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十二講

2023·24《明史講稿》By 樊樹志本書是樊樹志老先生給復旦大學研究生開的明史專題的講座。講座分12集，各主題下面細化觀點，彼此衝突或者對立。這是因爲講座重在啓發，羅列對立的資料，可以讓學生回去之後，翻閱查對自證。不提供標準或唯一答案，重在啓蒙啓迪。 作爲線上旁聽（閱讀），梳理一下： 第1講：朱元璋如何處置功臣良將，保護權柄。朱元璋可謂是中國歷史上出身最爲卑微的皇帝，他從一個討飯的和尚。逐步成爲起義軍的偏將，依附作爲叛軍首領的丈人，最後成爲明朝的開國皇帝。在開始的時候，他能夠以謙卑的姿態招攬各路人才。但到了他成爲皇帝的時候，或者是出於他自己回顧權利得來的不易，也可能是擔心子孫後代，如何保護江山。他對功臣幾乎是一網打盡，反覆進行了各種手段的清洗。 之前以爲明朝是以恢復宋朝爲追求，聯合民族大義（非現代概念）。但是明朝一代和宋朝是截然不同的，即使這兩個都算是漢族士紳所擁護，或者是爲統治依託基礎的皇朝。因爲朱明一朝對於武將是不信任的，這個和宋朝有點相似，兵權不外放，但是他對於文官也是極爲不信任的，這個和北宋截然相反。 明朝有非常龐大的宦官系統和特務系統就是爲了保障皇權的穩固，而這種特務機制之下造成的反向效果，就是無論在武將或者是文臣，他們心中並不會把朱明一族家族的這個利益放在首位，雖然在表面上依然是把皇帝高呼萬歲，放在心中卻是沒有的。 這種情況在崇禎皇帝煤山上吊清兵入關之後，就特別明顯：各地的明朝將領，無論文武很大概率，以一個很小的抵抗的代價就和清兵協商投降，投靠了清朝。即使是那些還在擁立明朝朱元璋後代的官紳或者是武將，目的不爲了延續朱明王朝的統治，只是藉着朱明王朝這樣的一個大旗來謀取自己的實利，這種情況是在明朝後期（南明朝）是非常普遍的，包括鄭成功也是這樣一個情況。 朱元璋還有一個搞笑（可悲）的事情，是建國初期頒發了很多免死，免罪鐵劵給功臣，但幾乎無一倖免，也沒人能夠用得上：無論是否真的有罪。明朝這種對待功臣良將的大清洗不是獨有的，基本上所有的皇帝在登臺前和登臺後的表現是截然相反的。在朱明王朝，藍玉案也好，劉伯溫也好，胡惟庸也好。只不過是名字更換，然後在歷史的規律當中重新在發生一次。 這個是皇權的誘惑，也是皇權的特質。 第二講 皇權的爭奪，在朱明王朝發生了兩次。 最大的一次是朱元璋死後他的繼承問題，本來是沒有爭議要傳給他的孫子建文帝。可是朱元璋的四兒子朱棣不同意這樣的一個安排，他有奪取皇權的野心。所以朱棣就以靖難的名義向建文帝發起了進攻，進行奪權。當然在這之前建文帝也已經先聲奪人。用削藩的名義把其他他的叔叔背的潛在的競爭者逐步清除。 或者是由於建文帝麻痹大意，還是朱棣先生奪人更勝一籌，總之在這個互相爭奪的過程當中呢，後來是朱棣燕王奪取了皇位。而建文帝不知下落。 皇權的突然變更，不只是勢力的此消彼長，而更重要是國家政策的走向。 例如朱元璋是保守近於鎖國，到了朱棣完全開放，六派鄭和下西洋，而朱棣之後又重新閉關。 第二次就是土木堡之變 土木堡之變禍起宦官，當朝精英近乎全軍覆沒。 明英宗，明代宗兩代君主，以及中間夾雜的于謙等統帥團隊，經此一變，改拓展爲內防，明長城就是自此修建起來的。 第三講是關於鄭和下西洋。 明朝的海禁以及朝貢體系是前後互相矛盾的，甚至是彼此截然相反的。皇權的（驟然）變更，國防，外交的政策天翻地覆大調整。 在朱元璋延續到燕王朱棣這個時期過程當中還是以向外宣揚明朝的實力，軍事實力，經濟實力的朝貢招輔體系爲主要的對外關係政策。所以呢就派鄭和七下西洋去東南亞，甚至到中東遠至非洲進行明朝國力的展示，招撫四方。 這當然不是現在國際貿易的一種雛形，而是國力的展示，或者皇帝個人的喜好。這其中的矛盾就在於明朝當時的經濟實力，並不足以說以鋪張浪費的代價來展示實力。可是爲什麼明朝特別是朱氏宗族要這麼執着於派鄭和七下西洋。這當中牽扯到一個國庫和內庫的區分。