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緯度叢書·秦制兩千年：封建帝王的權力規則

看完了。這個作者的書也也也也賊多[捂臉]我真的服了（羨慕）你們這些高產的淵博的人。本書選取的16個歷史橫斷面，既呈現制度的連續性，也揭示每一次演變的來龍去脈。整體可歸納爲四大階段、六條主線。 ​​1）奠基期：商鞅—韓非的法家藍圖​ 1. ​​第一章​​（商鞅的理想國、韓非的理想民）：以“國富而貧治、民愚則易治”奠定中央集權與等級控制的理論基座，強調外儒內法的雙面性。 ​​2）秦制確立與震盪​ 1. ​​第二章​​（胡亥亡國的技術分析）：展示嚴刑峻法與官吏—新民未馴化導致的迅速崩塌，說明制度化傷害是秦亡的結構性原因。 2. ​​第三章​​（白馬之盟的玄機）：劉邦借“無爲而治”與“白馬之盟”暫時偏離法家軌道，形成“外儒內法+諸侯制”的混合體。 ​3）漢代及以後的“迴歸—修正”循環​ 1. ​​第四章​​（遊士消亡與秦制迴歸）：漢武帝以“求賢詔”“罷黜百家”重新把遊士排斥出權力核心，秦制再次抬頭。 2. ​​第五章​​（西漢知識界對秦制的批評）：鹽鐵會議與《鹽鐵論》（我還沒看[破涕爲笑]），讓知識分子首次系統檢視秦制弊端，提出“天命—人事”雙重視角。 3. ​​第六章​​（天下歸心與天人共棄）：王莽以“復古禮”贏天下卻因改革傷及利益而速敗，揭示理想化改制的風險。 4. ​​第七章​​（皇權、宦官與士人）：東漢外戚、宦官、士人三足鼎立，暴露秦制在晚期對利益集團的高度依賴。 ​​4）制度“進化”與最終崩解​ 1. ​​第八章​​（如何自羣雄中勝出）：袁紹、曹操對比凸顯資源汲取能力決定成敗，爲魏晉南北朝奠基。 2. ​​第九章​​（控制與汲取的“進化”）：科舉、鹽鐵官營、均田制等不斷強化中央對人與財的控制，也不斷製造新的矛盾。 3. ​​第十章​​（王朝的盛世潛流）：唐玄宗、太宗的“盛世”背後是沉重徭役與隱逃，顯示繁榮與危機並存。 4. ​​第十一章​​（另一個造極之宋）：宋代物質文明高光，但“百代之利”“仁宗無仁”揭示皇權與士紳、財政之間的深層張力。 5. ​​第十二章​​（明太祖猛於虎）：朱元璋以極端手段重塑秦制，強調“猛”治官、吏、民和思想，奠定明代高壓政治基調。 6. ​​第十三章​​（東林輓歌）：東林黨與宦官、皇權的衝突折射出晚明黨爭與財政困局，也說明思想輿論開始成爲政治力量。 7. ​​第十四章​​（雍正密摺治國）：密摺、正面/反面榜樣並用，把科舉官僚徹底馴化爲皇帝個人工具，同時皇帝本人深陷丹藥與自困。 8. ​​第十五章​​（同光中興的邏輯）：1861 年政變、恭親王與慈禧的有限改革、洋務與立憲嘗試，顯示清帝國仍在秦制框架內做修補。 9. ​​第十六章​​（清王朝滅亡的原因）：西狩、新政、諮議局等連鎖反應削弱中央權威，地方督撫與士紳崛起，最終在辛亥革命中秦制走向終結。 ​​六條主線​​ 1. ​​理論奠基​​：商鞅—韓非的法家國家觀。 2. ​​暴力奠基的秦帝國​​：嚴刑峻法與快速崩潰。 3. ​​漢代“外儒內法”混合體​​及其內部張力。 4. ​​隋唐至明清的“進化”​​：科舉、財政、監察不斷調整，但汲取與控制邏輯不變。 5. ​​盛世表象與民生痛苦​​的結構性矛盾。 6.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修補與終結​​：同光中興及清末新政無法挽回秦制頹勢，最終在辛亥革命中崩解。

本書是一本反思“秦制社會”的力作！秦制社會的特點無非包括：無止境地強化皇權；無止境地汲取民力；無邊界地監視官僚百姓；追求臣民的原子化偏平化；任用酷吏，奸佞當道；因循守舊，沒有社會活力，反進步；從而創造週期性的顛覆和重建，生靈塗炭，社會生產力遭極大破壞。 如果說秦制有什麼優點，那就是創造了一個世界史絕無僅有的蒼老無進步的“木乃伊”式的社會。可惡的是，有人還引以爲傲。

