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傳

割裂【2025 96】 解構萬曆很簡單，把他分爲兩個階段，一個階段叫有張居正，一個階段叫沒張居正，你會神奇的發現，同一個人可以如此割裂。 隆慶帝死得早，兒子萬曆帝10歲登基，相當於四年級小學生，體毛都沒長全，就要治理一個龐大的帝國，必然需要其他人輔佐，張居正在隆慶朝就很有地位，只不過當時還有徐階和高拱，萬曆朝的張居正獨攬大權，和首席太監馮保裏應外合，張的能力不可否認，大開大合大破大立的打法相當於給大明續命，但不知收斂的性格必然會引起同事關係緊張，凡是彈劾張的奏章通通被萬曆駁回，甚至將彈劾者責罰下獄，對張的信任堪比楚悼王對吳起的支持。萬曆在這個期間也依稀像個勤學勵志的理想君王，但張對萬曆的嚴苛教育，也在萬曆幼小的心裏埋下了叛逆的種子。 果然，張居正死後不久便變了天，與其說臣下誘導萬曆清算張居正，還不如說萬曆暗示羣臣配合:抄家、削爵、家族流放，全盤否定張苦心經營的改革成果。先前張世世代代都收蔭護的承諾餘溫尚存，這邊要吸光張家最後一滴血，之前萬曆送這送那，頻率還很高，這次抄家一夜回本，還賺了不少，難怪後人看不起萬曆。 後來的事實證明，萬曆的翻臉不認人並非偶然，名將劉綎徵東戰功赫赫，被萬曆玩弄於股掌之間，用了棄，棄了用，直至戰死沙場。最親密的馮保也未能倖免，可見萬曆除了寵愛的鄭貴妃，對任何人都是利用，視世間一切爲工具。 提到鄭貴妃，萬曆是真的愛，鄭貴妃有點政治頭腦，但不太多，鬥了許多年，還是沒能勝了羣臣立長的主流意見，你可以說張居正死後，都是一幫庸臣，但你不能說滿朝沒有忠臣，在立儲這件事上，真的是前仆後繼，萬曆和鄭貴妃最終都沒能得逞。但鄭貴妃最後又是半個贏家——贏了明十三陵的一個顯著位置。 九泉之下的萬曆，應該感謝黃仁宇老師，《萬曆十五年》出版40多年，一直是各平臺的暢銷前列，但不妨也試試其他作品，多角度窺視那個佇立在迷霧中的萬曆，若隱若現的神祕身影。

萬曆皇帝一生可以簡略概括爲：一大臣，兩父子，三大徵，四習氣。 一大臣爲張居正。 明朝最有權勢的輔臣非張居正莫屬。萬曆早期，孤兒寡母對張居正給了毫無保留的支持，張居正也銳意進取，因此開創了一個難得的中興局面。隆萬時期，是明朝政治上難得的好時期，傾軋也僅限於高層小範圍。 可惜，張居正死後，萬曆反攻倒算，將張居正的歷史功績一筆抹殺，不留絲毫情面，對比往日尊崇關切，完全走向另一個極端。雖有親政之初，樹立自己權威的考量，但對張居正的態度，也暴露了萬曆刻薄寡恩、偏激任性的性格缺陷，這種缺陷是導致他以後幾十年政局困境的主要原因。 兩父子體現爲萬曆與長子朱常洛的關係處理。 在朱常洛身上，完全看不到父親對兒子的關愛。同爲兒子，朱常洛和福王朱常洵受到的對待天差地別，萬曆的偏激性格在父子關係的處理上仍然可見一斑。 與朱常洛的關係，折射出明廷君權與士權的鬥爭，萬曆處理方式的偏頗使之被激化成完全對立的兩方，從而開始了內外廷、外廷之間黨爭的魔盒。而這一切，又與萬曆對張居正和馮保的處理有關。內廷被控制住，萬曆只能親自下場，而外廷首輔被弱化，黨爭就滋長出來了。 圍繞着萬曆父子關係的權力鬥爭，引發了妖書、梃擊、紅丸明宮三大案，使得黨爭愈演愈烈，最終不可收拾。 三大徵是萬曆執政生涯的亮點。 早期的成績有着張居正的印記，而三大徵則體現着萬曆皇帝對邊事的魄力和敏銳洞察力。不過，三大徵雖都以勝利告終，但勝得也並不十分暢快美麗。更遺憾的是，這三場勝利的風采，被後面對女真的薩爾滸戰敗影響，失色了不少。 四習氣來自雒於仁膽大包天的“酒色財氣疏”。 毫無疑問，這是對這位皇帝十分中肯的直接批評，精彩程度不亞於海瑞對嘉靖皇帝的“嘉靖嘉靖，家家皆淨”。萬曆皇帝是無愧於“酒色財氣”這四頂帽子的。 長期的沉湎酒色導致了身體被掏空，後面幾十年不上朝雖有負氣懶政的成分，但身體不允許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而惑於後宮寵愛引發連綿十數年的“爭國本”事件，更是讓整個帝國傷筋動骨，人心離散，這與“色”確實也是分不開的。 大力斂財，稅監礦監四出，全國雞飛狗跳，遼東形勢也被攪得更加惡化。雖然斂財有帝國財政喫緊的原因，但萬曆只爲內帑斂財，無視國家財政結構，充分暴露了他自私貪婪的問題。這方面，跟他爺爺嘉靖皇帝一脈相承。 尚氣，是萬曆皇帝的最大問題。萬曆自從親政後，跟張居正的影響鬥、跟大臣們鬥、跟言官們鬥，乃至跟外邦鬥，無一不體現着他尚氣的弱點。尤其是跟大臣們鬥，動不動就以賭氣威脅或者撩挑子的方式處理爭議，導致整個局面逐漸失控，後面的黨爭就是在這種氛圍下逐步被培養出來的。 看萬曆皇帝的歷史，最讓人遺憾和不得其解的就是，少年時聰穎孝順，天賦喜人的小皇帝，爲什麼會變成後面任性乖張、自私貪婪的模樣？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兩個皇帝，嘉靖和萬曆，論資質，都是皇帝裏的佼佼者，但卻都走入了這麼一條衚衕，實在讓人唏噓。

