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文化、野心，以及人與自然的偉大博弈

《文明：文化、野心，以及人與自然的偉大博弈》的作者以環境爲線索串聯起文明的演進脈絡。從常人認知中不利於文明發展的冰原、沙漠等極端環境出發，到草原、含水豐沛之地，再到傳統文明起源的沖積平原，以及高地、海洋相關環境，甚至涵蓋尚未孕育文明卻備受人類探索的深海。每一卷聚焦一種環境，細緻入微地探討文明在不同環境中的起源、演變及其與環境的互動，讓讀者清晰地認識到文明並非孤立發展，而是與所處自然環境緊密相連。 作者對文明多元性和定義的關注，以及對文明與自然環境相互關係的深度剖析，爲讀者提供了全新的思考維度。例如，通過對海洋與沿海文明的詳盡研究，揭示出海洋在文明發展進程中的關鍵作用，使我們意識到海洋不僅是地理屏障，更是文明交流、擴張與創新的重要媒介。 此外，作者還將視野拓展到全球，探討西方中心全球視野的形成及其面臨的挑戰，並對未來文明發展趨勢展開前瞻性展望，使本書不僅侷限於對歷史的回顧，更具備了對當下和未來的啓示意義。遷徙、擴張、適應或穿越新環境作爲貫穿全書的主題，生動體現了文明發展的動態過程。每一種文明雖起源於特定環境，但部分文明憑藉自身的適應性與擴張性，成功突破原有環境限制，在更廣闊的天地間發展壯大。 《文明：文化、野心，以及人與自然的偉大博弈》是一部兼具學術深度與思想廣度的佳作。它以豐富的內容、嚴謹的邏輯和宏大的敘事，引導讀者重新審視文明與自然環境的關係，爲理解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提供了一個全面且深刻的視角，無論是對歷史文化感興趣的普通讀者，還是相關領域的專業學者，都能從中獲得啓發與思考。

這是一本我非常心儀的書。作者客觀而理性，儘量講故事和事實，沒有過多的結論。但依然深刻而且直達本質。文明是個大詞，作者沒有人云亦云，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闡釋他心目中的“文明”，這顯然不完全是西方視角下的“西方優越論”的觀點，比起《歷史的終結》等觀點來說客觀很多。 作者的觀點可以簡單這麼理解：文明源於人類改造自然的慾望，它可以在任何環境中誕生，同時也會遭到自然的反噬，隨時滅亡。評價文明的程度，應該回到誕生它的環境中，而非用西方的邏輯去評價。換成作者的話就是，文明是可能在任何地方產生的。若說只有某些環境特別有利於文明的形成，乃是一種偏見，如同說某些人的生產力優於他人或某些種族更有從事生產的傾向，都是欠缺根據的。文明在某些環境之中比較難以永續，這是事實。但是，沒有一個可居住的環境能完全阻擋人類爲遂其心願而進行的改造。 作者思路開闊，學識淵博，探討了很多不同地理環境、自然環境和歷史中文明存在方式，講了很多有趣關於文明的故事，非常引人入勝。而且本書本身就很像一篇大論文，論據考究，邏輯嚴謹，很漂亮。 我未來會再次閱讀一遍的。 我的理解：文明就是一種人類的生存體系，它無所謂好壞，只有是否適應它所在的自然環境，它是一種不得不，也是一種一直生長變化着的存在，而且不同文明之間會不斷地融合，有些文明會隨着環境的改變而消失。

