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電話的地方（輕經典）

這一生你得到了你想要的嗎——讀雷蒙德•卡佛小說《我打電話的地方》第一人稱敘事，總給我一種不可靠、不安穩的感覺，尤其這篇小說的敘事者還是個酒鬼。當我識別他的身份後，就開始先入爲主地在腦子裏把他勾勒成一個醉眼朦朧、步履踉蹌，甚至神志恍惚的模樣，說的話興許還帶着熏天的酒氣，讓人忍不住想要掩鼻。 小說的開篇似乎就露出了馬腳。卡佛只搭建了一個簡陋的場景，兩個人，一家戒酒中心，一道前門廊。然後我們就看到，甫一登場，作爲敘事者的“我”不敢直面讀者，反而試圖躲到與他對話的另一個戒酒者J.P.背後。明明有同樣的處境，他沒有自稱酒鬼，也不解釋自己怎麼會出現在戒酒中心，開口介紹的卻是J.P.，“首先是個酒鬼。不過，他還是個掃煙囪的。”我們的注意力立刻被掃煙囪的酒鬼這個身份勾走；再聯想到卡佛“骯髒現實主義”（Dirty Realism）的標籤，很容易就把J.P.歸入他筆下典型的底層失意中年人，大概又是理想破滅，生活潰敗，只能借酒消愁，整個人籠罩在一層灰暗的底色裏。可他想躲，卻又藏不乾淨。或許是無意識的自我暴露，他到底漏出了自己已經是第二次進戒酒中心了。這麼嚴重的人生打擊，他卻語焉不詳，只用一句含糊的俏皮話輕輕帶過：“怎麼說呢？我又回來了。”而從下文看，他的身體早已出現明顯的戒斷症狀，肩頸的神經一陣陣痙攣，嘴裏發乾，甚至會超出忍耐的極限，只能暗暗祈禱“只管閉上眼睛讓它過去，讓它去找下一個人吧。”然後又略顯陰暗地想“J.P.可以等一等。”好像痛苦的結束也需要排隊，他比J.P.理應優先。所以哪怕只做個粗略的比較，這個二度入所、舊病復發的“我”，也比第一次來、尚且心懷恐懼的J.P.情況複雜得多。那麼我們真正該追問的，本該是這個躲在J.P.身後的“我”究竟經歷了什麼？他越是把別人推到燈下，我們越該把燈轉過去，照一照他自己。 有意思的是，敘事者顯然比讀者還要急切。他一遍遍催促J.P.繼續講故事，文中大量對話都在渲染這份焦灼：“接着講”“然後呢”“別停下來啊”“我感興趣了”“怎麼啦？我在聽着呢”“你快接着往下講”……你都會懷疑，驅使他不斷追問的，會不會是酒癮發作一般的躁動。在緊趕慢趕下，我們聽到了J.P.相對完整的人生：十二歲掉進一口旱井；十八九歲，遇到一個戴高頂禮帽的掃煙囪工羅克茜；一個據說能帶來好運的吻，接着是一起掃煙囪、結婚、買房、生子；再接着是啤酒、金湯力、保溫杯裏的伏特加，是被打斷的鼻樑、打脫臼的肩膀、被鋼絲鉗剪成幾段的婚戒，是酒駕被捕、摔斷拇指，最後被岳父和舅子像扛一袋失了火的東西似的架進戒酒中心。“我”聽得專注，記得精確，連羅克茜的指關節有多粗、J.P.鼻樑上那道線在什麼位置都沒漏掉。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敘事者“我”哪怕小說結束了都沒有透露叫什麼。他當然也不是完全不說，而是一拖再拖，像擠一管早已乾癟的牙膏。直到J.P.的故事講完、弗蘭克・馬丁叼着雪茄訓過話、跨年夜的蛋糕端上了桌，他才零零碎碎地補出自己。而這顯然是卡佛有意設計的敘事策略：讓一個溫和的不可靠敘述者開口，把大段篇幅讓給別人的故事，自己縮在別人的影子裏，卻又在每一次躲閃和失言裏，留下一道通往他自己的縫隙。看清了“我”同樣是個暈頭轉向、自身難保的酒鬼，我們大可以放下一半戒心，他不是《洛麗塔》裏亨伯特那種處心積慮、靠滔滔修辭牽着讀者走的撒謊者，他連自己的神經都快按不住了。