凝聚人心。支持從祀的說帖多達二十一份，張之洞、袁世凱這些重臣都在其中。張之洞面對慈禧的詢問，堅請斷自宸衷准予從祀。最後的上諭極其簡短，僅以交片下禮部，並未明發。時人已經注意到這個反常。朝野爭論太大，朝廷不便表態，只能強行拍板。 但這場虛假的成功很快露出底色。三儒入祀後不到兩個月，光緒和慈禧先後駕崩。立憲失去舵手，一年後張之洞去世，兩年後辛亥革命爆發。革命派根本不買賬。黃節在國粹學報上堅稱三儒是明儒而非清儒，以清儒身份從祀是奪其生前志節。章太炎更直接，說這不過是收拾人心的把戲。朝廷試圖把新神塞進舊廟，結果新神自有新的崇拜者，舊廟反而因爲這次趨新努力進一步喪失了神性。所謂【收拾人心】就是如此了。 舊廟新神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意象 。意象的悲劇性在於，雙方都誤判了對方。清廷以爲通過從祀可以宣示改革誠意，抵禦革命思潮。革命派則看穿了這套把戲的虛僞。更根本的問題是，孔廟從祀這套制度本身已經運轉失靈。1907年清廷把孔廟祀典升爲大祀，與祭天同級，但次年春季丁祭滿漢官員缺席嚴重，朝廷不得不下旨申斥不成事體。制度抬升與人心背離同時發生，這種反差比任何理論分析都更有說服力。從祀名單的每一次增刪，背後都是權力的博弈和觀念的轉型。從傳經衛道到經世致用，再到符合憲政精神，標準的變化折射出儒學在晚清被不斷重新定義的過程。而當儒學最終被工具化到極致，它也就失去了作爲道統的獨立性和神聖性。孔廟後來被改成學校、黨部、博物館，東西兩廡的先儒牌位不知去向，只剩下大殿裏一尊孤零零的孔子像。這個物理空間的變遷，恰好是傳統儒者譜系被公衆遺忘的隱喻。一座廟的興衰，最終映照的是一個文明在現代化衝擊下的掙扎與潰敗。那些被抬進孔廟的新神，無論是顧炎武還是黃宗羲，他們生前批判的正是這種被權力收編的命運。而他們身後被請入孔廟這件事本身，恰恰證明了他們批判的有效性。 作者寫得很剋制，但是也許也有讀者會聯想了，這就是一種暗合了。

就像世界上的其他事情一樣，“時機成熟”的同時也是機會消失的時刻。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儒從祀非但沒能推動立憲進程，反而受到忽視甚至嘲笑。這可能是孔廟與政治變局最接近的時刻。

作者的觀點在最後，前面是堆砌材料，看《尾聲》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