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關係：宋代的家族、地位與國家

柏文莉（Beverly Bossler）的《權力關係：宋代的家族、地位與國家》是美國宋史學界“區域社會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本書通過考察兩宋宰相家族與浙江婺州地方精英羣體，揭示了科舉制度成熟後，中國的權力精英如何從唐代世襲貴族轉變爲憑藉科舉、婚姻和人際關係網絡維繫地位的新型士大夫階層。 以下筆記基於江蘇人民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精選版（劉雲軍譯）整理而成。 --- 《權力關係：宋代的家族、地位與國家》讀書筆記 關於作者：柏文莉（Beverly Bossler），美國布朗大學歷史系教授，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主要研究宋元時期的性別、婦女與家庭史。 核心問題：在宋代（960-1279），親屬關係（家族）、社會地位與政治權力之間究竟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與唐代門閥貴族相比，宋代精英階層發生了怎樣的本質變化？ 核心論點：宋代的權力結構經歷了從“貴族精英”向“官僚精英/地方精英”的深刻轉型。在這一過程中，科舉功名取代了血統成爲最高身份認同，而婚姻網絡與地緣關係則成爲維繫家族權勢的關鍵策略。 --- 一、 研究路徑與史料基礎 1. 研究視角 本書並非採用宏觀制度史敘述，而是選取了兩個具有代表性的羣體進行“雙軌制”考察： · 中央視角（宰相） ：考察兩宋最有權勢的宰相家族，分析政治中心精英的構成與流動。 · 地方視角（婺州） ：聚焦浙江婺州（今金華）地區的本土精英，觀察地方勢力與國家權力的互動。 2. 史料運用 柏文莉大量使用了墓誌銘作爲核心史料。她指出，唐宋墓誌的書寫辭令發生了明顯變化——唐代墓誌炫耀血統和門第，而宋代墓誌則更強調個人仕途、科舉成就以及家族對地方社會的貢獻。 --- 二、 上編：中央精英——宰相羣體的權力邏輯 本書的前半部分以北宋宰相家族爲切入點，分析了“上升”與“延續”的機制。 1. 權力的起點：出身背景 通過對宰相家族背景的量化分析，柏文莉得出了一些關鍵數據： · 多元化趨勢：北宋初年，宰相多出自五代以來的官僚家庭；但隨着時間的推移，來自低級官員甚至平民家庭的宰相比例增加。 · “新血”的注入：雖然科舉爲底層提供了上升通道，但數據顯示，能夠位極人臣者，絕大多數仍出自已有一定官宦背景的家庭（即“累世公卿”），純粹的“白丁”躍升爲宰相屬於小概率事件。 2. 權力的地理：首都的吸引力 · 開封的壟斷：北宋時期，開封不僅是政治中心，更是社會流動的樞紐。許多精英家族爲了仕途，選擇在子孫發跡前就舉家遷往開封或其周邊。 · 利益分析：開封擁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更優的科舉解額以及無可比擬的政治社交圈。定居開封被視爲進入權力核心的“先兆”。 · 南宋的轉變：隨着北宋滅亡，首都臨安（杭州）未能複製開封的絕對壟斷地位。這促使精英階層“地方化”，越來越多的家族選擇紮根於兩浙、福建等地方路州，而非完全依附於首都。 3. 權力的維繫：婚姻策略 本章是全書的亮點之一，揭示了精英家族在不確定性極高的宋代官場中如何“避險”與“投資”： · 保守策略——門當戶對：宰相家族傾向於在權力圈內部通婚（如兩宋之間的呂氏家族、王氏家族）。