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居所：中國鄉土建築史詩

留在大地上的文化記憶 ——評《大地居所：中國鄉土建築史詩》 作者：賀勇《光明日報》(20260905第12版:光明悅讀)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羅德胤的新作《大地居所：中國鄉土建築史詩》（以下簡稱《大地居所》），根植於數代學者接力耕耘的田野傳統，以十六處傳統聚落爲樣本，鋪展了一幅豐富多樣的中國鄉土人居全景圖。該書的獨特之處在於，跳出建築形制研究的固有模式，將鄉土村落視作鐫刻在大地之上的活態社會文本，不僅爲學界呈現了一套獨特的人居觀察與研究方法，亦帶着普通讀者開啓了一趟文化之旅。 鄉村沒有“模版” 　　傳統鄉土建築讀物，容易陷入兩種慣性敘事模式。一種是按照行政區域劃分，把鄉土建築簡化成不同的地域符號。另外一種，則是聚焦少數知名度高的古村落，對鄉村進行碎片化地解讀，難以觸及聚落背後深層的社會運行邏輯。《大地居所》努力跳出上述窠臼，在海量傳統村落中，依照一定的文化邏輯和分析框架，跨越遼闊地理空間，精心選擇十六個案例，爲讀者打開認識中國鄉土文明的窗口。 　　書中選取的十六處聚落，廣泛分佈於祖國東西南北：黃土高原上適應乾旱地貌形成的窯洞村落，江南地區依託世家大族發展起來的古老鄉村，閩東南以防禦爲核心功能的堡寨聚落，兩廣僑鄉融合本土文化與海外影響的民居羣落，西南地區侗族、苗族等少數民族村寨，以及雲貴高原順應山地梯田系統形成的哈尼族聚落。案例不僅覆蓋了多個民族的聚居區域，而且囊括了農耕、商貿、手工業、戍邊、僑居等多種形態，兼顧自然環境差異、社會結構區別、文化信仰的多樣性。 　　書中每一個聚落都擁有可以被少數關鍵詞概括的核心特質，村與村之間界限清晰。部分村落的特質來源於自然環境影響，人居營建必須優先應對地形、氣候、水土、物產的客觀限制；部分村落的特質根植於社會組織，宗族制度決定了祠堂的核心地位，進而塑造了整個村落街巷、院落的排布和秩序；部分村落緣起於安全訴求，盜匪侵擾、社會動盪催生高牆、碉樓、環形堡寨等空間形態；還有一部分村落，面貌由商貿、信仰、移民史塑造。 　　換言之，每一處村落都不是統一模板下的“古村複製品”，而是特定時空條件下，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長期磨合生成的一個居住體系。作者觀察村落，目光不停留在孤立的民居建築層面，而是把山水格局、農田系統、街巷肌理、公共建築、民居，以及世代生活於此的人羣視作不可分割的整體。建築的確是物質載體，村落則是一套完整的生產生活體系。通過差異化的樣本，這本書向讀者揭示了一個事實：中國鄉村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營建範式，廣袤國土之上的傳統村落，本身就是一部底蘊深厚、形態萬千的鄉土社會史。閱讀這些案例，便是閱讀人們在大地上留存下來的文化記憶。 建築不僅是建築 　　如果說案例的精選奠定了全書內容的廣度，那麼獨特的編排體例，則賦予了其思想上的深度。與多數鄉土研究著作按照地理分區、建築類型進行平行羅列的方式不同，書中十六處村落，被歸納成“糧食”“安全”“組織”“信念”四個篇章。四個主題並非彼此孤立，而是遵循層層遞進、由物質生存通往精神世界的邏輯鏈條，還原了中國人傳統棲居的內在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糧食。這一部分的書寫，聚焦人地關係，解讀聚落如何依附土地、農業生產而生長——在黃土高原，深厚的黃土層易於墾殖，先民在此馴化並廣泛種植了黍、稷等耐旱作物，李家山村的居民因襲了這一傳統，掘土而耕，也適應了乾旱環境和溝壑地形，掘土而居。位於晉中平原西緣、汾河與白石河交匯處的清源城，河流泛濫帶來的泥沙讓土壤得以改良，形成了“東糧西菜”的農業分工，並逐步發展出從糧食加工到利用鹽鹼土製鹽，進而以副產品火硝製造火藥的系列手工業。河北省蔚縣暖泉鎮，位於華北平原、黃土高原與蒙古高原的交匯處，當地居民依靠壺流河盆地的土壤和常年不竭的泉水以及騾幫，建立起了涵蓋糧食生產、儲存、加工、交易與運輸的完整產業鏈條。聞名於世的哈尼梯田，則將“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將陡峭山地改造爲高效農田。四個案例共同說明，鄉土建築與糧食生產之間存在着深層的協同關係，建築不僅是審美對象，而且是服務於農耕生產的空間載體。 　　第二層是安全。當物質生存得到基本保障之後，抵禦外部風險成爲重要命題。洪水、地質災害、盜匪戰亂，種種生存威脅投射到物質空間之上，催生堡寨、碉樓、護城河、封閉環形聚落等營建模式——廣東肇慶黎槎村以八卦形佈局和分散住房，與西江洪水長期共存。