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人生：約翰·杜威傳

讀杜威原著的時候，覺得他是一個很嚴肅的人，也曾發現今天的教育問題都可以從杜威那裏找到思考的線索。不過，對他這個人的生活經歷和學術思想的形成過程不甚了了，除了一些片段化有趣的故事之外，不是很清楚杜威爲何是杜威，只是佩服他能夠寫出那麼多有關教育和哲學的文字。傑伊馬丁的這本書，讓我看到了杜威人生中有趣的部分，他的思想的發展以及發展過程中的波折，他作爲兒子、丈夫、父親、養父、祖父和親人們在一起的樣子，他作爲朋友、老師、研究者、評論者和思想傳播者的生動形象。很高興知道杜威是一個有着崇高道德感又經常衝動的人，至老也不變。

W.T.哈里斯說：“杜威博士的所有作品都值得一讀。”

2023年2月4日 星期六 祝福早安 天氣晴朗 氣溫-3℃ 《約翰·杜威傳》 戀愛中的杜威 但他找到的是一個女人，一個救了他的女人。他的新英格蘭虔誠所造成的內心撕裂是通過他的母親得來的。他在石油城的孤獨生活，極大地舒緩了他的神經，哲學思想和自我意識的訴求取代了他虔誠的自我反省。現在需要另一個女人來釋放他豐富的情感和解放他豐富的內心世界，一個能夠治癒他內心撕裂的人，一個能夠緩解他被各異思想捆綁拉扯狀態的人。毫無疑問，在杜威自己看來，他的經歷要簡單得多，遠沒有描述中的那麼複雜。他只是墜入了愛河，這給他的生活帶來了新的中心和新的目標。所謂的描述他那“強烈的情感渴望”讓他愛火燃燒： 我在想你，我親愛的，今晚我是如此地想你……哦，親愛的，你是萬物的中心，而非萬物的外緣，所以我的存在會因你而被強力地吸引。我愛我自己——一個人沒有自我將難以安身。我愛我的生命——一個人沒有生命將寸步難行。但是，親愛的，你就是我的自我，你就是我的生命，正因爲有你我才得以安身立命，得以繼續前行……親愛的，你怎麼能把我過去的所作所爲和我過去的想法如此徹底地從我的視線中抹掉，讓我的世界、我的內心只充滿了你？（你）……你給予我一個愛巢，而以前的我卻是如此地無家可歸，只因爲我一直都在尋覓你的蹤影。 杜威並沒有誇張，多年後，他對馬克斯·伊士曼說：“沒有兩個人比他們更相愛了。”這種情感的溢流似乎是重複的、過度的，但杜威沉迷於將他的“強烈的情感渴望”依附於一個能夠回報他的愛的人身上，這件事若僅僅是黑格爾的邏輯則是不可能做到的。 這個人就是哈麗特·愛麗絲·奇普曼（Harriet Alice Chipman），一位主修哲學的大三學生，她和杜威都住在傑佛遜大街上的那所房子裏。她喫飯時坐在杜威左邊的餐桌旁，並選修了他的課。他們在實驗室討論與意志有關的無意識運動反應，在課堂上討論亞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賓塞，然後在喫飯時相互傳遞熟牛肉和土豆泥時，他們墜入了愛河。 杜威在佛蒙特大學讀本科時，學校還沒有實行男女同校制，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讀研究生時，也沒有女研究生被招入，除了傑出的邏輯學家克里斯汀·拉加（Christine Ladd），她在1879年被允許作爲一名特殊的非註冊學生在那裏上課。但自1870年以來，安娜堡市就開始招收女學生。學生報紙點明瞭接納女性進入大學的重要性：“美國文明與自由”爲女性提供了“生存與成名的機會”。這已經被證明了，《阿貢諾》的一位作家曾誇口說，女性的大腦“和男性一樣能夠接受抽象的真理”。