菲利普·費爾南多-阿梅斯托的《文明：文化、野心，以及人與自然的偉大博弈》，其實在2013年新世紀出版社曾以譯名《文明的力量》出版過，但沒引起過多的關注與好評。或許是期待值過高，讀完該書並沒有想象中那麼精彩。BBC的文風一旦沒法給讀者帶來生動形象的畫面感或既視感，就會變成是冗長的文字敘述及毫無靈魂的細節描寫。 菲利普筆下的“文明”，是人與自然互動的產物。在文中，作者探討了冰原、沙漠、草原、林地、低地、泥地、高地、島嶼、沿海九大環境類型下各種文明的誕生、興衰與消亡，既展現了不同區域人類如何因地制宜，改造自然，又揭示了多變的自然環境如何限制人類文明的發展。可惜作者雖然構建了一個看似完備的敘述框架，卻無法較好地回答如此宏大的命題。或許正如他在結尾所說那樣，“這是一本談論地方的書：尋找僅憑視覺便可領會文明意涵的神廟、廢墟、地貌或海景，而不是探討概念上的它們”。 以下是個人對該書比較精彩論述的摘錄與梳理。 1.歐亞大陸草原，是孕育草原帝國主義最頻繁的地方，這種地區的本土文明不顯著，或是被鄰近的其他文明所鄙視或畏懼，卻是文明史中關鍵的文化傳遞過程發生的地方；非洲的薩赫勒地區，這裏的人們有改造自然的雄心，所以在草原裏建起城市的世界。第一種是文明的通道，第二種是文明的搖籃。 2.非洲稀樹草原要比歐亞大草原和北美草原富裕得太多了，不利於宏偉帝國的構建：這裏孕育的當地文化，佔據一小塊領土就能很滿足。有帝國主義野心的政府會沿着從北往南跨過全區的貿易路徑而擴張，以統一沙漠邊緣與森林邊緣爲目的。也就是說，薩赫勒地區之內，從東到西的擴張相對不那麼有利可圖。 3.按照可粗略量化的指標，例如軍事效率、技術本領、可衡量的物質繁榮、全球互動時代中對致命疾病的抵抗力等，歐亞大陸都算擁有世界上最強勢的文化。 4.美洲諸文明已經有了共同的文化：墩臺建造；對稱美學；以神殿與廣場爲中心的都市規劃藍圖；統治階級高度專業化（包括酋長、文書官、祭司）；統治者的儀式包括流血與活人牲祭；宗教以巫醫傳統爲基礎，有多項流血儀式，君王和祭司在其間會呈現恍惚的狀態；球賽儀式；農藝以三大作物（玉米、豆類、南瓜）爲基礎；遠程貿易可能已接近古中美洲文化區全盛期的規模。 5.空中花園是七大奇觀之中唯一沒有明顯宗教目的的（按通常的定義而言），卻完全表現了七大奇觀的共同特質：大手筆地與自然對抗，改變自然風景的原貌，以設計巧妙的引水系統挑戰重力。 6. 海洋在文明史上只憑兩種角色做出貢獻：一是成爲靠海的陸地生活社羣的額外資源，二是成爲靠海陸地社羣之間的重要通路。我所說的“海岸文明”是指從這兩方面受鄰近海域影響的文明。 7. 穆罕默德對他影響所及的每個層面都產生了革命性的衝擊，他所創立的伊斯蘭信仰不但是一種宗教思潮，也是一種生活方式、一張社會藍圖，備齊了一套完整嚴謹但十分務實的道德準則、一系列個人品行的戒律，以及民法概要。 8. 七大奇觀的每一個都從某個方面突顯它們共有的特性。金字塔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大。奧林匹亞宙斯巨像表現的是富裕。摩索拉斯陵墓是自尊自大。巴比倫空中花園是挑戰自然。羅得島的太陽神赫利俄斯巨像是技術創新。法羅斯燈塔是引人注目。阿特米斯神殿是具有令人敬畏的神聖性。 9.4世紀的基督教與異教信仰共享同一個世界：倫理學是斯多葛學派傳下來的，形而上學是柏拉圖的，理性思考是亞里士多德的，政治權威的模型是羅馬的。 10. 印度洋成爲統一的空間之後產生了一個伊斯蘭之湖，近代西方文明在往來大西洋的航線之中興起，我們也可以隱約看出，太平洋的發展已經開始把另一羣人帶上世界舞臺的中央。