這種“強強聯合”旨在通過姻親網絡鞏固既有政治資源，在黨爭激烈的環境中尋找盟友。 · 進取策略——榜下捉婿：這是一種風險投資。高官們熱衷於將女兒嫁給科舉成績優異但出身貧寒的“潛力股”進士。 · 案例分析：晏殊將女兒嫁給富弼（後來成爲宰相），王旦將女兒嫁給韓億。 · 社會學意義：這種策略實際上開放了社會流動的通道。老牌貴族通過女婿的才華延續權力，新科進士通過岳父的提攜進入權力中心。這是一種動態的、基於“能力+資源”的階層再生產模式。 · 政治風險：婚姻雖能帶來助力，但也可能因“恩蔭”或黨爭牽連而招致皇帝猜忌（如趙普與李崇矩聯姻即被罷官）。 --- 三、 下編：地方精英——婺州的個案研究 本書的後半部分轉向地方，考察那些未能進入中央決策層、但在地方上極具影響力的士紳家族。這部分呼應並修正了韓明士（Robert Hymes）關於撫州精英的研究。 1. 地方精英的興起 南宋以後，隨着國家權力南遷及印刷術的普及，地方社會開始形成獨立的權力場域。 · 雙重身份：婺州的精英們往往具有“官”與“紳”的雙重身份。即使某代人中無人擔任高官，只要擁有科舉功名（如舉人、進士出身），家族依然能享受賦稅減免和法律特權，從而在地方保持影響力。 2. 地方精英的維持策略 · 多元化的生存手段：相比宰相家族必須緊盯朝廷風向，婺州家族更注重在本地積累田產、經商以及從事文化活動。 · 地方性婚姻網絡：與宰相家族可能追求跨地域的政治聯姻不同，婺州的地方精英更傾向於在本地或相鄰州縣通婚。這種聯姻構建了牢固的“地方保護網”。 · 個案分析： · 金華王氏：展示了南宋家族如何通過幾代人的科舉努力，從地方土豪轉型爲書香門第。 · 永康陳氏：展示了家族如何在動盪中通過依附不同政治勢力來保存自身。 3. 宗族組織的功能 柏文莉觀察到，宋代正是近世宗族制度（如義田、族譜、祠堂）的形成期。設立族產（義田）的目的是爲了資助族中子弟讀書趕考，將家族財富轉化爲文化資本，再通過科舉轉化爲政治權力。 --- 四、 總結與評價 1. 理論貢獻：“新精英”的界定 柏文莉指出，宋代精英與唐代精英最大的區別在於開放性與流動性。唐代精英是封閉的、基於血統的“貴族”；宋代精英是開放的、基於考試與聯姻的“官僚-紳士”階層。這個階層雖然有進入壁壘，但規則是相對公開的。 2. “地方轉向” 隨着南宋定都臨安以及北方領土的喪失，精英的注意力開始從“中央”轉向“地方”。精英們不再像北宋那樣削尖腦袋往開封擠，而是開始經營自己的家鄉，這種趨勢奠定了明清時期“士紳社會”的基礎。 3. 批判性思考 · 數據侷限：本書依賴的墓誌銘數據可能存在“倖存者偏差”（即能留下墓誌者多爲成功家族，失敗者的故事未被記錄）。 · 女性的中介作用：柏文莉特別強調了女性（妻子、母親）在維繫跨家族、跨地區權力網絡中的核心紐帶作用，這在傳統政治史研究中是稀缺的視角。 五、 核心語錄摘抄 1. 關於婚姻：“在宋代，婚姻不僅是兩個家族的結合，更是對未來的政治投資。女婿往往是比兒子更重要的政治資產。” 2. 關於地位：“宋代身份地位的本質發生了深刻變化……出身的重要性逐漸讓位於個人在科舉中獲得的功名。” 3. 關於地方：“隨着政治環境的惡化（指黨爭）以及首都吸引力的下降，越來越多的精英選擇‘退守’地方，他們在地方上獲得的權威，有時甚至超越了其在朝堂上的短暫榮光。” 附錄：書中主要案例家族對照表 地區/類型 家族名稱 時代 核心策略 結局/特點 宰相精英 真定韓氏 北宋 世代聯姻、嚴守門風 北宋中期頂級家族，延續性強 宰相精英 東萊呂氏 北宋/南宋 學術傳承、聯姻 跨越兩宋的學術官僚家族 地方精英 永康胡氏 北宋 由武轉文 地方勢力的早期代表 地方精英 金華王氏 南宋 科舉、地方慈善 典型南宋地方士紳 總結評價： 《權力關係》是一本優秀的社會史著作。它成功地將枯燥的家族譜系轉化爲生動的權力博弈故事。對於想理解“科舉社會”如何運作、中國古代官場裙帶關係如何形成、以及“皇權不下縣”背景下地方如何自治的讀者，本書提供了極具啓發性的分析框架。