對於國庫來講，它是沒有這樣的一個預算，或者說把這筆本來應該用於民生，用於國防的這麼一筆費用，放在裝飾國家的門面方面。但對於皇帝來講他不在乎。他通過派遣這些以宦官鄭和統帥的團隊七下西洋，在心理層面他得到了莫大的滿足，同時把在他眼裏可能看來用不上的那些綾羅綢緞，糧食或者說其他的一些物品（因爲都是收支搜刮民脂民膏。或者是民間進貢，那這些不值錢的東西，在他眼裏沒有什麼特別值得留戀的東西）換取南洋那些他心裏想要的東西，所以在他皇帝的眼裏來看，是一個合算的買賣，甚至是不在乎的買賣。 就是拿民脂民膏換取內庭的收入，還可張顯皇帝聲威。皇帝既然都已經首肯了，經手的這些太監臣僚們肯定願意呀，用的不是他的錢換來東西呢，自己可以分一份。何樂不爲？。 這種的裝點皇帝門面，實際是中間操作的臣僚中飽私囊的行爲，並沒有同期帶來民間貿易的良性發展。 後來或者是國力不足以繼續延續這種鋪張浪費的朝貢，也或者是因爲在各種財政支出有更急迫的需求之下，朝貢體系逐步停止。但民間貿易這種大的趨勢卻是不可再遏制。因爲對外的聯絡是民間，特別是沿海地區進行謀生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途徑了，因此帶來海上走私貿易商人轉爲海盜的矛盾的產生。 通過政府的，正式的貿易體系本來就已經要徵收高額的關稅，而且還被層層盤剝。民間的貿易通過海上的貿易慢慢就更多地轉向地下。這種矛盾在政府進一步嚴控或者禁止之後，催生了更多以海上走私貿易爲生的海盜。 講起明朝的海盜很多都會把它指向是日本的倭寇。認爲是日本，由於迫切需要跟明朝進行貿易，從而強行通過海盜甚至是衝到沿海地區進行掠奪的方式。但其實這當中的大部分都是明朝自己的子民，只不過是因爲對外貿易的通路被堵塞了。只能採用走私貿易的方式，並且寄生在日本的島嶼或者是中國沿海島嶼作爲根據地，形成了實力不容小氣的一種一種軍事對抗的局面。 第四講 晚明中國的全球化貿易。 既然對外貿易的這種潮流不可遏制，而且實實在在正在發生。明朝已經成爲當時全球貴金屬流入最大的流入國，也是全球貿易最重要的產品輸出國。以白銀爲例 中國輸入中國的白銀已經佔了世界白銀產量的1/4或者1/3。 所以當時是中國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經濟中心。白銀的產地有日本和美洲，中間的販賣者是歐洲的貿易商人。通過從東亞特別是中國販賣絲綢，瓷器到西方，如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後來興起英的國，法國。 進行牟利的早期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商人把這種貿易獲利的信息傳遍了整個歐洲大陸。以此帶來了兩個不同的結果：第一是對於西歐大陸，通過類似東印度公司這種合約形式的實驗，把合約與拓展精神貫徹到了更深的社會，經濟，政治體系當中。讓普遍的歐洲人產生了東方是一個富饒可以輕易獲取更多財富的拓殖目的地，吸引了後來更多的探險者前來獲取更多利益的。 也給這些東方古國帶來了心理上的衝擊，和國防備戰的壓力。 非常可惜的就是明朝即使坐擁這麼多貴金屬，也沒有把它同等的用在發展經濟科技，或者是軍事這些方面。這些貴金屬絕大部分變成了各種獲利階層的財富象徵藏之於室，而沒有像我們今天所能夠體會到的放在各種投資或者說科技升級等等方面（當然條件是否具備要更冷靜看待，此處只是倡發幽情），所以明朝的全球性貿易僅僅是停在表面。而且這種全球性貿易隨着後來海禁的開展，變成了軍事安全重於貿易需求，又反過來激發了和歐洲遠程貿易商人的矛盾。在求財不得的情況之下，這些貿易商人就需要採用更多的軍事掠奪的方式來取得貿易上面的投入或者是盈利。明朝的這種貿易現狀從歷史的長鏡頭的角度來看，也是催生後來列強要往東方去拓職。入侵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歷史開始階段。國運的調整，命運的齒輪就此開動。 