總結:毫無疑問這是一本私貨滿滿的書，從頭看到尾，可能會顛覆你對絕大部分歷史人物或者事件的認識；作者全篇圍繞秦制這一核心思想去闡述，佐證，應該說絕大方面我都是認可的，給我提供了一個全新看歷史的視角，當然也有一些觀點不是很認可，尤其是明代那一章，但是整體很不錯，還是給出推薦的評價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在科學技術日益發達，生產力高度發展的今天，用當今的目光審視任何國家的任何朝代，恐怕其制度都是千瘡百孔，漏洞百出，學會去僞存真，辨證的看待，批判的接受；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歷史已證明了這一點，當時社會，只有法家思想才能做到統一中國諸侯割據！ 法儒之爭自春秋戰國伊始，法家思想始終佔據主導地位，李悝，吳起，申不害，商鞅，韓非，樂毅，劇辛，李斯等，在戰國七雄中尋求變法，而秦變法最爲徹底而取得統一，而所謂的焚書坑儒使法儒正式對立，戰敗國的貴族集團對秦亦是恨之入骨，當然亦有秦二世的荒誕不經，趙高卑微無恥，在王翦六十萬大軍南拒百越，北有蒙恬四十萬大軍抗擊匈奴，咸陽空虛輕易被滅！我想這應是“天下苦秦久矣”和“暴秦必亡”的根本原因吧！ 漢立國後，以董仲舒爲代表的儒家佔據上風，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弟子司馬遷編《史記》，法家及秦被貶一無是處！無人提及統一貨幣，文字，度量衡，車同軌，秦直道，郡縣制留下的輝煌，對歷史的向前推進留下不可磨滅的功績！ 中國的封建制正式形成於公元前11世紀，結束於秦朝統一六國之後，也就是始自周朝建立，止於秦統一六國。 中國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指政治制度，經濟上的土地私有制要開始於戰國時期，結束於土地改革。）正式開始於公元前221年，結束於公元1911年。也就是自秦朝建立開始，至清朝滅亡結束。 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權力遊離於土地關係之外，地主個人一般不享有西方封建領主的政治特權，政治權力由國家行政機關掌握，形成了集中統一的、由專職官吏管理的中央集權制。政治權力的運行方式，西方實行等級制，中國實行官僚制。封建地主階級利用宗教化的意識形態對勞動人民進行思想統治。在西方，宗教與教會佔有特殊地位，政教合一比較普遍，宗教在麻痹勞動人民，維護領主制經濟和分封割據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國，封建地主階級把儒家思想宗教化。並與以族權爲核心的宗法思想相結合,整個社會形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思想與制度。統治階級以此調整本階級內部關係和統制、壓迫勞動人民，維護封建統治秩序。 批判的接受歷史，辨證的看待歷史，去僞存真，同時空的分析、研究，才更具有說服力吧！

1.文獻引用太過於侷限，史料支撐單薄到可以忽略的程度，讀的時候直覺作者不是史學出身。 一查，果然。騰訊系歷史專欄作家。 2.犯了媒體人愛聳人聽聞的錯誤，用文筆掩蓋了很多推理上的邏輯漏洞，本書內容其實各大歷史學家已經探討得很全面了。 3.引導情緒的動機大於闡述問題本身。 僅我本人而言，我厭惡暗戳戳的影射行爲。 能說明白就說，說不明白就別說。 這捅咕一下那兒捅咕一下，是不是覺得自己老機智老嘲諷老帥氣了？ 總結：聰明但懶惰的作者，下意識的壞。 判決：逐出出版界得了。 作者適合跟渤海小吏去嗶哩嗶哩battle，最好再開一個充電月度會員，你真不適合搞學術。 PS：個人看法，非常偏激，別噴。 提前給大家磕頭。

