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變：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淵源

宋朝女性地位高：嫁妝多，離婚可帶走嫁妝！ 📚《唐宋之變》 ✍️吳構 本書主要分析唐朝與宋朝貴族政治謝幕、平民逆襲、商業更加發達、稅制改革、女性地位躍遷、商業發達等背後的原因。 🍃貴族制度 春秋戰國，主要是封建分封，嫡長子制度，周天子的嫡長子繼承皇位，其他兒子是諸侯；諸侯的嫡長子繼承諸侯位，其他兒子是卿大夫；卿大夫的嫡長子繼承卿大夫位，其他兒子是士。士的嫡長子繼承士位，其他兒子爲平民。 魏晉南北朝，官場被貴族門閥壟斷，官世代，比如現代流傳段子，稅一代，稅二代，稅三代，銀一代，銀二代，銀三代…… 隋唐之後，科舉制度，寒門也能出貴子，平民逆襲，門閥貴族逐漸衰落，到了宋朝，更加崇文，重視科舉，平民的機會越來越多了。 🍃商業發達與政府借貸 宋朝的時候，鼓勵商業，商業發達，《清明河上圖》，出現“交子”紙幣，也有國家借貸，稅收也從唐朝初年的租庸制（按男丁數量定額收稅）轉換成二稅（財產稅，按財產土地等收稅） 宋朝，崇文抑武，冗兵（把流民收編，維持社會穩定，人數衆多，打戰質量不高）、冗官（政府層級設置繁瑣，官員相當於唐朝的10倍）、冗費，結果政府沒錢。 問題：怎麼提高財政收入呢？ 方法：王安石變法（類似現代金融理財，超前） 1.青苗法：青黃不接，農民春天最難過，沒有糧食，原來要向地主借貸，改革後春天向國家政府借貸，秋收後歸還政府，再向政府支付利息，政府就有錢了。 2.免役法：可以通過支付金錢免除服役，政府就有錢了。 🍃宋朝女性地位躍遷 魏晉南北朝，貴族門第，內部聯婚，主要聘金高於嫁妝。 隋唐到宋，推行科舉制度，寒門之子逆襲，成爲大臣爭相奪取的“東牀快婿”，嫁妝陸續比聘金高。 宋朝，女性地位躍升，法律都規定女性也可以繼承財產，辦理契書。 “七出”反映丈夫的離婚權，“六聽離”反映妻子的離婚權，男性符合法律特定的規則（比如，男人不養家，離家出走，典妻等），女性也可以提出離婚。 大娘子的嫁妝是自己的私有財產，和離（離婚）也可以帶走自己的財產。 從宋入元明清，女性地位呈現下降趨勢，離婚也不能帶走嫁妝。 一本書，講透唐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制度，各制度因素互相影響，也拓展到其他朝代，傳承與發展，對“中國何以中國”的深度溯源。 聚焦“唐宋之變”，從歷史中尋找現代中國的文化基因，追溯“中國現代化”的深遠淵源。