1886年畢業的13個哲學專業學生中就有6個是女性。基於可以與一個女人展開一場戀愛的可能性，杜威可以更輕鬆地接觸女性並獲得舒適感。餐桌上的義務又提供了另一個可能，哈麗特·愛麗絲·奇普曼也以其明顯的才華獲得了這個機會。 和約翰一樣，愛麗絲是一個嚴肅的人，對思想很感興趣；她的一個同學記得她有着“嚴肅認真的性格和非凡的頭腦”。她比約翰早出生一年，生辰是1858年9月3日。除了哲學，他們還發現了許多共同之處。和約翰一樣，她也曾在高中教書，而她的家族一開始是佛蒙特人，這點和杜威的家族也一樣。雖然她還在讀本科的時候杜威就已經有了博士學位和學術職位，但在另一個層面上，她已經具備了杜威還欠缺的一些特質，因此她可以成爲杜威的老師。她是一個思想自由派的激進的學生，曾經就抱怨哲學系缺乏科學精神。愛麗絲有一種“深層的宗教精神”，她的女兒簡（Jane）後來寫道，但她又確實是一個普通的、非宗教的人。她從來沒有問過杜威是否“和耶穌在一起”。甚至，正如簡所說，她的母親“從未接受過任何教會的教條”。她的姐姐認爲，她甚至可能會嘲笑約翰在安娜堡教堂認真參加祈禱會。在簡看來，她的父親從她母親那裏學到了“一種宗教態度就是一種本我的自然體驗，因此神學和教會機構只會讓其麻木而不會促進它”。當然，她不會加入學生基督教協會。但她的確成爲兩個可以顯示其思想傾向的世俗團體的一員。愛麗絲參與建立了一個國際協會的密西根大學分會，即大學婦女聯誼會，一個融知識分子和女權主義者爲一體的婦女聯誼會，其成員有盧克麗蒂亞·莫特（Lucretia Mott）、喬治·沙（George Sand）和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等。當地人稱約翰·杜威爲“婦女聯誼會兄弟”。1885年秋天，杜威和愛麗絲都成爲薩摩瓦俱樂部（Samovar Club）的創始人之一，該俱樂部致力於一邊從一個真正的俄羅斯茶壺裏倒茶出來品酌，一邊討論托爾斯泰（Tolstoy）、屠格涅夫（Turgenev）和俄羅斯人的思想（samovar就是俄羅斯茶壺的意思，譯者按）。在1884年秋季學期開始之前，愛麗絲就急切地等待着受到過科學訓練的新哲學講師的到來，並選修了他所有的課程。 她的妹妹皮特（Pett）叫她海蒂（Hattie），她的朋友叫她奇皮（Chippy），約翰則叫她愛麗絲。她來自密歇根州附近的芬頓市。她的父親戈登·奧倫·奇普曼（Gordon Orlen Chipman）曾是一個以貿易發家的內閣締造者，一個充滿政治熱情的傑克遜式的民主黨人。在富蘭克林·皮爾斯（Franklin Pierce）當選總統後，按照黨派分利原則的規矩，他在1854年獲得了芬頓市郵局局長的職位。愛麗絲的母親露西·裏格斯（Lucy Riggs）是弗雷德裏克·裏格斯（Frederick Riggs）和其妻子伊瓦琳（Evaline）的女兒。《芬頓獨立報》（Fenton Independent）在愛麗絲外祖母的訃告中寫道，生於1810年的伊瓦琳·裏格斯“在荒野中搭建了家庭，因爲當她來到這裏的時候，密歇根還是一個未被開發的地區”。愛麗絲外祖父的歷史是非凡的。他是真正的拓荒者，於1810年生於紐約利文斯頓縣。他曾經是美國陸軍工程兵團的一名測量員，繪製了薩吉諾和麥基諾的版圖。他也曾是哈德遜灣公司（Hudson Bay Company）的皮貨商，和奇普威人住在一起，學習他們的語言，併成爲了部落的一員。後來，他積極維護印第安人的權利，反對印第安事務局。