書中柏文莉教授以科舉制度、婚姻網絡、經濟紐帶“三位一體”，論述宋代精英權力的生成機制。 唐宋變革之際，門閥衰落，唐代墓誌強調祖先世系，到宋代則轉向個人成就。尤其是宋代，隨着印刷術的普及，獲取知識的門檻降低，教育成爲新精英產生的生產力工具。但門閥轉向士紳以後，宋代的宰相家族呈現出三代衰變的跡象，需要持續通過科舉、聯姻等方式來鞏固既有地位。 另外北宋和南宋之間在政治、權力、精英多個層面表現出巨大的差異。北宋以開封爲單一的中心，都城可以吸納全國的人才，從而在周邊形成輻射聯姻，官僚體系也呈現開放性；而南宋因爲國土面積狹小，精英多紮根地方，道學興起，因此在地方出現多箇中心，形成了區域性的封閉式婚姻網絡。 作者還關注到女性在聯姻中的樞紐角色，女性在家族聯姻中常扮演決策者，婚姻網絡圍繞女性展開，從而引入“家取向”概念，血脈比家族對個人的成長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作者以2000餘份墓誌銘爲核心，綜合量化分析與個案研究，但侷限性是案例集中於婺州，又依賴墓誌文獻，難免使其理論要打個折扣。

《權力關係：宋代的家族、地位與國家》核心觀念與詳細思維導圖 一、全書核心觀念 本書是美國宋史學者柏文莉（Beverly Bossler）的代表作，屬於宋代社會史/區域史經典研究，和鄧小南聚焦朝堂政治文化的視角完全不同——它從精英家族的地位再生產切入，重新定義宋代的權力本質： 1. 權力不是單向的國家控制，而是國家與精英家族的雙向動態博弈 國家通過科舉、官僚體系吸納和調控社會精英；精英家族則通過科舉、婚姻、地方根基等策略主動經營、維持自身地位，二者互相依存又互相塑造，共同構成宋代的權力秩序。 2. 唐宋變革不是“門閥徹底崩潰、平民崛起”的簡單敘事 唐代舊門閥並未完全消失，而是轉換了生存邏輯：從靠血統世襲維繫地位，轉向靠科舉功名+婚姻網絡+地方資本的組合策略再生產階層優勢。宋代精英地位不再天生世襲，必須每代持續經營，否則就會衰落。 3. 南北宋是權力結構的關鍵轉折點 - 北宋：精英以中央權力爲中心，宰相家族通過聯姻、科舉深度綁定國家權力，追求全國性政治地位； - 南宋：精英轉向地方化紮根，不再執着於中央高官，轉而經營地方經濟、文化、公共事務，地方身份可脫離朝廷官職獨立存在，奠定後世士紳階層的基礎。 4. 婚姻網絡是權力維繫的核心樞紐，甚至重於父系宗親 高官家族通過互相聯姻構建政治聯盟，地方精英通過姻親編織地方勢力網；女性在家族聯姻中扮演關鍵決策者，母系、妻系的姻親資源，對家族地位的支撐作用不亞於父系血脈。 5. 宋代的社會等級是連續的流動體 不存在固化的世襲階級，科舉提供了社會流動的通道；但精英內部有精細的身份分層，階層優勢可以通過策略代際傳遞，流動與固化同時存在。   二、詳細思維導圖 總綱：問題與視角 - 核心問題：唐宋門閥崩潰後，宋代新的精英階層如何生成、維持地位？國家與家族之間是怎樣的權力關係？ - 研究對象：兩組對比樣本——北宋宰相家族（中央頂級精英）+ 南宋婺州（今金華）地方精英（地方中層精英） - 核心方法：社會史與政治史結合，以家族、婚姻、科舉爲切入點 - 學術傳承：在郝若貝“職業精英/地方精英”二分、韓明士撫州精英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更連續的權力光譜 上篇 宰相家族：中央權力中的家族策略（北宋） 第一章 唐宋轉型：從門第世系到個人成就 1. 身份敘事的轉變 - 唐代墓誌：重點記述祖先世系、門閥門第，身份來自血統 - 宋代墓誌：重點記述個人科舉功名、政績，身份來自自身成就 2. 舊門閥的轉型 - 五代戰亂沒有徹底消滅世家大族 - 老牌家族主動調整策略，從“靠門第”轉向“靠科舉與婚姻” 第二章 北宋宰相家族的地位再生產 1. 三大核心策略 - 科舉策略：家族投入教育資源，培養子弟應試；科舉是官位與身份的核心來源 - 婚姻策略：宰相家族之間互相聯姻，構建跨家族政治聯盟；姻親網絡對仕途的助力超過單純宗親 - 薦舉策略：高官援引有潛力的後輩，鞏固人脈網絡，同時維持階層開放性 2. 內在困境：三代衰變規律 - 沒有世襲制度保障家族地位 - 若連續三代無人中進士、無人出任高官，家族就會快速衰落 3. 典型案例：永康胡氏等宰相家族的興衰 第三章 皇權與宰相家族的互動 1. 宋初：皇室與宰相家族世代聯姻，互相依託鞏固統治合法性 2. 北宋中期：皇權通過科舉制度、人事任免調控精英階層 3. 雙向關係：宰相家族依附國家權力獲取地位，同時也通過人脈、家族網絡影響朝政運作 下篇 地方精英：地方權力的生長（南宋·婺州個案） 第四章 南北宋之際的轉向：精英地方化 1. 轉型背景 - 靖康之變，中央政權崩潰，政治風險升高 - 北宋黨爭衝擊，中央仕途不確定性大增 2. 核心轉變 - 精英的人生目標從“追求中央高官”轉向“經營地方根基” - 全國性政治地位的重要性下降，地方聲望、地方權力的重要性上升 第五章 婺州地方精英的生存策略 1. 經濟基礎：購置土地、經營地方產業，積累家族財富 2. 文化資本：推崇道學、創辦地方書院，建立文化與道德聲望 3. 婚姻網絡：地方大族之間互相聯姻，形成相對封閉的地方精英圈層 4. 地方權威：主導賑災、修橋、辦學等地方公共事務，建構地方社會領導力 第六章 地方身份與國家官職的分離 1. 大量地方精英擁有財富、文化聲望和地方影響力，但不追求進入中央官僚體系 2. 地方社會地位可以脫離朝廷官職獨立存在，形成“士紳”階層雛形 3. 國家權力對地方的滲透，需要藉助地方精英的合作，而非直接控制 核心專題：婚姻、女性與權力網絡 1. 婚姻不是個人事件，是家族之間的政治與資源結盟 2. 女性是聯姻的核心樞紐，常常參與婚姻決策，維繫家族間關係網絡 3. 母系、妻系的姻親資源，是家族地位的重要支撐，重要性不亞於父系傳承 結論：宋代權力關係的本質 1. 宋代的權力不是“皇權-官僚”的單向統治，是國家與精英家族互相建構的動態關係 2. 精英地位是經營出來的，不是天生的；科舉提供流動通道，婚姻與地方資本提供固化階層的手段 3. 北宋到南宋的轉型，是從“中央綁定型精英”到“地方紮根型精英”的轉型，深刻影響了此後中國基層社會的結構   三、和鄧小南《祖宗之法》的視角差異 維度 鄧小南《祖宗之法》 柏文莉《權力關係》 核心視角 朝堂政治文化、制度話語 社會史、家族與地方權力 權力主體 皇帝與士大夫官僚 精英家族、婚姻網絡、地方社會 核心邏輯 祖宗之法是君臣共同塑造的政治共識 權力是國家與家族雙向博弈的結果 關注重心 中央制度、政治理念、朝堂博弈 家族策略、社會分層、地方秩序

