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之變，1063—1086

趙冬梅教授這本《大宋之變，1063—1086》，我是第二次讀了。 第一次讀的時候是幾年前，那時我更多是從道理的角度去看待這段歷史。質疑神宗做事沒有節奏，缺乏大局觀，急着推一個如此龐大的變法卻不懂得平衡。王安石沒有錯——他不過是在做改革者的本分；司馬光也沒有錯——他也在做諫臣的本分。錯只錯在那個急於求成的皇帝身上。 現在回過頭來看，心境不同，想法也不太一樣了。 真實世界不是道理推演出來的。人是一種多麼複雜的動物啊，有優點，有缺點，有情緒，有執念，很難純粹從理智角度去要求一個人。不理性對歷史的影響，從三個皇帝的性格因果鏈中就能看出線索。 仁宗沒有親生兒子。他不是對英宗苛刻，而是排斥"自己生不出兒子"的命運。這份不甘，種下了最初的根源。英宗好不容易繼了位，終於拿到了權力，便花了幾年的時間去搞"濮議"爭論——本質上是在彌補自己生命中關於親情、關於自我安全感的缺失。到了神宗，他即位時心裏裝的是什麼？是證明，證明自己的血脈純正，證明自己是一個有爲的君主。既然懷着這樣的心，就難免用力過猛。 你看，三代人，三種執念，在這樣一條性格的因果鏈條中，影響了歷史的走勢。歷史是由人構成的。人的性格缺陷、情緒和經歷，往往對歷史有更深遠的影響。也因此，我對神宗多了一絲理解。 這本書爲什麼叫"大宋之變"呢？因爲王安石的變法是一條分水嶺。變法之前的宋朝，看起來是一個充滿了寬容的朝代，君臣之間可以爲了共同的目標做政策的商量和取捨，不光是對臣子，對政敵也頗爲包容。但變法之後的宋朝政治氣氛變得越來越偏激，每個人心裏越來越無法容忍對方的意見，討論問題的角度從"怎麼把事情做好"，悄然變成了"怎麼樣維護自己的觀點"和"怎麼打擊自己的敵人"。 這就進入了一個很微妙的地帶：從政策效果來看，王安石的變法確實解決了當時宋朝面臨的一些關鍵問題，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從整個政治氣氛來看，神宗的強力推動，加上王安石那種執拗和排他的行事方式，在朝野之間製造了尖銳的對立，把原本寬容包容的政治生態，拖入了對立和鬥爭。歷史上很多對王安石的負面評價，其實並不源於他的政策本身，而源於這個代價。 這就引出一個有意思的問題：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下，有沒有可能既取得變法的好處，又維持住健康的政治氣氛？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把目光從"道理"和"目標"上移開，去看這代表當時歷史的三個人。 宋神宗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是一個目標感很強的君主，心存大志，想要做一個有爲的天子。但神宗本質上並不是一個苛刻的人，終其一生對臣子們待遇不錯，只有用和不用的區別，沒有刻意打擊或肉體消滅。他想過平衡，想過同時用司馬光和王安石來做左手和右手，但未能如願。神宗的問題是，一旦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體系，就不願再做變動——人有了自己的小系統，就聽不進去別人的意見了。 王安石呢？他當然是一個以天下爲己任的人，從道德和志向出發，無可挑剔。但他也有另一面：不感受別人的情緒，不在乎別人的評價，爲了達到目的可以不在乎手段方式。他用人功利，只看能力不看善惡，身邊聚集了不少趨炎附勢的小人。在思維習慣上，王安石認準一個目標就堅定地執行，遇到阻礙就踢開，兩點之間直線最短。他善於構建變法的完整藍圖，然後堅定推行，只爭朝夕，卻不善於在複雜的環境下根據變化去動態調整。 遺憾的是，政治本身就是複雜系統的遊戲。環境在變化，執行的人在變化，時也、命也、運也。 司馬光本來是可以在中間做一面鏡子的。他的道德操守和個人能力都無可挑剔，他也期望着鞠躬盡瘁，幫助修正不足，改善政治環境的走向。但很遺憾，他也沒能做到。司馬光的個性在於，他心中有一個不變的儒家士大夫標準，這使他很多時候不夠靈活，被小人所左右，太在乎名節制和所謂的是非。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他有平衡的意願，卻沒有平衡的手腕。 所以你看，這三個人在一起，已經決定了這段歷史的走向。一個期望很高但不一定知道如何做好的君主，一個偏執固執、直線推進的王安石，一個道德高標但不太通世故的司馬光。