別人打我們，當然是別人的不對，但是除了譴責之外，更主要還是內練武功。 第五章 明朝的思想。文化藝術主要的一些成就。 拋開皇權本質，明朝延續宋朝，依然是以儒教儒學作爲整個國家思想的核心。在本講中舉了如李夢陽，康海這些古典的儒學大家事例爲證。 但明朝的思想創新最深刻的，還是王陽明的心學，以及前導者陳憲章。他們對於傳統儒學最大的挑戰就是懷疑精神。跟以往熟讀聖賢書背誦四書五經，或者一切依從古籍爲評判依據不同，王陽明提倡從心來判斷周圍，建立起東方版的唯心主義。能夠以懷疑態度作爲學術研究這當然是對思想解放的一個重大推力。而王陽明之後的後繼者，如李贄，更是顛覆傳統儒家對過往歷史人物的固有評價重新提出了有別於當時主流的見解。可惜這種新的見解是不能夠被當時社會所接納，李贄爲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可見思想解放的代價是多麼的重大。 明朝在文學藝術方面主要是兩大成就。 第一就是在明朝，小說得到了重大發展。如《西遊記》（明中期萬曆)，《水滸傳》（明初嘉靖) 還有《三國演義》（元末明初)，都是在此期間成書。說明了市井文化蓬勃發展，印刷技術，紙張成本各方面的條件下。 另外比較熟知的就是如江南四大才子唐寅，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和徐楨卿。唐伯虎牽扯到科考作弊案，一生沒有拿到功名，此後他縱情於詩酒之間，反而激發了創作才情。。 祝枝山背後總有一大批追債的人，所以他的形象或者真如《唐伯虎點秋香》裏面的被追債的老賴。 文徵明是四人當中活的最長，甚至活到了快90歲。 最後的一人徐楨卿並不是青藤老人徐渭，徐文長，而是另外一個不太知名的徐楨卿。 徐渭的一生，在明朝藝術史中可圈可點。他從早年以幕僚的身份爲胡宗憲做軍師，倒臺之後，陷入牢獄。與目前藝術史還不能夠得出確切原因的考慮。徐渭，徐文長在牢獄之災的幾年之中，也正是他正當中年之時，接近瘋狂癲狂的面貌和狀態。 幸運的是，在他中年已過的53歲，終於理智恢復正常。經過慘淡的人生。和殺妻入獄等重大人生挫折之後，他創造出大寫意的中國畫新技法，被後來的鄭板橋，張大千，齊白石等追捧，而名揚中國畫藝術史。 第六講 張居正與萬曆新政 在黃仁宇《萬曆15年》的書中，把能臣張居正和萬曆皇帝之間的師生，君臣關係，描繪分析的非常透徹。 縱觀明朝。兩個政治和經濟的高峰期。第一個是鄭和七下西洋，第二個就是張居正的萬曆新政。 首先在思想控制方面，推翻言官把持輿論的傳統，實行一言堂。 其次是在皇帝的權力支持下，徹查全國田畝。堵塞貪污漏洞，整頓吏治。 財政經濟改革的成效顯而易見，在張居正主政時期，明朝財政赤字顯著消除。萬曆時期成爲明朝最富有的一段時光。 但張居正私德不行，加上因爲各種改革的推行，得罪太多既得利益者。連海瑞都感慨。張居正是工於謀國，拙於謀身。 張居正的成功正是說明在皇權集中制的體系下，所有的改革成功是上下一心的結果。而張居正的失敗也說明皇權和相權的平衡，非常困難。經過建朝初期的功臣大清洗，以及閹黨儒生等形成的各種派系紛爭，皇帝和他的成員們形成一種非常奇特的共生關係。皇帝不信任他的臣僚，臣僚也並不真正忠心於皇帝。在太平盛世，大家相安無事，各取所需。到了兵荒馬亂，王朝危機時刻就出現太多臨陣叛逃。 第七講 耶穌會士與西學東漸 隨着貿易商人的往來，西方基督教向外傳播的神職人員也隨之進入東方中國和日本，其中最爲人知是利瑪竇。 利瑪竇能夠結合中國儒教，並改變基督教偶像崇拜的原則。允許中國信衆尊奉祭奠先祖。他認識到要在中國進行傳教，首先就要先影響並轉變上層有知識的中國人信教。他穿儒生冠服，熟學中文。以先進的天文知識和鐘錶等機械設備，來打動和說服中國的有識之士和上層人士。 在他的影響下，中國也出現了，如徐光啓這些既通曉中國傳統儒學，又接受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官吏。 