他走遍了整個西部，探索了堪薩斯大草原，輕鬆地從最初的邊境生活——打獵和交易，到達下一個階段——勘探和採礦，甚至在科羅拉多州註冊了採礦權。約翰·杜威在1917年對霍勒斯·艾倫（Horace Kallen）說，他認識“一位美國先驅……開創了西部的發展並由於西部的發展而被創造”。他補充說：“我認爲這個國家不可能會再創造出這種類型的人物。”在父系方面，愛麗絲的另一位祖先約翰·洛根·奇普曼（John Logan Chipman）與一個印第安人結婚，所以她血統的雙方都與邊境有着真正的聯繫。 戈登當上郵局局長四年後，露西生病了，突然就去世了。戈登悲痛欲絕，越來越沉入憂鬱之中。從他妻子去世的那一刻起，他就只想到了死亡。在那一年結束之前，他就死於肺結核，在墳墓裏哀悼自己，只剩下哈麗特·愛麗絲，她的妹妹奧古斯塔（Augusta）和一個剛出生的孤兒。很有可能，愛麗絲週期性爆發的嚴重抑鬱是由她的父母過早去世造成的。的確，愛麗絲似乎特別爲失去而感到不安，成年後她所遭受的每一種痛苦都深深地切入她的靈魂。與此同時，她決心保持獨立。她是早期的女權主義者，一直致力於婦女解放事業。但她也需要從杜威那裏獲得持續不斷的被愛和被關心的撫慰。 父母死後，哈麗特和奧古斯塔由他們的外祖父母伊瓦琳和弗雷德裏克·裏格斯進行照料。家庭的影響總是難以捉摸的，但大致可以看出的是，弗雷德裏克對他的每一個外孫女都有着很大的影響。奧古斯塔被外祖父拓荒者的生活所吸引，最終她嫁給了伊薩克·託皮（Isaac Topping），一位跟着一個馬戲團一起流浪的巡迴表演家，表演一頭“會唱歌的驢子”。奧古斯塔爲這部劇寫了草圖並創作了歌曲。哈里特·愛麗絲則受到了她外祖父張揚炫目的反偶像主義的影響。外祖父爲被壓迫者辯護，反對華盛頓的侵犯政策，而她則成了政治、社會和經濟被壓迫者的終生擁護人。弗雷德裏克拒絕加入任何教會組織，即使在邊境上這也不尋常，而這就影響了愛麗絲，讓她對宗教和社會問題的自由思考產生了興趣。芬頓的一些市民認爲愛麗絲“頑固而又令人惱怒”，尤其是在她捍衛婦女權利的時候。在她到達密歇根大學不久，她就聯合她的三個女性朋友，抗議圖書館閱覽室的政策，據《阿貢諾》報道，婦女在當時“實際上是被禁止進入的”。她們的抗議活動贏得了“南面更衣室”（South dressing room）的使用權，她們佔領了這個更衣室，並把它作爲了女性閱覽室。 19世紀70年代中期，愛麗絲從芬頓高中（Fenton High School）畢業，和約翰一樣，她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了不確定。她花了一年的時間在芬頓的浸信會神學院（Baptist Seminary）學習音樂，然後在附近的法拉盛的一所高中教了一段時間的音樂課。1883年，她懷着上大學的願望學習了法語，以優異的成績進入了密歇根大學，並進入哲學專業。因爲她那嚴肅嚴謹的性格，她隨性的閱讀範圍都涉及到英國詩人以及亞里士多德、蒙田和斯賓諾莎（她認爲斯賓諾莎是完全“可理解的”）。爲了好玩，她還進行希臘語的讀寫活動。1886年春天，她向哲學學會提交了一篇論文《泛神論與現代科學》（“Pantheism and Modern Science”），綜述了當時《思辨哲學雜誌》上最新一期的四篇文章。 1885年約翰·杜威人生的中心事件是他愛上了愛麗絲，併成爲了一個全新的人。吉爾曼校長說他太書生氣是對的。杜威愛的激情被轉化爲各種思想和嚴格的個人誠實。