三個人，一個看目標，一個重結果，一個講道理——但誰也無暇看人，沒有看人所形成的氣氛。 缺的是什麼呢？缺的是耐心，缺的是寬容，缺的是對人的感知，缺的是對政治氣氛的把握。 有沒有這樣的人呢？我相信是有的。但當時當政者的目光，都放在了各自最看重的那個點上，沒有人真正把目光投向人本身，而世道是人建出來的。 上一本讀的是毛選，兩本書對照着讀，感受更深了。毛選中強調的那種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的眼光、矛盾相互轉化的靈活態度、對實事求是態度的強調，還有論持久戰那種從長遠和全局去佈局的思維方式，恰恰是提醒我們，人是複雜的，情況是多變和多層次的，歷史是發展的，也是這段歷史中最缺乏的東西，多角度的視野。他們都太急了。 所謂視角，是幫助我們的大腦更貼近客觀世界的複雜性。不是隻講我們的期望，還要講我們所處的現實環境和限制條件。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大腦的處理能力也是有限的，好的思維框架，就是幫我們在有限中看到更多、看得更準。 說到底，政治是人與人的遊戲。每一段歷史都有它的輝煌，也有它的遺憾；每個人都有他的優點，也有他的缺陷。真正重要的，不在於設定一個多麼宏大的目標，也不在於掌握了多少道理，而在於知人、知時、知勢、知變——知道每個人的慾望和缺陷，知道環境在如何變化，知道氣氛在往哪個方向走，知道怎樣在保持大方向的前提下動態調整。 變革這不是一個目標導向的公式，而是一種處理複雜關係的藝術，所以太難了。

人生有限，學海無涯，一分鐘都不要在這浪費…… 從來沒見到過這麼讓人明白何謂“巧言令色”的文字。 不想一一辯駁了，直接放司馬光的原文，來自他的《乞條例司常平使疏》: 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苦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其家常有贏餘而不致狼狽也。貧者窳偷生，不爲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債於人，積不能償，至於常鬻妻賣子，凍餒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被此相資以保其生也。今縣官乃自出息錢， ......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必令貧富相兼，共爲保甲， ......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負， ......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 富人是因爲聰明有遠慮才富裕的，窮人是因爲愚蠢而不懂得延遲滿足才窮困的。窮人是靠富人的借貸才維持生存的，所以不能讓富人（兼併大地主，借高利貸的）變窮（交免疫錢，按高低戶等差額收取的稅），不然窮人就要活不下去啦。 好好好，這樣的一個人都可以代表百姓了，不知道窮人算不算百姓啊？我不願說得難聽，但文過飾非到如此地步，在某些人眼裏估計不懂要把空餘的房子租出去的人是活該受窮吧。

這居然是北大歷史系教授的水準？！如果是對這段歷史不瞭解的朋友，勸你們不要讀，會直接把你們帶跑偏的。 對於一些基本的歷史常識都不甚瞭解，對司馬光極盡褒獎，對王安石極力抹黑。通篇充滿了作者的臆斷和想象，跟寫劇本似的。我也試着想象一下，如果司馬光處在南宋末年或者南明小朝廷，他會是文天祥還是錢謙益？ 這段歷史中最重要的就是王安石變法，作者卻一帶而過，對變法的利弊得失一概不論，書名取得這麼大，寫的卻是司馬光傳。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改革是必要的，而改革最忌諱的就是左右搖擺，不能一以貫之，變革最後的的失敗不就是新黨舊黨你方唱罷我登場造成的嘛！