很少評價關於歷史相關的書籍，因爲確實本身沒有那個學術能力，信口胡說反而誤人子弟。今天拋開“歷史座標系”這類宏觀視角，我想從一名普通社會工作者具體的工作場景和內心狀態出發，聊聊這本書獨特的“實用價值”。 這本書對普通社工最大的意義，或許不在於“學到了什麼知識”，而在於它提供了一種“歷史性的心理脫困術”，讓我們在繁瑣的工作中獲得來自歷史對比的能量，幫助我們更好的認識社會和人生的關係。 現實中我們應對“無力感”：可以把“個案問題”還原爲“歷史常態”縱向解析自己的生活狀態。在日常工作中，我們常因案主的困境（如離婚財產糾紛、靈活就業者的社保斷繳、年輕人的“躺平”）而感到焦慮，甚至產生“這個社會是不是病了”的無力感。這本書的啓示：它告訴你，宋代女性爲嫁妝打官司、城市遊民尋找零工、年輕人離開故土去汴京“北漂”，都是千年前的常態。書中用史料證明，“流動帶來的不穩定”與“契約帶來的博弈”是中國社會走向現代的固有屬性。 當你意識到案主的痛苦並非“異類”或“時代崩壞”，而是歷史長河中無數人面對結構轉型時的共同體驗時，這種認知能幫你有效消除職業倦怠中的“自責感”。你不再覺得自己是在“修補一個壞掉的時代”，而是在“陪伴一羣特定歷史階段的人渡過必經的激流”。 面對“道德綁架”：用歷史的“務實”對沖傳統的“教條”，社工經常調解家庭矛盾或鄰里糾紛，往往遇到一方用“傳統美德”（如女人就該忍讓、親戚就該無條件互助）來施壓。這本書的啓示：書中關於“奴婢契約化”和“嫁妝私有化”的案例，極其有力地證明了一個事實——我們今天奉爲圭臬的許多“傳統”，其實並不古老。宋代的“傳統”恰恰是講究契約、保護私產的。對工作的意義：這給了你一把去神聖化的話語工具。在調解中，你可以用歷史演變的視角告訴當事人：“傳統不是一成不變的，一千年前的人遇到這種事已經在講合同和法律了。”這能幫你從僵化的道德評判中解脫出來，推動問題向更理性的“權責分配”方向解決，而不是陷入無休止的情感內耗。 緩解“工具人”心態：在瑣碎中看到“文明演進”的參與感，社工的工作常被瑣碎的填表、走訪和文書淹沒，很容易覺得自己是個微不足道的“齒輪”。這本書的啓示：吳鉤筆下，宋代城市裏的消防員、環衛工、福利院（居養院）的設立，都標誌着社會服務的專業化。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基層崗位，恰恰構成了“唐宋之變”最堅實的底座。對工作的意義：這本書讓你意識到，你每天填寫的評估表、對接的救濟資源，正是“社會文明化”進程在當下的延續。你不是在執行冰冷的行政命令，而是在參與一個長達千年的、關於“如何讓普通人活得更有尊嚴”的偉大實驗。這種歷史賦予的厚重感，能很好地中和日常重複勞動帶來的虛無感。 書中的內容讓我們在面對複雜的案例時，多一份“千年前也有人這樣掙扎過”的悲憫；在面對僵化的系統時，多一份“歷史總是在曲折中向前”的耐心；在面對自我的迷茫時，多一份“我的工作自有其文明脈絡”的篤定。這種源於歷史縱深的自洽感，或許纔是我們普通工作者在讀歷史相關書籍時候最需要的“意義”所在。

這本書說，唐宋之間不只是換了個朝代，更是中國歷史的一次大升級。唐朝還是貴族說了算，到了宋朝，普通人靠讀書就能當官；人身束縛沒了，商品經濟空前繁榮，女性也有了財產權。它打破了“中國古代一直停滯”的說法，證明我們現在很多現代生活的樣子，早在宋朝就已經埋下了種子。

這部作品，作者立意極高，但是硬傷不少：比如關於貴族政治的論述，到底是作者誤解了內藤湖南，還是內藤湖南本身就說錯了，就中國歷史而言，中世近世肯定不是貴族政治的分界線，而且貴族政治在中國古代史上是一個比較複雜的話題，它尤其與時代不是一種片面的靜止的時間對應關係。再如下輯商業部分，究竟作者是因爲已經寫過了王安石變法所以不用再重新提及，還是有意沖淡王安石變法這個話題，此部分幾乎看不到王安石三字和變法這個事件。然而，歷史事實是，如果不是因爲財政開支和財政制度已經糟糕到沒法再糟糕，宋神宗和王安石也就不必大動干戈搞一場留下各種紛爭的變法，而正是這場變法，把北宋後三分之一時間的國政運行包括整個社會經濟生活搞得像鐘擺一般，這是無法迴避的事實。 作品裏提到周秦之變，事實上，從某種長時段歷史尺度看，周秦之變的影響之深刻持久，遠遠超過所謂唐宋之變，尤其超過作者筆下所論唐宋之變（作者所論唐宋之變與日本京都學派和內藤湖南唐宋變革論是兩回事）。前者影響了此後幾乎整個帝制——官僚政治的歷史走向。而後者則猶如歷史長河裏的一片浪花。趙宋雖被陳寅恪先生賦予文化稱極之世的美譽，然而，在某些方面，尤其是政治運行方面，它也算得上是中國帝制——官僚政治歷史的“異數”，有很多事情，有很多因素，屬於“只此青綠”，趙宋以後有迴歸到此前軌道，甚至反動得更甚。這些，在這部作品裏看不到影子，更看不到論述。 作者有心於佔有歷史評論之地位，然而，似乎力有不逮之處甚多。