讀《秦制兩千年》見帝制底色，悟時代新章 ——破盛世迷障，照千年正道🌙🏡 諶旭彬的《秦制兩千年》，從不是一部平鋪直敘的歷史讀本，而是一柄淬了史料鋒芒、凝了邏輯重量的解剖刀，直直剖開帝制中國兩千年的肌理，讓那些被正史裹上錦緞的制度真相，裸露出最本真的底色。翻讀此書，最振聾發聵的，莫過於戳破了“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的盛世幻象——原來被奉作圭臬的治世榮光，不過是秦制邏輯下，皇權登頂、官僚分肥、百姓匍匐的權力圖景，是“國強民弱”的極致演繹，是兩千年帝制跳不出的宿命輪迴。 秦制的核心，從來都是深入骨髓的“弱民馭民”，自秦掃六合定一尊，這套以君主集權爲根、官僚代理爲爪、利出一孔爲術的制度，便如附骨之疽，貫穿了此後所有王朝更迭。漢承秦制，文景二帝的“輕徭薄賦”被史書大書特書，可撥開文字的迷霧，三十稅一的田賦不過是浮於表面的虛名，算緡告緡的財富掠奪、鹽鐵專營的資源壟斷、豪強士族的土地兼併，早已將底層百姓的生存空間擠壓殆盡。農夫終歲勞作于田畝，卻連糟糠都難果腹，稍有天災人禍便家破人亡；而皇室宮苑的犬馬，竟能食粟米而肥，官僚階層藉着皇權的廕庇，層層盤剝，坐享其成。這所謂的“治世”，不過是皇權對官僚集團的適度讓利，換來了對百姓更隱蔽、更高效的汲取，百姓越柔弱，越無力反抗，權力的秩序便越穩固，這便是秦制盛世的底層密碼。 被贊爲“海晏河清”的貞觀之治，不過是秦制的精緻化升級。李世民“納諫如流”的姿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慨嘆，從來都不是對民本的真正敬畏，而是對統治術的深刻洞悉；科舉取士打破了門閥壟斷，卻非爲了階層平等，只是爲皇權篩選出更忠誠、更馴服的官僚代理人。國庫的充盈支撐起征伐四方的赫赫武功，長安的繁華見證着帝王的無上權威，可底層民衆依舊是權力鏈條的最末端，是徭役的承擔者、賦稅的繳納者、秩序的順從者。他們的“安”，不過是在皇權高壓下的被動隱忍，是“寧爲太平犬，莫做離亂人”的無奈，所謂盛世，與普通百姓的福祉，從來都是兩條平行線。 至於那被稱作“落日餘暉”的康乾盛世，更是秦制馭民術登峯造極的產物。康熙的寬仁、雍正的勤勉、乾隆的雄才，最終都指向同一個目標——皇權的絕對集中。文字獄錮住了思想的火花，保甲制鎖住了人身的自由，密摺制掌控了官僚的言行，整個社會被打造成一座沉默的牢籠。人口的激增並非民生富足的證明，只是“重農抑商”下百姓被束縛於土地的無奈結果；疆域的遼闊亦非文明強盛的標誌，而是無數底層民衆的血汗堆砌的帝國榮光。當西方世界正藉着工業革命與思想啓蒙奔向現代，秦制下的大清，卻在對百姓的層層束縛中，耗盡了最後的生機，這盛世的繁華，終究只是少數人的狂歡，藏着萬千百姓的心酸與卑微。 兩千年秦制，王朝更迭如走馬燈，漢承秦制、唐襲漢規、明清循古，看似各有革新，實則從未跳出“汲取—崩潰—重建同構”的循環。所有的盛世，不過是這循環中“汲取適度、馴服有效”的短暫階段，一旦權力的汲取越過了百姓的承受極限，便會迎來王朝的崩塌，而新的王朝崛起，又會迅速撿起秦制的工具，重新開啓新一輪的輪迴。這無解的困局，根源便在秦制的本質：權力無約束，民衆無權利，國家的強大，始終建立在百姓的貧弱之上。 直到1945年的延安窯洞，一場跨時代的對話，才劃破了這千年的歷史陰霾。黃炎培先生的“歷史週期率之問”，直指秦制的核心癥結，而毛澤東同志給出的答案，字字千鈞：“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纔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纔不會人亡政息。”這一回答，是對秦制兩千年邏輯的根本顛覆，秦制以“馭民”爲核心，而窯洞對以“靠民”爲根基；秦制追求皇權的絕對集中，而窯洞對倡導權力的人民監督；秦制的國強必然伴隨着民弱，而窯洞對的初心，是讓國強與民富同頻共振。 從窯洞對的“人民監督”，到新時代的“自我革命”，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在探索跳出歷史週期率的道路，而現行的制度體系，更是對秦制的徹底摒棄，對窯洞對初心的堅定踐行。我們打破了“利出一孔”的壟斷，讓市場的活力與社會的創造力充分釋放；我們堅持依法治國，用制度劃定權力的邊界，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我們堅守“以人民爲中心”的發展思想，從脫貧攻堅到共同富裕，從醫療教育的普惠到民生福祉的提升，讓發展的成果真正惠及每一個人。如今的國強，從來不是建立在民弱的基礎上，而是百姓的日子越過越紅火，國家的根基才愈發穩固；如今的安定，也不是百姓的被動順從，而是人民成爲國家的主人，主動參與到國家治理中的共建共治共享。 讀《秦制兩千年》，不是爲了沉湎於歷史的批判，而是爲了看清歷史的陷阱，守住當下的正道。它讓我們明白，那些以“盛世”爲名，犧牲民衆利益的權力遊戲，終究會被歷史拋棄；而唯有以人民爲中心，讓權力受監督，讓民生有溫度，才能真正跳出歷史的週期率，走出一條長治久安的道路。這便是這部書跨越時空的價值，讓我們在回望千年帝制的底色時，更能珍惜當下的制度選擇，更能堅定前行的方向。 ——✨書海星辰📚