微信讀書：閱讀《萬曆傳》作者：樊樹志。 平生最鄙視背恩小人，萬曆帝朱翊鈞屬此類，有如此君王，國不亡朝不敗纔怪！可嘆一代名臣張居正身後之事如此悲催！摘錄：“萬曆帝親政後，對功勞蓋世的張居正居然如此恨之入骨，竟以爲罪該斷棺戮屍，給予籍沒家產的極端懲處，使張居正及其家屬蒙不白之冤。這顯然是意氣用事，是他的尚氣心理作祟的大暴露，是他作爲一個專制君主對輔政大臣威權震主的一種無情報復。張居正輔政十年的所作所爲，都是在他的鼎力支持與參與下進行的，是得到皇太后與他本人一再認可的，何況取得了公認的成效，他從來不曾表示過異議。這一切，他全然不顧，把十年來他對張居正的推崇、褒獎言詞忘得一乾二淨，絲毫不感到愧疚。爲了宣泄他的莫名怨恨，而不擇手段，不計政治後果，一意孤行，簡直是爲報復而報復。獨裁者有時會任性到常人無法估計的程度。” 儘管歷史已離我們遠去，而歷史的回顧，有助於人們理解現實，展望未來。《萬曆傳》可謂雅俗共賞，它以引人入勝的手法表述歷史，把豐富多彩的有血有肉的歷史生動而形象地再現在讀者面前。都說史無定法，每個作者手中描述的歷史也是千變萬化的，有的重思辨，有的重實證；有的以生動取勝，有的以嚴謹見長；有的是年譜式的，有的是敘事式的，不一而足……本書作者重史實，書中大量的文件引述，增加了歷史的厚重性與真實感，白描的筆法把萬曆帝朱翊鈞形象立體化地再現出來，自然且生動。作者說他“做到書中所有的人和事，所有的情節、對話，都有根有據，有案可查。”“一言以蔽之，真實性壓倒一切。它與虛構、杜撰、想象之類無緣。歷史傳記要寫得生動活潑，向文學傳記借鑑一些方法是可取的，但一切都必須在保持真實性的前提下，纔有意義，否則就不成其爲歷史了。” 這樣的書我愛看，附帶還溫習溫習了明代的白話古文。