杜威後來寫道：“我的妻子曾經非常真誠地說，我總是從末端開始做事……因沉醉於掌握太多的技術而被阻礙。”愛麗絲把他的注意力重新集中起來。1885年，他開始從“前端”（front end），也就是從人類慾望和社會需求的角度着手。在這方面，愛麗絲強化了其他人對他的影響，包括從亨利·卡特·亞當斯到他的兄弟戴維斯。杜威開始從技術方法論轉向實用實踐研究；從唯心主義到斯賓塞的社會靜態論；從絕對到個人；從抽象到具體；從黑格爾的邏輯到探究的邏輯；從系統制度到多元與實驗；從虔誠的“倫理觀”到“倫理文化”。 其中的一些變化很快就在他的文章中顯現出來。但是，約翰·杜威內部變化的最好證據是他在學校放假期間寫給愛麗絲的信。第一次是杜威在密歇根大學待了一年後的暑假。杜威回到了他在伯靈頓的父母家，但他的思緒仍然停留在愛麗絲身上。他告訴愛麗絲說：“能再次回家真是太奇怪了。” 我開始在寫作時用“家”（home）替代“回去”（back），但我真的再也找不到這是我家的感覺了……我父母住的地方最應該是家了，但伯靈頓，似乎再也不是我的家了。我斷奶了……在這六年的回家歷程裏，我第一次覺得自己好像只是在拜訪。 關鍵詞是斷奶。他和以前一樣愛他的母親——她的家仍然是他的“家”——但是找到愛麗絲後，他就從伯靈頓的新英格蘭文化中斷奶了。在密歇根，而不是新英格蘭，他告訴愛麗絲，他“希望……（並且）想要建立一個永久的家”。（在他漫長的一生中，他再也沒有在新英格蘭生活過，甚至在假期中也沒有。）或許他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愛麗絲已經成爲他情感家庭的中心。他告訴她的下一件事就說明了這一點：他正在做研究，以探尋奇普曼家族在他出生的佛蒙特州的根源。很快，他就報告說，他發現了一個奇普曼氏的存在，他是“弗金斯（Vergennes）鎮的第一個辦事員”，還有一個“老納撒尼爾·奇普曼”（Nathaniel Chipman），他告訴愛麗絲，他們的存在“使你與佛蒙特州密切相連”，因此，也與佛蒙特州人約翰·杜威相連。1893年，杜威在佛蒙特州找到併購買了一本在拉特蘭郡出版的納撒尼爾·奇普曼的政府法則草案。（杜威並沒有做到足夠的探索，事實上，佛蒙特州的奇普曼家族早在杜威家族之前就存在了，約翰·奇普曼（John Chipman，1620—1708）早在17世紀就從英國的巴恩斯特布爾（Barnstable）移民到佛蒙特州。）他們還發現了另一個共同的聯繫：他們在石油城都有親戚。 約翰向愛麗絲坦白說，爲了承納他對愛麗絲的愛，他放棄了自己的一些舊有的熱情。他把他的柏拉圖放在了書架上，開始每天用德語朗讀一小時歌德的詩作。他提醒她“我們曾有過一次小小的談話……關於自然和詩歌，尤其是華茲華斯”。他瀏覽了奧列芬特（Oliphant）夫人的《十九世紀文學史》（Literacy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然後把布朗寧（Browning）的詩當作“調料”讀了一遍。他有生以來第一次開始寫詩。他告訴愛麗絲，儘管他在伯靈頓長大，但直到現在他才意識到它是多麼美麗；他浪漫地描述那“夾雜着紫色、青銅色和灰綠色的落日以及那四條從深紫色的前景過渡到綠色蛋白石色後景的山脈，與夾雜着橙色條紋的火焰般的湖泊交相輝映”。不久，他在聯合俱樂部發表了一篇關於布朗寧詩歌的演講。 在愛麗絲沒有注意到這一切都是一個害羞的新英格蘭人在向她告白的情況下，杜威就變得更加大膽了，他對她說：“我將會因爲你下一年繼續待在安娜堡而感到快樂和感恩，儘管我不能說出這將讓我回歸安娜堡的愉悅增加多少，但這也意味着去年的快樂也許會重新開始，而我希望這次能讓我更加快樂。”