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季陶
戴季陶,爲國民黨元老之一,早年曾長期留學日本。1912年他成爲孫中山先生的祕書,並隨孫先生多次出訪日本,擔任日語翻譯。因此,他對日本文化有較全面的瞭解。其《日本論》一書以一箇中國人的角度,對日本從明治維新直至20世紀初期日本政治及文化發展進行了觀察。社科院日本文化研究學者李兆忠曾言,《日本論》對日本文化分析之透徹,與《菊與刀》相比,各有千秋。因此,即便近百年之後的今天,該書對中國讀者瞭解日本文化、國情、民族性格和風俗習慣依然有一定的幫助。
1 日本學者認爲在外國人撰寫的日本文化論著中,戴季陶的《日本論》更勝《菊與刀》。周作人曾經說過:“當下真正能夠了解日本人的恐怕只有蔣方震與戴季陶,他們既作爲日本人的法官,又作爲日本人的律師,全面、詳細又不失偏頗地論述日本人”。 周作人所說的蔣方震即是蔣百里(蔣英的父親,楊振寧的前岳父),他的名氣在日本可比在中國大得多。 1937年到1938年間,蔣百里在報上連發文章,其中就包括有《日本人》。此後,蔣百里被譽爲“戰時的文壇健將”,甚至稱得上是中國政府抗日政策的“發言人”。其代表作《國防論》凝聚着他一生軍事思想的精華。 蔣百里的《日本人》發表後,可以說是轟動了中國的戰時文壇政壇軍界。文章中有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講和!”此文當時被譽爲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紙彈”。 對於日本人來說,這位民國時期的軍事理論家、國民黨高級軍事顧問、國民革命軍陸軍上將,確實是顆抗日的“紙彈”。 日本人稱蔣百里是“兩次打敗了整個日本陸軍”。這裏的兩次,第一次是發生在日本士官學校的事情。當時留學的蔣百里在畢業時輕鬆奪魁,在所有日本畢業生面前把日本天皇佩劍取走了。第二次,則是在日本戰敗後,日本人看了蔣百里的《國防論》,發現日軍正如《國防論》所言的那樣,陷入中國泥沼式的持久戰中不能自拔,直到投降。雖然,中日對戰,中國軍隊在戰役上多有失利,但在戰略上,毫無疑問,日軍的失敗早已註定。 2 戴季陶的《日本論》也足可媲美蔣百里的《日本人》,絕對堪稱經典。 戴季陶(1891—1949),名傳賢,字季陶,筆名天仇。原籍浙江湖州,生於四川廣漢。戴季陶是民國和國民黨的早期幹部和理論家。早年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後追隨孫中山,參加了二次革命和護法戰爭。 1917年,由上海赴廣州任大元帥府祕書長。 五四運動期間,戴季陶在上海主編《星期評論》週刊,對社會主義和勞工問題作過一些研究。 1924年,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任中央宣傳部長,後任黃埔軍校政治部長等職。 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戴季陶積極參加西山會議派的反共活動。同年先後發表《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等文章,反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是國民黨右派的理論家。 1927年,戴季陶協助蔣介石策劃“四一二政變”。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戴季陶歷任國民政府委員、考試院院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等職,長期爲國民黨出謀劃策。 1948年6月任國史館館長。1949年2月11日在廣州自殺。 由於世界觀的不同,在“五四”期間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戴季陶,後來便漸漸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還直接充當起蔣介石的“文膽”和幕後參謀。 