誠然,本書第二章開篇提供的統計數據顯示,許多宰相家庭非常成功地使子孫數代成爲高官。正如我們所見,這一現象在11世紀後半葉尤其突出。當時,參知政事韓億的兩個兒子韓絳、韓縝成爲宰相,呂夷簡之子呂公著、參知政事范仲淹之子範純仁、韓琦之子韓忠彥亦是宰相。但這一現象並不僅限於北宋:南宋時史彌遠既是宰相史浩之子,同時又是宰相史嵩之的叔父;宰相錢象祖是參知政事錢端禮的孫子;宰相趙葵則是一位從二品高官之子。 或許,對於一些高官家庭長盛不衰最有力的證明,是他們能夠平安度過宋朝痛入骨髓的政治創傷——殘酷的黨爭和北宋滅亡的能力。在開始討論宰相家庭如何延續他們的權力這個更普遍的問題之前,這兩種現象的影響值得考慮。

讀的精選版。 作者的第一手材料來自於墓誌（無一不屬於“精英階層”）及相關材料，她着重在唐宋兩代撰寫的風格區別、以歸納統計方法系統的研究“宰相”（除了皇帝之外最有權勢的人），以及以“婺州”一地爲樣本的“地方精英”的分析。 也許身爲女性作者的關係，她找到了一個相當獨特非常有意思且真實的視角，通過“聯姻”的方式，女性在宋代權力關係和社會地位中的“隱性作用”。 同時提出了地理空間對兩宋之間權力關係變化的重要性：從北宋的以都城開封爲核心的“中心化”，到經過了“靖康之變”大範圍劇烈變化之後的南宋的“去中心化”和“地方圈層化”…… ……以家族爲單位，官員階層利用姻親關係維持自己權力地位的途徑分三種：向上，把女兒嫁入皇家；“門當戶對”，同等級別之間聯姻通婚；向下，選擇已經或將來大有希望考取功名，以自身實力獲得一定政治資本和前途的“新貴”。 這些家族彼此之間織就了一張縱橫交錯的複雜的社會網絡，而政治特權則由後代（中的佼佼者）繼承和延續。 作爲新鮮血液輸入的“寒門子弟”，“才能”和“品格”可以在正式科舉之前，就形成聲望（明德）式的政治資本從而獲得“賞識”和“舉薦”，爲科舉助力甚至避開科舉這一殘酷的競爭，直接走上仕途，而這些策略又和前面的社會網絡是夾纏不清、互相助益的。 作者通過嚴肅史料和筆記軼事佐證和說明了這一複雜的關係。並且，總結出：“寒士——伯樂”的主題及其反映出的社會行爲對人們如此具有吸引力，這很可能源自宋代仕途通達的不確定性。 有權勢的高官和“新貴”家庭即有合作又隱含競爭，這一點在之後如何影響延續政治權力的長盛不衰的努力的敘述中多有體現，比如：黨爭、國難……勳貴人家因爲各種原因在官職上的沒落，爲“寒門之子”提供了上升的空位。在其後的章節中，以兩朝的宰相及其家族爲研究對象，做了數據上的整合和介紹了具有代表性且有趣的例子。 作者提到大量證據表明，族親對個人政治命運的影響通常不及外祖父或岳父的作用。從姻親關係來看，世宦家乃至皇室宗親的女兒，無論是“向上”或者“向下”，她們的擇偶標準和選擇權從來沒有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首先爲了延續甚至上升政治特權和社會關係服務的。 而締結姻親，作爲一種行之有效的策略，作者用一則軼事，生動地揭示了這方面的重要性：“宣撫使（從一品）安丙的孀婦、籤書樞密院事魏了翁女兒，軼事言及人們爭先恐後要娶這個孀婦爲兒媳，因爲他們認爲她與兩個重要家族有親戚關係是一種資產，而並未將她曾經已婚視作缺陷。” 地理因素是作者另外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兩宋宰相籍貫和居住地之間的差異，結合互相聯姻，變化爲“婚姻網絡的地理維度隨着政治地位的上升而拉大”，因爲他們總體傾向於“使其子女同社會和政治地位相似的家庭之人婚配”。此時，地理空間上的遠近似乎被放在遠遠談不上是重要的位置。