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寬重
本書以“政策”與“對策”爲樞軸,通過詔令文書、地方奏議與行政檔案的多維互證,展現五代至宋元時期的政策從制定、執行到反饋的完整鏈條,說明制度既非單向的剛性約束,亦非簡單博弈,而是通過動態調適以維繫中央與地方的平衡。作者摒棄傳統制度史“就制度論制度”的靜態窠臼,轉而將制度置於動態的政治運作中,揭示其與人事、時勢的聯動。全書結合實證考據與跨學科理論,重繪了五代至宋元時期政治生態的立體圖景。
自愧對中國古代政治缺乏瞭解,《政策與對策》是我完整讀過的第一部制度史政治師相關的專著,它以論文集的形式分爲三編,第一編討論基層權力結構與中央集權的關係,聚焦於三個方面:巡檢,弓手和縣及地方政府;第二編討論地方勢力,包括“一文一武”四明士族和洛陽地方武力;第三編寫政局與信息流動,聚焦廣西經略和宋蒙廣西戰役的軍情收集。 因爲有具體的切片與聚焦點,這本書即使處於過去常識的空白區域,閱讀時並不感到晦澀。 譬如《近民作縣:基層社會的權力結構與運作》一篇,基層官員的典型胥吏這一羣體對縣政的作用體現在相當複雜的層面,他們是在公簿文書、法令方面擁有專業能力和經驗累積的一批基層公務人員,在縣官處理政務時發揮着重要的執行角色,一方面遭受上級官員的刻剝資取(作者使用的這個精準動詞讓我很喜歡),一方面也有着把持縣政、敗壞吏治的影響。胥吏是國家系統和地域社會之間的中介者,緩衝者和運作者。 武力層面的巡檢承擔着更繁重的工作,北宋時期擔任維護社會治安的責任,然而隨着內外政局的轉變,伸展王朝統治的原本初衷,逐漸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演變成讓基層武力在地方社會影響力增強的實際結果。到了南宋時期,宋廷反而要爲了政權的生存,借重這些基層武力。從吏治到武力、財政,甚至到士人階層,無不體現出中央與地方複雜的相互作用,並非一句“集中”或“分散”可以概括。 《洛陽豪雄:兩宋之際洛陽地方武力的國家認同》一篇,翟氏與孟氏作爲“淪陷區”洛陽地區的地方勢力,一個在幾乎斷絕中樞補給的惡劣條件下堅持效忠宋廷,一個選擇了盜陵起家,依附新君來維持基本的生存,由宋轉而效忠齊政權——作者有感於國家認同和民族意識也受到生存環境現實狀況的制約,聯想到當今的海峽問題,的確令人深思。 雖然閱讀過程中以學習和吸收爲主,仍然是不是感慨於作者典雅且古樸的文風,並不像許多譁衆取寵的知名學者刻意掉書袋,而是如實地講述史料原貌,實事求是地推論和分析,進一步得出結論,可見治學嚴謹。 宋代相關的圖書採用瘦金體作爲封面似乎開始逐漸約定俗成,但這本書的裝幀也並不流俗,燙金的書名和暗紅色的底色,雅緻莊重之餘也不失靈動。硬精裝配合線裝便於翻閱,歷史的厚重凝聚在紙頁上,承載的是不動聲色背後真實的生民悲歡。 中央集權與地方政治的此消彼長,是歷史中如潮水一般的權力流轉,也是緊緊圍繞生存與制衡的糾纏的縮影。在時代洪流裏,地方力量是個體生存意志的集合,是多少宏大敘事都無法代爲詮釋的真實的生命力。
當我們談論政治史,往往離不開變法與黨爭、中央集權與分權的宏大敘事。而隱沒於宏大敘事下的基層與個體,往往容易爲人所忽視。 本書難能可貴的一點是,能夠帶領我們穿越歷史的表層,深入宋代政治肌體的毛細血管,在中央的“政策”與地方的“對策”之間,窺見一部生動、複雜且充滿張力的“動態政治史”。 一、從“死的制度”到“活的政治” 有別於以往,本書最核心的貢獻,在於其研究視角的根本性轉換。作者沒有將宋代的種種制度——如巡檢、縣尉、地方武力、士人家族——視爲博物館中靜止的標本,而是將它們放回到具體的歷史時空與社會網絡中,觀察其如何被實踐、被調適、被變通。 書名《政策與對策》精準地概括了這一由上至下的視角: 共同體意志(政策)在下達至幅員遼闊的帝國各個角落時,必然會與地方的利益、資源、人情和現實困境相碰撞。基層官員、地方豪強、精英士人乃至平民,並非被動接受的機器,他們會基於自身的處境做出各種“對策”。正是這種永不停息的互動,構成了政治史真正的主旋律。 二、多棱鏡下的宋代地方社會 全書通過三編七章,如同一組精心切割的多棱鏡,從不同角度折射出宋代地方政治的斑斕色彩。 · 基層武力的演變: 書中詳細追溯了“巡檢”從唐至宋的職能轉型,五代的巡檢制度存在着過渡時期的明顯特徵,到了宋代政權穩定後,擁有叛逆實力的巡檢消失的同時是基層巡檢的制度化;“弓手”從民間徭役演變爲縣尉司下屬的常設武力,作爲唯一擁有武備、被制度化朝廷公權力所管理的武裝力量,在深入基層的同時,又被不斷重新建構和塑造。這不僅僅是官制的變化,更揭示了國家權力如何試圖紮根基層,以及地方社會如何反過來塑造和利用這些武力,形成一種“官民之間”的獨特權力結構。 · 地方勢力的生存策略: 第二編聚焦於南宋晚期洛陽豪強和四明地區(今寧波)士人家族的研究。前者有的在靖康之亂以後成爲宋廷的政治飛地,有的則臨陣倒戈與之形成對峙與廝殺;後者則在王朝鼎革(宋元易代)的巨大變動中,通過科舉、婚姻、學術網絡、地方公益等多種策略維繫家族地位。他們的“忠誠”並非簡單的二元選擇,而是一種在現實壓力與道德理想之間尋求平衡的、極其複雜的生存智慧。 · 信息與邊疆經營: 書中關於廣南西路(今廣西及周邊)的案例尤爲精彩。無論是北宋的程氏父子,還是南宋面對蒙古壓力時的情報系統,都說明了在通訊不便的古代,中央的“政策”往往嚴重依賴於地方官提供的“信息”。邊疆大吏如何在奏報中取捨、包裝地方實情,以爭取中央支持或規避自身責任,深刻地影響了中央的決策與邊疆的安危。 三、亮點與不足 黃寬重先生的文筆清晰流暢,專業考究深奧的學術問題之外,也力求讓讀者能夠簡單理解。他善於運用具體的人物和家族故事,將宏大的歷史進程落到實處,使得這部學術著作讀來饒有趣味,充滿“人”的溫度。 也正由於本書結集的爲專題論文,各章之間的連貫性稍弱,對宋代政治的整體性勾勒需要讀者自行拼湊。 對於所有對宋史、中國政治制度史和社會史感興趣的讀者來說,這本書都值得細細品讀。
人知戰爭,家有兵刃,當如何? 皇權不下鄉的由來,爲什麼? 爲何在中央財政如此集權下,江南民間財富依然有如此之實力?政治力與社會力是如何達成平衡的? 黃寬重還是很牛啊,做了很好的回答! 好書一本,值得好好品讀
建隆二年冬夜,汴京樞密院燭影搖紅。趙匡胤批閱着潭州駐泊軍糧的奏摺,硃筆在“每石折錢八百文”處頓住——這比市價高出三成。他想起三日前皇城司密報:潭州通判與糧商在樊樓宴飲。但最終御批“依議”,只添了“轉運使司年終覈計”八字。這場君臣心照不宣的妥協,恰是宋代政治生態的微縮景觀。 地方官用“折變”政策將稅糧高價折錢,再用“和糴”政策低價購糧,差價落入腰包。朝廷並非不知,卻在漕運成本與吏治清明間選擇了平衡。正如鹹平年間河北漕運改制,轉運使樊知古巧妙利用“上供綱船可載商貨”的漏洞,使漕卒年收入倍增,反而解決了軍糧延誤難題。這種政策與對策的相互塑造,如同永定河的泥沙,在沖刷與沉積間形成新的河道。 從五代軍鎮到南宋堂除,制度始終在動態調適中呼吸。當紹興三年的敕牒允許州縣“權宜處置”圩田水利時,中央詔令已悄然吸收了地方實踐的智慧。這種充滿張力的共生關係,恰似江南水網,既受堤壩約束,又在不斷沖決中重塑地貌。
標準的學術論文集,多篇文章涉及多個方面,作者自身將其概括爲基層社會與央地關係、地方勢力與政治適應、政局變動與信息流動,政治史、軍事史、社會史、制度史都有所涉獵,時間跨度從唐末五代到宋末元初,不可謂不廣博。然而如何將這些文章統合起來,使之共享一個主題,揭示作者的史學理念,確是一個大問題。所幸作者將這些複雜的史事框架整理歸納,提出“政策與對策”這一揭示活的制度史精神的中心思想。前輩學者在具體的制度層面已經十分完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也早已被研究透了,那麼如何在前人的基礎上做出新的工作呢?作者一陣見血地指出,對中央層面的政策不僅要予以分析,還應該關注其的實施結果與產生的影響,更要注意到其實施對象的反映。如北宋初年的中央集權舉措確實強化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更改了唐末五代以來的亂局,然而隨着新情況的發展,舊的中央集權制度無法適應後,又產生了兩種趨勢,地方勢力的重新崛起與中央集權新強化並駕齊驅,共同推動着歷史往更復雜的方向發展。
論文集,前後各加了個帽子,比較冠冕堂皇,看不出是什麼所謂活的政治史,如果這就算活的政治史,又是巧立名目的一個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