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玄宗肅宗之際的中樞政局

作者在後記裏已經將此書的觀點與論證邏輯敘述地很清晰了，筆者也沒必要獻醜進行總結，故而直接將作者的原話摘錄至此。 我是以唐玄宗時期太子廢立與中書令地位的變化爲切入點來研究當時的中樞政局的，主要考察了以下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中書令與皇太子在唐朝中樞政治體制中職權地位的變化；其二，中書令與皇太子在皇權政治下的政治配置關係及變化。我大致按照時間與歷史發展的邏輯順序，對唐玄宗時期中書令與皇太子之間的矛盾鬥爭以及唐肅宗即位後與太上皇玄宗的關係進行了論述。在敘述中書令和皇太子的權力行使及變化時，我採用“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和“虛實強弱”的敘述模式，也就是以皇權政治爲中心，以宰相（主要是中書令）和皇太子即皇權的輔政權和繼承權爲基本點，論述了宰相庶務權力的膨脹和皇太子行政權力的萎縮，提出皇太子東宮體制在唐玄宗時期由原來的實體體制轉變爲非實體化體制的論點，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另一論點：皇權政治發展到唐肅宗時期，因爲唐玄宗天寶時期的東宮非實體化體制而一度形成皇帝和太上皇並存的“二元”政治格局。爲了詳細論述自己的觀點，我用了很大的篇幅敘述這一時期的案獄、司法活動、政變和兵變等，並對當時宰相與皇太子權力地位的升降變化做了深入的剖析，力圖對這一時期中樞政局的變動進行立體和直觀的展示。

寫的極好，對史料的運用可以說得上是爐火純青，同時也不迴避其他學術觀點，極客觀公正，相信任先生也是極爲用心打磨了。 任先生爲我們介紹了中樞權力逐漸向中書省集中、東宮的去實體化，以及因安史之亂而造就的新格局——國有二君。 中書省權力集中是國家管理需要，皇帝統治需要的兩重製度原因。但我認爲中書省權力集中也有着玄宗怠政放權，導致李林甫、楊國忠可以隨意施爲。而且中書省的權力並沒有過多的膨脹，李楊二人是通過身兼數職達到大權獨攬，中書令只是二人職務中最爲主要職位罷了。 東宮的去實體化，太子不住在獨立宮殿，東宮屬官成爲養老職務，朝臣不再與太子負有君臣關係，這種虛化是王權對威脅壓制的結果，是玄宗總結家族經驗教訓的結果。 綜上看來無論是中書令地位提高，還是東宮地位下降，都跳不開皇權對它們的影響。在書中對各種事件的分析，皇權總是最爲隱蔽的，像一個潛藏在水面之下的巨獸，默默觀察着鬥爭。我以爲如果能夠在安史之亂前將這一巨獸拉出水面，或更有張力與見解。 我不是很認可中書令權力與太子權力是此消彼長的，他們的更多權力是並行的，而不是共生的。中書令的權力主要是在庶務權，對國家大政方針的指導。太子權力中最大的是繼承權，這點來自與他與皇帝的血緣，非中書所能侵蝕。此外太子還享有監國權、屬官權，玄宗從未有讓太子監國的想法，中書也無與之碰撞可能。那麼只剩下屬官權了，過去的太子屬官往往由大臣兼任，大臣與太子反而有着合作的關係，甚至中書令也能是太子屬官，何來互相爭奪。而等到屬官的閒置化，太子與政務就更爲割裂，更談不上與中書令奪權。我更傾向於李林甫楊國忠與太子有着個人恩怨，希望換掉太子，因此不斷羅織罪名。中書令和太子職位間並無甚鬥爭，有鬥爭的是人。當然因爲玄宗的存在，二者也並不存在並行不悖的可能，但他們權力升降也不是在一個層次，一者的漲落很難影響到另一方。 潼關之敗、馬嵬之變擺脫了忠奸、悲情的故事觀念，而將之拉入到一個更大的視角來分析問題，確實給了我很多啓發。安史之亂作爲唐朝一大動亂，雖是大唐不幸，卻也是太子大幸，就從此後歷史來看，玄宗或可能比肅宗更能活。如果沒有安史之亂，就沒有太子靈武即位，也沒有馬嵬之變清理仇人機會，更沒有最後囚禁玄宗，斥退陳玄禮、高力士的可能。 我是一個喫飯的人，而不是做飯的人，也許說的有些不對，還請諒解。