他整個夏天都保持着和愛麗絲的通信。離學校開學只有兩週的時間了，他以一位哲學家的身份向愛麗絲懇求。他告訴她，他沒有做任何工作，而他預定的秋季班課程會涉及柏拉圖的《理想國》（Republic）。他敦促她：“如果你願意從現在到30號之間，花時間閱讀《理想國》，記下值得討論和研究的好主題，查閱參考文獻，並大致規劃一門課程，你將從我的心上卸下一個重擔。”在19世紀，一位哲學家要求一位聰明的女士幫他規劃一門哲學課程，這無疑是在向她求婚。 約翰·杜威被改造了。他的母親幫助他進行了第一次“轉變”。現在，通過愛麗絲，他進行了第二次轉變。在1885年秋季學期，一切浪漫的事物都爲他們綻放。杜威的課繼續吸引着大批學生。至於他的哲學寫作，他仍在試圖調和黑格爾哲學與基督教以及實驗心理學——他稱之爲“思辨心理學”，以及用這三種途徑來分析社會問題。愛麗絲對哲學和政治都感興趣，但她毫不費力地解決了自己興趣之間的衝突。1885年12月31日，約翰告訴愛麗絲，早上他寫了“一些關於黑格爾的觀點”，下午他又讀了“棉花和羊毛與鐵的貿易統計數據”。這兩個興趣當然可以結合在一起，愛麗絲早在他之前就做到了。 約翰的思想和研究方向是多角度的。隨着他與愛麗絲的關係不斷加深，他內心的撕裂逐漸減輕，這使他進入了意料之外的研究領域。在1885年初秋出版的《馬丁尼奧博士的道德理論》（Doctor Martineau's Theory of Morals）一書中，他開始探究一位傑出的知識女性對道德原則的追求。接着，他開始從社會學的角度對普遍存在的一種假設進行批判，即女性的精緻與脆弱讓她們無法在健康不受損害的情況下忍受高等教育的壓力。杜威在1886年寫了《女性的教育與健康》（“Education and the Health of Women”）和《高等教育中的健康與性》（“Health and Sex in Higher Education”），一篇發表在《科學》（Science）雜誌上，另一篇發表在尤斯曼（E.L.Youmans）的《大衆科學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上，杜威駁斥了這種消極的觀點，並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統計數據，去證明教育不會損害女性的健康。作爲一名大膽的經驗主義者，他在第一篇文章中指出：“將科學的精確方法應用於教育問題的這一趨勢，是當前教育學最有希望的跡象之一。”在這兩篇文章中，他主要關注的是在得出任何社會學結論之前都要進行充分的科學研究：“教育必須以專業科學家爲榜樣。它必須要有組織化。” 杜威哲學的擴展 他的新興趣，主要受到愛麗絲的影響，繼續關注婦女的健康。哈里斯則激發了他對教育理論的興趣，斯坦利·霍爾又推動了這一影響。現在愛麗絲對教育也很感興趣，正在密歇根大學準備從事教學工作。這些影響結合在一起，讓約翰開始了他自己職業生涯的重要階段。杜威越來越意識到美國迫切需要重新定位教育，於是他加入了密歇根教師俱樂部，並開始了對歐洲教育和教育理論的哲學研究。他很快就對密歇根大學的教師們發表演講，主題是“從高校的角度看高中的心理學”（Psychology in High-School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College）。