文明會製造自己的棲居地。其棲居地與未經改變的自然環境之間的距離和差異大小，直接反映了文明的程度。在我們與環境的互動中，很多是從心智活動開始的。就像許多文明之中的幾何圖形，都是先想象或發明，之後才形之於外的。傳統文明要素一覽表上的所有項目，都是從心念開始：例如，都市的緣起是嚮往秩序，農業的緣起是憧憬豐饒，法律的緣起是希望建立烏托邦，書寫的緣起是對符號的想象。我們正置身其間或正在走進的知識世界是凡事沒有定論、定義看來都靠不住的：這個“進展的”世界裏沒有一個過程是完全結束的，意義從來不會綁死，區分也會消失。文明面臨的真正挑戰來自內部。 文明只有一層皮那麼薄，抓破了就流出野蠻的血。我們通常都以爲文明與野蠻的屬性是相互排斥的，其實每個社會都是兩種屬性的混合。幾乎每一個人也都是如此，和氣講理的人受了煽動或欺壓，也會屠殺自己的鄰人。以爲文明就是越來越進步，這是極危險的想法。 文化全球化很可能是一種違背自己利益的現象。人們只要融入了大的實體，就會往各自地方的、區域的、民族的根裏找尋熟悉的慰藉，所以超級大國往往會在形成了一陣子之後便解體，舊有的自我意識也可能在融入大帝國數百年之後仍然不滅。如果真有那麼一天，全世界的人都自認爲是全球文明的一分子，那麼這個全球文明將會是由很多不同成分組成的，而且在各地區表現得都不一樣。

一本非常值得認真閱讀的好書！第一遍閱讀時，好似被帶進一座無所不包的世界歷史、地理、民俗博物館，作者詳盡地介紹着世界的不同時期、不同地理環境、不同民族的發展史，令我興趣盎然。第二遍閱讀才逐漸領會作者的深意。 “文明是一種社會類型。”作者“建議把它（文明是什麼）界定爲一種互動的關係：‘是人對自然環境的關係，出於人類想使自然符合自己需求的衝動，而改造自然環境。’”作者“所說的‘文明’就是指在這種關係之中的社會。”書中解讀了世界各類文明產生、存活或消亡的多重因素。 文明產生於人類生存需求的基本常識，然而一旦確立後，文明就演變成一種價值判斷，反而碾壓了生存需要的常識。在生存常識消弭於某種價值判斷後，這類文明將很難延續。縱觀人類發展萬年的歷史，多少曾經輝煌燦爛的文明湮滅在歷史長河中。人類文明究竟應該堅守什麼？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歷史的教訓”太少了，即便有，人們也學不會。……20世紀的經驗似乎還是教了我們一件事：如果把文明曲解爲進步，必然會使人失望；如果固執地相信古代的理想主義——可以通過操縱社會解放美德——這種信念最終一定會與經驗不符；如果把道德看成文明的一部分，這是行不通的；如果想象文明應當是一種可以釋放人性善良面的社會，那就是自欺欺人。文明面臨的真正挑戰來自內部。文明只有一層皮那麼薄，抓破了就流出野蠻的血。我們通常都以爲文明與野蠻的屬性是相互排斥的，其實每個社會都是兩種屬性的混合。 我們低估了大自然的力量，以爲到了我們這個時代，文明史的主題已經逆轉，換成人定勝天，這真是一種奇怪的傲慢。 我年紀越長，就越相信梅塞納斯確實不得不想到中國。中國以外的世界永遠在想的一個大問題是：“中國下一步會怎麼做？”這個問題從來不會無關緊要，也是我們現在應該再問的。 如果真有進步這一回事，進步的基礎就是傳統。從來沒有一個社會是憑着漠視先人累積的知識而興盛的。 各種文明通常都過度利用其環境，往往到了自我毀滅的地步。基於某些目的——包括爲了在環境中求生——的文明行爲是冒險的謀略，甚至是非理性的。 一如多數刻意要博得讚許的名詞——民主、平等、自由、和平，“文明”也經常被濫用。文明是一種社會類型，這是當然的。