福建西南一帶的土樓，以高牆深院和環形結構，形成嚴密的防禦體系。廣東開平的碉樓，在械鬥與盜匪侵擾的環境中誕生。浙江江山的廿八都，興起於清兵駐防，後從軍事要塞轉型爲商貿集鎮。在這些地方，建築牆體不僅起到了遮風擋雨的作用，同時也成爲守護社羣生命財產的屏障。 　　第三層是組織。當生存與安全得到保障之後，社羣內部秩序建構的必要性隨之凸顯。宗族血緣、行會手工業、移民社羣等社會組織力量，深刻塑造了村落的空間——浙江建德新葉村，11座祠堂以“總祠—分祠—支祠”的層級結構，將血緣關係固化爲空間秩序。浙西南仙霞嶺深處的三卿口村，把建窯燒瓷作爲支柱產業，當地宗族通過編修族譜、修建祠堂、舉行祭祀來維持凝聚力，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合族共窯”的生產模式。山西介休的張壁村，長期以來處於中原農耕文明與北方遊牧文化交匯的前沿，多姓混居、血緣關係相對鬆散，其22座廟宇成了維繫社會秩序和社區認同的重要紐帶。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縣的黃崗侗寨，五座鼓樓對應五大房族，既是議事中心，也是文化的象徵。它們說明，建築空間不僅是社會關係的容器，也是維繫秩序、傳承認知的媒介。 　　第四層是信念，也是整套體系的最高層次。在生存、安全、社羣秩序之上，信仰、禮儀、精神寄託等深刻介入村落的營建之中。浙江蘭溪諸葛村，祠堂衆多，人們以“丞相之後”的身份認同，守護着家族記憶與村落的物質文化遺產。浙西南松陽縣楊家堂村，由元末明初政治家宋濂後裔所建，村民將儒家理念深深地嵌入村落佈局中，祠堂建在村口顯要位置，住宅呈中軸線對稱分佈。粵東北梅州的圍龍屋，通過“賞丁”儀式與半月形水塘，表達客家人對子嗣延續的重視。徽州村落，則在白牆黑瓦與“四水歸堂”之間，將新安理學的倫理教化融入日常生活。在這些地區，山水被賦予了文化內涵，營建活動承載着當地人對天地祖先的敬畏，空間最終成爲精神世界的容器。 　　《大地居所》的編排邏輯打破了地域的束縛。讀者不再以遊客視角去觀賞一個個割裂的古村標本，而是跟隨作者的分析路徑，穿過建築外在面貌，追問聚落形態形成的背後動因：這些村落爲什麼會建成今天的模樣？哪些因素推動它一步步演化至今。在作者筆下，鄉土建築不僅是古代工匠主觀的藝術創作，而且是生存方式沉澱下來的物質結果。山水環境、生產模式、社會制度、精神信仰彼此影響，共同書寫了鄉土聚落的演變過程。 尊重差異性的古老智慧 　　《大地居所》擁有十分鮮明的語言特質。全書語言剋制平實，極少使用艱深的建築學專有名詞，降低了閱讀門檻，卻沒有犧牲內容的嚴謹性。它的文本底色，建立在作者長年累月紮實的田野調查之上，既拒絕空洞抒情，摒棄遊記式的感慨，又具備很強的文學性，閱讀體驗流暢且愉悅。 　　《大地居所》的可讀性，也源於跨學科的研究視野。作者的書寫打通曆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等多學科的邊界，觀察建築，不只看樑柱斗拱、形制樣式，更深思社羣關係，用歷史學的視角梳理聚落演變脈絡，用人類學的視角解讀民間習俗。建築，由此跳出了建築學的單一學科邊界，成爲觀察社會的媒介——一座祠堂，不只是一組古建築，更是宗族系統運行的物質符號；一條古街，不只是交通空間，更是當地人交往、社會活動發生的場所。靜態的建築，由此還原了動態的生活。 　　筆者以爲，這本書的價值可以分爲兩個層面。第一個是知識傳遞層面：通過十六個樣本聚落，向大衆系統展示中國鄉土村落豐富多彩的面貌，讓讀者認識傳統營建智慧，理解人與自然共生的棲居理念。第二個是學術範式層面：我國傳統村落數量龐大，田野資料紛繁龐雜，面對海量信息，研究者很容易迷失在零散的營建細節中，而這本書示範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在進入田野現場之後，首先捕捉一個聚落最爲突出的特徵；接下來，以此特徵作爲切入點，梳理一條貫穿村落歷史與空間的線索；然後，順着這條線索，辨識聚落完整的發展演變過程；最終，在龐雜現象中確立一座村落獨有的樣本價值，形成創新性的觀察與解讀。 　　站在城鎮更新、鄉村振興的時代背景下閱讀這部著作，它的現實意義還可以進一步延伸。現代化建設多追求效率、標準化，很容易帶來同質化的困境。鄉土傳統留給我們的，是順勢而爲、謙沖自持、尊重差異性的古老生存智慧。當然，這本書並不是簡單懷舊、一味美化傳統鄉土社會，而是倡導將傳統聚落的營建思想作爲當下鄉村建設的參照。 　　簡言之，《大地居所》不是一部尋常的傳統村落與建築案例彙編，而是依託幾代清華學者的田野積累，以審慎的樣本選擇、層層遞進的編排結構、多學科融合的敘事筆法，寫成的一部活態鄉土社會史。 　　（作者：賀勇，系浙江大學建築工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