唐宋之變孕育了中國本土現代化萌芽：民生上打破門第人身束縛，依靠科舉實現階層流動；經濟商業上廢除坊市限制，發展契約化商品經濟；政治上由貴族政治轉爲文官制度，以律法和監察實現制度化治理，三者共同構成中國現代化深遠的歷史淵源。

本書跳出傳統歷史敘事，平鋪直敘的講透唐宋鉅變，從貴族政治轉向平民社會，商品經濟繁榮發展，社會階層流動加劇，早早埋下了中國近現代化的歷史伏筆。整體而言，本書史觀新穎、開闊眼界，讀完刷新對唐宋歷史的認知。但閱讀時仍需理性思辨、辯證取捨，值得一讀。

一如既往的風格，就跟收了宋朝的紅包似的，對宋一味捧，對其他朝代一味貶。明明是吳鉤的作品，卻總讓人覺得是趙構寫的。

花了近20小時讀完感覺不是特別值得。作者的觀點——唐宋之變是傳統中國向現代的大轉型——將“唐宋之變”的地位拔到了中國歷史上的突出的高度，宋亡之後，元明清繼承了兩宋多少政治遺產呢？在下輯[商業篇]中又有將“熙寧變法”時期的宋朝推廣到整個兩宋的嫌疑，難道所謂“大歷史觀”就是以小見大？作者的野心很大，但是內容上比較口水，論證引用的史料也不是很充分。如果僅僅是爲了“大歷史觀”而來，不如讀一讀許倬雲。 “而擺在讀者諸君面前的這部新作《唐宋之變》，則以更爲恢宏的視角，重點關注發生在唐宋之際的歷史大變革，並往前上溯1000年，往後延伸1000年，探究“唐宋之變”的歷史來路與去處，可以說是一部集中展示我的大歷史觀的“野心之書”。簡單地說，我將通過對“唐宋之變”的探索，揭示中國歷史變遷的主線索，並指出“走向現代化”的動力乃是內在於中國歷史深處的。“唐宋之變”即“古今之變”，是傳統向近代的一次大轉型。宋代中國呈現出來的富有現代色彩的文明成就，既來自前代文明成就的積累（在文明積累中漸變），也得益於宋朝政府面對歷史大勢的順勢而爲。” “走向現代化的動力內在於中國歷史深處”，也不代表不需要外部刺激，重要的是面對外部刺激時做出正確的、積極的響應。試想如果沒有外部刺激，中國處於一個孤島上，隔絕了任何外部的刺激，中國能夠實現現代化嗎？“周秦之變”、“唐宋之變”所構成的“W”型歷史變革曲線會不會變成一條無限延伸的三角函數曲線？如果沒有外部刺激，內部矛盾積累、爆發，導致朝代更迭，憑什麼認爲新王朝會被這“內在動力”趨向“現代化”，而非保守甚至倒退呢？那外部刺激的作用是什麼呢？列強的暴力的入侵、凌辱、意識形態的滲透、新理論（如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這諸多的外部刺激施加於“中國”這樣一個魯棒的系統中，改良派站出來了、革命派站出來了、投降派站出來了……但最終能讓中國站富強不僅僅有強大的內驅力，還有中國化的馬列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宋朝政府面對“歷史大勢”到底是有爲還是無爲？也許慶曆新政、熙寧變法、元祐更化、靖康之恥、偏安江南、崖山等等詞條可以告訴我們，兩宋也許是經濟上的巨人，但絕對是軍事上的矮子，即有爲，又無爲。

