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1862—1874)

本想給「一般」，思來想去還是給「推薦」了。 是由老師推薦而來讀的，第一感覺是失望。 應該說，作爲一本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西方學界的晚清史研究著作，本書自有其歷史地位。但即使拋去書中一些存在爭議的敘事傾向（如譯本前言中提到的、也是瀰漫於全書字裏行間的「文化決定論」的味道，等等），本書還是令我讀時不免默然，感到失望了。 站在本書出版後近七十年的今天回望，竊以爲本書所獲的讚譽似過高了。書中所涉領域相當廣泛，但往往點到即止，停留在基本情況介紹的層面，許多值得展開論述的事件則多一筆帶過（比如說同治年間「中興」話語的建構即很值得展開討論，作者雖已注意到這一點，但篇幅比較有限，並且探討相當淺顯，只是做了簡單的對比研究即告了事）。作者似力圖描摹出「同治中興」時代中國政治諸面相（實際上也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或不免給人以泛泛而談、流於表面之感。除最後《阿禮國協定》簽訂始末一事論之較詳外，基本未見較深入的個案研究。 應該承認，對於大衆讀者而言，本書確乎起到了普及性的作用，就此即值得一讀；同樣應該承認的是，對於希望讀到更小切口、更深入精要（當然或許也更晦澀）的細節研究的讀者而言，本書或許會使你和筆者一樣略感失望了。 梁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曾有治史貴專精不貴雜博的教訓，筆者是深以爲然的。本書或有「雜博」之失歟？抑或作者設想中，本書本就是重「雜博」之作？ 寫至此處，也漸漸感到可以理解，而不應該對本書過分苛責了。由於時代進步與學術研究的日漸深化，當代的史學研究越來越趨於精細（也更碎片化），同時可資利用的材料、研究的範式也更豐富、更多元了，因此站在今天回望過去近七十年前的作品，以爲略有不足亦在所難免。 那麼，還是「推薦」較爲妥當吧。畢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望遠，而反笑前人所見不及己，恐怕也很可笑的。

【2026年讀書-27-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芮瑪麗--美國）】 首先說一下這本書的爭議和侷限性。 通過資料查找了解到：《同治中興》作者師從費正清，本書初版1957年，正值冷戰高峰，該書引發蘇聯學者針對芮瑪麗意識形態佔位的批判，以及書中關於沙俄侵佔中國領土的辯護。在史學上，蘇聯學者強調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鬥爭推動歷史發展的史觀，強調太平天國是反帝反封建的農民革命，曾國藩、奕訢等洋務派是反動勢力和勾結帝國主義的幫兇，所謂“同治中興”是維護反動統治的舉措，延緩中國革命，而芮瑪麗強調儒家與現代性衝突是西方敘事模式，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纔是中國近代化的動力，等等。 國內最早引入是2002年，我看這版是2025年江蘇人民出版社編篡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之一。我認爲本書很符合上世紀中期美國漢學家的歷史研究模式：試圖從斷代史或者大歷史節點，尋找歷史走向的思維模式。而今美國新漢學家的研究轉向從顯微鏡下的小人物命運反襯大歷史的走向。而這類研究方式是基於大量知識體系積累，很適合專業人士，而不太適合大衆讀者。 就《同治中興》我覺得其侷限在於：一是同治時代不存在歷史拐點，它只是歷史必然性的波瀾，也不存在一個所謂正統的延續（如作者文中似是在暗示民國時代爲其正統性），二是清王朝結構性矛盾並非儒家思想所致，而自唐末有宋的士大夫羣體並非均是守持保守主義政見；歷史證明，各時代總有一批中國知識分子選擇了激進主義和革命道路，但這並非擯棄中國傳統思想，反而是具有深厚家國情懷及以中華崛起爲使命的儒家思想底蘊。