之前備課的時候查閱文獻的時候被論文作者推薦的這本書，在書架裏面也躺了很久了，終於讀到這一本。 這本書的優點是按照時間線進行梳理，把大事梳理得很清楚，也把仁宗英宗哲宗的關係梳理得很好。讀完這本書，我也大致能夠理清這一時期的大事記。 但是這本書我越讀到後面越有點煩躁，這本書是我讀過所有歷史相關書籍中第一本讓我深刻體會到“文學是巧言令色的”，作者對於司馬光的偏愛太過明顯，對王安石的詆譭也太過明顯。我個人對這兩個人物都沒有深入的瞭解，但是我也能明顯看出一些吹捧和詆譭的痕跡，似乎王安石做什麼都是錯的，而司馬光做什麼都是對的，司馬光做不成的事情只是因爲外部環境不合宜，而非司馬光本人有問題。 我一向不認爲歷史或現實中有完人的出現，作者越是在書裏想要塑造完美的司馬光，越是讓我會有一些逆反心理，想要探究這個人物的陰暗面。反之，作者想要塑造無是處的王安石，我就更想去探究王安石的好處。 總而言之，這本書對於瞭解熙寧變法（王安石變法）以及涉及的三朝皇帝的時間線而言，還是一本很不錯的讀物。但是對於兩派人物的描寫未免太過於代入作者個人情感，論據選取帶有很強的個人偏向性，需要辯證看待。

在中國歷史的長卷中，宋朝常被描繪爲一個文化昌盛卻軍事孱弱的矛盾體。趙冬梅教授的《大宋之變：1063-1086》卻帶領我們穿透這層刻板印象，直抵北宋中期那場驚心動魄的政治轉型核心。這部作品以司馬光爲敘事主線，通過對1063年至1086年這關鍵二十三年的精細解剖，展現了一場由道德理想主義與政治現實主義激烈碰撞所引發的制度異化過程。趙冬梅不僅爲我們還原了那段歷史的政治肌理，更揭示了一個永恆的命題：當高尚的道德抱負遭遇堅硬的權力法則，政治理想如何在現實政治的絞肉機中變形、扭曲乃至異化。 《大宋之變》的時間框架本身就極具深意。1063年，仁宗駕崩，英宗繼位，宋朝政治開始偏離"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仁宗模式；1086年，司馬光去世，標誌着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舊黨徹底失勢。這二十三年恰如一個完整的歷史單元，包含了改革與反改革的全部辯證過程。趙冬梅選擇這一時段，展現了她對歷史關鍵節點的敏銳把握——這不是隨意截取的時間切片，而是包含着政治變遷內在邏輯的有機週期。 司馬光作爲全書的主線人物，被趙冬梅賦予了豐富的解讀空間。傳統史學常將司馬光簡單歸類爲保守派，與"進步"的王安石形成對立。但《大宋之變》打破了這種二元敘事，呈現了一個更爲複雜的司馬光形象——他既是儒家道德理想的堅定信奉者，又是深諳現實政治運作的官僚；既是《資治通鑑》的編纂者，試圖從歷史中尋找治國智慧，又是深陷黨爭漩渦的政治實踐者。趙冬梅通過司馬光的政治軌跡，展現了道德理想主義者在權力場域中面臨的永恆困境：堅持原則可能導致政治邊緣化，而妥協求生又可能背叛初心。 書中對"濮議"事件的剖析尤爲精彩。這場關於英宗生父尊號的政治爭論，表面上是禮制之爭，實則暴露了皇權與士大夫集團之間的深刻張力。趙冬梅揭示出，司馬光在此事件中堅持"禮"的原則，不僅出於儒家信仰，更包含着制約皇權的深層考量。當年輕的皇帝最終依靠強硬手段贏得這場爭論時，一個危險的先例被開創：皇權開始凌駕於士大夫共識之上，仁宗時期形成的共治模式出現裂痕。趙冬梅對這一事件的分析，展現了她將政治文化研究與權力運作分析相結合的獨特視角。 王安石新法的推行與司馬光的反對構成了《大宋之變》的核心衝突。趙冬梅並未陷入"孰是孰非"的價值判斷陷阱，而是冷靜剖析兩種政治邏輯的根本差異：王安石強調"富國強兵"的國家能力建設，不惜突破傳統制度框架；司馬光則堅持"守祖宗之法"的漸進改革，重視社會穩定的價值。這種分歧不僅是政策選擇的不同，更是兩種政治哲學的對立。值得注意的是，趙冬梅揭示了司馬光反對派的困境：他們越是強調道德原則，越是被邊緣化爲"不切實際"；而新黨則利用皇權支持，將實用主義政策推向極致。這一分析對理解政治史上理想主義者的命運具有普遍意義。 元祐更化（1085-1086）構成了《大宋之變》的悲劇性高潮。當司馬光終於有機會廢除新法時，他面臨着一個殘酷的悖論：爲了儘快糾正"錯誤政策"，他不得不採取與新黨相似的強硬手段，從而在過程中部分背叛了自己的政治理念。趙冬梅敏銳地指出，這種"以專制反專制"的困境，恰恰暴露了道德政治的內在矛盾。更令人唏噓的是，司馬光去世後，舊黨迅速分裂，證明基於個人道德魅力的政治聯盟何其脆弱。通過對元祐更化的細緻刻畫，趙冬梅展現了一個理想主義政治運動如何在其勝利時刻埋下失敗的種子。 《大宋之變》的制度分析尤爲深刻。趙冬梅指出，1063-1086年的政治鬥爭導致了宋朝政治文化的根本轉變：從"共治"走向"專制"，從"寬容"走向"排斥"，從"多元"走向"一元"。這一制度異化過程不是簡單的權力轉移，而是政治遊戲規則的根本改變。皇權加強與士大夫內部分裂相互強化，形成惡性循環。趙冬梅特別強調，這種制度變遷具有路徑依賴性——即使後來者意識到問題，也難以扭轉已經固化的政治邏輯。她的分析超越了具體歷史事件，觸及了政治制度變遷的一般規律。 