本書“秦制兩千年”通過經濟、軍事、文化等維度，展示兩千年帝制運行邏輯，說明王朝循環興衰的深層根源，並反思底層民衆長期困苦的原因。揭示帝王權力規則，理解中國封建政制如何延續兩千餘年。

讀完《秦制兩千年》，合上書的那一刻，心裏只剩下一種很涼的清醒： 我們過去熟悉的歷史，大多是被包裝過的道德故事； 而這本書，拆掉了所有粉飾，把兩千年統治的底層邏輯赤裸裸攤開。 我印象最深、最顛覆認知的，是這幾條： 一、盛世從不是賢君創造，而是死人堆出來的。 以前總以爲，貞觀之治、康乾盛世，是皇帝仁厚、治理有方。 書裏卻冷酷地指出：每一個盛世的起點，都是上一輪改朝換代的人口銳減。 土地沒變少，人少了一大半，於是人均土地變多、社會暫時安定。 所謂盛世，不過是亂世之間的喘息；哪怕在盛世裏，依然有飢餓、有流離、有易子而食。 史書只寫天下太平，不寫底層血淚。 二、蜀漢的繁華，是靠通貨膨脹搶來的。 最讓我意外的，是劉備、諸葛亮治蜀的真相。 以一州之地連年北伐，靠的不是仁政，而是發行“直百五銖”，用官方通貨膨脹，悄悄稀釋百姓財富，支撐戰爭機器。 諸葛亮越是軍紀嚴明、社會安定，汲取效率越高，百姓被“溫柔地盤剝”，卻還要稱頌千古賢相。 三、越是秩序鬆動、快要亂世，反而越顯得繁華。 這是我讀完最震撼的一點：真正穩定、管制極強的時代，往往冷清、壓抑、毫無浪漫可言。 嚴格的坊市制度、嚴厲的宵禁，一到夜裏，街道空無一人。 而我們印象中燈火通明、夜夜笙歌、自由熱鬧的“盛世景象”，比如《長安三萬裏》裏李白與友人徹夜宴遊、市井放縱的畫面，其實都出現在朝廷控制力下降、管制失效、禮法鬆弛的時候。 越像盛世，越近末世。越繁華，越危險。 所謂繁華，不過是權力管不住了，是秩序鬆垮的表象，不是強盛，而是迴光返照。 四、都城，都是靠全國吸血的空殼。 唐宋明幾個朝代的都城，長安、開封、北京，看上去繁華無比，其實幾乎不生產實業，只負責消費與統治。 全國的糧食、財富、人力，被一層一層盤剝，輸送到都城。 人人都往京城擠，不是因爲那裏美好，而是因爲離開權力中心，就沒有活路。 五、從唐到明，皇權連裝都懶得裝了。 唐太宗還會演納諫、演仁政，因爲皇權尚有制約；到明朝，朱元璋廢丞相、刪《孟子》，把“民貴君輕”統統砍掉，皇權徹底裸奔。 兩千年秦制，就是皇權不斷喫掉所有制約、走向絕對專制的過程。 六、慈禧最在乎的，從來不是天下，是她自己。 庚子之變，慈禧向十一國宣戰，闖下滔天大禍，八國聯軍入京，她倉皇西逃，美其名曰“西狩”。 議和時，她唯一的底線是：不追究我本人的責任。 只要能保住權力與性命，國家尊嚴、百姓財富、鉅額賠款，全都可以出賣。 讀到這裏我才真正明白：秦制走到最後，皇權已經徹底自私化。 這本書沒有溫情，沒有結語， 卻用最硬的邏輯告訴我：兩千年曆史，循環遠多於進步。 不是比誰更仁義，而是比誰更會汲取； 所謂治亂興衰，不過是同一套模式的反覆重啓循環。

首先，如果你覺得我說的不對，那就是我說的不對。 這本書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說清楚到底什麼是“秦制”。作者似乎對“秦制”進行了重新定義。將其中爲了維護中央集權，削弱貴族，以官僚進行統治，打散社會結構，抑制社會活力，愚民控民害民的部分拿出來進行單獨的封裝。並以此爲線索討論中國自秦以後的歷朝歷代如何在這套制度上修修補補，以便更好的實現自己的“大業”。 　　一方面，歷朝歷代的故事，可以幫助我們對古往今來的“盛世”、“明君”進行一番祛魅；可以幫助我們堅定一下“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信念。