三是對歷史研究不但有作者自身知識體系的侷限，也必然有作者所處時代意識形態的干擾，幾乎不存在絕對客觀性和正義性表達，歷史敘述本身就是不斷演化的過程。因此在閱讀此書時，我們既要回到歷史現場，也要有上下百年的歷史視野看待清帝國這次試圖中興所帶來的歷史必然。 第二點想說，芮瑪麗作爲著名漢學家，其著述和研究是非常細密嚴謹和周全的。 一是作者定義本書“保守主義”的概念，並對1860年前後的政治思潮和內外部形式作出分析，確立“同治中興”的現實性和可能性。 作者認爲：在1860年前後，清朝政府和知識精英推動改革，力圖使中國恢復到太平天國和鴉片戰爭前的儒教的、理性主義的、士紳的和非封建的世系，而對西方採取“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策略。作者強調：“中國保守主義是捍衛理性的世界主義秩序......人類歷史是和諧而有理性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主張私有財產服從集體利益；相信人性本善，認爲通過道德修養可達到盡善盡美；尊崇習俗，認爲習俗不是理性的障礙，而是理性的體現，並堅持大一統國家的理想”，“儒家的社會秩序、儒家的政治體制和儒家的倫理道德具有永恆的價值......稍加調整便能應對新環境。”這些認知可以從同治時期頒佈的法令法規，以及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的治國策略上略見一斑。而這些舉措似乎也產生一定影響，作者摘錄上海總商會和一些觀察家當時的文字記錄：駐紮北京的外交官們比領事們更容易受到中國歷史悠久的魅力的影響。在一位觀察者看來：“北京對外國代表們施展了一種邪惡的魔力。他們已被迷住。一些人拜倒在中國的學術和歷史傳統面前；另外一些人把這座偉大的城市視爲一件巨大的珍品；樂觀主義在毒害着一切”......很多商人指責當時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像在北京內閣的魔法控制下冒險的每一位外國人一樣。他逐漸相信，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誠實、最善良、最有教養的人民”。彼時老外之間的批評如今讀來幾乎不敢讓人相信。 那麼“中興”作爲中國歷史文化概念，如何被清廷接納的問題，作者指出：自19世紀70年代末的一個歷史剖面，可以看到“18位地方巡撫中有15位是漢人，18省的布政使中有14位是漢人，18省的按察使中有15位是漢人。漢人也支配了較低級的官僚機構。在道臺以下官銜的官吏中，漢人佔90%，滿人佔7%，蒙古人只佔1%強，漢八旗人還不到2%”，而“太平天國起義已證明滿漢兩個集團利益的一致性”，“至1860年，一個聯合起來的滿漢上層階級統治了中國，他們共同的宏偉目標是要保護漢文化的遺產，不受國內起義的劫掠和西方控制的威脅”。由此也帶出最近網上熱潮的話題，清朝之於漢族是什麼性質的朝代。這裏可以摘錄作者的引述：正如維新派康有爲所解釋的，如果清政府有過錯，那麼它犯了漢、唐、宋和明代的古代錯誤，即“它並不是一種獨特的滿人制度”。對此我認爲作者的推論是中肯的，“同治中興肯定不是一場漢人的民族主義運動，但也不是供職於異族皇帝的叛徒們對民族運動的一種叛逆。同治中興不僅僅侷限於滿漢社會的共存，它幾乎就是一個滿漢合成體，一種名副其實的融洽聯盟。這種聯盟標誌着作爲傳統文化象徵的非民族的儒教君主政體在其發展中的一個新階段”。 由此，我們也重新理解作者的這個判斷：“中興十年改變了這一進程的發展方向，中央與地方政權之間的傳統平衡一度得到肯定。恰恰是儒家的思想體系把滿人和漢人統一起來，把中央官員和地方紳士連在一起，也正是這種思想提供了控制農民的主要工具，爲實現有限的近代化提供了組織構架”。