趙冬梅的史學方法在《大宋之變》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她巧妙地將政治史、制度史與思想史融爲一體，既關注高層權力鬥爭，又不忽視觀念層面的碰撞。她對史料的處理極具批判性，能夠透過官方記載的表象，挖掘權力運作的真實邏輯。尤爲難得的是，她能夠將微觀敘事與宏觀分析相結合，使具體人物命運反映出時代結構的變遷。這種多層次的史學視角，使得《大宋之變》既有生動的歷史細節，又有深刻的分析洞見。 從更廣闊的歷史視角看，《大宋之變》所揭示的主題遠超北宋一朝。它實際上提出了一個普遍性的政治學命題：道德理想與權力現實之間是否存在可調和的餘地？理想主義者進入權力場域後，是否註定要面臨"異化"的命運？司馬光的悲劇在於，他試圖用道德純淨的方式從事政治這一本質上需要妥協的藝術。趙冬梅雖然沒有明言，但她的敘述暗示了政治領域中"髒手問題"的不可避免性——要實現政治目標，有時必須使用道德上可疑的手段。 《大宋之變》對當代讀者的啓示是多方面的。它提醒我們警惕政治中的道德絕對主義，無論是王安石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激進變革論，還是司馬光後期的不妥協立場，最終都加劇了政治對立。同時，它也展示了制度異化的潛在危險——當政治鬥爭突破基本規則，整個系統可能滑向無人預期的方向。對於身處各種"變革"時代的現代人而言，這些歷史教訓值得深思。 趙冬梅教授的《大宋之變》最終呈現給我們的，不只是一部關於北宋政治史的傑出研究，更是一面映照人類政治普遍困境的鏡子。在這面鏡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司馬光等人的個人命運，更是所有試圖將高尚理想注入現實政治者可能面臨的悲劇。歷史雖然發生在過去，但它提出的問題卻永遠新鮮。在這個意義上，《大宋之變》既是對特定歷史時刻的還原，也是對永恆政治難題的探索。它告訴我們，在評價歷史人物時，簡單的褒貶遠遠不夠；真正的歷史理解需要我們在具體情境中，體會那些艱難選擇背後的深刻困境。這或許就是歷史研究最珍貴的禮物——不是現成的答案，而是發人深省的問題。

讀之忘倦，然忘倦處，正是被牽處。 善史者，當使讀者自站，而非代站。 ——————分隔線——————— 這部文筆較好，架構清晰，史料紮實，但選取有方向，敘事流暢，留白卻少。觀感時好時壞，對個別事物的理解較淺薄或者說是脫離正軌，但有一些有趣的值得參考的看法，對我而言是有啓發的，思慮再三決定給了“中評”。另外，我堅信趙老師不單單是在寫北宋政治變革史，第二部第13章有弦外之音，這裏或許有她真正想表達的東西😌📝 看到一個評論說的很有道理:“每個人都是你有你觀點我有我看法，大家不同的觀點想法一起碰撞纔有思想上的進步。”是啊，看書總不能以批評爲最終目的，因爲彼此觀點不同而口誅筆伐又得到了什麼呢？ 最後再補充幾句🤔這本書讀起來給我的感覺是作者確實是科班出身的人，但有時會因爲情緒化解讀過度影響學術性，這種情況在第二部和第三部尤其嚴重（段評區在這兩部吵得很厲害😣）但是我也不想一杆子打死，畢竟有些觀點的確不錯，整體讀起來是泥沙俱下的，所以不太推薦小白看，容易被帶偏，即便要讀也要結合鄧廣銘、漆俠等人的相關作品（評論區有人貼書名我就不贅述了。） ——————以下是書摘—————— 1.衡量士大夫集體道德敗壞的標準，不是個別人物的道德水平，而是這個羣體是否陷入“惡性分裂”。所謂“惡性分裂”，指士大夫羣體分裂成爲利益集團，集團利益超越朝廷國家的整體利益，成爲影響個人與羣體政治選擇的決定性因素，集團之間黨同伐異，互相攻擊，甚而至於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其表現形式包括政治清洗、政治黑名單等。一旦陷入“惡性分裂”局面，“忠義廉恥”必然變成虛僞的口號，士大夫必將跌下道德制高點，淪爲權勢的奴僕；而皇帝也將失去超越性，不得不與更善於玩弄權勢的集團結合。一個王朝也就距離滅亡不遠了。 （注:我有意沒有使用“黨爭”這樣常用的詞語，主要是因爲“黨爭”含義的不確定性。個人認爲，既往的黨爭研究大多在某種程度上沿襲了傳統的君子—小人二分法，並且習慣於站在傳統的“君子”一邊論其成敗，對於政治中本來就應該存在的分歧與鬥爭的涵容度不夠） 2.我希望讓學術的迴歸學術，以樸素的歷史學態度來觀察“王安石變法”—把它“回放”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去，看做法，看結果。王安石的新法中有很多從“現在”看過去顯得非常“先進”“具有現代性”的做法，比如青苗法像小額信貸、免役法像現代稅制，然其本質卻是似是而非的。