俗話說,道不同不相爲謀。然而,學術研究豈可以意識形態論之?坦白地說,在那個年代,恐怕沒有人比戴季陶更有資格被稱爲“知日家”的了。有人說,《菊與刀》的內容與《日本論》相比,讀《菊與刀》如同隔靴搔癢。《日本論》的通文,無不透着戴季陶對日本入木三分的瞭解和通透的見識。正因爲《日本論》捕捉到了日本文化的神韻,所以才能經久不衰,爲後人所追捧。 當年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曾高度評價《日本論》,認爲它“既做了日本人的律師,又做了他們的審判官,而且是極公平正直的律師審判官”。其實,文人才子看問題多會感性,不免會受自身性情與趣味的左右。老謀深算的政客則不同,理性、務實是這羣人的特點,而將複雜的問題功利化、政治化則是這羣人的本行。戴季陶正是兼具兩者之長的人,所以,無怪乎他能真正看破日本的廬山真面目。 3 無論是蔣百里的《日本人》還是戴季陶的《日本論》,都能讓日本人感到“力透紙背”的功力。 能讓日本和日本人真心佩服的只有“對手”。這也是我們這個鄰國的一種價值取向。
戴季陶的《日本論》寫於1928年,是一部旨在系統剖析日本民族特性、社會結構與政治運作的經典之作。與蔣百里的《日本人》併爲近現代研究日本的雙壁, 書中帶着當時中國人的焦慮,借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經驗,反思中國現代化的路徑。他看到日本將“工具理性”與“町人根性”結合實現了轉型。 書中剖析神權迷信如何構建國體,論述封建制度下的佛教思想、武士道精神的形成。 政治與現代轉型 探討明治維新成功的主力、政黨的發生,並對桂太郎、田中義一等政治人物進行側寫。 作者揭示日本“好美”的國民性與尚武精神,分析其“南進北進”的對擴張政策。 部分對政壇人物的評價帶有主觀色彩,他後來試圖建立類似“國家神道”的思想也埋下了伏筆。 作者對日本的政治和人文極爲熟稔,對日本政治人物也較爲熟悉,但是對日本的政治走向的判斷較爲幼稚。他把中日關係走向寄託於桂太郎等人物,抱有不切合實際的幻想。在質量上,與蔣百里的《日本人》有好下之別。
用了一天時間讀完了這本《日本論》,有幾個需要進一步瞭解學習的地方: 第一,日本禪宗和中國禪宗的區別? 第二,明治維新之後到日俄戰爭前日本國內政治力量的變化,結合財閥形成去學習理解。 第三,日本的武士階層和軍國主義的關係?町人文化與日軍殘暴的聯繫? 第四,田中義一桂太郎的政治生涯? 第五,日本二戰前主要政治人物的勢力區分? 第六,日本純樸平民生活的來源? 第七,日本的信仰力來源? 第八,日本現代政治軍事與二戰前的基因聯繫?
戴季陶 是誰? 不用我說了吧! 對日本這個唐宋時期學習中華,黑船🚢事件後瘋狂學習西方的慕強、學強、自強,並不顧一切、想方設法,跑步富強的國家來說, 《日本論》這本寫於1928年的書📖值得一看。 看看日本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特性特點、社會結構、政治運作,武士精神,藝伎風花……。喜歡對比着、比較着讀書,深讀的人,還可以同時讀蔣百里的《日本人》等書📖,看《突襲珍珠港》《血戰硫磺島》等電影, 就明白 戴季陶爲啥研究要研究論述日本了。 看着日本從小島國經過明治維新一下子鯉魚躍龍門,變得成功強盛的樣子。 民國時期,仍處混亂之中的中國,積貧積弱,軍閥割據,混戰不斷,許多有識之士反思國之現狀……學習、研究、論述 身邊的變革成功者,自然而然就懂了。
已閱,,楊茜,2026 年 9 月 24 日星期四