在此，她至少說明一個問題，即在清朝統治百餘年後，漢族知識精英和清廷形成了趨於文化認同的一致性，“以儒家各種社會原則爲基礎的社會和諧與個人寧靜；文化上的自豪感以及不是對中華國家而是對中華民族獨特生活方式的忠誠”，這種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使得中國近代革命運動本質矛盾指向“三座大山”，而非滿漢民族內部衝突。由此可見，這一所謂“同治中興”的歷史時期，有了其重要的歷史意義，成爲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必不可少的階段。從某種角度說，同治一代政治人物並非愚蠢盲目或頑固僵化的人，他們是寄希望於“保守主義”思想，推動社會變革，藉以實現儒家意義上的中興奮鬥目標。正如晚清思想家馮桂芬對對中國積貪積弱三大弊端的批判：“吏也、例也、利也；任吏挾例以牟利，而天下大亂於乎盡之矣。”當然，歷史證明，這條道路走不通，而諸多的社會改造版本會持續探索，直到1949年。 理解了芮瑪麗對“同治中興”的拆解，我們則可以看到她的侷限性，也可以對後來逐步演進的歷史進程有了新的認識，同時對曾國藩、左宗棠等那一時期政治思想家們有一個歷史定義，不簡單極化他們，而是歸結爲一個歷史階段中儒家知識分子們救亡圖存的第一次突圍。 二是作者從“文官政府、鎮壓叛亂、地方重建、經濟恢復、軍事自強、外交近代化”等方面，描述了“同治中興”時期的具體措施和努力方向。 凡改革必有中樞，對此作者給出的名單是：“恭親王、文祥、沈桂芬、李棠階是中央權力的復興者，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是地方行政權力的復興者”，對此梁啓超也評價過：19世紀60年代是“文祥和沈桂芬的時代”。但所謂“中興”舉措所面臨的局勢是極爲殘酷的，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晚晴殘敗、革命必然的結果，中興不會帶來歷史拐點，它只是推動二十世紀中國大勢的進程。 讓我們看看書中描述： 外國目擊者曾這樣生動地描寫過太平天國起義失敗後的社會景象：這次造反“甚至改變了這個國家的面貌：交通破壞，河流改道，海防毀壞。在起義持續期間，肥沃的土地變成了荒涼的原野，設防的城市變成了傾毀的廢墟，江南以及江西、浙江的平原上鋪滿了白骨，河流上漂浮着屍體，來自山裏的野獸在平地上自由地闖蕩，並在城鎮的廢墟上造窩，野雉在往日繁忙嘈雜的集鎮上啼叫，田地無人耕種，雜草覆蓋着曾經辛勤耕耘過的田地”。估計，十分之九的陝西回民和三分之二的甘肅回民消逝了，剩下的又都被趕走和重新安置，死亡的總數可能超過300萬。40年後，旅遊者們看到許多大城市的空空景象時，仍然感到震驚。在雲南，估計有30萬回民被殺死，全省人口減少了四五百萬或二三百萬，除了3個縣，幾乎所有地方的財產都遭到破壞。 作者根據以上幾個改革方面，概述了同治中興的重要舉措，就不一一摘引了。 但書中作者作爲西方學者的一些觀察還是很有意思的，平心而論，我認爲作者已經有意識地避免把中國近代改變和西方外力推動作爲必然性的因果關係，而是以置身事內的態度，從中國內部結構着眼。我查了一下資料，芮瑪麗被認爲是重視中國內生動力的漢學家，這讓我想到《叫魂》作者孔飛力，再查，原來孔飛力已屬於“中國中心觀”的漢學家，而芮瑪麗的學生史景遷的敘事則更偏向中國本體，努力“去西方中心”了。按照薩義德東方主義理論，後者也不再其批評之列了。 我簡單摘錄一些芮瑪麗的觀察： 1、一直有一種廣泛的傾向認爲，在傳統中國每個家庭都只關心它自己的利益，而國家則將救災、濟貧、公共衛生、兒童福利等問題置於考慮的範圍之外。這種看法是錯誤的。 2、中國人所具有的工藝主義傾向將使中國開始其工業時代，因爲“前現代”技術已發展到了一個顯著的程度。猶如在此之前的耶穌會士，19世紀的觀察家也已注意到，中國人用各式各樣的方法採礦、熔鍊合金，有的方法連當時最發達的歐洲國家也不會。 3、中國的政治家們相信，他們能夠操縱經濟的發展，使之從屬於政治的目的。簡言之，要使經濟從屬於政治，而非政治從屬於經濟。