即使作者反覆重申南北宋官員婚姻結構上的地理區別——北宋更多與“外地”結親，而南宋在本地尋找姻親的情況更普遍，但根據書中提供的例子和資料，官僚們締結婚姻的邊際依然是政治和社會地位帶來的人際關係的範圍，而非地理因素的遠近。 姻親關係和地理位置的複雜網絡以及兩宋之間此方面的差別，作者專門花了兩章篇幅以頗具代表性的人物案例做了細緻的對比，並且強調了宋朝政治地位的巨大流動性和隨之而來的不穩定性。和前面的唐朝相比，“才、德和運氣這些無形之物在決定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包括他或她在婚姻市場的價值）發揮着重要的作用”。 除去劇烈的改朝換代的影響不談，隨着科舉制度的逐漸完善，宋朝仕宦人家用以維持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的種種策略方式，很明顯一直被沿用至明清，作者舉出的個人例子，我們甚至可以在《紅樓夢》這樣的文學經典中找出極其相似的佐證。 這種巨大而快速的社會流動，也隨着在南北宋交替的戰亂影響、南宋的臨安作爲都城中心作用作用的弱化，在頗具代表性的婺州一地得到體現：南方的地方家族或個人如何“起家”，如何從本來的相對單純的社會力量深入廟堂之上從而進一步攫取到政治權力的。 不過，雖然作者注意到了各層官員（尤其是位高權重之人）在地理上與家族（旁支）、家鄉甚至姻親之間相對密切的紐帶關係，但關於官員之間的舉薦和提攜傾在地域上相較於異地是否更傾向“同鄉之誼”——所謂“鄉黨”是否見於兩宋，沒有提及。 最後的總結，作者宋代的社會變革是漸進式的，帶來這一緩慢變化的契機是經濟擴張、城市化和人口大量增長爲標誌的發展，以及科舉的進一步完善和制度化，而“另一個深遠的影響是全國文化整合——識字人口日益增多使整合成爲可能，科舉制度則使整合更加容易，而社會和政治網絡相互交織孕育了這種整合”。這一“成果”的後續也體現在其後的明清時期。

從新史學的角度來審視柏文莉的《權力關係》這本書，我們能更深刻地理解其學術價值和研究方法的創新性。這本書堪稱宋代社會史研究的一個典範，充分體現了新史學範式的特點。 以下是從新史學角度對這本書的分析： 1. 從“政治史”到“社會史”的轉向 · 傳統史學：關注的是宏大的政治敘事、典章制度、帝王將相的生平事蹟。研究宰相，可能更側重於其政治主張、政策得失和宮廷鬥爭。 · 新史學（本書）：柏文莉雖然以“宰相”爲切入點，但她真正關心的是這些宰相背後的家族網絡以及塑造這些網絡的社會結構。她將政治人物放回其社會根源中，探討的是“政治的社會基礎”。這實現了從描述“歷史上發生了什麼”到解釋“歷史爲何如此發生”的深層轉變。 2. “自下而上”的史學視角與精英羣體的再審視 · 傳統史學：通常是“自上而下”的，視角集中在頂層的權力核心。 · 新史學（本書）：本書巧妙地將“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 · 研究宰相家族是“自上而下”，看權力頂端的景象。 · 研究婺州地方精英則是典型的“自下而上”。通過觀察一個具體地區的精英如何產生、如何運作、如何與國家互動，揭示了宋代國家權力滲透到地方社會的具體機制。這使得歷史圖景更加完整和立體。 3. 問題導向與社會科學方法的融合 新史學強烈反對單純的歷史敘述，強調提出問題並運用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來解答。 · 本書的核心問題：在科舉制度導致官僚地位無法世襲的背景下，宋代精英家族如何實現跨代的地位延續？ · 採用的理論與方法： · 社會學（社會網絡理論）：書中對婚姻網絡的分析是重中之重。柏文莉通過大量數據，揭示了婚姻不僅是個人行爲，更是家族維繫和擴張其社會資本、政治資本的策略性工具。這直接借鑑了社會學的網絡分析。 · 社會流動理論：全書都在探討宋代社會是“開放”還是“封閉”的問題。通過分析宰相出身和其後代的命運，量化地研究了宋代的社會流動率，挑戰了簡單的“科舉造就平等”或“士大夫固化爲新貴族”的論斷。 · 個案研究（微觀史）：對婺州的深入研究，是一種微觀史學的方法。通過“深描”一個特定區域，來反映整個時代的宏大進程，避免了宏大敘事的空泛。 4. 對“長時段”與結構性變化的關注 新史學受法國年鑑學派影響，注重研究歷史中幾乎靜止或變化緩慢的結構。 · 本書的關注點：柏文莉關注的不是某個宰相的短期政策，而是家族作爲一種社會結構，在長達數百年的唐宋變革中，如何適應新的政治環境（科舉制），並發展出新的生存策略。她研究的是一個跨越數代人的、緩慢但深刻的社會結構變遷過程——即從依賴門第的“貴族精英”向依賴文化、政治和社會策略的“地方精英”的轉變。 5. 跨學科的資料運用與“史料擴張” 新史學主張“史料擴張”，即利用一切人類活動的遺蹟來研究歷史，而不侷限於正史。 · 本書的史料：柏文莉爲了回答她的問題，必然要超越《宋史》等官方記載。她大量使用了： · 地方誌：用以重建婺州地區的社會經濟背景和人物活動。 · 墓誌銘、行狀、文集：這些私人文獻包含了關於婚姻、親屬關係、財產、社會交往等官方正史忽略的寶貴信息。 · 族譜：儘管需要謹慎考證，但族譜是研究家族世系和婚姻網絡的核心材料。 這種對多樣化史料的挖掘和互證，是新史學研究的典型特徵。 總結 從新史學的角度看，《權力關係》不僅僅是一本關於宋代宰相和婺州精英的書，更是一次精彩的方法論實踐。 它展示瞭如何： · 用新的問題（社會流動與家族策略） 去審視舊的題材（政治精英）。 · 用新的視角（自下而上、社會網絡） 去重構歷史圖景。 · 用新的方法（社會科學理論、個案研究、量化分析） 去處理舊的史料。 因此，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在於其關於宋代社會的具體結論，更在於它爲我們提供了一種研究中國帝制時期社會結構的成熟範式，極大地推動了宋代社會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它完美地體現了新史學將歷史學從“敘述的藝術”轉變爲“分析的科學”的追求。

先說三點不好: 一是外籍漢學家著作中普遍存在的“隔”，各種層次與維度的“隔”，畢竟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完全不同的思維。主觀或潛藏的邏輯裏的。很難避免，也很難一一列舉。 而作爲旁證或反證，便是日本人的研究之作往往無此類感覺。 二是此冊史料的不完整與不一定具備代表性(從所存的墓誌與少量文集等爲主)，導致得出的一些結論令人生疑。畢竟，作者是想去研究當時的整個社會的橫截面與縱剖面。 三是本冊的圖表在“微信讀書APP”裏全是亂碼。 再說此冊之好: 一是研究我家鄉，親切-雖然隔着千年。 二是作者附錄參考書目等資料，以後若要看宋史，很可以用，極有參考價值。大大點贊一下外國學者寫書作文的嚴謹與規範。 三是命題、立意與切入角度都良不易，也有新意。一個外國學者，要從千年萬里之外來蒐集婺州的殘存墓誌與一些文集史料，結合正史來研究彼時之社會，了不起。 四是總體上還是循着史料講話，立論也平和。 而關於墓誌的“諡美”等等也考虎到了-當然，形成了一個悖論:一方面因其諡美而不可信，一方面又因無從選擇只能信它。 另外，本冊也有一些錯別字。