馬後炮: 1、從第一章論及“日對中、中對日”研究的比較起,對內的批判自然沒錯,但卻忽略了彼時日本大量的間諜活動,後文多次提到徵韓、侵華企圖、交通線的控制意圖等,如此昭然若揭,作者卻始終停留在“部分人的狼子野心亦或是停留在空中的藍圖”,通篇幾乎沒有流露出基於現實意義上的戰略警惕。亦或是乾脆做了鴕鳥…… 近五百年來大大小小的滋擾和侵犯從未停止,島國天然的生存危機,加之工業文明推動下資源匱乏的局面加劇其危機意識,國家綜合實力的增強進一步膨脹其野心,是地緣(主因)導致的生存危機進而滋生軍國主義和擴張衝動,軍國主義爲擴張企圖服務,而非軍國主義導致的擴張企圖,所以彼時膨脹的日本,外侵具有必然性;今日的死灰復燃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生存危機,老苗子那句存亡危機是現實的,但二戰的禍害和戰敗國的枷鎖,不允許它公開叫囂; 戴對於地緣這個核心因素基本沒什麼認知,像個清純的小姑娘,他似乎篤定相信“我告訴你一個祕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決不愁此後無移民貿易地,決不作侵略中國的拙策”,心存幻想,僥倖到底,到底是真的相信“大東亞”那一套敘事,過於簡單的將日本政治走向歸因於軍國主義內部“正反兩派”個體的主導,對桂太郎、秋山之流抱有幻想,對田中嗤之以鼻,儼然一副勸妓女從良的底色;簡直覺得戈爾巴喬夫就是戴先生附體了——爲換取蘇聯同意德國統一,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明確保證“北約的管轄權不會向東擴張一英寸”。 反而是桂太郎半遮半掩“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悄悄話”中透漏出其地緣戰略意圖敏銳且清晰,所謂日德聯盟,恰恰是因爲德國身處歐洲腹地,且具備野心和實力,既可以牽制東邊俄國,又可以禍害西邊的海洋諸國,給日本騰出戰略空間以入侵中國…… 2、日本之社會宗教底色,很容易將某一領域的事物導向信仰論,如花道、茶道,作者將二者視爲趨同,其實大相徑庭,岡村天心所謂“茶是生的藝術”,是生命與自然的延伸,但日本茶道卻恰恰與道家“遊心物外、放浪形骸”背道而馳,拘泥於形式,恰如一臺戲,日本茶聖千利休之死就是最大的諷刺;花道雖未明言,卻透漏“花乃死的藝術”,以摧殘的方式,造就枯萎前的美麗,以綻放的姿態告別生命,以毀道成就所謂的道;各種名之以“道”,卻恰恰沒學得了丁點兒道家精髓!日本人的一呼一吸之間都是菊與刀的體現……如岡村天心書裏有一句話真的很日本:“倘若俄國願屈尊嘗試理解日本,那在20世紀之始就沒有這血腥的戰事場景”, 兩個帝國在別人家土地上戰火連天生靈塗炭,一條豺狼委屈的控訴一隻蠻熊不理解自己,多麼的矯情且一廂情願,還要立偌大一個悲天憫人的牌坊,果然是綠茶氣太重⋯⋯ 3、尊王是舊思想舊勢力的正名,民權又是外來的新思想,明治維新終歸還是多方妥協的產物!這個層面上與伊朗霍梅尼革命近似;底層“被恩賜的民權”,所以他只是用新的“藩閥政治”取代了舊的門閥政治體系。而後膨脹、外侵、打回原形、作爲橋頭堡被豢養、被閹割,兜兜轉轉至今,仍舊是披着“現代文明外衣”的門閥世家政治,五大政治門閥+30%以上國會議員世襲;太上皇——美利堅! 4、戰亂和苦難本身就是宗教傳播的溫牀,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往往世道越亂宗教越盛,佛教到了日本也爲權力所用,並結合日本社會實踐進行改造; 禪與武的媾和,妥妥的菊與刀,擰巴、割裂、矛盾體;而正是釋、道兩家給中國人留下了後花園的入口,武士道麼,是真的……中國的俠客精神,源於墨家,在野,以義爲先;日本武士道則以忠爲首。 5、當今世界,各地仍舊沒有擺脫殖民主義巧妙利用分而治之的影響,地緣分割(非洲直線國界、東西巴基斯坦、克什米爾,印度河(水源互斷))、民族分裂(印巴、盧旺達)、宗教與意識形態對峙(中東地緣、烏東烏西),伴隨人類科技文明發展,世界變小了,強國更容易對弱國上下其手,軍事幹預、政治影響、金融操控(新殖民主義)⋯⋯民主化、聯邦制的弱小國家,更容易淪爲這些手段和武器的祭品!