但放下這一半，另一半反而要攥得更緊，既然他不靠謊言行騙，他的不可靠就只能藏在更不起眼的地方。 不用急着拷打他，敘事者自己招供了一句，他和J.P.說“起碼，聽故事能讓我放鬆放鬆，讓我不去想自己的問題。”我們回想看過的大量美國影視作品，經常會有不少嗜酒者匿名互助會（Alcoholics Anonymous）的場景，比如《無恥之徒》，比如《酒醒時分》等等。場地一般是什麼地下室、社區活動室，摺疊椅子圍成一圈，陳設樸素，不分身份貧富，所有人圍坐。然後參與者輪流起身分享酗酒經歷、崩潰瞬間與戒酒掙扎，其餘人則安靜聆聽，不隨意打斷。而同樣的，講述本身天然帶有選擇性，有人真心袒露，有人刻意表演，也有人借傾聽他人的苦難，逃避直面自己的困境。卡佛筆下門廊上的這場對話，看起來和AA互助會里的分享很相似。而實際上，小說後面提到的新年夜大蛋糕上就寫着One day at a time（譯者翻譯爲“一步一步地來”），這是AA的一個經典口號。 所以說，講故事這件事本身，既是情節，也是治療。卡佛把門廊做成了一個固定的鏡框，後續無非是在這個場景里加上一隻當菸灰缸的舊煤筐、對面那座綠色的小山，然後是陰溼寒冷的天氣。這要是個舞臺劇，搭檯布景會極爲簡練，幾乎不變。而真正流動跌宕、有頭有尾的，是J.P.在鏡框裏講出來的人生。這是一種典型的框架敘事，外層是戒酒中心裏凝滯的“現在”，內層是J.P.口述的奔流往事，小說就是這樣靠講述和回憶來向時間和空間外擴張，一層套着一層，像往深井裏緩緩下放繩子。更妙的是時態的運用，J.P.講多年前的事，用的卻是歷歷在目的現在時，比如他講述初見羅克茜，英文原文是“Then the doorbell rings.The friend goes to the door.This young woman chimney sweep is there with her cleaning things.”明明是舊事，卻講得像正在門廊上當場重演。對於J.P.，講述於是成了一種自救，他一邊講，一邊把被酒和拳頭打碎的自己重新拼回去。講到新年夜那個蛋糕端上來，他點了根菸，“手不抖了”。一個故事講到尾聲，人居然穩住了，這是卡佛悄悄留給“講述”的敬意。而敘事者雞賊的是，他更像是利用這場“互助”，把自己藏得更嚴實。J.P.的故事講得越長、越完整，他就越用不着開口。 J.P.的故事之所以能穩住他自己，是因爲它幾乎是一則完整的成人童話，而童話中我們需要抓住的意象是井和煙囪。十二歲那年，他掉進一口旱井，向下、黑暗、被困，在井底尿了褲子、喊啞了嗓子。可他偏偏記住了抬頭時的景象，很高的地方有一小圈藍天，白雲飄過，鳥羣掠過。多年以後，他成了掃煙囪工，鑽進煙囪，在菸灰裏向上攀援。你會發現這是同一根垂直的黑暗管道，方向卻整個顛倒了過來，井是把人往下吞的，煙囪是讓人往上爬的。童年那一次墜落的通道，變成了成年後向上清掃的通道，那口差點困住他的井，最終以煙囪的形狀，給了他一份職業、一個女人和一種活下去的秩序。而羅克茜，那個戴高頂禮帽、在他嘴脣上印下幸運之吻的掃煙囪工就如同從井口垂下來的那根繩子，像父親那樣救了他的人生。到新年第一天，連天氣都放晴了，真的有一輛車開上山來，真的有人想帶着他進城去喫一頓午飯。墜落、被拉上來、向上清掃、被愛接納，這條救贖的弧線完整得近乎奢侈，但它從頭到尾屬於J.P.，與門廊上那個無名的聽衆“我”無關。 