但是，當我們問“是哪種類型”，或是要求對文明的特徵加以形容或說明，或是追問究竟該怎麼區分“文明”與“文化”、“文明的”與“不文明的”時，麻煩就多了。在對文明的要素——能使區區一個社會質變而成爲文明的那股魔力——的傳統討論中，用詞不一而足，有的說是一種過程，有的說是一種系統，或是一種狀態、一種心靈的或遺傳的癖性、社會變遷的機制，但是都不盡如人意。已經有很多人把“文明”當作太多不同的意思來講，如今很難擺脫這詞的濫用，還給它一個有用的意思。 這些故事點到了“文明是什麼”的問題核心。我建議把它界定爲一種互動關係：是人對自然環境的關係，出於人類想使自然符合自己需求的衝動，而改造自然環境。我所說的“文明”就是指在這種關係之中的社會。 因爲文明的標準是其他社會所定的，那些社會一心要向自然挑戰，存心要冒險，要把世界變得合乎自身意願。他們重塑地貌，或是用他們自己建造的環境把原有的地貌湮沒，他們拼命要把自己的那種秩序施加在周遭的世界上。有時候他們試圖徹底脫離自然，佯裝人不是生態系統的一部分，聲稱人類界與動物界沒有重疊。他們試圖“消滅人的自然屬性”：把內在的野蠻人切除，用精緻的衣服和禮節馴化內在的野蠻人。 常有人說，社會不是一個有機的存在，拿社羣的生命與動物的生命進行類比是不對的。這話說得對。但是社會和個人有一個方面是相像的。兩者都是優缺點相混的，最偉大的聖徒和說話最在乎政治正確的公共空間，都是罪惡混合着美德。每個良好意圖都伴有意志薄弱的行徑，兩者互爲衡量對方的標準。與其他形態的社會相比較，文明當然不是獨攬所有優點。真正的多元主義者必須能欣賞它們爲生命增添的多樣差異。真正懂得文化相對主義的人，必然會尊重每個社會的自我概念，不會予以譴責。 以爲被創造宇宙天地者賜予終年生機的大自然會如同患病般變得荒瘠，乃是一項罪惡；有正確判斷力的人也不宜相信，大地已像凡人般變老，因爲它曾獲賜神聖而永恆的青春，被稱爲萬物之母，註定要永續滋生萬物。此外，我不也相信這種不幸臨頭是自然的暴怒所致，寧願相信是由於我們自己的過錯；因爲農業原是我們所有最卓越的祖先最謹慎處理的事務，我們卻將其交給我們所有最劣等的奴隸，如同交給了劊子手去處罰。       ——科盧梅拉（Columella），《論農業》（De Agricultura） 像這樣的例子固然別有深意，但是必須放在兩種背景裏來看方可完全理解。第一種背景是歐亞大陸草原，也就是孕育草原帝國主義最頻繁的地方。這種地區的本土文明不顯著，或是被鄰近的其他文明所鄙視或畏懼，卻是文明史中關鍵的文化傳遞過程發生的地方。第二種背景是非洲薩赫勒地區的各個民族，這裏的人們有改造自然的雄心，所以在草原裏建起城市的世界。第一種是文明的通道，第二種是文明的搖籃。那麼我們就從搖籃講起吧。 從公元前200年到9世紀，是瑪雅社會密集的創造時期，瑪雅社羣建造了上百個城市，從雨林之中拔地而起，高聳入雲。瑪雅人也創造了（或是從奧爾梅克的原型成功發展了）目前唯一已能解譯的、可以完整表達人類思想的美洲大陸書寫系統。因爲瑪雅人用這套書寫系統十分翔實地記錄了歷史，所以我們對於5世紀科潘（現在洪都拉斯境內）的金剛鸚鵡王朝歷代君王的年代，比同時代的歐洲君主還要確定。瑪雅數字系統包含了“零”，曾用作天文計算，可跨越上百萬年。 熱帶低地的每一個文明或原型文明，都在未成熟或從宏偉轉向衰弱的時候被扼殺，巨碑高塔都被森林吞沒或沉入沼澤地。熱帶的某些低地雖然提供了豐富的生活工具，但自然環境的狀態大都不穩定，文明是脆弱的。幾乎每一處環境中的每一個文明最終都被自然征服，化爲廢墟。