（其實是和凱恩斯理論有相似的） 4、中興時期的官員們認爲，在制定一切經濟政策時國計民生是相互依賴和同等重要的。這種觀點值得重視，因爲在前現代的專制國家裏，類似的觀點很少見。 5、中國商人不僅穩健而迅速地打入沿海貿易，而且打入直接的進口貿易。他們開始包租自己的輪船，並參加了海上保險。他們不久就和外國商人一樣，不僅對國外市場頗有了解，對國內市場的瞭解更是無人可比。在內地，他們利用其低廉的運輸和經營費用及行業組織，使其外國競爭者破產。到19世紀60年代中期，所有的報道都認爲，在所有的通商口岸，中國人現在經營着大部分的對外貿易，外國商人仍然要依賴於他們的買辦，但買辦再也不需要外國的商人了。 6、清政府直到1894年以後才變得“沒有償債能力”，但是商業稅對土地稅的重要補充作用在中興時期已充分地顯現了出來。19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之間，土地稅收入大約減少了30%，然而整個稅收大約從太平天國叛亂前的3000萬兩或4000萬兩增加到了1874年的6000萬兩，其中大約有2900萬兩是厘金和海關提供的新稅收。 7、中興時期的中國缺乏“未來纔是人類的黃金時代”的信念，而是將過去的儒家社會秩序視爲人類成就的巔峯，在眼前和將來的西方經濟秩序中看到的只是駭人聽聞的新的蠻荒狀態，而這種蠻荒狀態註定使人類永遠不可能回到真正的黃金時代。 從百餘年的發展到今天，這些觀察仍具有令人玩味的地方，而中國主體觀及其自身的塑造能力，也再次令世界和我們自身開始摒棄西方中心主義的窠臼。 第三是講一下閱讀感受。鴉片戰爭後的這段歷史是我們較爲熟悉的，但以“同治中興”爲題則非教科書內容。在我的印象裏，這段歷史是慈禧太后逐步把持朝政的階段，也是洋務運動階段，同時也是清廷不斷喪權辱國的階段，直至甲午戰爭已無法逆轉。讀此書後，讓我感受到，以唯物史觀看，這個歷史階段是一個試錯和嘗試的重要階段，中興是註定失敗的，但作爲中國智識精英嘗試振興中國的路徑選擇又是必然要發生的。作者對此也指出到：“關於建立事物新秩序將是對舊事物的一種改進的思想從未進入任何人的頭腦。……如此之類的變化，百姓既不期望也不欽慕。他們所尋求的一切就是排除某種由於管理不善而引起的一些冤情，扭轉腐敗之風，改革陋習及徹底恢復原始的秩序”。但改良沒有出路，隨後的歷史進程就是嘗試各種治理模式的過程。由此更爲確定的是，今天中國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毋庸置疑。 這也進一步佐證唯物史觀的實踐理論，唯有不斷實踐，才能找到歷史正確方向，而中國敘事從來不曾缺席，也代表了中國一代代有識之士的賡續前行。由此我們也不能苛責芮瑪麗的時代侷限，於今天而言，那不是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而是選擇中國道路的一次改良性嘗試，它的失敗孕育了新思想和新中國。

推薦 但是此書有很多我認爲仍可商榷的地方 首先 作者過分誇大了所謂儒家/孔家思想 甚至直呼同治以前的時代爲“孔教國家” 所謂保守黨的抵抗是旨在恢復一個孔教國家的理論 我個人無法認同 意識形態問題在古代中國從來都是一種思想篩選的大網 儒家意識形態只是一件漂亮的衣服 我不認爲清政府的中興努力是所謂恢復“孔教國家” 作者似乎是用西方式的國教來定義儒家思想 將同治中興以收復失地運動的方式來看待 我認爲這是講不通的 其次 本書令人感覺失望的地方是 幾乎沒有講同治中興的時代格局 而是非常淺嘗輒止的談了談同治時代西化/治理/改革失敗的方方面面 兩宮皇太后在此書幾乎是隱形人 倒是文祥的出現出乎意料的多 沒能深入討論同治時期清政府內部的政治鬥爭 我認爲是一種缺憾 這似乎是不應該缺少的內容