既然是互助，聽完故事的“我”，也忍不住想從J.P.的童話裏借一點光。於是小說後續出現了一個近乎離奇的動作：新年第一天，羅克茜來接J.P.，“我”當着兩人的面向她開口討一個吻，“我需要點運氣，不開玩笑，我需要一個吻。”但她早已不是那個會帶來好運的掃煙囪工羅克茜了，那個童話身份已經失效，要不然她的丈夫J.P.怎麼就會染上酒癮，家庭隨之破碎？所以嚴格說，這個吻不再具有魔法，它只是一個普通女人的善意。但她還是吻了，吻在嘴脣上，攀住他這個大塊頭的肩膀，直視他的眼睛，說“祝你好運（Good luck）”“小事一樁（Nothing to it）”。卡佛的分寸就在這裏，他讓“我”真的得到了溫暖，卻不保證這個溫暖能兌現成好運。所以，我們不能把小說裏出現的任何可能性當作必然，不能像有些評論者那樣輕巧地斷言J.P.代表了救贖和希望，他只是在那個當下，剛剛出現了戒酒成功、重回正軌的可能。“我”暗自期待，自己也能像J.P.那樣被重新接納；可換個視角，誰又能保證，J.P.不會成爲下一個“我”、第二次被逐出家門、又送進戒酒中心嗎？我們這才發現，J.P.與“我”其實互爲對照。於是不覺一驚，小說的底色依舊冷峻，就像新年第一天的天氣，“天空晴朗，但已冷到需要穿毛衣和外套了。” 順着這層參照，就可以把視角從前廊這個鏡框，擴大到整個戒酒中心了。卡佛只給我們兩三張忘不掉的臉，而每一張，都是敘事者“我”的一種可能。先是J.P.，第一次進中心、還有妻子開車來接，他是那個還來得及的“我”，是“我”的過去，也是“我”不敢指望的未來。然後是“小不點”，那個聖羅莎來的大胖子電工，明明已經“過了那道坎”，再過一兩天就能回家，計劃着新年前夜和妻子看電視、喝熱可可，出事那天早上還在餐桌上學鴨叫、講自己拼酒的糗事；可他說倒就倒，從椅子上栽下去，被救護車拉走，回來以後再不說笑，沉默地把沒動過的牛排推給“我”。他照出的是那個自以爲過了坎、卻仍可能當衆倒下的“我”，對此“我”慼慼難安，原文寫到“所以每當我那個小痙攣一開始，我都吸口氣，等着發現自己躺在地上，眼睛往上看，別人把手指伸進我的嘴裏。”再一個是滿歐洲跑生意的男人，他笑着把自己的斷片賴到酒裏的冰塊頭上，嘴硬說自己喝酒向來有節制，轉頭就在跨年夜嚷着“香檳在哪兒”，連那塊蛋糕都不肯碰。他照出了是嘴硬否認的“我”。就此，我們發現了第一人稱敘事的妙處，所有別人的故事，最後都折射回“我”自己。“我”聽別人講，其實是在聽不同版本的自己。 這麼多可能性擺在一起，這羣酒鬼究竟該走向何處？他們背後，總該有人盼着一個“戒酒成功”的確定性。戒酒中心的老闆弗蘭克・馬丁，就在這個節點順理成章地出場。他矮小粗壯，叼着雪茄，像個拳擊手似的站着，“對生活的比分一清二楚”，他代表着戒酒中心唯一的秩序，一種毫不溫情的、過來人的秩序。“我”和J.P.準備聊一聊捕鳥獵犬，弗蘭克・馬丁出現在兩人面前，衝對面的小山抬抬下巴，說到“傑克·倫敦曾在山的那頭擁有一大塊地方，就在你們正看着的那座綠色小山的後面。但酒精害死了他。讓那成爲你們的教訓吧。他是個比我們都厲害的人，但也對付不了那玩意兒。”這話無疑是一種威懾，連公認強硬的人都被酒收走了，憑什麼以爲自己是例外。倫敦寫過一本近乎自白的酒精回憶錄《約翰・巴雷肯》（John Barleycorn，1913），把酒如何一點點奴役一個人寫得入木三分，正趕上禁酒運動高潮，被奉爲最有力的證詞；可寫下這份證詞的人自己終生沒戒掉，四十歲就死了。這故事多少有一點諷刺意味。