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尚書》學研究

　　伏生於《尚書》有存經、傳經、解經（傳道、授業、解惑）之三大功。伏生於秦焚書之際，壁藏《尚書》，其後求得廿九篇，乃漢代歐陽、大小夏侯三派尚書學之本，爲今文《尚書》之祖，開創了漢代尚書學。伏生“以教於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使尚書學得以發揚光大。此外，伏生還對《尚書》進行說解，或講明大義，或疏通訓詁，爲全面訓釋《尚書》之第一人，解經之功甚大。故有人譽其爲“漢代第一位經學大師”。伏生解經之作，今名《尚書大傳》，清人陳壽祺《尚書大傳定本》、皮錫瑞《尚書大傳疏證》可以入其門。書中雲：「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爲之城郭以居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之庠序學校以教誨之，爲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之謂也。」「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皆振聾發聵。 　　西漢景帝程姬之子劉餘封爲魯恭王后，爲擴大王府，侵佔一部分孔子舊居，在屋壁中發現暗藏的《禮》《論語》《孝經》《尚書》等簡書，因其字體遠在先秦，時人稱爲蝌蚪文字。孔子十二世孫孔安國以伏生所傳校定，多出二十五篇。《商書·盤庚》分上、中、下，伏生合而爲一，《周書·顧命》與《康王之誥》則合在一起，《秦誓》上下兩篇，亦合在一起。又多出四篇，總共五十九篇。孔安國向朝廷獻古文尚書，劉歆請把它和其它三部古文經立於學官，遭到今文家反對，從此引起了中國學術史上兩千年之久的今古文之爭。 　　東漢初年河間獻王得到《古文尚書》。又杜林得漆書古文本一卷，他整理加工，並授門徒，傳下同於今文篇目的二十九篇。杜林傳衛宏，再傳賈逵、馬融、鄭玄等，先後都做了傳注，馬、鄭本並將《盤庚》、《泰誓》各分爲三篇，《顧命》中分出《康王之誥》，共爲三十四篇。 　　馬鄭之後，西晉永嘉之亂，文籍喪失，今、古文都散亡，連石經也遭破壞。司馬氏逃到江南建立東晉，豫章內史梅賾獻了一部《古文尚書》，計有經文五十八篇，其中包括西漢今文二十八篇，但把它析成三十三篇（分《堯典》下半爲《舜典》，《皋陶謨》下半爲《益稷》，《顧命》下半爲《康王之誥》，《盤庚》仍分三篇）。又從百篇《書序》中採十八個篇題，從當時有的一些古籍中搜集文句綴成二十二篇（十八篇中《太甲》《說命》各作三篇），另新撰《泰誓》三篇，這就是僞古文二十五篇，用此來湊成劉向、鄭玄所說的古文五十八篇之數。全書各篇有標爲《孔安國傳》的注，並有一篇《孔安國序》。唐代，孔穎達撰《五經正義》，《尚書》就以這部《孔傳》作正注，孔穎達撰的《正義》作疏，成爲官定本頒行全國，其經文並刻入《唐石經》中。宋代把《孔傳》和《正義》合成《尚書註疏》，明清時刻在《十三經注疏》中。 　　宋代，有了與漢學不同的學術思想，經過吳棫、朱熹等人的探索，由蔡沈總括兩百年間探索成果，撰成《書集傳》一書，明清時刻在《五經大全》中。它是宋學的代表作，與《尚書註疏》分別代表了《尚書》學史上的兩個時代。 　　有當代學者提出：“漢唐尚書學在今、古文之爭漸歸《僞古文尚書》的背景下大體屬於隨文釋義之學，至宋代才真正走上帝王經世的軌道。拙見以爲，這一時期的尚書學以‘二帝三王之道’爲中心，其主流有義理經世派和道統心傳派，王安石父子《尚書新義》和蔡沈《書集傳》是各自的代表作。義理經世派尚書學，視《尚書》爲二帝三王法度之書、帝王致治之書。……道統心傳派尚書學，在義理經世的基礎上視《尚書》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心之書” 　　清代以前的尚書學，圍繞着唐·孔穎達的《尚書正義》與宋·蔡沈的《書集傳》展開，二者雖有漢宋之別，而無今古之防。至清代，馬、鄭今文尚書是否就是伏生所傳之今文尚書，孔安國古文尚書與東晉僞古文尚書之間的關係如何？考據與義理的尺度如何把握？二帝三王之道爲何道？諸如此類問題，爭執不斷。