讀這本書最大的體會就是 所以說與其過分關注中國最後一個王朝統治者的民族身份能多大程度影響近代化發展，畢竟在晚清近代化的急先鋒，或者全盤西化者的眼中，清王朝恰恰反動儒學的一個保護者一個所謂幫兇或者是操控者，起碼中學體用這一主體，表明它不希望站在儒家文化的對立面。 不如關注儒學自身的發展與近代化的適應性。 畢竟儒學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儒學在歷史上經歷了多次“版本更新”：從先秦儒學到漢代經學，再到宋明理學，最後到晚清的清代理學與常州學派（公羊學）。如果沒有西方列強的干預，它的發展的可能性是什麼？實在是一個浪漫的無限遐想。 它影響着皇帝，影響着精英官僚，影響着士紳階層，影響着社會 這個切入點非常有研究意義。 我想每個人對此得出的思考心得，要比老生常談的清朝朝統治者的民族身份，應該更加豐富。

中興名臣們希望振興的是儒家傳統，而不是這個國家，或者說，不是這個僵死的政權。他們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尋找的是義理與事功之間的平衡。 「同治中興」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概念。它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這些成就隨着「能人政治」的消亡而消散無蹤，從來沒有構建出一個現代的體系化機制去應對中西對撞。從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出清政府與西方列強在外交上的折衝樽俎，以及英國的商人和法國傳教士羣體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他們政府的外交政策。作者從外交層面對「天津教案」做了一定程度的剖析，算是視角的拓寬。 爲了維護儒家價值觀與社會秩序的中興最終葬送了它所捍衛的體制。這已經是老生常談了。

首先疊甲，以下皆爲個人看法。 對於本作之所以選擇推薦，是因爲個人覺得本作槽點滿滿，因吐槽水平一般，貽笑大方，不敢污了人眼。故而推薦給熟悉該時期歷史的書友一觀。 芮瑪麗的本作算是西方研究中近史開先河之作，在西方學界影響深遠，自1957年首次出版以來，一直是美國中國學研究的經典之作。所以既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後人應該看得更深遠，看得更開闊。 讀完本作，總體感覺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歷史的視角總是特別的自信，作者理解的同治中興有一種“我不要你覺得，我要我覺得”的霸總氣質，再版序中就可以明顯感覺到。這是本給西方人看的研究著作，史料也大多引用西方報刊、外交文件、西人信函等。在對歷史事件、人物的敘述，也是充滿了西人視角的自我解讀。誠然，歷史的讀法，各有各的立場和視野，但不要總是用“我爲了你好”的來解釋那個時期西方列強的野蠻行徑，也不要把通商的商業規則和傳教的拯救靈魂偷換概念對一個國家的主權侵犯。既然本作自認爲西方具有悲天憫人優越性用以中興儒教中國，難道就是拿着槍炮開着軍艦遠渡重洋這種的方式，才能顯示出本作字裏行間透露出的西方人的高尚道德？撇開作者在本作中對該時期歷史事件和滿清治理制度的一知半解，書中屢次提到的西方樂意誠心“復興中國”，但縱觀全書所有的這些美好心願都僅僅是口號、文件以及外交使節之間的信函之類的空談，哪怕最後的《阿禮國協定》也不過是一紙空文。而且本作不少地方充斥着雙標論，前文所述的完美命題，後文立馬就可以出現倖存者偏差的例外，都是作者說了算好了...同治中興這十年，恰好是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簽約後等待再修約的十年，正好給予滿清一個相對平靜的時期，並不是西方列強期待或幫助什麼大清帝國復興。西方列強不會將中國扶持或培養成一個獨立自主的強大國家，無論怎麼粉飾，西方列強對待其他國家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至今都沒有變過。 本作認爲“歷史不會重演”。不！歷史一直都在不斷重演，只有在歷史打開窗口的時候，靠自己的奮鬥，歷史纔會被改變。