本書以兩宋宰相家族和浙江婺州地區本土精英家族爲研究對象，以宋代家庭親屬關係、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三者交互聯繫爲研究主題，通過大量史料展示出南北宋時期士大夫如何從唐朝以來的貴族精英轉變爲政治精英和地方精英，如何通過科舉、婚姻、經濟紐帶相互扶持以鞏固和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

柏文莉先生通過對大量唐宋墓誌碑刻的蒐集整理、以及歷代文集的對照分析，梳理了宋代宰相級高級官員、中級官員以及地方精英的家族成員的姻親網絡，“重新審視宋代社會地位、政權與親屬關係之間的互動”。她指出： “宋代‘地方精英’的出現看起來是一個持續漸進的過程”； “兩宋高級官員的思維方式與官職低微抑或身爲布衣的地方人士的思維方式,他們之間的差別遠小於人們的通常理解。他們看似截然不同的社會行爲,體現的並非(起家、守家)策略的不同,而是同一種策略在不同階層的另類表現形式”； “識字人口膨脹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宋代史學轉型。隨着人口膨脹,識字之人的數量同樣劇增。他們本人入仕希望渺茫,但覺得值得記錄和閱讀那些並無功名之人的日常瑣事。在南宋以及明清,這一發展與道學的日益流行密切相關,我認爲,這同樣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宋代史學記載的狀態”； “見於宋代史料中的史學轉型,是兩個互相關聯過程的結果:人口中識字但非官員成分的膨脹,以及後世類似之人對於宋代記載的選擇性保存。前一過程導致關於南宋社會仕宦以外史料的激增,而第二個過程則導致關於南宋朝廷的史料存在大量空白。合併後的結果則掩飾了宋代大多數社會變革連續性的特點”； “宋代文化精英膨脹帶來的另一個深刻影響是全國的文化整合——識字人口日益增多使整合成爲可能,科舉制則使整合更加容易,而社會和政治網絡相互交織蘊育了這種整合”。 上述觀點還有書中的其它觀點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另外，要感謝本書譯者劉雲軍先生的精準翻譯。順便在微讀和百度都搜索了一下劉先生的相關資料，劉先生是宋史領域的研究者，目前有《呂頤浩年譜》和《內憂外患：東封西祀一場空》兩本專著，準備蒐羅來看一下。 再就是通過此書進一步激發了我想研究一下程朱理學或者說道學的發展歷程，準備對本書中提到的一些參考書目進行學習，如包弼德 著《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田浩 著《朱熹的思維世界（增強版）》、《功利主義儒家——陳亮對朱熹的挑戰》、《文化權力與政治文化：宋金元時期的〈中庸〉與道統問題》。FLAG立在此處，不知何時能讀完。本書和上述幾本書有4本書均收入劉東先生組織選譯、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系列”，特此對劉先生和該出版社致以敬意。

本書大部分中心主題均圍繞這些婚姻現象展開,主要討論宋代家庭,研究關於宋代家庭之間的親屬關係——包括父系親緣,特別是婚姻和姻親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