但是，熱帶地區某些文明能夠持續那麼久，表現得那麼輝煌，已經比它們最終的衰亡更令人驚訝了。 文明並不是“起源於”沖積土壤（雖然沖積土壤有利於文明壯大），農業也不是。但是這種環境的確能孕育某種類型的農業，孕育的農業又可滋養某種類型的文明：這類文明專門進行栽培一兩種主食穀類的大規模量產農業，在土地上挖出疏洪溝渠和灌溉水道，在地貌上劃下刻痕，塞滿“非天然”的作物——因爲它們不靠人爲力量就不會進化也不能存活，所以是“非天然”的。這種農業是文明衝動的極度表現，餵養了擁擠、都市化且受到高度管控的社會——是人類的羣居地，是集體目標的專制。 然而，正如大規模農業的興起被歸因於理性與必然的進步，大規模工業的開端也被稱爲人類勢在必行的一步，甚至連批評工業革命早期惡行惡狀的人士也不例外。例如19世紀歐洲的社會主義者，雖然痛斥工業化殘害工人的生命，卻爲歷史邁向這個註定的高峰而喝彩。如今我們還在清理工業革命的殘渣，追究進步論謬誤的人卻更少了。 造就無可否認的重要文明，必須仰賴集中的資源，而集中資源必須靠順暢的交通來促成。人類有史以來對於遠程水路交通的依賴幾乎從未中斷過。航海技術一直幫助着文明向海外伸展。過去500多年中，人類發展了跨越海洋的技術。但是，歷史上大部分時候是由河川提供長途旅行與貿易的通道，文明形成也都是在河流周圍的水道旁。 這四大文明在過去2000年至4000年中或消亡，或改頭換面，但是影響力不減，仍在塑造我們觀念中認定的文明。我們只要聽見“文明”一詞，腦中浮現的影像就是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下大上小的梯形塔建築和楔形文字石板、商朝青銅器和萬里長城，以及被風吹蝕得幾乎沒入周圍沙漠的廢墟。在錯誤卻頑固的傳統中，考古學家一直把這些早期的河谷世界稱爲文明的“搖籃”，認爲文明的成果是從這些地方向外傳播到全世界。 其實我這樣做是爲了突顯三個要點。本來這三點應該是由讀者自己看出來的，現在爲了避免招致誤解，我還是自己明說了吧。 第一，把文明史按年代順序編排，必定會有誤導。假如文明曾有歷史的開端，有一個誕生時刻，我們並不知道那是什麼時候。……總之，所有傳統認定的文明生活要素，並不是依照你以爲那樣的順序演化出來，其發展快慢不一，而且經常會倒轉折回。 第二，取消蘇美爾、埃及、中國、印度四大文明一向的首要地位，可以使我們從一個更能理解它們的角度去觀察它們。四大文明可能構成孕育文明的一個環境類別，卻未必是最優質或最有利的一類。耐心看到這一節的讀者應該已經知道，文明的衝動其實到處都存在。凡是人類能棲居的環境，幾乎每一個都受到了人類爲自身便利而改造環境的慾望的影響。改造的成就無論是在沼澤或泥地上，在森林大雨之中，還是在幾乎不下雨的河岸邊，可能都一樣了不起。 第三，把這四個古老的河谷文明一起放在故事起點的習慣，會助長我所謂的“傳播論者的錯覺”。一向都有人在說，文明是“傳播”的，而不是因其他方式產生的。……學界流行的說法已經隨着文化環境而改變了，以前歸入傳播論與遷移論的那些發展變化，如今改用“變遷過程”來解釋。按此說法，農業不必向別人學習纔會，雖然有時候的確是跟別人學來的。 把這些城市的荒廢消亡與“印歐語系遷徙”扯到一起，對於解答這個問題幫助不大。所謂“印歐語系遷徙”，在世界史中算是最陰魂不散的話題之一，而且背後有一套似是而非的道理。18世紀末期，有人把歐洲、印度、伊朗語言在結構上和詞彙上的相似之處一一列表比較，所有語言是從同一個“原始語”而來的說法就出現了。