倘若“混淆了歷史時代的界限，任意地把古今中外的事物拉扯在一起”，所得的解釋就必然是“不倫不類”的。把新法中的某些做法從特定的歷史情境中“抽提”出來，用現代的邏輯去解釋、包裝，這種做法，是打着歷史的旗號反歷史，必須警惕。 3.在很多時候，“字面所展現的”與“實際所發生的”甚至可以南轅北轍 4.形勢比人大，個人若不肯委屈情感，服從於形勢格局，到頭來只能是兩敗俱傷。問題是，人在傷心時，哪裏還顧得上形勢格局？ 5.如今，十五年過去，一切都發生了改變—“青松弊廬在，白首故人稀。外飾服章改，流光顏貌非。”院子裏親手栽下的松樹已經亭亭如蓋，當年寬敞明亮的書房卻透着老舊寒磣。身上的官服更加高級，鏡中的容顏卻日漸衰老。故友凋零，黑髮斑白，牙齒脫落，身體不再結實，生命的活力就像是岸邊的沙，被歲月的流水悄悄帶走—除了遠處巫咸山的輪廓，一切都不復從前。 6.在這種時候，是非對錯不重要，重要的是績效，是要上峯滿意！大宋朝官僚隊伍的良心和操守就這樣一點一點在半推半就中流失了。 7.古漢語行文崇尚簡單，確切含義通過上下文達成；一旦拋開上下文，隨心所欲地加以解釋，是很容易被歪曲的。 8.好名聲，本身就透着清高，比金錢美女“高級”多了。但是，如果把名聲本身作爲對象，不擇手段地追逐它，那麼，求名跟求利也就沒有什麼區別了，都是慾望的泛濫。 9.道德是什麼？它看上去空空洞洞，實際上卻滲透一切、覆蓋一切。它決定對錯，判斷當否。它是最軟的，也是最硬的。若無道德堤防，慾望的洪水必將湮滅一切。 10.“嘉祐四友”的記載，最早見於徐度筆下，後來的人都是轉抄徐度。所以，我猜，它極有可能是徐度根據後來歷史的發展想象出來的。徐度落筆之時，距離嘉祐年間已經過去七八十年，偏安已成定局，杭州暖風燻人醉。開封城早已被金人佔領，嘉祐年間的故都風流失去了聲音和色彩，就像是一座廢棄的舞臺。而徐度的想象則像是追光燈掃過舞臺，最後聚焦在這四個人身上。一瞬之間，“嘉祐四友”復活了，從徐度開始，他們成了很多南宋人心中當年開封的標誌。 11.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弘羊能讓國用豐饒，不從老百姓那裏拿，又從哪裏拿呢？

此書，評一句掛羊頭賣狗肉都是抬舉，何也？其一，書名與內容嚴重不符，“大宋之變，1063——1086”，二十餘年曆史，中間主體部分1071——1085一筆帶過，不足全書十分之一；其二，視角混亂，司馬光視角與上帝視角隨意切換，旨在更好的批判煕豐新法與司馬光的執政，運用起來如臂使指、得心應手；其三，盲目堆砌文獻資料與其他學者的成就，此書卻只講清楚的了一件事，那就是司馬光的君子之風、德行高妙，作爲整本書批判靶子的煕豐新法，諸如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等，語焉不詳，支支吾吾，能仔細講講嗎？作者難道是對批判對象不屑一顧？那你批判得如此起勁，根基在哪裏呢？底氣在哪裏呢？其四，預設立場，雙標明顯，如同司馬光的後人一樣仰望、崇拜他，如同仇眥一樣看待神宗及王安石的執政，可否把對司馬光的溫情脈脈、極度同情分百分之一二給神宗與王安石？其五，完全不顧歷史事實，以結論爲導向的敘述，事後諸葛亮的表述，把成王敗寇的惡臭展現得淋漓盡致，宋朝進入到神宗朝不改革行嗎？其他人主導的改革就一定比王安石主導的改革成功嗎？其他人主導的改革引發的政治風氣與社會風氣的改變就一定強於王安石的改革嗎？把北宋的滅亡歸咎於神宗與王安石合適嗎？倘若繼位的幾個君主勵精圖治、大有作爲，挽狂瀾於既倒，你還會說神宗王安石的改革就一定導致北宋的滅亡？你這不就是說907年唐朝的滅亡是在唐玄宗安史之亂時就註定了嗎？那唐朝中後期的150年是在靠你續命？其六，此書的行文是初中生水平，沒有半點文采，詞句乾癟，且多重複贅語，最讓人受不了的是，當需要引用文獻的時候，小學生翻譯的文言文強勢上線，你就這麼自信你翻譯的文言文最貼合原文意思？古人是這麼小孩子一樣說話的？就你看得懂文言文？你是在瞧不起誰？又或者是你認爲你的這本書是寫給那些最沒有文化的人看的？如此霸氣的書名、如此精彩的歷史被你寫成如此雜亂的堆砌、如此稀亂的演義，慚愧乎？一句話總結，這是一本充滿着傲慢與偏見的以賺錢爲目的寫給小學生的無學術性、無思想性、無文學性的通俗易懂的作品，與史學大師的著作差了一個光年！