然後馬丁接着又說“你們在這裏時想讀點東西的話，讀一讀他的那本《野性的呼喚》吧。你們知道我說的那本書嗎？想讀的話屋裏就有。是關於一個一半像狗一半像狼的動物的。佈道到此結束。”《野性的呼喚》是一本關於生命力、關於在絕境中活下去的書，等於是機構遞到每個酒鬼手裏的官方救贖文本，是弗蘭克・馬丁版本的“你會好起來”。J.P.老老實實地接住了，他甚至自慚形穢地說“他在旁邊的時候我感覺自己就像個臭蟲。”而此時的“我”依然一言不發。 大概是傑克・倫敦的名字帶來了某種勇氣，“我”的內心終於開始鬆動了，也可能是門廊上一時再沒有別人的人生可供他藏身，他這纔不情不願地轉回自己，斷斷續續交代起自己的事。他的往事其實不復雜，他年輕時有妻子、有家，曾在一個週日清晨站在窗前，看到刷漆的房東，確鑿地感到“我不是他，這個事實讓我心頭湧起一股熱浪——我是我自己，我和我老婆待在臥室裏面。”後來酒把這一切一點點毀掉，第一次被妻子送進戒酒中心，他沒肯真正接受治療，出來照舊喝，終於被趕出家門。此後他寄居在一個做祕書的女朋友那裏，女方帶着個十幾歲的兒子。聖誕節前，女朋友的體檢結果不妙，兩人便藉故從聖誕一直喝到節後；暴風雨那天，女人醉着開車把他第二次送進戒酒中心，留下一句“猜猜看誰來了”，開走他的車，從此再無音信。於是這個一直閃爍其詞的落魄男人，終於被推到了臺前，我們也得以看清他敘述背後的“不可靠”。講到送他來的女朋友，他先替自己鋪好臺階：“我並不生我女朋友的氣”，把自己擺成一個體諒的、甚至帶着憐憫的旁觀者，然後又像在埋怨那通沒打的電話，“我估計她安全到家了。如果不是那樣的話，我該聽到點什麼。但她沒給我打電話，我也沒給她打。”女朋友的巴氏塗片結果不妙，到他筆下竟成了“這樣的消息足以讓我倆敞開了喝”，一個“我們倆”，就把他的酒癮稀釋成了人之常情，而如果真是兩人“一醉方休”，爲什麼被送進戒酒中心的只有他自己？還有他想到“我爲她難過”，卻又在後面說“我希望她一切都好。但假如她有什麼麻煩，我並不想知道。”他到底憐憫的是她，還是他自己？對妻子也一樣。兩週前那通電話，分明是他先罵了一串難聽的，妻子纔回敬一句“腦袋進水了”，摔了電話；到他嘴裏，是“我們衝着對方大喊大叫”，成了雙方各打五十大板。而他急於聯繫妻子的真正理由，落下來竟是這樣一句：“有些事情必須了結。我還有些東西在她屋裏放着。”他惦記着車在女朋友那兒，東西在妻子那兒，裝作和這個世界僅剩的聯繫，是一些還沒取回的物件。他內心的彷徨無依，還集中暴露在一串“也許”裏。女朋友把他送上臺階後再無音信，他卻能一口氣替她、也替自己鋪好四條退路，自欺到“也許那是別人的塗片”這一步，已經近乎夢話。可緊接着，他又毫無憑據地一口咬定：“我知道我們還會再見面的。”她沒有打來，車還在她手裏，這個“我知道”在事實裏沒有任何支撐，它唯一的用處是撐住他自己。到結尾排練那通電話，開脫進一步變成了預先歸責：“我會先給老婆打個電話……即使是她先發難。”號碼還沒撥，未來那場爭吵的責任，已經被他提前扣到了妻子頭上。只是這一次，他也知道自己躲不過去了，“她會問我從哪兒打來的電話”，而他“沒法子開這種玩笑”，他將不得不如實說出，自己又一次站在了戒酒中心。自此，我們終於拆穿了他的“不可靠”：J.P.靠複述，把失控、斷裂的人生重新連成一條可以言說的線，而“我”借傾聽別人的故事，繞到自己不敢面對的處境面前。他的不可靠，全在談到自己時的迴避、輕描淡寫與一廂情願。 不止是敘述內容，時態的選擇裏也能看出蛛絲馬跡。