和當時較先進的歐洲進行早期接觸的科技啓蒙運動，受海禁等國防政策影響，非常可惜的停止了。也正是因爲這些先進的技術只是停留在上層精英，而沒有通過資本的轉化落地到民間，技術啓蒙運動的傳播後繼乏力。 第八講 1590年代的朝鮮戰爭 歷史進程中總是有太多偶然性，和在此之上產生的必然結果。 日本在相當於明朝萬曆年間的時期，實際統治者轉爲豐臣秀吉，他有建立以日本爲核心的東亞國家構想。在此思想之下，他開始攻佔朝鮮半島，並寄望於盡快打敗明朝軍隊，佔領整個東亞大陸。 雖然整個戰役與封臣秀吉的死亡而終止，明朝卻因爲屢次海禁，加上朝鮮戰爭的拖累，更降低對外貿易和對外接觸的意願。這讓之前所提到的技術啓蒙以及先進技術通過商貿轉入民間的可能性進一步降低。 第九講 東林書院 東林書院和東林黨與北宋時期的元佑黨人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都曾在處於政治打壓成爲黨派鬥爭的犧牲品。但東林黨本身如元佑黨人並不存在，他們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政治性質上面的宣言。被稱爲東林黨，是因爲以魏忠賢爲核心的閹黨。給東林書院這些積極的分子羅列了108個人的名單。這就北宋黨爭時期，把蘇東坡等人刻入元佑黨人碑形式類似。 歷史上因爲閹黨的罪大惡極，同時就把對立面東林黨人拔高了。但是東林黨人後來翻身執政之後，也只是追求表面的政績清名，並沒有做出什麼挽救明朝與危難的作爲。例如東林黨第二代核心，明末的錢益謙，柳如是的丈夫。 這種政治上的互毆，帶來的國家統治上的混亂，往往被歷史上的清名所誤導。 第十講 魏忠賢閹黨專政 魏忠賢是宦官干政歷史當中非常突出的奇葩，他本身不識字，是成年成家後才淨身當宦官，攀附着明熹宗的奶媽，乳母，迅速輝煌騰達。 魏忠賢手下有非常多的孝子賢孫。雖然他是宦官。對他的吹捧，到了偶像崇拜的頂峯:生祠。 從魏忠賢的畸形被崇拜側面說明明朝皇權的畸形發展: 皇帝荒於朝政，矇在鼓裏，文臣武將也不予揭破，只是附和。 魏忠賢的倒臺也非常奇特和迅速。 崇禎皇帝一上臺，馬上派出特務官兵前往追捕。此時，魏忠賢正在退休回鄉的路上。 魏忠賢的徒子徒孫並沒有爲他誓死搏鬥，能做到的最大孝順就是給他送來密報，魏忠賢在接到密報之後，在投訴的旅店當中懸樑自盡。 由於皇帝縱容而造成的閹黨獨大，同時就打壓了以東林書院爲核心的東林黨人，這種局面是明末黨爭白熱化的表現。 國家統治忽左忽右，彼此勢如水火不容。 第11講 明朝安內與攘外的兩難選擇 明末皇帝崇禎朱由檢算是一個勵精圖治，行爲果斷的君主。但他的命確實不好，同時也因爲不信任身邊的文臣武將。最終落得吊死煤山。亡國之君的下場。 崇禎初年起源於陝西黃土高坡的民變，滾雪球般聲勢逐漸浩大，李自成率領大軍向北京進發。 而此時崇禎皇朝面對的是內憂外困。在關外努爾哈赤率領的清軍磨刀霍霍，新任的兵部尚書楊嗣昌 提出必先安內方可攘外的方針: 集中兵力先打擊退李自成的起義軍，同時以優厚的歲幣，安穩北方的滿洲清軍。 但無論是時局不如計劃也或者是因爲崇禎皇帝本身的猜疑性格導致，他把精銳部隊依然留在靠近北方滿洲駐防，又沒有能夠及時擊退李自成和張獻忠的起義軍。最後錯失遷都南京，保留明朝統治的機會。 張岱對於崇禎一朝滅亡有精闢分析: 指出“先帝”兩大失誤。一是過分吝嗇宮中內帑，導致九邊軍士數年無餉，何以羈縻天下？二是“焦於求治，刻於理財，渴於用人，驟於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覺有一番變革，向後思之迄無一用”。一言以蔽之，叫作“枉卻此十七年之精勵”。 明朝的滅亡原因，責任推到崇禎皇帝身上，當然有失公允。不過他的統治，整體就是凸顯三個字:瞎折騰。 崇禎皇帝還是有幾個能打仗的武將的。就是，結局都不太好。比如袁崇煥，被碎屍萬斷。洪承疇，祖大壽，吳三桂先後投奔滿洲清軍。皇帝既然不相信自己的文臣武將，以自身利益爲考慮首選的將領當然只會見風使舵。 