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園的憂鬱

在梳理文學史時看到郁達夫的部分，提到《沉淪》受到《田園的憂鬱》的影響。出於好奇，我便翻開了這部百年前的作品。 《田園的憂鬱》是日本唯美派代表作家佐藤春夫，基於其本人1916年前後隱居鄉村的真實經歷創作，最初以《病薔薇》爲題發表。 通過一位厭倦都市喧囂的青年攜家眷避居鄉間，初期沉醉於自然之美，但隨着時間推移，內心的憂鬱、焦慮與孤獨並未消散，反而在田園的單調和季節的流轉中被放大，最終陷入更深的虛無與幻滅。 展現了日本大正時期知識分子特有的“世紀末的頹廢”，探討了內在自我與外部世界無法調和的核心矛盾。 沒想到，書中那種朦朧、頹廢的氣息，竟喚醒了部分丟失的記憶。 大約三四年前，曾爲租房去看過一套別墅。已經忘記是坐車還是走路，只記得彎彎繞繞了很久，最後停在湖心與世隔絕的位置，一棟老舊的別墅。 大病一場，這些事早就忘個精光。直到早上和對象確認，才相信它是真實的。 書中的主人公的憂鬱，並非來自外部的壓迫，而是源於自身過剩的自我意識與過於敏銳的感受力，這也使他無論在何處都無法安頓自己的靈魂。 那種狀態，與我當年的心境非常相似。也許正因爲這樣，這段記憶纔會被這本書帶出來。我突然明白：心若未寧，縱然避世隱居，也是徒勞。 佐藤春夫（1892—1964）生於和歌山縣，中學畢業後前往東京，加入與謝野寬的新詩社，創作了大量詩歌。他拜當時一線批評家生田長江（1882—1936）爲師，後與谷崎潤一郎相識，開創了藝術至上主義小說之新風。1918年，未滿二十七歲的他在雜誌《中外》發表了《田園的憂鬱》，將精神的疲憊、無爲的情緒與面對生機盎然的自然風物所感到的震驚，如散文詩一般匯入這部中篇小說，由此與谷崎潤一郎、芥川龍之介並稱爲當時藝術至上主義的代表作家。 佐藤春夫與相關人物的關係 1.佐藤春夫與谷崎潤一郎之間有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往事。 1915年，谷崎潤一郎（29歲）與谷崎千代（19歲）結婚。千代是谷崎曾愛慕的姐姐初子的妹妹，性格溫順，但谷崎很快對婚姻感到厭倦。1917年，他以“寫不出小說”爲由與千代分居，實則是爲了與年輕貌美、性格活潑的妻妹聖子單獨生活，千代獨自撫養女兒鮎子。 1918年前後，佐藤春夫（26歲）經谷崎引薦進入文壇，視谷崎爲老師，常出入其家，因而結識千代。1919年至1920年間，佐藤的婚姻失敗，與千代接觸漸多。千代因丈夫與妹妹的關係向佐藤傾訴，佐藤由同情轉爲愛慕。1921年初，谷崎向佐藤提議“讓妻”，表示願與千代離婚，希望佐藤能娶她。佐藤應允，並認真考慮與千代的未來。但同年1月，谷崎單方面反悔，收回約定。憤怒的佐藤前往谷崎住處（小田原）質問，雙方爆發激烈衝突，即所謂“小田原事件”，二人自此絕交。 衝突期間（1月28日至2月4日），佐藤春夫寫下長達六十多頁的長信交給千代，但千代態度曖昧，未明確選擇佐藤。1921年至1925年，三人的關係破裂後各有人生變故：谷崎在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遷居關西；佐藤與妻子離婚，並於1924年左右再婚；千代留在谷崎家，後與寄居的青年和田六郎產生感情，但和田最終自行離去。 1926年，絕交五年的佐藤與谷崎在東京重逢，關係緩和，重敘友情。1930年，佐藤已第二次離婚，千代與谷崎的關係也無法挽回。時隔九年，佐藤與千代再次走到一起，正式決定結婚。爲公開此事，谷崎潤一郎、千代、佐藤春夫三人聯名發表了著名的“離婚書”，告知親友與公衆：千代與谷崎離婚，並與佐藤結婚，此事被稱爲“讓妻事件”，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 婚後，佐藤春夫與千代生活穩定，佐藤迎來創作高峰，直至1964年因心肌梗死去世。千代又活了十七年，於1981年去世，享年84歲。谷崎潤一郎則將這段經歷（特別是千代與和田的戀情）寫進小說《食蓼之蟲》，並創作了多部以相關女性爲原型的作品，文學成就斐然。 2.佐藤春夫與郁達夫的友誼始於文學。1918年前後，佐藤以《田園的憂鬱》成名，正在日本留學的郁達夫深受影響，早期代表作《沉淪》中可見其風格。1920年代佐藤訪華，郁達夫親自陪同，兩人結下深厚交誼。 1937年9月，日本設立內閣情報部，後升級爲內閣情報局，統管陸海軍報道部、外務省情報部及內務省警保局圖書處，形成宣揚國策、鎮壓思想的指揮中樞。檢查制度全面收緊，言論自由被壓制，作家失去創作與生活保障，思想家、文學家相繼入獄，整個國家淪爲一座大牢獄。郁達夫據此嚴厲指出，日本的文化與文學“是一種完全稀有的反動與後退的現象”。 