J.P.講舊事用的是現在時，“我”講自己的崩塌卻只肯用過去時，brought、drove、drank等等，把那截人生封存、推遠，唯獨回憶房東文圖裏尼的那段破例用回現在時，I push the curtain away，The sun is starting to break，that I'm me，那是他唯一還願意認領的自己。而未來，全是懸在半空的I'll、I won't、She'll ask，他真正做完的動作只有一個，現在時的“從口袋裏掏出點零錢”，號碼始終沒撥。我們拿電話打個比方，現在時是掏錢，過去時是已經掛斷，將來時，是那個一直沒撥出去的號碼。 小說就此停住，停在電話真正接通之前。這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結尾。所以，這篇小說最反套路之處，就是它拒絕頓悟式的痊癒。直到結尾，所有壞處境沒有一件被真正解決，我們看不到結果，敘述者的手還在抖，他承認當天早晨仍強烈地想喝一口，併爲此感到沮喪；女友的檢查結果依舊未知；妻子的電話始終無人接聽……沒有擁抱，沒有奇蹟，沒有任何人被救上岸。甚至我們也無法追溯原因，就像J.P.說的“想要的我都有了。我有我愛的妻子和孩子，我在做着我這一生想做的事情。但不知怎麼的——又有誰知道我們爲什麼要這樣做或那樣做呢？” 這個時候我們再看一個有趣的對比。到了小說結尾，當“我”獨自坐在臺階上、在記憶裏搜尋傑克・倫敦時，他想不起自己讀過《野性的呼喚》沒有，浮上心頭的是另一篇作品《生火》：育空雪原上的人好不容易把火生着，一整根樹枝上的雪轟然塌落，火滅了，天越來越冷，黑夜正在降臨。同一個作家，老闆遞給你的是“活下去”，敘述者替自己選中的，卻是“火會滅”。他在心裏早已替自己的結局投了票：他不相信自己是那隻掙回野性、活下來的狗，他認同那個眼睜睜看着火被雪壓滅的無名者。而《生火》裏那個人，恰恰死於不聽老人的警告，死於“我以爲我熬得過”的自負，這和過了坎仍當衆倒下的小不點和二度歸來的“我”，犯的是同一個錯。“天變得更冷了，黑夜也降臨了。” 標題《我打電話的地方》也在這一刻獲得完整含義。字面看，“我打電話的地方”就是弗蘭克・馬丁的戒酒中心。結尾如果打通了電話，“我”必須如實回答妻子“你從哪兒打來”，那等於親口承認“我”又一次住進了戒酒中心，“我”復發了。而“地方”也象徵一個人的來處和處境，“我”從怎樣的生活墜落至此，“我”現在是個什麼人，這正是他全篇都在躲的問題。他排練那通電話，開口第一句不是解釋，而是“喂，寶貝，是我”，人得先認領這個“是我”，才報得出自己從哪兒打來，而這個“我”，恰恰是他酗酒之後一點點弄丟、遇到文圖裏尼那個清晨還曾確鑿擁有過的東西。電話，又是他與世界僅剩的連接方式，而線路的狀態就是他關係的狀態：新年前夜打給妻子，無人接；跨年夜再投一毛錢打對方付費，還是無人接；撥女朋友的號碼，撥到一半承認“我其實並不想給她打電話”。反覆排練卻撥不出去，酗酒就是這樣把人一步步變成一座孤島。標題因此是一個渴望中、尚未兌現的接通，它站在將來時和現在時之間，等人把它兌現。這個無名的 "我" 也由此獲得了一種普遍性，這個空位是刻意留出的，他既是他自己，又是J.P.、是小不點、是那個嘴硬的旅行男人，是任何一個拿起電話又放下的人，包括讀者，也包括作者。而大多數人這輩子未必會掉進酒精那口井，卻都可能遇上自己的那口井：一段搞砸的關係、一場突如其來的病、一個不敢面對的電話、一個賴着不肯承認的問題。 