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就是一部換湯不換藥的操作手冊……然而這些無非是兩千多年前我們先賢們合縱連橫玩剩下的把戲…… 6、好多讀者提及作者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書中借日本“被恩賜的民權”反駁階級鬥爭論,但後面又對“被恩賜的民權”弊病、後遺症進行了簡要分析;他倒不是認同馬克思主義,只是中國傳統文化哲學根基與馬克思主義哲學有諸多契合,只不過今日的我們而言,新的話語體系覆蓋了傳統話語;所以通篇有意無意的“唯物史觀和論調”,實際上就是這種暗合的體現。 7、關於日本人的優點,其實可以同東南亞島國對比研究,更顯而易見! 8、島國人徒有小聰明,確無絲毫哲學根基和智慧加持,日本人或許覺得讓別的民族、文化、文明臣服於他們,就應該如他們自己對外來文明文化如飢似渴狼吞虎嚥一般,然而他們的飢渴,他們的快速吸收瞎雞兒整合,他們的食而不化與東施效顰,恰恰是由於其內生文明的極度匱乏同時又對外來文明的認知只是停留在表層…… 9、書中洞見不少,如維新後資本與軍閥的勾結,既如此,到頭來卻又與四大家族休慼與共,“理論上的潔癖與現實中的苟合”……20年後個人結局與這種分裂也算是因果吧…… 看完這本寫了這些,又去看了下蔣百里先生的《日本人》,真是……借樓下兄臺的話:一個國士,一個庸夫
讀《日本論》後,我深感這本書不僅是對日本社會的深刻剖析,更是對中日關係及民族認知的深刻反思,以下是我的幾點感悟: 1 對日本民族性格的洞察 戴季陶以親身經歷和敏銳觀察,揭示了日本民族性格的雙重性:既崇尚武士道的尚武精神、忠誠與犧牲,又具備對美的極致追求(如園林、繪畫、文學等)。這種“愛美而黷武”的矛盾特質,使日本在文化上既展現出細膩優雅,又在歷史上多次表現出侵略性,讓我對日本民族性格的複雜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2對中日關係的反思 戴季陶指出,日本對中國的研究從未停止,而中國對日本的瞭解卻長期不足。這種“知彼而不知己”的狀態,是近代中國在對外交往中屢屢處於被動的重要原因。書中對日本侵略野心的分析,讓我深刻認識到,瞭解鄰國不僅是學術需求,更是關乎國家生存與發展的現實問題。 總之,《日本論》不僅是一部關於日本的學術著作,更是一面鏡子,讓我們在審視日本的同時,也反思自身民族的歷史、文化與未來。它提醒我們,唯有以開放、理性、深入的態度瞭解世界,才能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立於不敗之地。
讀完了這本書,寫的確實很好,對於想要研究日本的中國人來說,值得一讀。寫成於1928年的書,在當時有很大的實在性,研究當時日本的“南進北進”戰略,就是推測得出其日後的侵略方向。此外,作者研究日本時,將中日兩國對比研究,也就是說做研究時不能單看日本,要對比地來看。還有,書中通過描述了一些日本國民生活,可洞察其國民性,如尚武、好美、平和等。 我想進一步研究日本,計劃看看蔣百里的《日本人》以及美國人本尼迪克特寫的《菊與刀》
挺漲知識的。 雖然這樣會招罵:日本文化比中國文化高貴的地方,就在於它似乎保留了中國文化春秋戰國時代的古風:輕生死。 人爲了虛無縹緲的東西而死,比如二桃殺三士裏的三士,在中國會被笑呆傻,在日本會被稱爲烈士。
2/5 我不知道當時和當下, 有多少(國民)黨國精英讀過這個黨國大佬的這本書. 除了百年前的語言有的地方讀起來有點拗口, 總體對日本社會的認識比同時代的人是比較冷靜, 比較深刻的. 但這麼一個黨國大佬, 從他的觀察裏應該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 日本必然會侵華, 而且是以亡國滅種爲目的來取代中國人佔據華夏大地的那種侵略. 他對蔣和上層提出過什麼警示, 有什麼建議, 做了什麼準備? 我是不知道. 反倒是字裏行間掩飾不住的親日. 一如現在蛙島的藍營. 因爲這個黨不是在血與火中建立的, 而是靠友日, 聯俄, 親英美建立, 存活下來的, 從來沒有自己的獨立性. 註定了國民黨從創黨之日起就是塊爛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