不久，杜威就協助密歇根大學對芬頓、奧沃索和馬斯基根的高中進行認證訪問。他開始在教育理論中運用他所學到的可操作的實踐類知識；擴大他的哲學概念，開始將心理學應用到我們如何學習、如何集中注意力和如何思考的研究中。19世紀80年代，隨着美國人口的增長，公共教育開始成爲一個全國性的話題，教育改革家們也開始爲自己揚名。19世紀，在浪漫主義的感傷影響下，美國人將童年理想化。這引起了人們對早期教育的興趣，新的心理學也自然地影響到了教育研究。此外，工業和信息革命也意味着，爲了讓公民可以獲得高水平的經濟流動和成功，公立學校越來越有必要對公民進行教育。在美國，免費的高中教育的發展相對較新，也比較罕見，因爲它沒有像德國文法學校（German gymnasium）那樣的系統來爲合格的學生做好進入高等教育的準備。現在美國人不得不問：中學應該教什麼？高中應該怎麼教？基本課程和職業課程應該是什麼？大學教育對高中產生了影響，但大學也在不斷變化，逐漸轉向選修系統。同時，隨着高中課程的擴大，大學教育也發生了變化。同樣，基礎教育也在得到改進。美國人對於這三個教育階段中民主教育與傳統歐洲教育的區別並不確定。因此，當時急需一批教育專家，他們也能迅速地取得名聲。杜威在密歇根大學的第一學期裏，著名的教育理論家、革新者弗朗西斯·帕克（Frances Parker）上校在密歇根州教師會議上就“做中學”（Learn to Do by Doing）這一主題發表了講話，僅僅幾年後，在芝加哥和帕克一起工作的杜威就讓這一觀點獲得更長遠的發展。1885年，杜威轉向教育領域，這是一個很有前途的轉變，並開始讓他獲得全國的關注。 以人性和動態爲基礎的道德、婦女健康以及早期教育是杜威的新課題，他利用這些課題進行了旨在實現內在統一的實驗。但他對基督教的關注，以及他對莫里斯和哈里斯的持續忠誠，也讓他繼續努力地研究黑格爾，這一點可以從他向哲學學派發表的關於“黑格爾及其近期思想”（Hegel and Recent Thought）的演講中得到證明。杜威還未意識到，他對哲學唯心主義的鑽研是對維護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無意識嘗試。相反，他相信他可以找到一種方法，只要添加新的合成物，就能把它們全部融合到一個新的集合體中。 在杜威看來，他最大的資產——爲成爲一名心理學家所受的訓練——是將所有這些興趣凝聚在一起的粘合劑。早在他在密歇根大學教書的第一年中，他就開始計劃寫一本關於心理學的書。他首先想到的是實用。所有關於心理學的教科書都已經過時了，包括他使用的默裏的教科書，他相信自己可以彌補其中的不足。但這本書裏心理學的觀點應該是什麼呢？如果他按照莫里斯的思路寫了一篇關於心理學的書，把它放在黑格爾的系統中——在“思想—外在—本身”（Idea-Outside-Itself）範疇內的“有機物”和“力學”之間的附屬位置，這將無法滿足新心理學教師的需要。如果他追隨霍普金斯大學的另一位導師霍爾，寫一篇關於肌肉放電或蠕動反應等特殊生理學科的書，這又將讓大多數試圖將心理學作爲一個新的哲學分支進行教學的學院哲學家們感到困惑。杜威沒有明說的答案是，他將把德國的唯心主義和德國的實驗主義結合起來，從而產生一種美國心理學。 他在1884—1885年寫的兩篇文章中開始構思出這一理念。這兩篇文章很快都在《理智》（Mind）雜誌上發表，當時《理智》是英語世界裏最著名的哲學雜誌。