卡佛曾經說過：“我寫的詩和小說並不是自傳性的，但我寫的每一件事在現實世界裏都有一個萌發點。小說並非無中生有，它們來自某個地方，是想象與現實的結合，一點自傳性的內容加上很多想象。”除了這篇《我打電話的地方》，卡佛的不少短篇小說都涉及了酗酒和酒鬼，比如《瑟夫的房子》、《小心》、《露臺》、《洗澡》、《大教堂》、《好事一小件》等等。我們不得不聯想他真實的人生經歷，他曾經也沉淪於酒精。1977年，年近四十的他徹底戒了酒，成爲美國一衆酒鬼作家裏罕見的戒酒者，生命最後的十年成了他的“第二次人生”，《大教堂》以及這篇《我打電話的地方》，就寫在這片遲來的清醒裏。1988年臨去世前，他親手編定的自選集，書名就叫《我打電話的地方》。小說裏戒酒中心，就不妨讀作卡佛替自己開的一場匿名互助會，每一張椅子上坐着的，都是他自己的一個時刻、一種可能。這不是一一對應的索隱，而是一個死裏逃生的人，把自己曾經的每一副面孔分別附在不同的身體上，再退回門廊，平靜地、帶着憐憫地看着他們。他問自己“這一生你得到了你想要的嗎，即使這樣？”他的回答是“我得到了。”又問“那你想要過什麼？”他的回答是“叫我自己親愛的，感覺自己在這個世上被愛。”不知道他有沒有把這句話送給小說裏的所有人。 最後，有一個翻譯問題討論下。 原文：Good, solid fun. They’d already gone a couple of rounds on this occasion. 譯文：太好了，太舒心了。他們就此喝了好幾杯。 我的看法：上下文一直在講J.P.酗酒，以及他和羅克茜之間的家庭暴力，吵架打架，所以這裏的good也好，solid fun也好都是反諷語氣，而下面這句“They’d already gone a couple of rounds on this occasion.”說的應該是婚戒事件發生後，他倆那天打了好幾輪了，是在說又打架了，不是喝了好幾杯。譯者應該是根據下文J.P.酒駕了所以這麼理解的，但我覺得沒有跡象表明羅克茜會陪他這麼喝酒。 參考書籍及資料： 1.[美]雷蒙德·卡佛《雷蒙德·卡佛訪談錄》 2.[美] 卡蘿爾·斯克萊尼卡《當我們被生活淹沒：卡佛傳》 3.柳寒星、肖映萱、陳曉明等《極簡主義及其最小自我》

成年人的孤獨，是無聲且無解的，我們總以爲人生有無數重來的機會，總以爲身邊的人會一直等待，總以爲破碎的生活可以輕易修復，可生活最殘忍的真相，是轉瞬即逝、覆水難收。

人類的一切痛苦，本質上都是對自己無能的憤怒，而當這憤怒無處安放時，往往化作了對酒精的依賴與逃避。在那些看似混亂的記憶碎片與抽搐的癲癇發作背後，藏着的不過是一個個試圖與命運和解卻屢屢受挫的靈魂。等待電話的每一秒都像是一場凌遲，前妻與女友，過去與未來，恐懼在這兩個號碼之間來回拉扯。或許真正的救贖並不在於徹底戒斷，而在於敢於直面那個撥出號碼的瞬間，在破碎的生活中重新找回一絲清醒的痛感。

卡佛以極簡文字勾勒戒酒中心衆生相，主角等候兩通電話，拉扯在前妻與戀人之間。平淡敘事藏盡人生困頓與怯懦，寥寥字句道盡成年人無處躲藏的迷茫，留白處滿是直擊人心的落寞。

