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發展與趨勢（2020）

—— 讀近幾十年來中國史學界的研究成果，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中國學人自信的不斷增強。1988年秋天，在後來大名鼎鼎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序言中，劉東先生寫到，“我們不僅必須放眼海外去認識世界，還必須放眼海外來重新認識中國；不僅必須向國內讀者移譯海外的西學，還必須向它們系統地介紹海外的中學”憂心忡忡溢於言表。讀《清史研究發展與趨勢（2020）》，看一衆中國學者縱論海外中國學短長，原來早已今非昔比。 海外中國學，天然立場不同。隨着對於海外中國學的瞭解越來越多，今天的中國學人已經能夠分辨出其與傳統中國學觀點的異同，辨析其底層邏輯，品評其水平優劣。讀《清史研究發展與趨勢（2020）》，名爲清史研究，實則可以一定程度上概覽海外中國學源流脈絡，收穫非常之大。 新清史強調用滿族的視角來看待清朝，認爲中國只是漢人的國家，清朝皇帝不是中國的統治者，進而提出“中國”只是“滿洲帝國”的一部分，認爲，清朝是帝國主義的帝國，滿清入主中原是征服吞併而非入主統一。在《清史研究發展與趨勢（2020）》一書中，國內學者對新清史的諸多觀點從各個角度展開討論，當然，主要是批駁。以下簡述。 一、清朝是否中原王朝？ 清朝是否中原王朝，要看清朝自己如何看待，中原如何看待，周邊民族如何看待，而非今天的西方學者如何看待。清朝的統治者，從立國伊始，就對中華歷史一脈傳承的政統和道統表示自覺認同，並一再強調自己的政權是中華政統和道統合法、合理的承繼者。清朝承繼明朝政治制度，傳承漢家文化傳統，祭拜明陵、黃帝、孔子，滿清皇帝當然自認其是與唐宗宋祖一樣的中國皇帝。 在西藏統治者寫給清朝皇帝的信中，常常稱清朝皇帝爲“轉輪王”、“文殊菩薩化身”。在藏傳佛教當中，轉輪王是佛教對統御一方、護佑佛法的理想世俗君主的稱呼，而文殊菩薩化身，必須先爲中原之統治者，方可獲得此稱號。統御漢蒙藏三地的忽必烈，被稱爲“轉輪聖王”、“文殊菩薩化身”，而其後的元朝、明朝皇帝，也常常被冠以“轉輪王”或“文殊菩薩化身”稱號。在對朝鮮和日本等國曆史的考證當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現象，清朝被視爲典型的中原王朝。 至於以漢族爲主體的中原人民，早已將滿清的崛起視爲正常的王朝更替，否則南明哪裏會這麼容易被消滅。 由此，結論顯而易見。 二、滿清入主中原是征服吞併？ 第一，東北滿清龍興之地自古便是漢地； 第二，滿族是一個在歷史中生成的民族共同體，除了包括海西、東海等女真部落外，還包括索倫、達斡爾、錫伯等民族，也包括蒙古族與漢族。追溯滿族先世，已有四千多年曆史。“滿民族作爲一個區域性民族共同體，其各部族、民族成員的形成過程，是一個逐漸發展、逐漸吸收和融入其他民族的歷史過程。” 由此可見，滿族並非外來民族，滿族入主中原，不能以現代國家之間的征服、吞併等而視之。 三、清朝是什麼樣的“帝國”？ “帝國最基本的特徵，依照通常的解釋，是其好戰和對外擴張的特性以及由此所帶來的疆域的多層次和不穩定，其意識形態的世界主義取向，其人口構成的多族羣、跨文化特徵，及其對其屬地、殖民地或朝貢國的間接統治及奴役和剝削關係” 按照這個標準來審視清朝，多族羣、跨文化特徵，疆域的多層次是可以對應上的。但清朝300年，在邊境地區其實是保持了長期和平的，並沒有體現出不斷擴張的傾向。滿清對於蒙古、新疆、西藏的疆域整合，更多是爲了加強對於核心區域的控制，令核心區域處於戰略優勢，而非出於對極限擴張的渴望。滿清的疆域概念是相對明確的，清朝統治者對於哪些領土由自己控制，有着清楚地認知，即便是對於海外，也一直恪守着明確的界限。朝鮮等朝貢國與滿清的關係也談不到奴役和剝削關係，以至於在與日本的戰爭中，西方國家不能接受朝鮮是清朝屬國，而是將朝鮮作爲一個獨立國家對待。 這些同與不同，只能說明我們並不能將清朝進行簡單歸類。也許，我們可以將清朝視爲一個“介於傳統軍事帝國與近代主權國家這兩極之間的一個‘疆域國家’”。可能正是因爲如此，清朝雖然沒有能力對抗近代歐洲財政軍事國家，但又能展現出一種非同尋常的韌性，以維持自身的存在和疆域的完整。 四、爲什麼要反對“漢族中國論”？ 從中國人的角度，我們當然要反對“新清史”的一些觀點。