在書中，他認爲“知覺”——心理學的主題——可以擴展爲“記憶、想象、概念、判斷和推理”。如果是這樣，那麼哲學對自我意識的關注就可以與心理學對知覺的重視相結合，知覺是自我意識的源泉。這樣，心理學和哲學就會在人類奮鬥的現實世界中相遇，甚至涉及對歷史、政治和藝術領域的關注。在第一篇文章《心理學是哲學方法》（“Psychology as Philosophic Method”）中，杜威得出瞭如下觀點： 沒有任何可能的突破：要麼我們必須否認在心理學中處理知覺的可能性，然後我們的“純粹客觀的心理學科學”只能是一種生理學；或者，承認它，我們必須承認直接來自於它的東西——自我意識。自我意識確實是經驗的一個事實（我不害怕這個詞），因此必須在心理學中找到它的處理方法。 因此，最好的哲學家必須是最好的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開始在哈佛發展自己的心理學思想，他接受了杜威的觀點，並最終寫了一本比杜威更好的關於心理學的書。但是在詹姆斯影響他之前，杜威關於自我意識的開創性見解就先影響了詹姆斯。一下子，杜威就完成了他開創知識的人生階段，這一階段早在他讀到哈里斯關於“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偉大心理運動”的含糊其辭的評論時就開始了。現在，這是一個三重運動：康德影響了黑格爾，黑格爾影響了杜威。杜威對托里教授說： 我能否成功地改進現有的教科書，甚至使其出版，還有待觀察。然而，我只是在嘗試，以最大可能的統一原則來寫一篇文章，這樣它就不只是對心理學的入門介紹，還將是有關哲學的概論。 杜威非常清楚他想在一本關於心理學的書中取得怎樣的成就，以及他在書中所展示的清晰性。他想利用心理學來研究哲學，並通過把心理（mind）概念作爲一個有遺傳性的、活躍的單位來闡述，爲“逐漸枯竭的哲學思想”注入新的生命。 杜威的書——在美國出版的第一本關於現代心理學的書——現在基本上已經被人們遺忘了，但是在1885年到1886年之間，他的書卻是他最傑出的智慧結晶。他作品的原創性在於他成功地將哲學唯心主義與心理學實驗相結合，以表現兩者之間的關係，然後斷言哲學必須是心理學的。他的論點很簡單：存在的一切，都存在於意識之中，因此，對意識的心理研究是理解一切存在的關鍵。心理學探索了自我意識的深度，哲學處理了自我意識；也就是說，它們是一體的。杜威用一種簡潔的同義反復，教會了他的同事和他的學生們，要想保持哲學家的身份意味着也要成爲一名心理學家。此外，杜威在他的書中爲科學家和哲學家提供了一種共同的語言：要想成爲一個真正的哲學心理學家，一個人說話會既不像莫里斯，也不像霍爾，而是要像杜威。 杜威在密歇根大學任教一年半之後，於1885年12月初完成了《心理學》（Psychology）的初稿。他把稿子寄給了著名出版商哈珀兄弟（Harper & Brothers），幾乎立刻就收到了他們的回覆：“我們會認真考慮。”像所有的第一作者一樣，他緊張地等待着進一步的消息。他的腦子裏隨時充滿了心理學的想法，而不僅僅是在實驗室裏；他看到心理學無處不在。再次閱讀布朗寧時，他發現他的戲劇性歌詞“幾乎全是對動機的研究”。在聖誕節的前一天，他修改了自己的書，並開始探究一個新的、令人困惑的領域：“對嬰兒心理學的研究，使得如今的我將一個年幼的孩子視爲機械模仿者和神祕魔王梅菲斯托菲爾（mephistophell）的混合物——不是以邪惡的方式，而是以超自然和邪惡智慧的方式。”