對與萬曆本人相關的史料的蒐集和羅列，此書是做得不錯的。可是，寫得就像個資料大彙編，缺乏作者本人的思考，作者筆下的萬曆皇帝，也還是如史書裏一般單薄而蒼白。比如涉及萬曆皇帝的評價，作者在萬曆前期評價他“並非庸主”，忽略了他的政績大部分來自於張居正的貢獻。而張居正的上位也並非萬曆選擇的結果。把張居正才能產生的政績記到萬曆頭上，實在是古代“君本位”迂腐思想的一種陳舊體現。而到了後期，記述萬曆的種種錯誤和不堪的時候，又說“明亡，實亡於萬曆”。那一個亡國之君，怎麼就“不是庸主”了呢？他不是庸主，明怎麼會亡於他之手？只因爲他前期沾了張居正的光走了點好運？ 對於萬曆本身，作者實在還缺乏深入的探究，只是羅列史料而已。萬曆在作者筆下只是一堆資料，一堆符號，缺乏作爲一個人本身的存在的鮮活形象。他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作者發掘不出這些好和不好背後的意蘊，更不知好和不好之間的轉變存在怎樣的動力和軌跡。這是我第一次看樊樹志的書，看完知道萬曆是個平庸的人了，但並不確知萬曆到底是個怎樣平庸的人，倒是深深感覺到樊樹志是怎樣一個作者：傳統的老學究式的作者，古板守舊，沒有思想，乾嘉學者之類的人物。俗稱：兩腳書櫥。 不過此書拿來科普或者查查資料還是可以的。

在歷史的褶皺裏尋找真實的萬曆——讀樊樹志《萬曆傳》 在中國曆代帝王譜系中，明神宗朱翊鈞是一個無法繞過的特殊存在。他既是開創"萬曆中興"的雄主，又是三十年不上朝引發朝野震盪的"怠政"君主；既是心懷天下欲有所爲的少年天子，又是深陷立儲困局的政治囚徒。樊樹志教授的《萬曆傳》將這位傳奇帝王置於明代政治史、社會史與思想史的宏大脈絡中，用冷峻的考據與剋制的敘事，爲我們呈現了一個超越臉譜化的立體形象。 一、解構"明亡實亡於萬曆"的定論 傳統史學多將萬曆朝視爲明朝由盛轉衰的關鍵節點，"明亡實亡於萬曆"的論斷廣爲流傳。樊樹志卻跳出簡單的因果鏈條，以十年爲一個單元，細緻梳理了萬曆朝政治運作的底層邏輯。在"爭國本"事件中，他既沒有簡單批判萬曆的偏執，也沒有爲羣臣的道德譴責背書，而是通過詔書、奏疏與邸報的互證，揭示出這場持續二十年的立儲風波背後複雜的政治博弈：東林黨人的道德理想主義、浙黨官僚的利益集團化運作、宦官勢力的制衡策略，在士大夫階層與皇權體系的碰撞中交織成一幅明末政治文化的浮世繪。 這種抽絲剝繭的剖析，打破了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當我們將視線投向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的三月，這個在病榻上掙扎的帝王同時面臨着遼東努爾哈赤的叩關、國本之爭的餘波與財政體系的崩塌，歷史的荒誕性在此刻顯露無遺——一個試圖在制度困境中突圍的帝王，最終成爲了體制腐朽的替罪羊。 二、顯微鏡下的帝王日常 相較於《萬曆十五年》對歷史細節的戲劇化呈現，樊樹志更注重從制度史的角度還原帝王執政的日常運作。通過對"票擬—批紅"制度的溯源，我們發現萬曆朝的行政效率低下並非源於皇帝的懶政，而是明代官僚體系的結構性矛盾：六部與內閣的權限劃分模糊、宦官專權的合法化進程、科舉制度帶來的知識階層固化，這些制度性癥結最終導致了"人治"系統的全面失靈。 書中對萬曆朝財政改革的論述尤其具有啓示意義。在"一條鞭法"推行過程中，地方官員與士紳階層的利益博弈、賦稅定額與實際徵收的巨大落差、白銀貨幣化對社會結構的影響，都被置於全球白銀流動的大背景下審視。這種將帝王決策置於具體歷史情境中的研究方法，讓我們意識到：任何改革都是不同政治力量較量的產物，而非單純出自統治者的個人意志。 三、超越帝王敘事的歷史觀照 樊樹志並未止步於對萬曆個人的評價，而是將目光投向了更廣闊的社會圖景。在"萬曆三大徵"的敘述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帝國的軍事擴張，更是明王朝財政危機、邊防體系漏洞與社會矛盾激化的綜合體現；在描寫江南市鎮經濟時，市井百姓的生活百態與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形成了有趣的對照；而在討論"東林黨爭"時，思想領域的清流自許與政治鬥爭的殘酷現實構成了強烈的張力。 這種多維度的敘事打破了帝王傳記的單一視角。當我們將視線從紫禁城的琉璃瓦轉移到江南絲綢商人的賬簿，從文淵閣的奏摺轉移到閩南海商的航海日誌，一個更生動、更具層次感的歷史圖景逐漸浮現。萬曆不再是傳統史學中被符號化的"昏君"，而是一個在制度牢籠中掙扎求變的個體，他的失敗與侷限恰恰折射出封建體制的深層危機。 四、歷史褶皺中的永恆叩問 在《萬曆傳》的尾聲，樊樹志以平實的筆觸寫道："萬曆不是一個符號，而是一個真實存在過的人。"這種對歷史人物人性化的書寫，與易中天《品人錄》的解構式批評形成了有趣的對話。當我們將兩本書並置閱讀時，會發現不同的史學流派在碰撞中呈現出歷史的豐富性：易中天用現代性話語解構神聖性，樊樹志則以實證主義精神守護歷史的複雜性。 萬曆朝留給後世最寶貴的遺產，或許不是那些驚心動魄的政治事件，而是它暴露出的制度頑疾與人性質問。當我們在故宮博物院看到萬曆帝陵前的無字碑時，那個沉默的帝王彷彿在提醒我們：所有的歷史評判都可能隨着時代語境的改變而重塑，唯有對人性與制度的深刻反思，纔是穿透時空的永恆命題。 這部《萬曆傳》的價值，不僅在於爲我們重新認識這位帝王提供了新的座標系，更重要的是它示範瞭如何以專業而剋制的態度對待歷史。在碎片化閱讀盛行的今天，這種將個體命運嵌入歷史長河的寫作方式，爲我們理解文明的演進提供了難得的範本。