按這種說法，說“原始印歐語”的人因爲遷徙與征戰，把自己的語言從“故鄉”傳播出來。18世紀末起，學者們就一直在尋覓這個“故鄉”，從北極（有一派學者很嚴肅地相信是從這裏往外傳出去的）到喜馬拉雅山都找遍了。這整套學術研究都不過是推測，沒有事實可以證明“原始語”曾經存在，或證明曾有一個共同祖先民族的“原始語故鄉”，考古學文獻中也沒有任何關於這場遷徙的蛛絲馬跡。 總之，某些語言被劃入印歐語系，是基於演化表上一條單薄的詞語主幹與一些語法和詞形變化的細枝，這些細枝其實也可以嫁接到另一種幹莖上去。陷在印歐語系起源之爭的旋渦裏很容易忘記“印歐語系”是個分類用語，代表的是學者的看法，不是語言如何演變的事實。如果把說印歐語系的人都歸爲源自一個共同祖先，其愚蠢程度不亞於把如今所有說英語的民族都當作來自英格蘭，或是聲稱所有說斯瓦希里語的民族都屬於同一個族裔。 我們現在的生活中有太多的事物要追溯到孔子的時代，從這一點即可看出他的重要性。孔子的成就可以與佛陀的影響（從印度傳播到亞洲大部分地區）相提並論，佛陀在世的時間與孔子有所重合，而佛陀教導的是結合智慧、虔誠、善行而成就的幸福之路。早100年左右的波斯聖哲瑣羅亞斯德以及更早的印度《奧義書》也都發揮了類似的影響。在歐亞大陸最西端，比孔子晚了將近200年的希臘衆哲學家——尤其是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善惡是非道理現在仍然通行。《聖經》的《舊約》大部分是在亞里士多德的時代編纂完成，影響力也始終不曾被後來者超越。我們所謂的文明世界自古至今的思維言行，竟然一直在受3000年前寫下來的想法影響，甚至由這些想法決定，實在令人驚訝。 中國文明的適應力極強，能擴展、有彈性，所以與在沖積土地上建立的因河誕生、靠河生存的其他文明不一樣。中國文明增長得比其他文明博大，生命延續得比其他文明長久，領土延伸得比其他文明遙遠，它能結合內聚、彈性、磁力於一體是很令人驚奇的，因爲這些特性很難在如此大規模的成長中維持不變。商代與商代以前的黃河流域生態系統所獨具的優勢雖然並不能左右整個中國歷史，卻是促成中國獨特性的重要因素。 其他文明都未能像中國這樣，在適應多種不同環境時，不發生激烈突變也不導致政治上的斷裂。即便中國的帝國擴張在19世紀變得步履蹣跚，人與文化的輸出卻仍在西方霸權的外表下繼續維持。中國的移民輸出人數與移民落腳的地方之多，居全世界之冠。 世界上偉大的高地文明（以傳統標準來看）都可以持續不斷保有重要優勢長達數百年或上千年。安第斯山文明中反覆出現的黑暗時代，都不是外來者造成的。古代中美洲高地文明可能被北方沙漠來的民族滲透——阿茲特克可能是侵略者中的最後一個，不過這種入侵者通常接下來又被高地文化的誘人之處所征服。埃塞俄比亞文明經歷過許多次類似的事。只有伊朗高原與德干高原，即這一類型國家和文化中與外界接觸最頻繁的所在地，是一再被征服並改頭換面的。西藏受過蒙古人的影響（後文會講到這影響其實多麼有限），也一直受到中原文化的吸引，但是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候都不改原貌。只有在遭遇歐洲人的勢力擴張時，高地的安全才受到威脅，不過即使受到威脅，多數情況中也都是在經過很長一段時間後，才真正被攻破。 還有一項特點必須強調。有些高地文明並不是發祥於高地，而是被征服者或掠奪者逼得出走的平地文化。