第12講 明朝文臣的代表錢益謙 明末清初 東林書院派文壇領袖，在崇禎朝17年四度爲官，南明朝因爲舉劍馬士英，阮大年鋮等閹黨成員，被自身東林黨人所唾棄，南明之後投入清朝，又擔任了一年的官職。 以傳統的儒家忠君愛國，或者是民族氣節的角度，他無疑是一個反面典型。 但他的一生其實就是渴望從政，升官，卻因爲書生氣太足而玩不轉政治，反被政治所玩弄。直至被政治所拋棄，這是文人從政的悲劇樣板。 無論是在崇禎時期前，他處於東林黨和閹黨兩派之中的漩渦中心數次起伏，又被數次排擠打倒。還是在南明朝中，爲了迎合當時手握實權的馬士英，寫下號召全體東林黨人與閹黨和解的文章，他都以一個書生式的天真，想以“委曲求全”的方式，獲得相應政治地位。 說他戀棧權位也好，說他貪圖政治清名也罷，最終的歷史評述是由勝利者的所描寫。像他這種，仕途進取屢戰屢敗，常常站錯陣營，除了拿來當反面典型，沒有更大作用了。

明初風雲變 🖊️ 《明史十二講》的第一部分爲我們呈現了明朝初期的風雲變幻。從淮西走來的貧民皇帝朱元璋，一路逆襲，登上皇位，開啓了大明王朝的輝煌篇章。他的故事就像是現代的草根創業成功案例，從一無所有到坐擁天下。“靖難之役”後的明朝政局更是動盪不安，燕王朱棣把侄子趕下皇位，這就好比一場激烈的家族企業權力爭奪戰。在這個過程中，各方勢力角逐，權謀之術盡顯。七下西洋，揚天朝國威，鄭和的壯舉如同現代的大型國際文化交流活動，向世界展示了明朝的強大實力。土木之敗則讓明中期政局發生了重大轉變，就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遭遇重大挫折，不得不重新調整戰略。 明中多故事 🖊️ 明朝中期也是故事多多。差強人意的成弘治世，讓我們看到了明朝在經歷了一些波折後的短暫穩定和發展，如同企業在困境中找到了一條相對平穩的發展道路。明武宗與“豹房政治”，這位皇帝的獨特愛好和行爲方式，就像是一個任性的企業領導，做出了一些讓人意想不到的決策。“大禮議”與明代官僚隊伍的大撕裂，這場爭論如同公司內部的重大分歧，各方爲了自己的利益和觀點激烈爭吵。王陽明與“左派王學”的出現，爲明朝的思想領域帶來了新的活力，就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創新的理念和方法。 明晚多波折 🖊️ 明朝後期更是充滿了戲劇性。怠墮貪婪的萬曆皇帝，就像一個不務正業的企業老闆，導致企業逐漸走向衰落。多災多難的短命天子，命運多舛，如同企業在困境中不斷掙扎卻難以擺脫困境。事事關心的東林黨議，展現了當時文人的擔當和責任感，就像企業中的一些有識之士在努力爲企業的發展出謀劃策。有“道”無“福”的崇禎帝，雖然努力想挽救明朝，但最終無力迴天，就像一個努力拯救瀕臨破產企業的領導者，卻無奈大勢已去。利瑪竇帶來的“西學東漸”，則爲明朝帶來了新的思想和文化衝擊，如同企業在困境中接觸到了新的發展機遇。 讀完《明史十二講》，給人一種穿越時空，夢迴大明的奇妙之感。這本書就像一道豐盛的歷史大餐，呈現了明朝的十二道獨特“風味”。從平民出身的開國皇帝到荒唐偏執的帝王，從腥風血雨的官場鬥爭到先進的“西學東漸”，彷彿一部精彩的歷史大劇在眼前上演。對於我們現代人來說，明朝的歷史就像是一面鏡子，讓我們看到權力的爭奪、人性的複雜和文化的交融。它提醒我們，在追求夢想和權力的道路上，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不忘歷史的教訓。

看了一半，有些失望，不讀了。 內容淺近通俗，以論代史，學術性低，很多地方的考證（劉基之死、建文帝蹤影、王直褒貶等）並不能完全使人信服，野史資料大量使用，說服力不強。 我明史著作所讀不多，只能用不同斷代史研究大家作比，竊以爲本書專不如田餘慶，博不如鄧廣銘，若僅作爲明史通識讀物，曉暢又不如當年明月，讀之無味，棄之可惜，實在雞肋。 總而言之，作者雖爲大家，但本書學術性低，失之於淺，消遣尚可，所獲實少，有志於學者，不如不讀。 僅我一家之言，見仁見智吧。