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對神宗的這種蓋棺論定，雖不免過於苛刻，卻並非不實之詞。綜觀神宗一生，可謂功過參半。他親手締造了堪稱整個明代最爲富庶強盛的萬曆王朝，又親手加以毀壞。他臨朝以來，對邊事最爲關注，所創造的政績也最引人注目，卻釀成了最爲嚴重的遼東邊事，終於由此而導致大明的覆亡。他在臨朝初期，對張居正信賴備至，兩人配合默契，聯手推行新政，成績斐然；爲了報復張居正的威權震主，竟不擇手段，不計後果，使新政逐漸化爲烏有。由此而引發的翻案風，開啓了官僚社會中的黨派門戶之爭。以後他竭力想予以遏制，卻苦於心有餘而力不足，終於被黨爭搞得焦頭爛額，爲他的兩個孫子——熹宗由校、思宗由檢——留下了無法擺脫的政治後遺症。他並非庸主，而是一個頗有英才之氣的帝王，前半生的勵精圖治，讓人刮目相看。 神宗的致命傷在於酒色財氣四字，鑄就了後半生的一錯再錯。他沉迷於酒色，使他從青年時代就疾病纏身，想要躬行親政，又苦於力不從心；他寵幸鄭貴妃，使這個野心勃勃的女子在政治舞臺的帷幕後面上竄下跳了幾十年，在他死後仍不肯罷休。他的尚氣使性，使臣下心灰意冷、離心離德，他又擔憂大權旁落，更加容不得諫諍，晚年的朝政幾乎趨於半癱瘓狀態。他的貪財秉性，驅使他醉心於聚斂財富，把有明一代最爲富庶的一段大好時光，搞得民窮財盡，元氣大傷。 所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的感嘆，大概是由此而發吧！

一、怠政開端 1586年（萬曆14年） 萬曆以身體不適爲由，長期免朝，怠政開始；國本之爭爆發（爭立太子）。 1589年（萬曆17年） 徹底停止日常朝會，不上朝模式開啓。 二、萬曆三大徵（全勝時期） 1592年（萬曆20年） 寧夏之役：平定蒙古叛亂。 同年，朝鮮之役爆發，明軍入朝抗倭。 1598年（萬曆26年） 朝鮮之役結束，大敗日軍。 1600年（萬曆28年） 播州之役：平定西南楊應龍叛亂。 1601年（萬曆29年） 國本之爭落幕，冊立長子朱常洛爲太子。 三、中期亂政與危機 1596年起（萬曆24年後） 派遣宦官礦監稅使搜刮地方，民怨四起。朝廷缺官不補，政務大面積癱瘓。 四、明末三大案與遼東崩盤 1615年（萬曆43年） 梃擊案發生，萬曆罕見上朝一次。 1616年（萬曆44年） 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建立後金。 1618年（萬曆46年） 後金起兵反明，攻陷撫順。 1619年（萬曆47年） 薩爾滸之戰：明軍慘敗，遼東徹底轉守勢，明亡關鍵轉折點。 結局 1620年（萬曆48年） 萬曆皇帝駕崩，在位48年（明朝最長），不上朝近31年。 死後明朝迅速走向內憂外患，24年後滅亡。