把家搬到高處的優點之一是，可以像狼抓羊似的向低地俯衝，奪回寶貴的影響力。高地民族可以憑地勢高而征服、欺凌、取代低地鄰居以成就自己的文明，文明的中心因而從被搶奪（或避難）的平原移往鄰近的山區與高原。 馬來西亞海上民族的經歷是海洋難以成爲文明產生地的一個極端例子，這個例子所含有的話題卻不容忽視。海洋在文明史上只憑兩種角色做出貢獻：一是成爲靠海的陸地生活社羣的額外資源，二是成爲靠海陸地社羣之間的重要通路。我所說的“海岸文明”是指從這兩方面受鄰近海域影響的文明。這與其他環境條件無關，不論氣候是熱是冷、多雨或乾燥，都因爲有這樣相似的表現而被歸入同一類。 到了1630年，已經有荷蘭人在鼓吹要築造海上帝國之夢，這個帝國將包括“赤裸的墨西哥人、單腳的獨眼巨人、好嫉妒的中國人、殘酷的巴塔哥尼亞人、黑種的莫桑比克人、無賴的蘇門答臘人”。他們雖然沒有機會實現這個多姿多彩的幻想，卻建立了全世界勢力分佈最廣的帝國。西班牙的版圖比荷蘭大得多，人口也多得多，但是向北或向東的拓展都不如荷蘭遠。 其實，真正的沙漠居民從來就不多。阿拉伯人所創造並傳播到世界各地的文明，孕育於狹窄而肥沃的長條海岸地帶，介於沙漠與大海之間的阿拉伯半島邊沿地區。特別是在阿曼、哈德拉毛、也門的海岸地區，都有創造沿海文明的相同地理條件：陸地可以維持生計，但是沒有再往陸地擴張的餘地，除了往海上發展，再沒有可用的空間。 阿拉伯文明的起源就是沿海文明，這可以有兩種意思。因爲沙漠也是一種海——無人居住，看來沒有道路，不斷被風吹得捲曲變形。沙漠中的綠洲就像島嶼，沙漠也有可以利用的資源——雖然通常比海洋稀少——最重要的是，沙漠是人們必須越過的障礙。在早期阿拉伯的歷史上，海與沙漠的作用是相似的。 伊斯蘭學者深信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以世俗用語來說則是“至聖”。他的教誨與以前的宗教信仰都無關，斷然脫離過去而自成一派。但是，早期追隨他的人顯然以亞伯拉罕的子孫——夏甲之子以實瑪利的後代——自居。他們顯然也從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商人社羣中吸收了一神教與上帝選民的概念。就世俗層面而論，穆罕默德似乎與他以前和以後的許多先知一樣，因爲看不慣周遭社會中的浪費、不平等、混亂無序才憤而進行改革。 他自稱所倡導的教誨源自真主，是由天使親自傳授給他的。《古蘭經》就是這些啓示的完整記錄，其教導確鑿而使人拜服，如今信衆數以億計。穆罕默德在有生之年傳給追隨者們一種強悍有力的社會組織方式，一種由真主通過他所啓示的獨一信仰之路，以及向不信真主者開戰不但有理而且神聖的信念。爲主道而戰的人被應許死後進天國享受和人世間一樣的逸樂。穆罕默德賦予穆斯林在組織上和意識形態上對抗潛在敵人的一系列優勢。他逝世不過100年，指定的繼承者就以“信道者之統帥”的姿態建立了西方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帝國。 伊斯蘭教得以傳播到軍隊勢力所及之外的地方，靠的是更爲隱形的文化力量——阿拉伯貿易商。貿易把活生生的信徒範本帶到各城市，安置穆斯林擔任港口監督、海關官吏和專賣者的代理。傳教的人也循着貿易航線而來：有尋求贊助方的學者，一路上力行穆斯林勸人歸主的誓約；有積極的靈脩者尋求鍛鍊機會，找當地的薩滿巫師挑戰苦行與特異功能。蘇菲派的人士在某些地區功不可沒。