開頭就講朱元璋“驟登大寶，缺乏自信，疑神疑鬼”，已經奠定了作者輕佻的寫作風格，這種作者不看也罷。文科生爲什麼不好找工作，原因就是因爲他們的師傅都是這種玩意兒啊

—— 《明史十二講》是樊樹志老師在明史課程講稿的基礎上整理而成。所謂十二講，其實就是樊老師選擇的十二個角度，其中既有重要歷史事件，也有經濟社會現象，還有重要歷史人物。筆法簡練生動，觀點毫不含糊，讀了非常受益，一些對於明朝模糊的認識得以清楚。 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幾點思考，以下簡述。 一、朱元璋的暴虐，邏輯何在？ 元朝的倒下，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系統性的嚴重腐敗。朱元璋熟悉基層情況，對這一點有很清楚的認識。朱元璋痛恨貪腐，對治下官員錙銖必較，動輒挑筋、剁指、刖足、斷手、刑臏、鉤腸，甚至是剝皮填草，就是意圖整治官場風氣。 第二則是統治傳承的需要。太子朱標勸朱元璋不要殺人太多太濫，朱元璋將一根長滿刺的樹幹仍在地上，讓朱標撿起來，朱標面露難色。朱元璋這才說，我正在爲你除掉樹幹上的刺。 後者，針對的是勳貴元老，前者，針對的則包括了大量基層官吏，兩者出於不同的邏輯，不能混爲一談。 朱元璋晚年認識到了自己的問題，特別在《皇明祖訓》中留下一段話，希望子孫皇帝不要“法外加刑”。但明朝官員待遇太差，這種情況之下，只靠高壓打擊，除了導致人人自危，還是無法解決官場腐敗問題。 到了靖難之變時，開國功臣已被朱元璋屠戮一空，燕王起兵，建文帝“無一人爲攔門之犬”，這才真是報應不爽。 二、真的奴化了嗎？ 建國十年，朱元璋廢除了中書省。朱元璋說，誰敢再提議任命宰相，殺頭！ 朱元璋建立了檢校和錦衣衛，這些特務機構的使命，就是監視滿朝官員。 廷杖據說源於東漢，金朝和元朝普遍實施，但到了朱元璋手裏，才真正成爲官員們的噩夢。大棒是用包上鐵皮的慄木製成，鐵皮之上還有倒鉤，褲子要扒掉，一棒下去，順勢一扯，血肉橫飛…… 朱元璋繼承了很多元朝的做法，很多研究者提出，皇帝與官員的關係主奴化，與此有關。 那麼，可以對明朝官員簡單以皇帝奴才視之嗎？可能，沒有這麼簡單。 一次，朱元璋在閱讀《孟子》時，讀到“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大爲不快。決定廢去孟子在孔廟的“配享”地位，並且聲稱：如有臣下反對此議，以大不敬論處，立即命令御前武士射殺。刑部尚書錢塘，抬了棺材進宮，冒死進諫，並且袒露自己的胸膛，聽任武士射箭，大聲喊道：“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朱元璋見他態度誠懇，當即命令御醫爲他療傷，不得不撤回廢除孟子“配享”的聖旨，退而求其次，下令刪改《孟子》，由一班儒臣把《孟子》中有礙皇權的字句，諸如“諫不聽則易位”，“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之類的段落一概刪去，編成一本《孟子節文》。特別要強調的是，政府並沒有禁止《孟子》全本在民間發行，只是規定，在科舉考試中，不允許涉及到刪節的部分。 崇禎朝滿人圍困松山、錦州長達兩年時間之久，朝堂之上皇帝與大臣議論和戰之策，崇禎來了一句：“可款則款，不妨便宜行事。”結果輿論沸沸揚揚，言官們各種不滿、彈劾。於是只能作罷。戰事不利，朱由檢動心把首都遷回南京。結果遭到朝堂上大臣們的各種反對，於是皇帝只能選擇死守北京。李自成就要打過來了，形勢危急，朱由檢想調動部隊“勤王”，內閣首輔、兵部尚書百般辯解，反對徵調。“內閣大臣提出許多具體問題來刁難：寧遠放棄後，山海關如何防守？撤退的軍民如何安置？一定要遼東的總督、巡撫、總兵提出實施細則，纔可以行動。薊遼總督王永吉、遼東巡撫黎玉田、總兵吳三桂先後表態支持皇帝的調令，陳演等大臣依舊拖拉敷衍。