保守主義的輓歌：《同治中興》與晚清轉型的深層困境 芮瑪麗的《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1862—1874）》是西方漢學研究中剖析晚清歷史的經典之作。自1957年初版以來，這部著作以獨特的保守主義視角重構了同治年間的改革圖景，打破了將晚清變革簡單歸爲“洋務運動鋪墊”或“王朝覆滅前兆”的傳統敘事。作者通過梳理1862至1874年間清政府在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領域的系統性重建，將“同治中興”定義爲“中國最後一次在不改變傳統價值觀前提下適應近代世界的接近成功的嘗試”，深刻揭示了儒家秩序與現代化訴求之間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 本書最具創見的貢獻，在於對“中國保守主義”的精準界定與深度剖析。芮瑪麗明確區分了中西方保守主義的本質差異：西方保守主義源於法國大革命後的反啓蒙思潮，核心是維護封建世襲制與貴族特權；而中國保守主義以儒家“禮治”爲核心，是農業社會的士大夫與官僚爲維繫傳統秩序形成的價值體系，強調道德倫理、等級秩序與農業爲本。這種保守主義並非僵化的守舊，而是具備靈活的實踐邏輯——士大夫階層以“經世致用”爲準則，農民遵循理性訓令，官員以“天賦權利”看待私有財產卻警惕其破壞民生。正是這種獨特的保守主義底色，決定了同治中興的改革路徑：在不觸動儒家根本的前提下，通過局部調整應對內憂外患，形成了“守本而求變”的改革特徵。 在具體改革實踐的論述中，芮瑪麗展現了跨領域的全景式視野。軍事層面，面對太平天國、捻軍、西北迴變等大規模叛亂，清政府摒棄了衰敗的八旗與綠營，依靠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儒家士大夫組建的湘軍、淮軍實現平亂。這些新型軍隊以儒家倫理爲凝聚力，將領強調“公正謙遜”的道德修養，士兵多從宗族鄉鄰中招募，形成緊密的人身依附關係，同時通過引進西式武器、創辦江南製造局等軍工企業實現武器現代化，最終在1864年平定太平天國、1868年肅清捻軍、1873年收復肅州，爲王朝贏得喘息之機。政治與地方治理層面，清廷通過辛酉政變確立“兩宮垂簾聽政+恭親王輔政”的權力結構，重啓科舉制度、恢復文官政府，依賴士紳階層作爲官民橋樑，重建保甲制與書院教育，試圖以“德治”重塑社會秩序。外交領域，清政府設立總理衙門，接受近代條約體系，推行“合作政策”與列強務實周旋，甚至派遣蒲安臣使團出訪歐美，展現了傳統外交向現代外交轉型的初步嘗試。 經濟復甦的論述則凸顯了中興改革的深層侷限。芮瑪麗指出，清政府的經濟政策始終堅守“重農抑商”的儒家傳統，將農業視爲國家穩定的唯一基礎。戰後雖推行減免賦稅、興修水利、開墾荒地等措施，卻缺乏擴大生產的現代理念；商業領域延續厘金制度，重複徵稅與地方壟斷嚴重阻礙商品流通；金融體系依賴傳統錢莊，無法滿足近代化的資本需求；工業僅侷限於軍火製造，未形成系統性的產業升級。這種“重秩序輕發展”的經濟邏輯，使得中興時期的經濟復甦始終停留在“恢復傳統”的層面，無法爲國家現代化提供物質基礎，恰是儒家社會“穩定優先”原則與現代化“發展優先”訴求衝突的直接體現。 本書的核心論點——中興失敗的根源在於儒家體制自身的本質——在對改革困境的細緻剖析中得到充分印證。芮瑪麗指出，清政府試圖同時實現兩個相互矛盾的目標：既要建立適應近代世界的軍事、外交與經濟能力，又要維持以儒教爲根基的傳統社會秩序。這種矛盾在諸多領域暴露無遺：軍事上，現代化武器與軍工企業的發展需要專業人才與技術革新，卻與儒家“重道輕器”的價值觀衝突；外交上，接受國際法與條約體系要求承認國家平等，卻與傳統“天朝上國”的朝貢觀念相悖；地方治理上，西方列強的治外法權破壞了傳統司法主權，通商口岸的興起瓦解了依賴士紳的熟人社會治理模式。更爲關鍵的是，儒家體制過度依賴官員個人道德與才能，缺乏制度化的治理機制，導致胥吏腐敗、司法拖沓等問題積重難返，一旦失去曾國藩、文祥等傑出領袖，改革便難以爲繼。 