書中大段直接引用其他古本、書籍的原文，缺乏分析與邏輯思考的總結。恰似一鍋大雜燴，越看越覺得天下文章一大抄，不過如此。不過本書作於20世紀90年代，也許有時代的侷限吧。

打破了我以往對萬曆的印象。我原本以爲，晚年被言官處處牽制的他，會後悔記恨清算張居正。其實根本不會，抄張居正、馮保的家就是爲了撈錢。他不讓大臣斂財，自己卻拼命搜刮積攢私財。萬曆愛財、記仇又小氣，正如書中所言，獨裁者的性格，深深影響着國家的命運。

歷史的魅力不僅在於知曉故事，更在於獲得分析複雜系統的眼光。萬曆朝作爲明朝最富庶的朝代，爲何埋下滅亡的伏筆？這固然有封建專制本身的結構性問題，但更深刻的原因在於整個國家系統的結構性失靈。這種失靈在所謂的“盛世”中悄然滋長，讀罷《萬曆傳》，再對照《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會得到更清晰的印證——前者是自上而下的宏觀敘事，後者是自下而上的微觀解剖，但兩者書寫的，均是帝國頂峯之下暗流湧動的年代。 在根本性的結構性矛盾面前，個人的選擇空間其實非常有限，甚至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萬曆選擇以“消極怠工”對抗文官體系，乾隆則選擇主動發起一場全國清剿來整肅官僚。一個“躺平”，一個“折騰”，形式迥異，但目的相同：都是爲了重申皇權的絕對控制。可悲的是，兩者的最終效果也相同：都造成了巨大的內耗與損耗，加速了系統活力的衰竭。這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真相：當系統本身已經僵化，無論掌舵者看似積極或消極，都可能只是在既定軌道上滑向崩塌。 這種系統性危機，在經濟層面表現得尤爲深刻。經濟繁榮若不普惠於社會，便會成爲危機的溫牀。 萬曆朝及明皇室通過礦監稅使進行的橫徵暴斂，實際上抽乾了社會的血液。而《叫魂》所描繪的1768年，在“乾隆盛世”的光環下，底層卻是人口過剩、資源緊張引發的普遍貧困與流民危機。社會將對未來的恐懼，投射到“外來和尚”、“流浪乞丐”這些邊緣羣體身上，妖術恐慌本質是一場尋找替罪羊的社會焦慮爆發。 系統的失靈，必然伴隨信息的扭曲。萬曆後期深居宮中，與真實世界隔絕，導致即便是開礦這類可能利國利民的事業，也因執行的扭曲（礦稅太監的專擅威福）淪爲暴政。而《叫魂》則展現了一套更完整的制度性信息扭曲鏈條：地方官起初瞞報→皇帝施壓後→又轉爲濫抓無辜以表政績。這比單純的“不上朝”更可怕，它揭示了一個僵化的體制如何系統性地生產虛假信息，使最高決策者生活在妄想之中，進而做出背離現實的決策。 因此，對於今天的我們而言，重要的絕非評判古代帝王的個人選擇對錯，而是從中領悟超越時代的治理智慧。首先，必須認識到：一個健康的、有彈性的系統，遠優於依賴個別英明領袖的強力干預。健康的系統應具備良好的反饋機制與自我修復能力，能通過制度而非權術或人事鬥爭來解決問題。其次，在複雜系統中，“決策有效性”（能否有效收集信息、識別真問題並靈活調整）遠比追求抽象的“絕對正確”更重要。 萬曆與乾隆時代的悲劇，根源之一就在於信息渠道堵塞，決策基於扭曲的現實。最後，任何巨大的崩塌都不是瞬間發生的，而是系統核心支柱——如財政、軍事、社會公正與政治認同——在長期內被逐漸侵蝕的結果。 個人行爲或許能加速或延緩這個過程，但無法扭轉由系統性缺陷所決定的最終方向。 一言以蔽之，歷史的警鐘在於：最大的危機往往誕生於最繁榮的年代，而崩潰的種子就埋藏在系統拒絕或無法進行實質性自我更新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