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間的國家與祠祀：以國家和南方祀神之風互動爲焦點

“王權沒有永恆”，無論憑藉武力 血脈還是天授神權，藉以位列凡人之首，王權的聳立與坍塌都不過轉瞬之間。那麼作爲“永恆存在的諸多神袛”呢？本文給出了一個有趣的答案。     本文題材偏冷門但確非常有趣，對中國唐宋兩代間國家與祠祀、地方神袛關係的變遷做了詳細的梳理和背後因果的探究。與普通宗教視角下有所不同，中古時代中國民間信仰除了體系化的佛釋道外，大量以廟祀等形式存在的民間信仰散落其中，既有民間因功感恩而立，更有怪異靈驗山川湖河。就這些民間信仰與神袛與國家的關係而言，本文找到了一個有意思的切入視角，由於唐代經濟與文化政治中心位於傳統的中原地區，中原一帶民風習俗開化較早，民間信仰土壤並不充沛，且唐王朝作爲大一統朝代，其制度與文化上的自信使得其從地方到中央官員對民間祭祀活動（除個別淫祠外）處於漠視與兩無互動狀態，少數的如泰山封禪等中央與神袛的互動，也並沒有造神或崇神，與藉助許多神明的威望塑造王權相比，漢唐的封禪甚至更像一場以表演爲目的的自我追認。中央政府在信仰上關注的更多則是體系化的宗教活動，對其統治根基與財政根基進行挑戰的各種力量，而非散落民間的廟祀信仰。  強大的政府，統一的疆域以及以北方知識分子爲主體的官宦結構，都是有唐一代對民間祭祀信仰漠視與淡漠敵意的根源。 而這一情況，在接下來另一個大一統王朝宋朝發生了變化，北宋時期，無論是對西北封疆大吏（如范仲淹衝氏等）立祠建廟，還是對吳越本地信仰的逐漸正視，都說明除了對以往體系化佛道宗教的重視外，地方信仰第一次大規模走上朝堂，這其中相對於唐一代的變化，本書認爲主要有兩點原因，一是隨着北方持續的戰亂與南方經濟的不斷發展，南方知識分子大規模走上北宋統治中央舞臺，因此也帶來了南人視角下的民間信仰；二是由於五代十國中南方長期的分裂，導致各地割據王權都以擁抱本土信仰作爲自身合法性與權威的來源，從而刺激和加速了地方信仰的在地與體制化。以上倆論點，本文則通過南宋一代中央與地方信仰更大程度上的互動找到了更多的證據，南宋一代中國經濟 政治中心的徹底南移，使得中央以賜廟額，賞神爵的行爲介入地方信仰更發普遍，而被賦予官方色彩的信仰則爲地方民間信仰在全國範圍內的流動提供了可能，不再使得民間廟祀信仰拘泥於一地。典型例子如城隍廟信仰由於地方神格被納入政治秩序的一部分（旱澇天災不光是地方官的責任，更是當地神袛治理不力的表現）而擴散至全國。但作者同時也指出，中央對地方信仰的介入，並不是另立神袛的過程，而絕大部分都是在地方祀典名錄的基礎上進行封賞，通過王權 封爵下鄉的形式與民間信仰神袛發生關係，而對地方祭祀典之外的各種“淫祠”，則甚少有所互動，特別是對地方一些落後的習俗與無功無德受崇拜的偶像，更是進行了堅決的打擊，因此中央在對地方信仰進行良性互動時，也將自身的價值觀與統治秩序進行了植入，更有意思的是，儒家思想影響下的士大夫也開始漸漸推崇對先哲和當代信義之士進行神話與立廟祀的方法進行引導和崇拜。本文中有意思的地方還有，無論是官方引導的祭祀或者民間信仰，出發點與落腳點都甚爲功利，祈求是否靈驗，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神袛地位的高低，與其用虔誠來形容這些各式各樣的民間神袛信仰，還不如將其作爲一面面直映凡人的明鏡。 也正是如此，和那些反覆訴說來世輪迴的神袛不同，這些成長於斯地的信仰，依舊是服務於現世，這是爲何會多言及“酬神”而非“祭神”的原因，也正是王權與神袛能夠產生良性互動的根本原因。      王權自然沒有永恆，而這些泥塑的神袛們呢?

本書考察唐宋之間國家與祠祀信仰關係的變化，有一點和既有研究不同。筆者認為，此時兩者的關係涉及國家對祠祀活動的態度和作為根本性的變化。就在宋代，我們也看到另一種令人矚目的歷史變化：朝廷和士大夫官僚階層開始主動通過大量的祠祀活動進行政治操作。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宋代開始大量出現的旌忠廟和賢人祠。前者是通過建祠賜額的方式表彰為國死事的忠臣，後者則是以建祠的方式表彰儒家理想的賢人典範。以往這兩種祠祀因官方色彩濃厚，很少進入學者討論國家與祠祀關係的視野，然而，如果稍微鳥瞰宋世以後旌忠廟與賢人祠的發展便會發現，祠祀在近世政治文化領域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 宋代以後，官方大規模以祠祀操作政治，有三種現象說明此一歷史變化：一、出現承載特定政治價值和政治理念的祠祀類型，例如旌忠廟、羣賢祠；二、湧現出大量從無到有的創祠旌忠、祀賢之舉；三、官方開始積極操作祠祀，對地方社會傳播政治價值和理念。 宋代以後，朝廷不僅大規模涉入祠祀信仰，同時也出現積極以建祠立祀操作政治行動的變化，這意味著此時統治階層對祠祀的態度和作為，已經發生重大的變化。明白此點，我們是否應該考慮重新審視唐宋之間國家開始大量涉入地方祠祀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