諶旭彬的《大宋繁華》寫了宋朝的黑暗與剝削，這本書則寫了宋朝的文明與進步。兩種視角經常吵架，但放在一起，纔是一個完整的宋朝。

首先要說，這本書是值得讀一讀的。斷斷續續讀完這本書。 我一直標榜自己喜歡看社科類書籍，但是真正在閱讀的時候，又不耐其中大段篇幅的典章制度引用、官職體系流變……在看這些的時候，雖然眼睛還在跟着動，但是思維早就飄到不知哪裏去了。前段時間看嚴耕望的《治史三書》，裏面還着重提到了從浩如煙海的典籍裏提取官職信息做學問，耙梳地名的演變做文章。由此看來，我確實也不太適合做歷史學問，無法從這些看似繁複的文字當中提取到什麼有用的信息或者學術的亮點。 作者從社會、政治、經濟三個方面，以一種比較高的維度，中國大歷史走向的高度，來探討唐宋時期中國經歷的劇變。我以前就感覺中國人做歷史很精細，但是沒有什麼大的框架創新，這本書不能說是在創新，但是至少是把角度拔高之後做一些嘗試。 作者的一個基本論點就是不論社會政治還是經濟，從春秋戰國往下而至晚清，各個緯度的發展走向都呈現出一個“W”的形狀。而宋朝就是這個“W”的中間尖峯，而且這個尖峯看起來似乎比兩段都更要接近近現代社會。作者還不點名但是很明確的批評了《秦制兩千年》對於中國歷史發展的簡單概括，即認爲從秦朝至清朝，秦制投射在中華文明頭頂的陰影從來沒有消散過，而是在每個朝代發展出更極權的政治體制、更嚴苛的汲取方式、更多樣的壓迫形式…… 因爲這個批評放在序言裏，我讀之後心裏還忿忿不平了一番，覺得作者實在是有點兒刻薄，沒必要爲了自己的觀點而踩別人。我讀過《秦制兩千年》這本書之後，覺得有些內容還挺有道理的。而且歷史的維度是多個側面的，部分側面呈現出斷裂，而部分側面呈現出接續，是完全有可能的。沒必要把宋朝拔到一個其它王朝難以望其項背的程度，雖然中國的王朝循環讓人看起來沒有發展，但今天的很多學術成果也證實了每個階段都有其獨特的政治制度和發展結果，不能說從宋朝之後中國歷史就已經全面回落了。 讀完書之後，我必須承認作者拿出的史料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證實宋朝的所謂“先進性”，也即是與近代制度越靠近越好。宋朝呈現出來的人身依附的解體，社會流動性的加速，政治風氣開放，經濟制度優越等等特點，確實就像是一個近代國家所具備的各個維度的特點。但我們是否已經認爲了近代制度就應該是所有社會和文明應該到達的歷史發展的唯一節點呢？社會的制度設計和呈現面貌不會因爲文化文明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的形態嗎？我覺得這一點是作者沒有解釋的，作者默認了西方近代化就是一個黃金標準，就是人類發展的必然，就是統一的標準。 另外一點在於，作者反覆論證宋代的制度設計是多麼接近現代，政治的開放程度和公務員模式有今天社會公僕，國家共有的雛形，宋代的經濟制度都已經出現了貸款和金融市場，國家願意通過經濟手段來購買服務……但我想到的是，這些現象的根子上，是宋代統治者可以設計的嗎？是老趙家真的有這種超前意識，甘爲國家公僕，爲人民謀福利而從上到下充分討論設計出來的一整套制度嗎？我想不是的，宋朝人的思想超越不了歷史的侷限，大部分呈現出來的社會面貌，經濟面貌，是在當時環境下不得已的選擇和縫縫補補的措施。一個沒有正常國家預算的政府，能夠從頂層設計出借貸制度、金融市場、招標採購等等模式嗎？ 作者的這些舉證，我認爲是證明中國社會自主發展也有發展出類似於西方一些近現代制度的可能，但這其中是否還需要別的因素，誰也不得而知，因爲歷史無法假設。但這些舉證不能證明，宋朝由於蒙元的滅亡，而讓中國喪失了近代化的機會，讓中國無法在七八百年前就能夠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常說中國是早熟的文明，在宋朝那樣一個科技生產力的情況下，以及當時的文化土壤中，長出一個近代國家是不可想象的。只能想象有另外一些可能，有不同的社會面貌和更有建設性的制度設計。 我看作者在後記中提到，已經寫了七本關於宋朝的書了，對宋朝的方方面面都表達了讚賞。我只能說宋朝有它獨特的魅力，但是讓我選一個穿越，我還是願意選擇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