他將戰時的日本作家分爲四類：第一類是以色情怪異爲主眼的作家，如吉川英治、白井喬二，出身藝術派，作品雖寫古代生活，實則“成了高揚武士道，提倡日本主義的幫兇犯”；第二類是甘爲走狗的幫兇作家，如島木健作、佐藤春夫、林芙美子、菊池寬、林房雄、片岡鐵兵等，其中多人原屬左翼或社會主義陣營，戰爭爆發後迅速蛻變，受內閣情報部指使，以從軍作家身份來華，充當侵略戰爭的吹鼓手；第三類是專爲軍閥唱讚歌的“喇叭作家”，如火野韋平、日比野士郎、棟田博，實際由日本法西斯豢養，以隨軍記者身份撰寫歪曲的戰爭報道；第四類則是軍部指揮下的“農民文學懇談會”，其目的是對本國人民進行欺騙宣傳。 抗戰全面爆發後，佐藤春夫立場劇變，創作電影故事《亞細亞之子》，影射侮辱郁達夫、郭沫若，吹噓日軍勝利，教唆中國人充當漢奸。郁達夫痛加斥責：佐藤本是“出賣中國野人頭喫飯”的人，平日裏頌揚中國，“毛色一變”竟阿附軍閥，“真的比中國的娼婦還不如”，是“最下流的娼婦”。這段跨越國界的文人情誼，終在戰爭中徹底決裂。 3.左翼文壇領袖魯迅與“右翼之雄”佐藤春夫 佐藤春夫早年傾向自然主義，後轉向充滿古典情緒與唯美色彩的浪漫主義詩歌，深刻表現了資本主義社會下人們的精神倦怠，被譽爲近代小說的典範。正是由於這種近代意識，1920年代初魯迅與周作人合譯《現代日本小說集》時，專門勸周作人增譯佐藤春夫的小說。此後十餘年，魯迅幾乎未再提及他。隨着日本左翼文藝運動高漲，佐藤被稱爲“右翼之雄”，而魯迅則成爲中國左翼文壇領袖，二人道路迥異。 但1932年，佐藤春夫的名字頻繁出現在魯迅日記與書信中。同年，佐藤發表《〈故鄉〉譯後記》，這是繼山上正義之後日本介紹魯迅最重要的文章。他在文中稱魯迅爲“中國近代文學之父”，評價其“作品中具有很深的傳統意味”，並引用美國《新羣衆》雜誌的評語，稱魯迅爲“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家，全國左翼作家聯盟的領袖”。佐藤對魯迅的理解，其價值不在於認同中國的政治評價，而在於他發現了魯迅作品中與中國傳統文學的深層聯繫。他翻譯《故鄉》的動機，正是因不滿日本近代文學與傳統隔絕，意在促使人們向魯迅作品中的“中國古來的詩情”學習。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當晚，佐藤寫下悼文《月光與少年——魯迅的藝術》，感嘆“永生的恨事”，並再次強調《阿Q正傳》的成功在於其“中國風”，認爲魯迅作品雖充滿傳統意味，卻使歐洲人更易理解中國民族性的深奧。魯迅雖未對佐藤本人做出評價，但在致增田涉、山本初枝的信中多次提及佐藤的譯介與邀請，顯然看重這段友誼。一位左翼文壇領袖與“右翼之雄”的文字因緣，以及佐藤從傳統文學角度對魯迅的解讀，至今仍爲魯迅研究提供着有益的啓示。 4.日本戰後作家中上健次評價佐藤春夫 中上健次在《故事的系譜》中，從地域歷史的角度批判佐藤春夫。他認爲佐藤出身醫生家庭，自幼熟讀漢詩漢文，與當地“興旺的木材商人”氣質相通，因而無法正視故鄉紀州新宮“充滿血糊、血泥和膿水”的黑暗面。他指出，《田園的憂鬱》本質上是“敗北的”小說——它謳歌自然風景，卻迴避了地方社會的苦難現實，體現了佐藤春夫作爲特權階層知識分子的認知侷限。總之他要說的是，這篇小說“沒有故事情節”，只是“避通俗而行”。 從文體風格來看，前期創造社作品與日本的“私小說”都具有濃厚的抒情色彩。就敘事結構而言，小說故事情節的不完整、結構的鬆散、以情緒而非情節推動敘事的發展，是創造社小說與日本“私小說”共同的文體特徵。結構的鬆散是日本小說的普遍性特點，無論在近代文學作家夏目漱石的小說中，還是在現代文學作家川端康成的小說中，都有突出表現。總的來說，“私小說”專注於描寫作家身邊的瑣屑小事，沒有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這一點對創造社作家的影響最爲深刻。和中國傳統小說偏重故事情節的戲劇性不同，創造社作家的小說多以自敘傳和心理寫真爲主要特色，以抒發主觀感情爲敘事核心，作家致力於描寫個體的精神悲劇史，而非跌宕起伏的傳奇故事。 所以我對於“沒有故事情節”這點就覺得還好啦。

《蘇門答臘的郁達夫》：1921年，他與郭沫若等留學生夥伴結成文學團體創造社，同年出版了創作集《沉淪》，在中國引起了極大反響。其中收錄的小說《沉淪》明顯受了佐藤春夫《田園的憂鬱》的影響。

逃離喧囂的都市，他帶着妻子與寵物來到武藏野，卻逃不開內心的焦慮與幻覺；陰雨、蛙聲、薔薇蟲害，交織出一幅病態而美麗的田園畫卷，讓人共鳴於現代人的孤獨與頹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