二月初八，太原陷落，京師震動。薊遼總督王永吉、順天巡撫楊鶚聯名上疏，提請徵調吳三桂保衛京師。朱由檢把王、楊的奏疏給閣臣陳演、魏藻德過目，兩人相對愕視，一言不發。退出宮來，兩人竊竊私語：‘上有急，故行其計，即事定，而以棄地殺我輩，且奈何？’他們的內心獨白是：‘無故棄地三百里，臣等不敢任其咎。’”結果是李自成打進北京，崇禎掛到樹上，吳三桂的部隊纔剛剛進了山海關。 朱元璋殺了胡惟庸，撤了中書省，廢除了宰相制。各個部門，高級官員，全部直接對着皇帝負責。這工作量實在是太大，即便是以朱元璋的勤奮，也根本扛不住。於是沒過兩年，便設立了殿閣大學士，幫助皇帝處理朝政。到了朱棣當了皇帝，大學士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漸漸的便開始以“內閣”來稱呼，大學士便成了“閣老”。朱元璋哪怕是千防萬防，但明朝還是出了如嚴嵩、張居正這樣權傾一時的大臣。 看來看去，覺得儒家還是牛逼的，秦漢唐宋元明，在君主、權相、外戚、權宦們堅持不懈的打擊之下，傳統的科層制政府，儒家大臣們居然還可以對皇帝形成有效制約。 當然，也就是僅此而已了。 失去了宰相這個外朝中樞，當朝堂之上不再有強人來發揮協調樞紐的作用，朝政就會陷入黨爭和無休止的扯皮。儒家也沒有能力拿出更好的解決方案。 三、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歷史的真實 樊老師在書中提到了一件事情。2005年，浙江麗水和南京師範大學的兩名教師，趁着夜色，帶着斧頭和榔頭來到安徽歙縣，熱血沸騰地將刻有王直名字的墓碑和刻有日本人名字的‘芳名塔’砸毀。 在本書“海禁·朝貢·走私·倭寇”一講中，樊老師認真的介紹了“倭寇王”王直的故事。中國人提到倭寇，無不咬牙切齒。但今天的我們已經知道，倭寇的出現與明朝封禁海外貿易有關，倭寇的成員甚至是首領都以中國人爲主。王直，一個投身海外貿易的知識分子，直到死，都希望明朝能夠開放貿易，希望自己得到皇帝的赦免，做個陽光下的生意人。在被胡宗憲砍頭時，王直嘆息，沿海的老百姓，要受苦了。果然，失去了“倭寇王”的制約，倭患愈演愈烈。 記得在讀宋史的過程中，看到一個掌故。歐陽修爲范仲淹作《神道碑》，寫到呂夷簡起用范仲淹時說“二公歡然，相約平賊”。範純仁（范仲淹之子）堅決否認，請歐陽修修改。歐陽修堅持說這是他親眼所見。最後，範純仁擅自修改了碑文，拿了拓片送給歐陽修。歐陽修大怒，說“非吾文也！” 後人推測，歐陽修是有感於當時嚴重的黨爭，希望通過這篇文章，鼓吹樹立良性的政治風氣。 歐陽修的表達，背離了歷史真實，但符合當時的價值觀。這種背離，其實反而體現了時代精神。 我們今天看到的歷史，其實是傳統價值觀的總集。所有的歷史結論，不會改變已經發生的一切，但將影響未來。 認識到了這一點，我們有時可以從時代精神去反推當時的學者爲什麼會如此表達。進而，我們可以做的是，用今天的時代精神，重新認識歷史，重新定義歷史。 時代在前進，我們的時代精神也在不斷被賦予新的內容。如果我們今天還要去砸掉王直的墓碑，那纔是愧對華夏民族的史學傳統。 四、民族主義是個重要的觀察緯度 中世紀的歐洲，與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有諸多相似之處，趙鼎新先生認爲，之所以歐洲沒有形成如中國秦漢的大一統局面，民族主義的興起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在明末滿族入侵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試着從這個角度來玩味其中的一些現象。 崇禎十七年農曆三月十九日，朱由檢上了樹，那天，李自成進了紫禁城。第二天，之前堅決反對朱由檢“南遷”、“勤王”的陳演、魏藻德便拜謁李自成，要改換門庭。三月二十二日，朱由檢的遺體被發現，和周皇后的遺體一起停放在東華門外茶庵的蘆蓆棚內，李自成賞了口柳木棺材。