​​1. 故事場景與主線​​ • 場景：美國西北部的“弗蘭克·馬丁戒酒中心”。 • 主人公：一名再次入中心戒酒的中年男子（在書中被稱爲“J.P.”）。他在等待兩個電話——一個打給前妻，一個打給現任女友——這兩個電話分別代表他想修復的過去與正在動搖的現在。 ​​2. 人物與主題​​ • 通過主人公的等待與回憶，小說展現了戒酒、親密關係破裂、愧疚與自我救贖等主題。 • 書中還穿插了中心裏其他形形色色的病人，他們的存在映襯出主人公對“打不打電話”“說些什麼”的極度焦慮。 ​​3. 敘事特點​​ • 卡佛以極簡、剋制的語言描寫日常對話和沉默時刻，讓巨大的情感張力在句與句之間潛伏。 • “電話”這一意象貫穿全書：它象徵溝通的渴望，也象徵人與人之間無法真正抵達的遙遠距離。

這本書講的是一個酗酒者在戒酒中心的故事。敘事者沒有名字，我們只知道他在打電話。他聊室友J.P.——一個煙囪清掃工，被老婆送進來的；聊自己的前妻、現在的女友；聊戒酒後那個模糊的、不確定的未來。沒有戲劇衝突，沒有高潮，甚至沒有結尾。那種懸在半空的感覺——一個人終於停下來，回頭看自己搞砸的一切，說不出所以然。 卡佛的好在於把最重要的東西都放在了沒寫出來的地方。他寫的不是絕望，是絕望縫隙裏那一點點沒滅掉的東西。 村上喜歡卡佛，翻譯過他的作品。兩個人都寫荒誕和孤獨，都用剋制的筆觸處理巨大的情感。但卡佛比村上更粗糲，更底層，更接近骨頭。

有點像酒鬼日記。 酒鬼的朋友也是酒鬼。J.P.在20多歲一切安好的日子開始酗酒，把生活愛情婚姻搞得一團糟。而我喜歡自由又不甘寂寞，在前妻與女朋友之間的，既想要陪伴，又不想被糾纏。 在覺得生活並沒有那麼好的時候，看到擦窗工人的辛苦又在慶幸自己不是他。 人總是容易覺得孤獨，喜歡寂寞，又容易滿足。不是嗎？

像一本日記，記錄着平常又魔幻的生活。作者的語言帶着一種奇幻的魔力，吸引我在午睡醒來時沉迷其中，等到跳出提示才如夢初醒。 生活本就如此魔幻，不用過於一本正經，在曲折離奇中感受千奇百怪，別有一番風味。

近乎白描的寫作手法，又沒有什麼故事情節，讀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看了個什麼？既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也不知道主角的情緒狀態。 他需要你從每個細微的細節了去揣摩發生了什麼，作者想要表達什麼，就像在玩捉迷藏，作者竭力隱藏，我竭力尋找。 主角看似在戒酒中心無所事事，旁觀他人，尤其喜歡J.P講他的過往，其實是因爲他焦慮不安，通過這種方式來轉移注意力，他想給妻子打電話又害怕接通不知如何溝通，他渴望妻子像J.P妻子一樣再一次接納他，又不敢提出懇求甚至不敢接通妻子電話，怕這一絲希望徹底斬斷。 女朋友和他一樣酗酒，他不想聯繫她，而她確實唯一能收留他的人，他左右爲難，一個電話也沒打出去。

傑克倫敦的書出現兩次，這就是無處安放的“過剩的男子氣概”麼？男人總幻想自己擁有讓衆人驚歎的“絕對力量”，實際上也並不太願這種接受力量來自於女人（抑或者她們的爸爸或兄弟），而他們有時最大的煩惱只是徘徊在兩個女人之中逃避着一切難辦的事情包括責任。實際上他們脆弱得不如井上面甩下來的一根繩子，一邊說着自己不被理解，卻又不肯接受無人仰望的鬱悶，內心過分強調硬漢形象的人，情緒可能來源於無法好好處理脆弱的那部分。 作者有意表現主角和朋友們敘事的不可靠性，這是從一開始就能感受到的。 成年人的空虛來自於想要但得不到的遺憾，想要什麼來源於人的慾望底色，如果慾望的對象本身就是“得不到的東西”，那麼空虛幾乎就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