換一個視角看待歷史，當然有其價值所在，但正如書中所說，美國史家，絕不會從印第安人的角度去書寫美國史，大英帝國的“內”，也不可能不是英倫三島，對於局部的認知，不能影響對於整體的判斷。 但我們同時還要反對漢族中國論，這同樣是一些西方學者的觀點。強調漢族中心，反而會讓“滿族中心”、“蒙族中心”有了空間。在民族主義國家誕生之前，“中國歷史語境中的‘華夏’概念，從來不是族屬意義上的，而是文明意義上的”。強調“漢族中國”，不僅僅是對歷史的背叛，還會爲分裂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思潮提供思想武器。 “中華民族不是某一個民族同化他族形成的，而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涵化過程中形成的。”在這個過程中，漢族起到了載體和聯繫核心的作用，各個民族都是中華民族的主人。一些西方學者的不理解，是非常荒唐的，他們爲什麼不去強調黑人不是美國人呢？ 另外，在我們閱讀近代歷史的過程中，要非常注意當時的國際環境與今天已經大不相同。 “根據當時西方國際法學家的解釋，‘半文明’國家不適用於‘文明’國家的國際法，也不是‘文明’的‘國際社會’中的平等成員，而這正是歐洲列強與之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法理依據。”今天一些學者批評清朝不能遵守不平等條約，所以導致損失更大利益，這種觀點，其實反而是不符合今天的主流價值觀的。蘇格蘭法學家詹姆士·洛裏默在其《國際法概要》（1883年）中談到國際承認時，將人類社會按“文明”程度分爲三個等級性區域。他說：“人類作爲一種政治現象，以其現狀可劃分成三個同心圓區，即文明人類、野蠻人類和矇昧人類三個區域。”野蠻人類和矇昧人類的權力自然與文明人類不可同日而語，也就絕不可能談什麼現代文明世界的規則，進攻乃至於屠殺自然也就不足爲怪了。 所以，要看清，近代西方的很多價值觀，早已被今天的世界所摒棄。今天的我們普遍認爲再弱小的國家，也不能被強國欺壓凌辱，即便是太平洋上或者是非洲的原始人，也有與我們同樣的人權。 認識到一些西方人腦子中，可能還殘留着近代落後思想餘毒，可能有助於我們理解今天的世界形勢。 【思考歷史學的發展方向首先應該重溫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主要包括：求是的傳統，也就是追求真理的傳統，探索歷史規律的傳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求真的傳統，歷史研究是科學活動，必須講證據、講規範、講方法，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去僞存真；經世的傳統，歷史研究與其說是面對過去，不如說是立足現在，面向未來。經世不但是研究目的，而且是職業道德、科學精神，體現了知識分子以學問回報社會的高尚情操和莊嚴責任感，正如章學誠所指出的：“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在歷史上，求是、求真、經世是密不可分的，它們是中國史學世代相承的學術精神，從不同的側面賦予了中國史學理性而充滿活力的學術特色。】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一些西方漢學家認爲中國學者只能提供歷史材料，理論則由他們來建構。一些漢學家在研究中國歷史的著作中只是引用《考古》《文物》這些雜誌，很少引用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這就暗含着一種學術傲慢。但在20世紀，伯希和與羅振玉、王國維的接觸中，並未有這樣的態度。王國維去世後，伯希和立即把他的成就介紹給西方學術界，如今一些新秀漢學家忘記了他們的老師們對待中國學者的態度。讓東方學回到東方，漢學研究回到其故鄉，這是很自然的。中國學者在絕大多數有關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上居於世界領先地位，這是不可否認的。當西方漢學家的著作被翻譯成中文時，當其學術著作在中國出版時，他們就應接受中國學者對其研究的討論和拷問，漢學家們必須對此做好準備。】

非常過癮 含金量很高 權威性也很強 對於清史進階學習和清史基本定性都非常有幫助 只可惜沒搜到2019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