《大宋之變，1063-1086》——一流的論點，二流的論證，三流的論據 在寫本篇書評時，我已經閱讀這本書90小時40分鐘。我將分成三部分：本書架構、本書論述、本書存在問題，來介紹本書內容，並指出本書問題。 一、《大宋之變，1063-1086》架構 （一）作者的架構。作者將按時間順序將全書分爲五部分：英宗即位至駕崩（父子君臣，1063-1067）、神宗即位至王安石任參知政事（舊邦新命，1067-1069）、王安石任參知政事至司馬光離朝（風雲初變，1069-1071）、司馬光離朝至神宗駕崩（長安不見使人愁，1071-1085）、司馬相業及之後（黃葉在烈風中，1085-1086）。 （二）每章的主要內容。 1、父子君臣，1063-1067： 第1章：總結仁宗之治，介紹英宗即位的艱辛。 第2章：介紹英宗與曹太后的矛盾，分析其根源所在。 第3章：在曹太后與英宗的鬥爭中，士大夫集團支持英宗，以韓琦最終強撤簾爲高潮結束，以及司馬光對此的擔憂。 第4章：司馬光對北宋凋敝的擔憂。 第5章：英宗發起濮議，最終司馬光離開諫官崗位。 第6章：司馬光離開過程以及離開後的工作。 第7章：皇伯派與皇考派激烈的鬥爭，以及對北宋的破壞性影響。 2、舊邦新命，1067-1069 第8章：神宗即位後的一些措施，重點介紹了神宗縱容臺諫官攻擊皇考派宰相，以及司馬光試圖調和的努力。 第9章：司馬光接任御史中丞，與神宗發生一系列衝突。 第10章：神宗新任命一批二府大臣，司馬光反對張方平的任命，最終被罷免御史中丞，改任翰林學士兼經筵侍講。 第11章：張方平丁憂離職，神宗尋找新的理財人選。本章簡要介紹了王安石的一些背景，交待了王安石進京。 第12章：分析神宗與王安石的兩次談話。 第13章：針對南郊大典賞賜問題，司馬光與王安石爆發了爭論，神宗最終選擇了王安石的主張。 第14章：介紹使司馬光與王安石產生第一次重大分歧的阿雲案。 3、風雲初變，1069-1071 第15章：王安石被任命爲副宰相，並初步進行了改革，以及司馬光的擔憂。 第16章：韓琦的報告使神宗動搖，王安石以告病抗議，司馬光的批答進一步刺激了王安石。神宗任命司馬光爲樞密副使，司馬光多次拒絕。 第17章：神宗最終倒向了王安石，王安石結束了病假，開始打擊反對派。 第18章：介紹了神宗與王安石共同的法家思想基礎，分析了司馬光“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論點。 第19章：司馬光請求離京。 第20章：王安石以青苗法爲紅線，決定人事任命。司馬光到永興軍後的奏札。 第21章：司馬光在永興軍抵抗新法，最終辭職到洛陽任閒職。 4、長安不見使人愁，1071-1085 第22章：神宗遇到挫敗。司馬光給呂誨的墓誌銘激烈抨擊王安石。 第23—24章：神宗發佈求言詔書，司馬光上疏，王安石第一次罷相。 第25章：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的坎坷經歷 第26章：司馬光寫作《遺表》，神宗拓邊西北慘敗，給司馬光批下“不候替人，發來赴闕”的批示 第27章：介紹了司馬光離朝後，神宗朝其他一些重要事件。神宗駕崩。 5、黃葉在烈風中，1085-1086 第28章：高太皇太后攝政，司馬光奔神宗之喪。 第29章：司馬光多次要求廣開言路。 第30章：高太皇太后任命司馬光爲副宰相。 第31章：新舊力量對比懸殊，司馬光無法作爲。 第32章：介紹了蔡確和章惇。 第33—34章：分析了司馬相業的困境，以及臺諫官打破僵局，通過役法改革詔趕走了蔡確、章惇。 第35章：分析了章惇《駁司馬光論役法札子》，從中可以看到士大夫集團的惡性分裂。 第36章：司馬光病重，就職首相，進行了學校和科舉的改革。 第37—38章：王安石逝世，以司馬光爲首的宰執謀求與新黨和解，以臺諫官羣體爲首的舊黨羣體拒絕和解，並影響了太皇太后，“和解詔書”成一紙空文。 第39章：司馬光逝世，官僚集團惡性分裂愈演愈烈。太皇太后逝世後，哲宗、徽宗相繼即位，士大夫羣體無休止的分裂、惡鬥最終導致北宋滅亡。 二、《大宋之變，1063-1086》論述 本書向讀者提出了幾個問題：首先，大宋發生了什麼變化？其次，大宋是如何變化的？最後，這場“大宋之變”導致了什麼。這三個問題作者有個關鍵句簡單地回答了：“王安石和神宗的做法對於宋朝最大的損害不在經濟方面，而在政治文化方面。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專制，士大夫參政空間被極度壓縮，批評糾錯機制失效，腐敗橫行，朝廷國家因而喪失了因應內外打擊的能力。國破家亡的慘劇雖然發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卻在王安石與神宗。”那麼作者是如何論述的呢？ 