值得注意的是，芮瑪麗並未簡單否定同治中興的歷史價值。她認爲，這一時期的改革是中國歷史上組織嚴密、記載完善的保守派改革運動，其經驗被後世國民黨借鑑——蔣介石在黃埔軍校以曾國藩著作作爲教材，恢復保甲制度與儒家倫理教育，試圖重現“中興”的秩序重建。但這種借鑑最終同樣失敗，因爲其未能解決核心矛盾：儒家秩序與現代化的內在衝突並非通過道德重塑即可化解，而是需要制度層面的根本革新。 《同治中興》的學術價值不僅在於重構了晚清改革的歷史圖景，更在於提供了理解中國近代化困境的鑰匙。芮瑪麗通過對比中西保守主義、分析改革的內在矛盾，揭示了一個深刻的歷史命題：當傳統文明遭遇現代世界的衝擊時，單純的局部調整與秩序恢復無法實現真正的轉型，唯有突破固有體制的束縛，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找到新的平衡點，才能走出困境。這部著作雖聚焦於19世紀60至70年代的中國，但其對傳統與現代關係的探討，至今仍對理解非西方文明的現代化進程具有重要的啓示意義。對於關注晚清歷史、中國近代化轉型或保守主義思潮的讀者而言，《同治中興》無疑是一部兼具學術深度與思想穿透力的必讀經典。

作者以太平天國之後，1862-1874年的“中興”是儒家保守主義應對西方衝擊的最後抵抗。中興在軍事、經濟上短暫成功，但因侷限於維護儒教舊體制，未能制度創新以應對現代性挑戰，最終失敗，揭示了傳統中國自強的困境。同時，延伸到後期民國革命者未能擺脫傳統文化束縛，難以實現民族復興。值得一讀。

這本書和列文森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對照起來讀，會有更加深刻的體會。就是說，面對西方堅船利炮，以及與之相對應的社會形態和思想觀念的衝擊。古老的中華文明早期必然是在儒家“仁政”的範圍內尋求有限的變通，以歷史上的中興，道統爲量標，試圖重建儒家體系下和諧的普世的政治制度。但是這種嘗試註定會以失敗告終，因爲全新的力量不再是傳統政治的天理體系下中會導致王朝傾覆的天災，叛匪，佞臣，無道，失德等，而是以科學體系和理性經濟人，以及國際法條約體系爲主導的更具普世性(雖然也並不完全)和擴張性的價值觀，是對中國人來說完全陌生的東西。想在古老的軀體上完整的移植這種新的東西而不產生劇烈的衝突是不可能的。雖然中西雙方都有一些有識之士在自己的價值體系內儘量做了讓步，但是簽訂對等條約的理想最終還是破滅了，雙方的衝突和整個社會的矛盾愈發不可調和。同治中興最徹底的破產是1895甲午戰爭的失敗，朝貢體系被徹底破壞，“禮”作爲處理對外關係的基本原則是徹底玩不下去了，然後就是康有爲梁啓超的儒學範疇內的激進主義，這種激進主義“對保守派來說過於激進，對激進者來說過於保守”，最後也失敗了，這就意味着整個儒學主導的世界觀，君子道統仁政作爲價值尺度，作爲一種阿倫特定義下的公共生活的組織者的徹底失敗，儒學最終進了博物館，被人觀察研究，成了擺設，而不再對現實中的生活具備指導意義。(這也是我感慨現在想培養出那種琴棋書畫詩詞女紅操持內外的才女是幾乎不可能的了)蔣介石在三十年代的時候試圖用提倡儒學道德來反共，來制止日本侵略更加是荒謬可笑的東西。而到了現在，隨着中國實力越來越強，根據亨廷頓文明的衝突的理論，儒學作爲一個界定中華文明獨特性的界標在社會上又有復甦的態勢，但是無論如何不可能對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具體行爲產生根本性的指導，也不可能被中國用來制定具體的外交政策和全球治理體系，只能是在一部分傳統文化研究和愛好者內部繼續存在了

洋務運動僅是通過國家財政投資軍事及相關產業，僅是購買引進外國先進技術裝備，並沒有發展起完整的一套近代政治經濟軍事體系，就是亦步亦趨的東施效顰，所謂的成就也只是空中樓閣，缺乏堅實的基礎。對西方近代文明的認知極爲膚淺且爲了維護統治利益拒絕根本性的改革與轉型，加上世界處於快速革新發展的時期，所謂的成就也必然只能是曇花一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