但他在心理學方面的研究對幼兒教育將意味着什麼呢？ 然而，杜威對《心理學》出版的關注，卻被消失的愛麗絲所取代，她已經回老家芬頓度假。當他們說再見時，約翰經歷了一個非哲學的放縱時刻，給了愛麗絲五個吻。然後他們的魚傳尺素開始了。“我親愛的，”愛麗絲開始寫她的信，“我昨天收到了你的信……我的心是如此快樂，當它聽着愛的聲音說着生命與和平的甜蜜話語時……從辦公室出來的路上，它一直對我說，‘我的愛人愛我’，一天的灰暗消失了，我周圍充滿了陽光和春天。”約翰以一種謙遜、模仿的哲學態度回答道：“親愛的，我發現沒有你，我只是一個抽象的主觀立場。”他的意思是，只有她的愛使他成爲一個真正的人。那年聖誕節，他第一次沒有回伯靈頓，而是和他母親的妹妹一起住在密歇根州的拉皮爾，這個姨媽很像杜威的媽媽。在那裏，他有時可以順便到芬頓去看愛麗絲。 在他們分開的日子裏，杜威又開始閱讀布朗寧的作品，讀其中有些難度的《索爾德羅》（Sordello）篇。他和愛麗絲都欽佩布朗寧的詩學現代主義，以及特別欽佩他和伊麗莎白的愛情傳奇故事。那時，他們對婚姻的思考佔據了哲學的位置，讓其退居後位。在1885年聖誕節的前一天，愛麗絲打開了約翰寄來的包裹，在裏面發現了一枚蛋白石訂婚戒指。在興奮中，她想象着“從石頭的每一種顏色中看到了小小的愛的光芒，我知道那是你的吻，我要把它戴在手指上睡覺”。“明年聖誕節，”她高興地寫道，“我們將在一起。”她率直的話語是一個決斷，而不僅僅是一個預言。杜威的新英格蘭風格將會與愛麗絲的決斷力相互匹配、勢均力敵。 假期期間，杜威把訂婚的事告訴了父母和兄弟，回到安娜堡後，他寫信給父親，請他給未婚妻寄一封歡迎信。即使是在這個場合，阿奇博爾德也用那種總是對約翰開玩笑的口吻給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回覆： 你建議我給奇普曼小姐寫封信。我原諒你，約翰，你這麼做是出於無知。三十多年前，我寫信給一位難得一見的年輕女士，結果如何？你自己就是此事的後果之一：你不記得了，也不記得以後發生了多少不計後果的事情，但你知道我是怎樣挫敗了你那優秀母親的大好前途的。但說真的，約翰，如果我能寫封不讓你感到丟臉的信，我很樂意把自己介紹給你成年時選中的那個姑娘……也許我可能會花一段時間寫信給奇普曼小姐，直到讓她儘可能地想起你的父親。

不斷更新自己的思想，不斷改變，不堅持也是一種堅持，不將自己限制於一個自創的框架，隨時發現新鮮領地，隨時擴大“勢力範圍”，在不斷思考中否定，在不斷否定中更新。或許這是這位高齡而又多產的寬領域視角下探索自我、觀察社會、影響世界的一代偉大哲學家、教育家給我的啓示。此時，只覺得考研複習指導書將杜威的教育思想簡單概括爲實用主義和進步教育運動代表人物過於狹隘。

杜威的教育人生和他所處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從本書的描述中可以窺見當時的社會境況和世界局勢是如何影響杜威思想的形成的。杜威是一個擁有偉大思想和多重身份的人物，他不僅是理性深邃的，也是富有感情和活力的。他對待兩任妻子的包容、維護和支持，對自身道德底線的堅守更凸顯了他的偉大人格。

胡適、馮友蘭、蔣夢麟、張伯苓、陶行知等近代中國名士的老師。美國實用主義哲學代表人物，約翰·杜威。他的一生正如很多偉大人物一樣在充滿爭議性中度過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