兩個和尚唸經，四五個太監守靈。明朝大臣們揚鞭策馬而過，對帝后的靈柩連看都不看一眼。 後來滿清打進山海關，打過長江，明朝兵敗如山倒，明朝大臣望風而降，幾乎看不到什麼像樣子的抵抗。一些人在南明小朝廷當官，存的是提高身價，有利於未來投降的打算。 明末大臣們爲何如此表現，很多學者做過分析，常見的觀點有二，一是明朝皇帝對待臣子太苛刻；二是明朝大臣的道德水平低下。 有道理，但不全面。 爲什麼這麼說呢？多爾袞攝政後，下旨“剃髮易服”。結果清朝統治區反抗蜂起，導致多爾袞只得宣佈政策暫緩。直到一年之後南京被攻克，多爾袞才繼續推行這一政策。在這個過程中，江南爆發了大量起義，就是爲了對抗“剃髮易服”令。清朝以大屠殺回應這些反抗，比如江陰八十一日、嘉定三屠。 異族統治可以，但“剃髮易服”不行。這體現了當時的中國人認爲，文化傳統要比民族區別重要的多。朱元璋曾經說，“昔胡漢一家，胡君主宰”，“邇來胡漢一家，大明主宰”。既然明朝承認元朝是正朔，那天命有變，滿人來做皇帝，又有何不可呢？ 沒有民族主義的民族，確實缺少了一種很重要的力量。 先寫到這裏吧。

垃圾中的戰鬥機，通篇帶着主觀情緒寫歷史，外國的都是好的，東林做什麼都是對的，壬辰倭亂的明朝軍隊一無是處，等等。也不知道這人是怎麼當上教授的。

本書從明朝近三百年的歷史中挑出十二個最精彩的片段來講。從朱元璋的鐵腕集權到朱棣的“靖難之役”，從張居正力挽狂瀾的改革到東林書院裏的文人風骨，再到晚明與世界的碰撞，每一講都像一個獨立的故事，卻又串起了整個王朝的興衰脈絡。作者沒有堆砌枯燥的史料，而是用生動的細節和通俗的語言，讓歷史人物活了起來——比如唐伯虎的灑脫、魏忠賢的猖狂，讀來彷彿身臨其境。書中還特別關注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側面，比如“倭寇”背後的海禁政策矛盾、白銀流入如何影響明朝經濟，讓人看到歷史的多面性。對於想了解明朝歷史又怕專業書太晦澀的讀者來說，這本書既有趣又有料，讀完能對明朝有個清晰又立體的認識。

整個明朝給人的感覺是帝國初期設想的壞局都應驗了，什麼天子守國門，什麼東林硬漢，什麼父父子子忠君愛國，都是特殊背景下的產物，只是被裹挾着一些骯髒的政治交易！

很推薦的一本明朝歷史入門讀物。 全書並非是對明朝歷史的時間線性排列講述，而是從這200多年的歷史中選取了十二個專題，用專題串聯時間，用專題講述王朝。只是爲了更好的作爲普及讀物，樊先生刪去了四講。 剩下的十二講裏可以說包羅了明代大部分值得一講的內容：明朝是如何建立和滅亡的，明代的皇位繼承問題，明代的軍事力量以及戰爭中的文武協調問題，明代的經濟貿易以及海禁的施行和開放，明代最具代表性的改革，明代最具代表性的黨爭等等。 太史公著《史記》，實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換句話說，著史者雖然要盡力做到中立不帶任何個人情感的記述，但還是要有個人的理解在內的，不然太史公也不可能在每篇後面都加上一句“太史公曰”。這本書中樊先生也提出了很多他個人的見解和理解，比如東林非黨等等。這些我們可以先不用管對不對，首先不同的觀點就可以印發我們的思考，在思考中就可以對“這個命題正確與否”提出自己的理解，真理自然越辯越明。這纔是我們讀史真正的目的所在。

封建體制，王朝興衰，百年讀書人的休慼榮辱，也都只繫於高高在上的皇帝一家，深刻體會，這種體制下，都是惴惴殘喘而已。 文人有修身報國的節操，爲自己私利，也能將諾大的朝廷國家弄得烏煙瘴氣。有人值得敬愛，有人讓人恨不得穿越去打人。 何以如此？無論皇帝還是文人，都首先是人而已，有慾望，有私心，有親疏，有感情用事，有偏聽偏信。只要人治爲主，封建時代，就沒有好時候。皇帝沒那麼快樂逍遙，臣子總是提心吊膽，只總是苦了黎黎百姓。 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