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圖志：西方文獻中的中國視覺形象

上朝如上刑：時間，交通工具與站位 《從大都到上都》：元朝皇帝最後一次出健德門前往上都，是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明太祖洪武元年）閏七月二十九日，即公元1368年9月11日。據劉佶《北巡私記》，出發時間是“漏三下”，也就是凌晨三四點。 這是古人披星戴月出遠門的狀況，但古代官員上朝也是如此辛苦。怪不得嘉靖萬曆要擺爛不上朝了。 1、半夜上朝：一點到三點起牀 《華夏圖志》中讀到《荷使初訪中國記》：（1667年6月）25日午夜過後，禮部郎中帶着兩個官員到了大使的住所，三人都穿着莊嚴的服裝，以表示順從皇帝，他們告訴大使，是去宮殿拜謁的時候了。隨後，大使和他的大部分隨從一起去了，他們被帶着通過三道大門進入一個院子（他們上個早晨曾在那兒坐過），並被指示在那兒等到天亮，那時皇帝就會出現在他的寶座上。兩個小時過後，東方發白，他們看到了院子裏充滿了文武官員，且都穿着華麗的服裝，這些人是來三呼萬歲，或者說是爲了表示順從皇帝的。因此，荷蘭人就用觀察芸芸衆人的方式來娛樂自己。繼續枯坐到天亮後半個時辰，他們被引導到第四道大門。…… 《漂海錄》記載1488年朝鮮人崔溥上朝謝恩的流程，午夜一點到三點就要起牀，豈不是像郭德綱相聲裏于謙的岳父做買賣： 丑時，李翔自其家來謂臣曰：“你今具冠服入朝謝恩，不可緩也。”臣不得已率程保等從李翔步至長安門，猶不忍穿吉服。……時，皇城外門己啓鑰，常參朝官魚貫而入。臣迫於事勢，服吉服入闕，過一層門、二層二大門而入，則又有二層大門，乃午門也。軍威嚴整，燈燭輝煌。李翔坐臣於中庭。有頃，擊鼓於午門之左訖，撞鐘於午門之右訖，三虹門洞開，門各有二大象守之，其形甚奇偉。昧爽，朝官以次列班於門前。李翔引臣齒於朝班，又引程保等別作一隊，序於國子監生員之後。五拜三叩頭後，出自端門，又出承天之門，門在大明門之內，又東出長安左門，復穿喪服，過長安街，還於玉河館。 2、明朝三品官才能坐轎早朝： 《萬曆十五年》寫到坐轎與走路早朝的官員：乘轎的高級官員，還有機會在轎中整理冠帶；徒步的低級官員，從六部衙門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達時喘息未定，也就顧不得再在外表上細加整飾了。 我在1644年《玉堂薈記》（《玉堂薈記》成書距崇禎朝復亡僅百餘日）裏讀到過這麼一段記載關於官員早朝走路或騎馬太辛苦，申請加到三品，以便早朝可以坐轎舒服些： 文之入閣，出自特簡。烏程雖素與不合，弗能間也。乙亥冊封差，旋升少詹，文既久次，又老憊不能乘馬，屢託人以三品爲請。 少詹是正四品！明朝三品及以上纔有資格在京城坐轎，其餘騎馬代步。 1597年《廣志繹》：古者婦人用安車，其後以輿轎代之，男子雖將相不過乘車騎馬而已，無轎制也。陶淵明病足，乃以意用籃輿，命門生子弟舁之。王荊公告老金陵，子侄勸用肩輿，荊公謂，自古王公貴人無道者多矣，未有以人代畜者。人轎自宋南渡始。故今俗惟杭最多最善，豈其遺耶？ 《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我讀到過，轎代馬，因爲宋代遊民湧入城市，大量廉價勞動力！且南宋，南方無馬。 《縱樂的困惑》關於交通工具，專門談及轎：在明朝前期，乘轎旅行是身份地位的標誌。到明代中葉，轎子成爲上層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至於轎子的使用被糅合到了住宅建築中。蘇州的大戶人家多在大門內建一轎廳，作爲在室內落轎的地方。另一相應的調整是公文箱的設置，一個長長的帶蓋的盒子，置於轎柱之間，供旅行者在途中讀書或辦公使用。 3、草與石標記上朝的站位： 唐末五代書法家楊凝式，長得醜，史書用“蕞眇”一詞，其中“蕞”是指上朝標誌大臣位置的稻草束…… 看來他長得不是很帥，而是很草率！ 我突然想起讀《華夏圖志》裏說，明清時候改成了用石頭標記上朝的官階站位，原來還有這種歷史變遷，洋人畫圖還鬧了笑話：《荷使初訪中國報告》中，除了提到有二十塊石頭外，還說石頭上有銅牌，牌上刻有漢字。“石頭體現階位，表示每個人需站立和下跪的位置。” 實際上，這些所謂的“石頭”是 “品級山”，即底部呈橢圓形、上部呈山形的表示品級的標誌。品級山用銅鑄成，上有“正一品”“從一品”等文字，在有重大典禮時放置在宮內廣場特定的位置上，以指示文武官員等按部就班地站立或下跪。《荷使初訪中國記》的配圖中用圓圈表示了品級山大致的形狀。但《荷使初訪中國報告》的出版者及製圖者似乎誤解了紐豪夫的意思，在他們製作的插圖中，宮內廣場的地面被刻上了數字，而且這些數字還是阿拉伯數字。

資料詳細，圖文並茂，是初學者研究中西交流史的入門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