但另一方面，作者先預設論點，在從歷史中找論據的寫法倒是和書中提到的李世民「先用武力威懾與物質誘惑讓“四夷自服”，然後再反推出“治安中國”」又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無意爲“秦制”辯護，因爲這套制度當然不是好制度，因爲作者就是把中國政治制度中不好的這一部分拿出來進行了批判。中國歷史上這套從各個方面禁錮、壓迫、剝削百姓的制度當然讓我等草民看的心裏憤怒且無奈。作者的批判是有力的，如此多的歷史史料讓讀者更清楚和明白的看到了這套制度的壞處，甚至還能展開一番自己的思考。 自古以來中國人民經歷的苦難歷史讓我們如此渴望總結出一套有用的經驗教訓來避免悲劇的再次發生；但歷史又是複雜的，僅僅將苦難的原因歸結爲“秦制”就可以解決問題，就可以避免悲劇的再次發生麼？所以憤怒和無奈之後，我們又應當看到，或者想到些什麼？ 　　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制度是不是隻有“秦制”這一條線索，一種內容？若是，爲何中國沒有崩潰，沒有分裂，還能維持幾千年的國家一統與文化穩定？（當然似乎也有人認爲這沒什麼好驕傲的。） 　　中國自古以來的百姓與知識分子是否都對這一套制度逆來順受、無動於衷？若是，難道中國歷史上的英雄人物都是暗地裏對皇權唯唯諾諾的小人。（當然似乎也有人認爲歷史不過是勝利者愚民教化的手段，“小人”纔是英雄們真實的樣子。） 　　但我不相信歷史如此簡單，我相信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制度自有其複雜的內容與演化邏輯；我相信中國從不缺少對政治制度發出不同聲音，勉力改進的大臣甚至百姓；我也相信中國自古以來從不缺少仁人志士爲百姓的幸福生活，國家的統一繁榮奉獻了自己的力量、智慧甚至生命。 　　最後，我看很多人評論“讀史使人明智”，我想明智的意思應該還包括能看見自己不喜歡的歷史或者不同意的觀點。如果你只看的地進，看地到和自己一樣的，或者想要看到的觀點，那大概率應該不夠“明智”。

《秦制兩千年》書評 諶老師這本書就是對“秦漢唐宋明清”的秦制統治技術中的典型情況做了分析，並將其進行集結，以期說明秦制的真實運行邏輯，這個在學術專著和暢銷書中都是少見的。但是本書僅僅是舉了一些具體事例，沒有對錶象之後的深層結構進行足夠的分析，以至於一些典型的統治技術在沒有理論框架支撐的情況下，反而像故意尋摘的孤例。而且本書裏全部是以統治者爲基準來分析秦制，沒有談到長期的秦制統治對被統治者的改造，因此讀起來如同食雞子而未食蛋黃，難有盡興之感，也是一大缺點。 由於以上兩個缺點，這本書的讀者定位其實很尷尬。熟悉經濟史思想史常識的讀者閱讀此書，只能補充一些關於秦制的史實，而且其中絕大部分都是早有人講過的，因此讀這本書就顯得很雞肋；對於歷史小白來說，在缺乏理論上的支撐情況下，想僅靠一點不太充分的史實來讓其認識真實的歷史邏輯，更是不現實的。 因此我想以補充這兩個缺點爲出發點，把自己對秦制的更多的看法進行一個總結，同時也作爲此書的書評。 近十年輿論有粉飾古代社會的風氣，網絡上講起中國古代史來，不是稱秦皇漢武天朝上國，就是說傳統美德禮儀之邦。似乎古代人以儒家治國，大講仁義禮智信便可對民衆、官吏、皇帝進行政治教化，使其“仁義禮智信”，選官用官有文官考試製度，朝堂上人人都是賢者哲學家，德才兼備，服務人民捨我其誰。除了“科技不發達”這一的缺點之外，一切都是玫瑰色的，溫情而美好。更有相當多的人拿中國古代史和國外尤其是歐洲古代、中世紀曆史做一番簡單的對比，拿一些未經訂正過的穢史和孤例作爲依據，便斷言在古代，我們各個方面都比西方強，比西方文明。 事實真的如此嗎？如果我們的歷史真的那麼美好，那麼何以近現代憲政民主、科學技術沒有出現在中世紀下的中國，反而出現在西方的“化外蠻夷”之國呢？何以在晚清那段糟糕的歷史中，不僅軍事上被西來的列強反覆吊起來打，連仁義道德這種在嘴上掛幾千年的說教，也相形之下變得虛僞而野蠻呢？何以在歷史上大大小小的“官逼民反”此起彼伏，能從一個王朝建立一直持續到王朝滅亡呢？何以“歲大飢，人相食”、“易子而食”這種地獄一樣的慘劇充斥二十四史中呢？