其中，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惠棟著《古文尚書考》，經過乾嘉漢學吳派、皖派諸人的考辨，東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及所謂孔安國《傳》之爲贗作成爲定論。如人所云：「自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出，而僞書灼然，雖以毛西河之辯，亦不能推翻鐵證。繼起彰閻氏者，則有惠棟、江聲、王鳴盛、孫星衍、段玉裁、丁晏、俞樾、王先謙諸家，皆考覈精密，多有心得。右毛氏者，則有王劼、張崇蘭、洪良品、吳光耀諸家，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此攻僞與辨誣兩派之尤著者。」攻僞如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江聲《尚書集註音疏》、王鳴盛《尚書後案》、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孫星衍《尚書今古文註疏》，辨誣如洪良品《古文尚書析疑》、吳光耀《古文尚書正辭》。 　　吳、皖之外，又有常州學派莊存與、莊述祖、莊綬甲、劉逢祿、宋翔鳳、孔廣森、龔自珍、魏源等人，以發明《尚書微言大義》爲宗旨。莊述祖雲：“《尚書》疏通知遠之教，三代帝王大經大法略具，竊不自量，欲採集西漢以前諸儒傳記爲一書，以留微言大義於萬分一。”《漢書·董仲舒傳》載董仲舒對策雲：“勉強學問則見聞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還至而立有效者也，《書》雲‘茂哉茂哉’，勉強之謂也。”這大概就是常州諸子所說的西漢儒者之“微言大義”。常州諸子喜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在蔡沈《書集傳》已開其端。蔡氏自序雲：“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進一步而言，常州派的微言大義是承《書集傳》內聖理路的外王之學。《尚書大傳》記錄孔子之言云： 「丘常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蹊，填填正立而已。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這正是內聖外王圓融不分的二帝三王之道。 　　晚清時，理學復興，有戴鈞衡《書傳補商》、劉沅《書經恆解》、方宗誠《書傳補義》等，以《尚書》發明宋明理學。方宗誠說：“閻氏力辨其僞，則愚所不敢信。夫生千載之後，其僞與否雖不敢知，而其理之精，義之確，詞氣之正大愷惻光明俊偉，可以修己治人，守之無疵而行之無弊，即後人作之，其益人如此，聖人復起，不能廢也。而況乎後人決不能爲也。”方氏有言：“‘欽明’二字，堯聖德之本也。程朱論學，以居敬窮理爲宗，居敬所以希聖之欽，窮理所以希聖之明。欽明者，生安之德也；居敬窮理者，學利困勉之功也。及其至之則一也。此程朱之學所以爲自堯以來聖學之正脈與！”可窺一二。 　　更進一步者漢宋兼綜，如姚永樸之《尚書誼略》、簡朝亮之《尚書集註述疏》。 　　晚清評點學大興，故又有吳大廷《讀書隨筆》、吳嘉賓《今文尚書說》、李景星《書經管窺凡例》、孫鑛《批評書經》、任啓運《尚書約注》、雷學海《尚書批》等從文法上切入《尚書》的著作。 　　綜上，研讀尚書是一個系統浩大的工程。站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上，而今讀《尚書》，首先以劉起釪《尚書學史》、程元敏《尚書學史》疏通學史，譯註可選王世舜《尚書全注全譯》、屈萬里《尚書今注今譯》或者複雜一點的顧頡剛與劉起釪合編的《尚書校釋譯論》，註疏則杜澤遜的《尚書註疏匯校》或者粗略版的尤韶華之《歸善齋<尚書>章句集解》，在此基礎上，有精力則可讀歷代的單行本註疏。這麼一看，活他三百歲也搞不定四書五經，更談不上整理國故、再創中國之道了。那該怎麼做？我一直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