作者首先向我們介紹了英宗與仁宗——曹太后尖銳的個人矛盾，這一矛盾直接導致了濮議，濮議破壞了朝廷風氣、制度，宰相與臺諫官相互攻擊，士大夫集團發生分裂，直接影響了王安石變法時期的政治生態。 英宗的種種荒唐行爲使神宗產生了爲血統正名的強烈動機。而神宗想要開疆拓土，就先要解決財政問題。張方平突然丁憂使神宗不得不尋找替代人選，而司馬光等人與神宗的性格、政見存在巨大差異，難以得到重用。 遇到王安石後，神宗與王安石共同的法家思想基礎使神宗與王安石“相得如一人”。王安石有缺乏度量、固執己見這種性格缺陷，但同時道德高尚、學問高深，因此司馬光等人一開始並不反對王安石擔任宰相。王安石執政後，這種性格缺陷慢慢顯露出來，“一道德”成爲指導思想，而實質上就是排斥異己公開化。最終，司馬光選擇離開朝堂。 司馬光離開後，王安石變法的爭議越來越大，士大夫集團的分裂也越來越嚴重。士大夫集團的分裂和皇權——相權的集中是一體兩面的，也即“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專制”。 神宗駕崩後，司馬光得到高太皇太后的重用，臺諫官猛烈的攻擊使新黨骨幹離開中央，打破了司馬光九個月無法作爲的局面。司馬光爲首的宰執試圖彌合士大夫集團的分裂，但以臺諫官爲核心的舊黨團體拒絕和解，並最終影響了太皇太后。我們看到了好的政策因爲政治糾葛無法施行的景象，這就是所謂的“喪失了因應內外打擊的能力”。隨着司馬光的逝世，官僚集團的惡鬥愈演愈烈，統治集團的團結無法修復。最終北宋滅亡。 三、《大宋之變，1063-1086》存在問題 （一）筆誤 1、前言“這就是‘司馬相公’的體制困境”（本書第32章），實際上是第31章。 2、第四章“式微歌”兩次提到仁宗的陵墓是定陵，但仁宗的陵墓是永昭陵。 3、第15章“開封山雨欲來”寫“富弼是熙寧元年二月二日被任命爲宰相的，比王安石的參知政事任命早一天”，而第十四章寫的卻是“熙寧二年二月初三，王安石被任命爲副宰相”，可知第15章筆誤，富弼應是熙寧二年二月二日被任命爲宰相。 （二）史實錯誤 第13章“理財爭端出延和”寫“反駁常袞的話，說得最響亮的是他的前輩張文瓘（606-678）”，但常袞是729年纔出生，他們雖然都對食料豐厚的問題發表過看法，但張文瓘不可能反駁常袞。 （三）史實有爭議 1、本書認爲“三不足”之說是王安石說的，但這點是有爭議的。見盧沁嫺《王安石“三不足”之說的流傳與爭議考論》。 2、本書認爲司馬光針對“三不足”之說出題的館職考試時間在三月二十八日，與範鎮討論；黃復山認爲在八月二十三日，範鎮沒有參與討論，見《王安石三不足說考辨》。 （四）論述問題 1、第5章說濮議對當時人來說，“勝負關乎國運”“稱呼即名義，每一個稱呼之中都蘊含着相應的權力、義務和責任”，而到了第37章，“英宗是否稱呼濮王父親，對於本朝政治又有何損傷？” 2、第16章說“神宗想要的是，保留王安石的執政地位，讓司馬光加入中央領導集體，加以牽制，緩和改革措施，避免激化矛盾”；而第18章又說“神宗給司馬光樞密副使，也不過是要收買他，要用高官厚祿堵他的嘴。” 3、本書第10章，當神宗爲保留張方平，繞過呂公著扼守的通進銀臺司，給司馬光調令時，“皇帝正在試圖破壞祖宗法度，擺脫一切能夠束縛他的制度和人事，走向獨裁”，而第19章，到了王安石任知制誥，拒絕爲蘇轍起草制書，韓琦換了知制誥卻成了“大度開解”。 4、第17章論述“三不足”時，“天命是什麼？民意上達，就是天命”，而“三不足”的“天變不足畏”中的“天變”指的是自然現象，與古代天命觀中受民意影響的“天命”是不同概念。 5、第32章，章惇說“諫官的任命首先需要由兩制以上的官員推薦，然後由執政官擬定候選人，再報請皇帝批准”，作者從政治傳統與政治倫理兩方面反駁章惇，但章惇說的是制度，而不是政治傳統與政治倫理。如果凡事以政治傳統與政治倫理爲依據，那麼神宗——王安石的許多做法都能找到依據，臺諫官憑藉“風聞言事”惡毒攻擊宰相、誅心立論也能得到依據。 6、本書的論點是王安石變法導致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專制，朝廷國家因而失去了因應內外打擊的能力，最終走向滅亡，但本書對北宋的滅亡着墨不多，失去應對打擊能力的朝廷是如何滅亡的這一點沒有論述完整。 根據作者的論述，王安石變法導致了士大夫集團的惡性分裂雖然確實是可信的，但我們看到，在英宗即位之前，北宋的官僚集團就存在着分裂，比如范仲淹——範純仁父子與呂夷簡的矛盾。作者在本書中沒有提到仁宗朝的這種分裂，而是以“異論相攪”的和諧氛圍概括了仁宗朝，這是作者論述的起點，但這個起點是令人懷疑的。 