好幾本關於唐史的好書都大量引用了任教授的《唐代玄宗肅宗之際的中樞政局》，使得看這本書成了必須。 本書大致沿着相權（即中書令作爲首輔宰相）的變化、東宮地位的變化以及太子與宰相權鬥這三條線展開玄宗初期的中樞政治，這時期是太子黨與李林甫楊國忠之間的黨爭，摻雜着邊軍選邊站的副曲。但副曲陡然成爲主題，安史之亂以後至玄宗肅宗並薨之際，中樞政治變爲玄宗肅宗之間的皇權之爭，實際是探討法統上肅宗自立爲帝的合法性，既有肅宗的法理自證，也有肅宗的毒辣手段。 通過扶持權相、打壓太子黨，玄宗對中樞政治的控制一直良好，直到安史之亂後棄京就蜀。此後由於玄宗軍事失敗，喪失了皇權的代表性和法理。皇權的誘惑之大，肅宗雖然戰戰兢兢，但也雄心勃勃，看準機會與玄宗進行了切割，自立爲帝。但有趣的是，完成自立爲帝后，反而匆忙尋求與玄宗的再聯結，以解決皇權來源的法理問題。 全書的脈絡清晰，但頗有些論點顯得牽強附會： 1、哥舒翰與楊國忠的矛盾被歸結爲太子黨與楊國忠的矛盾？實際上，玄宗棄京之前，對中樞政治的控制極強。哥舒翰與太子的瓜葛，不過是西北軍、太子黨兩個獨立派系面對強大敵人的臨時結盟，更有可能是哥舒翰黨爲了壯大聲勢、鋪設後路單方面強行拉太子入夥。西北軍與太子黨的正式結盟是在高仙芝封常清被殺、哥舒翰投降後，西北軍爲自保投靠了太子，主動迎李亨於靈武，後扶立其即位。 2、 馬嵬坡之變的幕後主使是太子李亨？這是最牽強的論斷。陳玄禮是鐵打的玄宗黨，和高力士是一個派系，但陳高黨與楊國忠歷來不睦。潼關的一系列失利，被陳高黨認定爲楊國忠的過錯，更欲除之而後快。馬嵬坡之變，是陳高黨剿滅楊國忠的兵諫。之所以陳玄禮要請示太子，是爲了兵變的法統合理性，以免兵諫被認定爲兵變。太子當然竊喜，因此不置可否樂見其成，但太子絕不是馬嵬坡的背後主謀。 除此之外，本書相當精彩。

從本書視角觀之：安史之亂，表禍河朔，根在中樞。玄宗以術馭權，借相權制衡儲位，破舊局而立新衡，致宰輔、東宮交引邊帥干政。中樞失序在先，馬嵬慘變在後。可知，以術馭政者，權謀或盛於一時，而危局必生於肘腋，其理然也。

玄宗時期有意調整中樞政治體制，太子及東宮的權力被削弱，且被限制與宰相、軍隊的過多聯繫。宰相的權力隨之上升，倚仗皇權也服務於皇權，無論如何始終處於皇權的控制之下。安史之亂爲太子擴張權力直至最終攫取權力提供了一條出路，在玄宗幸蜀時發動馬嵬兵變，除掉時任宰相楊國忠。在戰亂髮生被任命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後，才逐漸擁有機會靠近權力中心。雖在河朔軍隊擁護下已登極稱帝，但是還是無法脫離蜀地玄宗的政治勢力影響，事情都要實時彙報。在收復河山時，還得時時刻刻和玄宗進行內部鬥爭，也要避免永王在南方收復河南，危及自己地位。而玄宗在詔書中曾說過收復兩京後讓出權力，所以肅宗即位後首要目的是充分利用有限的軍事力量，奪取兩京，迎回太上皇。帝王家的父子關係也真是悲涼。