蘇菲派信徒是伊斯蘭教神祕主義者，能與通俗的萬物有靈論及泛神論信仰感應共鳴，卻“領會到真主比自己頸上的血管還要親近”。15世紀早期，馬六甲的王朝結盟引入伊斯蘭教，以後蘇菲派信徒便聚集在這裏。100年後，馬六甲被葡萄牙人攻陷，蘇菲派信徒便轉入爪哇與蘇門答臘。16世紀晚期與17世紀，蘇門答臘西北的亞齊成爲培養蘇菲派傳教士的首要據點。蘇菲派傳教士一旦出發，或是他們的論述一經流傳，就會撒播狂熱的神祕主義種子，有時候論點未必符合正統。例如，主張千年王國論的沙姆斯丁自認爲是末世的先知，但1630年他死後，所有的著述都遭到焚燬。 大西洋的重大突破可以確切等同於3次航行（如果不算那些沒有證據或證據不足的更早航行的話）。第一次是哥倫布於1493年橫渡大西洋的航程，此行確立了中大西洋確實可行，而且有可開發的往返航路，整個航海時代幾乎再也沒有比得上這些航路的發現（我把哥倫布於1492年之航降級爲次要，是因爲那次出航之路不理想，以後也沒再試過）。第二次關鍵之航是喬瓦尼·卡博託於1496年從英國布里斯托爾到加拿大紐芬蘭，此行開闢了利用春季不定風接近北美洲的外海航路。這條路短期內無甚價值，後來卻證明是要道，通往極具影響力的帝國領域，也通往近代殖民運動在世界各地開創“新歐洲”時最可利用的區域。第三次便是達·伽馬前往印度的首航，此行發現了一條穿過大西洋東南信風帶，與更南方的西風交會的航路。此後的世界史，必須放在15世紀90年代特有的西歐航海的背景裏纔可能充分理解，否則將是白忙一場。 這三次航行聯合起來的成果，就是破解了大西洋風向系統的密碼。大西洋從此不再是歐洲沿岸地區的民族向外擴張的障礙，反而成爲建立從前無法想象的帝國勢力和貿易網絡的工具。卡博託的貢獻相對比較小，他解開了少量卻很有用的風向密碼片段。哥倫布的功勞是使大西洋兩岸永遠相通，但航行沒有再接再厲，因而未能掌握亞洲的豐饒貿易，在當時曾是件令人失望的事。達·伽馬打開了南大西洋的鎖，一個是緯度40度掃過南大西洋到印度洋再刮到太平洋的強烈西風帶，另一是東南信風帶。最終證實，達·伽馬的路線能走得最遠，因爲東南信風提供了往南美洲與亞洲的方便之路，而更南邊的西風帶則可以帶着船隻環繞地球一整圈。它們爲整個航海時代壓縮與塑造出世界上一些最賺錢的商船路線。 試圖把我們自己與其他動物劃分開來，就是一種妄想式的自我抬舉。這道界限從來不曾劃定得一清二楚。

站在上帝視角上看，文明史上縱然敗績累累——野蠻的勝利、愚昧的殺戮、進步力量的倒退、自然的反撲、人類尋求改善的失敗，，，但，我們除了繼續努力維持文明傳統的生命，別無他策。即便是在海灘的沙礫地上，仍然“要耕耘自己的田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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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化，由人文地理經濟決定， ​政治制度，由經濟基礎支撐影響， ​人際關係，由利益關聯權重決定…

一切歷史都是歷史的生態學——作者的主要觀點。 文明可能在任何地方產生的。若說只有某些環境特別有利於文明的形成，乃是一種偏見。 爲了以上觀點，作者分割了歷史的線條，分佈在各種環境生態下。 這種打碎零散的風格，讓我這種習慣了常規歷史的演變角度的讀者，不太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