在我思考後，我發現古今中外，歷朝歷代都存在政治共同體的鬥爭，而這似乎是無法避免的，其中不乏“無法因應內外打擊”的惡性分裂。如果這種惡性分裂無法避免，那麼我們無法從王安石變法的教訓中學到任何東西，本書作爲一部歷史著作也就沒有任何意義了。而政治共同體的惡性分裂是否可以避免，這一點作者沒有論述。這或許需要其他的讀物來解答了。 四、總結 本書是一部優秀的歷史著作。作者知識豐富，旁徵博引，辨析史料，爲我們生動地描繪了1063-1086年間北宋政治生態的劇變。從這一點說，本書有着一流的論點。 很多讀者似乎很奇怪爲什麼有《大宋之變，1063-1086》這樣名字的書會以司馬光爲主角，實際上如果讀懂了這本書，這一點很好解答。這裏“變”的意思，不僅僅指王安石變法，同時也指1063-1086年間北宋政治生態發生的劇變。司馬光作爲王安石變法的反對派，在具體政策上激烈對抗王安石，但卻與王安石共同埋葬了政治生態，王安石是掘墓人，而司馬光則是埋葬者。因此，如果想了解這場劇變爲何無法挽回，以司馬光爲線索人物是最好的選擇。 讀者們還有一個問題討論得很激烈：作者有偏向司馬光而貶損王安石嗎？我認爲有的地方是的，比如我在論述問題中提到的幾點，作者對司馬光與王安石有些“區別對待”。不過這一點不影響整體的論述。作者承認，並讚美司馬光與王安石高尚的道德學問，同時指出兩人共同的性格缺陷：固執己見。不同的是，王安石將這種缺陷上升到自己的執政風格，尋求“一道德”；而司馬光的固執只是在具體政策上，執政風格卻是要求“異論相攪”。王安石的缺陷上升爲理性，而司馬光的缺陷只是停留在感性。當論述這些內容時，並不存在偏見的問題。 我提到了，有些論述問題，因此我認爲本書是二流的論述。 同樣，本書還存在諸多筆誤、史實錯誤、史實爭議而作者並未指出的問題，我相信如果仔細篩查還能找到更多，因此我認爲本書的論據是三流的。

書名不應該叫大宋之變，或許叫司馬光通鑑更合適點。全文以司馬光爲線索，以司馬光的主觀心理作爲評判是非標準。如果不是披着宋朝的幌子，或許我倒真不會翻開此書。和之前列傳有區別的是，梁啓超的《王安石傳》也好，林語堂的《蘇東坡傳》也行，無不直觀透露出對立傳者本人難掩的喜愛。梁任公寫的荊公更是爲自己喜愛的人物瘋狂支持讚美。可是，反觀本書，確是掛羊頭，賣狗肉。趙老師可以直接爲司馬光立傳，在後記也直呼“光光”，“我的稿子還沒交，那這世界上就失去了這樣一部如此用心的“光哥和他的時代”的傳記了，直接表達改成《司馬光傳》也未嘗不可。可我厭惡的便是，套着1063-1086的年代，大宋之變，究竟多少解釋了書名呢，變在哪裏呢？ 如果我不曾瞭解這段歷史，我或許會崇敬司馬光五體投地，會對王安石以及神宗憤怒交加。可是，還好，我看過不少宋朝的書籍，所以不曾被書中觀點所影響。這本書是否會影響其他人對王安石的看法以及那場他的變法的態度呢？我想會的，畢竟趙老師讀者衆多。可我希望，大家在看完這本書的時候多去看一下其他學者的傳記。可以這麼說，我們已經無法還原那段歷史了，可是我們卻可以最大程度上去一窺當時的面貌。歷史，絕非一家之言。 折服於作者的春秋筆法，在看到文獻參考時候發現趙老師是看了鄧廣銘和漆俠老師的書的 前有宋史學界泰斗級人物 可爲何作者還能如此粉飾太平，主觀色彩如此濃厚？ 很多人都說，現在對王安石那場變法逐漸深入，本來我也這麼以爲。可是當看了趙老師這本書，這幾天一直縈繞我的便是，對王安石的評價，似乎走過了漫長的圓形曲線，回到了起點。趙老師的態度，讓我覺得，又回到了南宋那會子。很難想象這是出自一位北大歷史學系教授之手。作爲一個通俗讀物，其水準也難以說算得上高。治史者，該有如此態度嗎？

很敬佩有勇氣去書寫歷史的人，無論是歷史裏的司馬光，用生命十多年的時間編寫《資治通鑑》，還是現今各路研究歷史然後用他們的表達方式將歷史展開給我們看的人 他們不怕繁瑣龐大的歷史而投身洪流之中，只爲摘取他們覺得值得書寫的一段史實，不管他們的立場如何，不可否認的是他們都是站在真實的史料裏來寫出他們想寫的角度的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和觀點，他們同樣也有，但請尊重他們敢於去書寫他們心中的歷史，如果沒有他們用心血日夜去查閱去翻找，又怎麼會讓現在的人看到當年的歷史呢？ 所以我覺得應該尊重任何人寫出的歷史，但同時也要有自己的思辨和考量，讀史書看見的不僅是歷史更是人心，是歷史人物的心，也是寫作者的心，更是我們自己的心 作者喜歡司馬光沒有錯，作者書寫時也沒有過於偏僻，通過作者寫下的北宋歷史，去看看那個時代都發生了什麼，我覺得這本書還是值得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