讀唐代玄宗肅宗之際的中樞政局有感（0914） 老實講任士英寫的《唐代玄宗肅宗之際的中樞政局》將太子僚屬制度與宰相制度聯繫起來，繼而破解中晚唐政治迷局，這種思路是新穎的和正確的，開篇所提出的問題也是深刻的，現象的描述是很深刻的，對現象背後的根據是很詳實的，但實際上書中並沒有真正解釋清楚李瑛被廢的原因，以及不立壽王改立李亨的原因，也沒有講透玄宗在調整太子體制與中書令體制背後的政治佈局思路，這可能使研究上總有朦朧的感覺，讀起來也不解渴，不盡興，總還是有未盡表達之意，本文擬將補充一二: 玄宗繼位前經歷了多輪政變，例如玄武門政變、唐隆政變（太子中宗謀）、先天政變（太子玄宗謀）、景隆政變（中宗太子謀），絕大多數是由於太子長期身邊集聚擁有的政治勢力，與太子身邊視同國家機器的東宮僚屬（擁有政治、軍事），以及長期以來太子在政治程序與政治議程中的重要決策地位羣集合而成，這三者來源於關東門閥政治的遺存，即爲了門閥內部的平穩接續，必須要給予政治繼承人充分的政治力量，以防止其他力量的窺探，但也正因如此，成爲玄宗前引發政變的根源，非主流的和失意政治力量會集聚到太子周圍，太子按照程序參與政治決策會強化其政治影響力與權威，太子身邊擁有的官僚機構設置會形成獨立的政治態度、意識形態，形成擁有獨立意識和獨立力量的隱性政治勢力，三種力量合流導致了唐代幾次政變，玄宗的目標就是利用自身的政治能量徹底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 一是選擇李瑛作爲太子，立太子的根源在於作爲先天政變成果的確認，保留政治上的延續性，同時，選擇母族孱弱的太子可以使調整太子的國家制度設計不會遭到外部勢力阻礙，即建立興慶宮，取代太極宮作爲政治中心（興建的宮殿不再保留太子僚屬的辦事機構，不再保留原有的政治議程），隔絕太子的僚屬，把太子屬官變成國家屬官或禮節性屬官。 同時，減少太子政務處理，主要任務親自處理或交由政事堂負責，防止太子在指導工作中形成政治威信或政治勢力。並且儘量減少太子獨立開展工作，減少自身對太子的政治賦權。這使得太子的勢力就只剩下了深居二十年而產生的自身的威信，三種力量只剩其一，即此前參與政治或遺留太子僚屬的政治影響力，這種威信和影響力更集中在李瑛本身，當更換太子後此前法定賦予的影響力就將不復存在。 二是藉助武惠妃與太子李瑛之爭進行政治體制調整。太子李瑛被廢實際上是作爲玄宗政治變革的最終標誌，李瑛無非是主動讓出政治地位還是被動讓出地位（如玄宗長兄）。當李瑛無意識選擇或拒絕選擇第一種時，玄宗就開始有意識的利用或默許武惠妃進行政治構陷，目標就是太子集團（三王案），只不過鬥爭的慘烈程度存疑而已（即三王是否真的身披甲冑進宮）當李瑛被打倒意味着短期內不會再存在威脅皇權的太子集團。 同時，與之處理的是武惠妃與張九齡，爲了防止武惠妃產生明顯的政治影響力，利用武惠妃承受緩解廢太子引發的爭議，所以武惠妃必然不可能成爲新的具有實質性影響力的皇后，繼而武惠妃的暴卒是符合這一階段政治需要的。並且要通過奪“子媳”而從儒家倫理上斷絕壽王的繼承可能性，防止壽王藉助武惠妃和此前的偏愛形成政治勢力，甚至在政治上對壽王進行徹底的隱藏和防範（見玄宗後期在制約肅宗，令諸子募兵時也並未選擇壽王）。 同一階段處理的還有時任中書令的張九齡，玄宗政治體制的調整實際上涉及到重大政治決策權的負責問題，這種負責中既往職能是由太子、諸王親貴及技術官僚負責，玄宗意圖通過調整將政治體制變爲徹底的技術官僚，將政治體制確定爲集中統一的執行機構，繼而李瑛的廢立在實質上成爲了對中書令張九齡的考察，顯然張九齡拒絕以增加中書令實權爲籌碼，換取對皇權的絕對尊崇，繼而其被排除出中樞政治也就理所應當，同一階段的李林甫則接受了這一政治邀約。不過應當看到的是張九齡更多是拒絕這一政治邀約而非忽視這一問題。 三是藉助復立李亨形成新的政治確權。藉助名義上立長的說法，使太子地位的形成從初始階段就不具有突出的政治合法性，既不具有政治外援，也不在宮內擁有政治內援，可以存在隨時廢立的可能。基於政治決策連續性而設計的太子集團與宰相集團的相互配合與援引的線索徹底中斷，太子集團徹底喪失了威脅皇權的可能。 繼而李亨從繼位初始就處於十分憂懼的狀態，以至於多次請減太子的政治規格，多次在受到攻訐時直接選擇切割政治勢力，這使得玄宗的態度反而有所保留，即即使選擇更換太子，也無法保證繼任者有同樣的傀儡態度，還會損失一部分政治威信，這就使得每逢爲太子而興的大案都只是成爲政治敲打，而非引發實質性的更替。 當然，歷史無法假設倘若再經過十幾年，二十年的太子仍然在歷史中積累了足夠多的政治聲望和勢力，是否會引發忌憚繼而掀起廢立，這是無法揣測的，但大概率如此，這也造就了玄宗、肅宗之間並不存在政治互信，天家無父子引發了後期在肅宗去世前玄宗必然去世的政治結局。