如果相信前述的“2000年持續先進論”，那麼又如何理解這些史實呢？這最後不是陷入了“文明反而落後，野蠻反而先進”的悖論嗎？這是歷史沙文主義的困境，不能正確看待自己的歷史，在國民世界觀價值觀的塑造上可謂是貽害無窮。 其實對我們的歷史還有一套更合理、更符合事實的解釋，即在“君舟民水、民貴君輕、以民爲本”的儒家意識形態表象之下，還隱藏着另一套真實的統治邏輯，亦即“百代皆行秦制度”。 按傳統的說法，可以稱秦制統治技術爲申商之術、法術勢等。秦制有一大特點就是信奉性惡論，認爲人和人之間不存在真正的善，哪怕父子之親夫妻之愛也是不靠譜的，愛只會來源於兩個方面，即恐懼和利益（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爲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韓非子·備內》），並以此爲基構造了一個龐大的體系，用來解釋走出三代的先秦社會現實，構建出自己的合理性。 但是正是性惡論的出發點，隱含了申商之術的最大的不合理之處。因爲秦制能有可行性，實際上並不是因爲人性皆惡，而恰恰是因爲普遍的人性侷限。說清楚些，正是人心性中善的一面導致惡的一面可以肆無忌憚，因爲如果人性中沒有任何善的成分，那麼得到的結果只會是兩種，一種是毫無秩序人人爲狼的季世，一種是互相妥協、約束、制衡的社會。法家想要建構的是整齊劃一、兵強馬壯、長期穩定的社會結構和毫無約束掣肘的君王權力，很顯然這兩種結果都不是法家願意看到的。 其實基於人性侷限造就出的社會制度，並不是我們的傳統獨有的，這一點馬克思在對封建社會的論述中說的很清楚。在前市民社會之前，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物的聯繫，而是人身依附關係（一種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礎上的人與人之間直接的超經濟的關係紐帶）。例如中世紀的農民無法脫離集體獨自生存，因此具有很強的依附性，這種依附既表現在他們需要天然首長的保護上，也表現在天然首長對他的束縛上，保護和束縛是人身依附的正反兩面。在西歐的封建社會，這種依附關係一般表現爲領主和農奴之間的責任和義務：宗法制的農奴世世代代耕種名義上屬於封建領主的土地並上繳貢賦，而領主則享受農民的奉養併爲其提供軍事上的保護，但是因爲這種關係本身就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礎之上，所以農奴不僅無法擺脫奉養領主的義務，甚至在遇到暴虐的領主時，往往會被折騰的很慘，而領主則可以盡情的向農奴索取，並輕易的推卸保護農奴的責任。在秦制社會，領主的地位直接被中央朝廷所取代了，不過這兩種相對的責任和義務還是存在的，其身份不平等導致權責不對應的特徵也依然存在。但是在西歐的封建社會，因爲層層的封建和“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原因，即使是最強大的領主，直屬的封地也非常有限的。所以直接與某一個領主發生聯繫的農奴是比較少的，而且這些農奴一般還是在宗法制下有血緣聯繫的農奴，因此，這些非常有限的人羣在經過幾代人的重複博弈之後，會形成一種制度之外的約束機制，即“熟人社會”。在這種機制下，極端暴虐的領主雖然不受法律的約束，但是還是要受到人情世故的約束，因此胡作非爲的領主是非常少見的。當然，要實現領主和農奴之間的相對和諧關係，能發揮作用的不止這一種機制。比如農奴可以主動脫離土地成爲自由民（相當於所謂的“用腳投票”），基督教觀念等等，都對領主權力有約束作用。但在秦制社會不是如此，朝廷要維持其長久穩定，必以破壞朝廷之外的獨立組織爲能事（貴族領地、宗族或類宗族的組織），併發揮其人身束縛的天性，對農民編戶齊民並禁止其自由流動，不僅要讓其變成一盤散沙，還要把他們牢牢的束縛在土地上，使他們喪失議價能力，朝廷纔可以肆意索取。在這種社會，不僅沒有和皇帝爭奪統治權的貴族，而且民間自生自發的組織（一般最多的就是基於血緣的宗族）也是極度萎縮的。換句話說，沒有與農奴相熟的領主，只有高高在上的皇帝，沒有土生土長權力來自於其威信的家族長老，只有對上負責爲皇帝服務的皇權代理人。因此前述的西歐封建社會的最主要的兩種約束機制（人情社會、社會自組織能力）都不存在了，秦制社會的統治者因此也不會受到來自底層的任何約束。秦制統治邏輯如此，它所要做的事也就非常清楚了，其大略無非就是利用人性侷限來奴役人，在技術層面上比現代管理學的水平差遠了。 說完秦制的統治邏輯，再來談一談秦制對社會的影響。秦制對社會的影響，最爲顯著最容易被觀察到的，主要是三個方面。 第一方面即爲嚴重的專制控制導致社會發展的停滯，抑制了商品經濟。考察長期的歷史，當發現社會發展的速度，是指數型遞增的。在比較早先的年代，往往是先有文化藝術的創新突破禁錮思想的藩籬，逐漸改變社會主流的觀念，整個社會則向着文明的方向前進一步，社會發展的速度較慢。在比較晚近的年代，因爲文明的基礎已有前人打好，因此後來的每一樣新觀念新思想的產生，都能對社會的進步產生巨大的影響，比如以古典時期乃至中世紀人文發展爲基礎的自然科學，它的每一次進步，即使從技術史上來看，是很小一點推進和創新，也有可能導致整個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那麼爲什麼現代文明的基礎會在歐洲大發展，而不是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國呢？原因就在秦制的統治邏輯之內。秦制政府摒棄了貴族這一中間階層，權力的毛細血管可以延續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對社會的控制是無與倫比的。而在歐洲的封建社會，不僅在縱向上存在上下各自爲政導致法理上的最高統治者無法對地方進行有效統治的問題，而且在橫向上也存在地方諸侯互不統屬的權力交界地帶（俗稱三不管地帶）。因此在歐洲封建社會，與舊思想下的統治秩序相沖出的新思想新觀念的火種，總有發展成燎原之火的機會和空間。但在古中國的秦制社會則又是另外一番情況了。這裏統治者的統治之術過於高明，在秦制肇始的秦朝就明白“天下無異議則安寧之術也”的道理，到了後來此安寧之術變的越來越高明瞭，從秦朝的一禁了之逐漸發展成了漢唐宋明的官學傳統，最後在異族統治者手裏達到高峰，建立了以漢學制漢人的文化統治政策。用如此高明的手段和強大的能力來控制社會文化，以至於新思想新觀念在鐵拳之下無處可逃，禁忌的知識總是會隨着創造者和傳承者的肉體毀滅而成爲遺書。而這個民族沒有了新思想的啓迪，整個歷史的發展都像是在不斷的輪迴一樣，進步緩慢，久久無法走出中世紀的困境。 秦制對商品經濟發展的束縛也有相似的邏輯。西歐封建主們對商品經濟的威力認識不足，放任市民階層的發展，最終被掌握着資本主義生產力的新貴族們革了命，但在世界的另一端，奉行秦制的統治者們卻極有遠見的看到了市場帶來的“自由主義瘟疫”的危害，他們很清楚，放任商業的發展有害於自己的統治。商業關係會取代人和人直接的聯繫，讓人和人的聯繫，變成人——物品——人的連繫，這對於瓦解人身依附，瓦解專制社會的生產關係是非常有力的，如果放任商品經濟去腐蝕人心，人們經過市場的訓練，觀念將越來越多元，不會再認同唯一的權威，專制統治的合法性必然會消亡。 因此極有遠見的秦制政府，必定會以打擊商業及其從業者爲要務，務必要將這種帶來滔天洪水的災獸除之而後快。但是秦制編戶齊民下的小農家庭，實際上自己的產出也是不足以完全保證自己的需求的（所謂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原因見後述）。其中的原因很簡單，人的生活所需是很複雜，但人又不是魯濱遜，不是隻有田就可以自給自足。生存必須的鹽和衣服，以及從事農業所必需的鐵製工具，都是田裏種不出來的，非得進行交換活動纔可能得到。因此進行商業交換的需求是人的絕對剛性需求，不可能被消滅的。 這就導致了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過一個很弔詭的現象：歷朝開國初期吏治清明，官僚體系效率高時，秦制皇權總會用盡各種手段來限制商業，必使其消亡而後已，但是民間私下的商業活動又總是無法禁絕，百姓冒着殺頭的風險，也要進行交換，甚至不惜爲其造反。