對於唐玄宗唐肅宗之際的權力結構變化分析的很透徹。 唐玄宗真是徹頭徹尾的政治動物。他是靠先天政變，殺了太平公主，挾當時的聲望和軍事力量，讓唐睿宗提前退位，讓他的長兄退讓太子之位。而唐玄宗也樂於表現出一副孝親愛悌的架勢，但卻不影響他推進對權力的控制，對任何有可能威脅到他權力的控制。 他做十王百孫院，讓他的後代不能學他那樣政變上位。他廢了二十多年的原太子，也是要打斷太子積累的聲勢。他隔斷了唐初太子有自己的班底，可以參與國事的紐帶，讓太子只有一個大義名分而無任何實權。他還挑動宰相集團對太子地位的攻擊，一方面默許宰相削弱太子勢力，一方面又給太子地位兜底，讓雙方的實力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但這也造成了國家未來繼承人和國家事務執行者之間的對抗，導致了在安史之亂時，雙方的權力鬥爭直接影響到了前方軍事的戰略佈局。 即使是出奔長安，馬之變，肅宗自立後，玄宗也通過立肅宗詔、三王之詔來分肅宗的權勢，也給肅宗敲定了權力交接的前提——收復長安。逼得肅宗在平叛戰略上，必須先攻長安，這纔有了後來的香積寺之戰等（雖然我覺得即使沒有玄宗這個權力交接的催逼，但從人心變動來看，肅宗也是要儘快收復長安的。不然時間拖久了，人心觀望，叛軍就會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 天家，哪有什麼親情！

本書內容，如作者所總結：書稿所討論的內容可以簡單地概括爲“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和“虛實強弱”四個字。也就是以皇權政治爲中心，以宰相和太子，即皇權的輔政權和繼承權爲基本點，論述宰相（主要是中書令）庶務權的增強和太子行政權的削弱，提出原來實體化的太子東宮體制在唐玄宗時期轉變爲非實體化體制的觀點，進而提出皇權政治發展到唐肅宗時期，因爲天寶時期的東宮非實體化體制而形成皇帝和太上皇之間的“二元”政治格局。 論述中既有制度史梳理，也有政治史分析，相得益彰，邏輯非常清晰，借用皇權-東宮-相權三者互動的視角，確實可以對玄宗肅宗時期很多歷史問題作出比較合理解釋。當然，有些解讀也值得探討，比如哥舒翰與楊國忠矛盾，是否背後是太子與宰相矛盾？有些牽強，猜測居多。還有馬嵬坡之變背後是不是太子主謀？也值得商榷，感覺還不如黃永年認爲的高力士是主謀更立得住。

天家無父子形態之一。玄宗驚才絕豔、雄才偉略，爲把權力高度集中到自己手中，不立皇后，以無後宮助力的皇子爲儲君，打破並弱化東宮政治空間和人員建制，隔絕太子與輔臣的聯繫，甚至造成宰相權力對太子的壓制，從而壓縮太子政治空間。不料安祿山反叛，打亂中樞政治格局，皇帝和宰相權威墜落，太子抓住機會策劃馬嵬之變，北上靈武即位，成中樞權力的二元格局。這種權力的暗鬥成爲安史之亂中影響戰局的暗流，直至收復兩京，二帝還京，玄宗權力的法統正當性減弱，肅宗掌控禁軍，將玄宗逼成孤家寡人。二帝薨，中樞二元格局結束，對後世影響深遠。分析論述脈絡清晰，中心突出，敘述略囉嗦。

喜歡唐代歷史尤其是中晚唐歷史的可以一讀。 但凡一個制度在運行了百年之後，即使自己不想變，也會有其他的外在因素直接或間接的推動着它去改變以適應新的環境 在古代這個新環境大概率是皇帝的意志的體現。總脫不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窠臼。所有攪和在裏面的人都了被權利異化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