等到立朝若干年後，政府的統治失序，無法禁絕商業，統治者又看到商業中巨大的利益，忍不住用強權優勢來與民爭利，甚至連各層級的官僚，也有各自支持的紅頂商人作爲其商業利益的代言人，加速社會的腐化，並進一步打擊民間自生自發的商業行爲，抑制商品經濟的發展。因此，有人說中國古代在宋朝即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但直到清末，這個萌芽好像也沒有變的更強壯，是很有見解的。 第二方面是對社會道德體系的改造。秦制理論是以性惡論爲基礎的，因此在制度設計上，總是以利用人性之惡，扭曲人性爲強項。因此秦制政府的統治，總是會帶來社會道德的大崩潰。 賈誼在《治安策》中描述過秦朝社會道德水平大滑坡的現象（商君遺禮義，棄仁恩，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於，與公並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其原因，當與秦制下違揹人性使人做惡的律法有關。秦法分異令規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即分家）者，倍其賦。如此制定法律有兩個目的，一是增加賦稅，二是徹底抑制宗族。父子一旦分家，不在一個鍋裏喫飯，聯繫兩者的利益紐帶就會被瓦解，建構的血緣及共同利益基礎上的宗族自然也無法存在。 中國歷史上存在一個和秦制政府相伴相隨的事物，及秦制政府奔潰後，湧現出的暴民。這些暴民往往是被秦制政府逼上梁山的農民，但對社會造成的破壞，往往比秦制政府更爲劇烈。 這裏引用刀爾登的一段話：陳勝、劉邦造反的時候，未聞有瘋狂的舉動。綠林赤眉，頗有草莽英雄的氣概。到了黃巾，雖然有一點荒唐了，但對社會的破壞，還趕不上董卓、李郭之亂。隋末之亂，既有張金稱的所過民無孑遺，孟海公的“見人稱引書史，輒殺之”，也有竇建德的釋張玄素，用王琮。到了唐末黃巢，殺人就很隨便了，可謂一代不如一代。最糟糕的情況，還屬明末。那種國家權力，經歷了一千多年，已把社會浸透了，改造了；當它墮落時，整個社會也一同墮落，它腐爛時，從天南到地北，社會生活的每個地方，一齊發出臭氣來。那時的合格暴民，不僅反貪官，反皇帝，也反社會。在他們眼中，可恨的很多，可尊敬的幾乎沒有，不亂殺亂搶，還指望他們做什麼呢？民之初起，大約如古歌裏說的，“譬如遼東死，斬頭何所傷”，尋個生路而已。至明末，某地變兵的反詩裏說，“大戶積錢還我債，小民養女是吾妻”，已是虎狼口吻了。 秦制政府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共同“獻*****鍾”化，正是秦制的一大特色。 第三方面是對整個傳統社會的結構穩定性的破壞。前面講了，秦制以瓦解民間的自組織能力，構造對帝國毫無威脅的一盤散沙式的小農社會爲能事。這種對社會的改造，其實也帶來了更大的隱患。 社會上小共同體的自組織能力，是對抗外來風險，維持小共同體及社會穩態的重要力量。而外來的風險，除了大共同體對小共同體的侵害之外，還包括各種天災和其他的人禍。瓦解了小共同體和民間結社形成小共同體的能力，對專制政府來說，當然是有利的了。但是這種改造，不同樣導致了社會對抗天災和其他人禍的能力的消弱嗎？尤其是在權責不對應的情況下，秦制政府使用了對民間進行汲取的權力之後，總是能逃避爲民間提高公共服務的責任。民間的資源被瘋狂的榨取之後，對抗風險的能力變的更弱了。 這一點在歷史上不難看出，秦制下的小農社會，是極易失穩的。中國歷史上動輒出現的災年地獄般的慘劇、此起彼伏的民變，即是無數的例子。 嚴重的專制控制堵死了社會向前發展走出中世紀的道路，社會道德體系的大滑坡又導致官和民的“獻忠”化，對社會結構穩定性的破壞又埋下了天下大亂毫無秩序的禍根，難怪治亂循環會是古中國歷史的一個顯著特徵。 所以，勸君多罵秦始皇，因爲秦制之禍不止會害草民，還會害國家，害民族，害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