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

很少有著作像這本書一樣，讓你覺得翻譯者盡心用力，努力做到高水準，但原作本身卻名不副實。看這本書，你就會看到如何對於一部漫長曆史作極其簡化的解釋，提出一些簡單的觀點，但通過不想讓你看懂的敘述方式和語言風格，而顯得高深莫測、信誓旦旦。看完之後，你得承認至少有一半內容不知所云，另一半內容價值有限。 首先，如果說通過幾個有限的古代作品，還是詩歌之類的文學作品，幾個有限的案例，還是那種不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就能把幾千年的環境歷史和環境觀念說得明白，那就是簡化論解釋。從資料來看，書中大量截取詩經、楚詞、謝靈運詩歌、個人雜記之類的非常主觀的內容，本就不科學。這些資料要麼摻雜了大量想象、歷史典故而與當時實際存在偏差，要麼對這些想象和典故難以解釋，從而偏離時代背景。從案例來看，選擇浙江嘉興、河北遵化和貴州三地來說明中國古代環境實踐的不同模式，也沒有說服力。一是案例類型過少，這三地是中國多種模式中的三種，不能代表總體。二是案例不夠典型。如果瞭解中國農業的就知道，嘉興是海塘農業，沿海地區的農業模式與大平原有很大區別；遵化是北方農業邊緣帶的農業；貴州是山區、少數民族農業。恰恰缺少了處於農業核心地區的平原農業和長江中下游的稻作農業，這纔是中國傳統經濟模式的核心之核心。 其次，書中重點解讀了“天人感應”的環境觀念，這同樣是簡化論和缺少代表性的選擇。人與天地的交互感應，通過解讀天文現象、氣候反應來映射人事，這的確是中國一直存在的思想觀念，但有三點需要注意：一是這種解讀不只是、甚至不主要是一種環境觀念，針對的不是環境，而是對人事的限定。就像天人感應不一定通過氣候災害來表達，還可以通過大規模的起義、預言等形式表達，這跟環境有什麼關係？二是作者分析天人感應時，爲什麼單把清代拿出來說呢？天人感應主要是一種合法性建構，與統治有關，如果你去看漢代的天人感應，你就會發現西漢被王莽篡權恰恰是漢武帝天人感應所埋下的禍根。到清代，再提天人感應，還是與合法性有關，但早已變形，這其中的流變，又反應了什麼環境觀念呢？作者沒說。三是天人感應這種學說到底對民間社會有多大影響，這難以判斷，但我想不是應該不是很關鍵。如果去看清代官方思想與民間思想的差異，就會看到二者差異之顯著，官方以天人感應、官方祭祀，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反對民間的宗教和文化思想以及民間祭祀。到封建時代末期，中國確實人滿爲患，對環境的利用和壓力達到了極限，但怕是在天人感應中找不到答案。 最後，作者本身所持的思想也未必正確。作者一邊說中國有善待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無爲而治等思想，但另一邊對實踐沒什麼影響。這本身沒什麼問題，但批評中國古代不知珍惜環境，只知道給環境施加壓力，通過建設大型水利工程增加了後續負擔、鎖死了科技發展，這卻有很大問題，甚至就是錯誤的。類似地觀點，如超穩定性、高水平均衡陷阱，它們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是要麼針對經濟問題而言，要麼針對文化和政治而言，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但伊懋可卻不知所謂的將矛頭對準大型水利，這是中國文化早熟的代價嗎？這些東西不過是經濟投入的一部分，就如同農民每年種地，每年都需要投入種子成本，但只是農業需要播種，而不能說播種鎖死了農業，否則就是本末倒置。代價是有，但絕不是這麼具體的東西。或許在作者看來，這些東西就是錯誤的，我們就應該順其自然，將自己命運交給環境。

伊懋可（Hark Elvin），1938年生於英國劍橋，劍橋大學畢業，1990年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研究院中國史教授，曾在格拉斯哥大學、牛津大學、巴黎高師和海德堡大學任教，在哈佛大學做過訪問研究員。主要著作有《中國歷史的模式》《另一種歷史：從一個歐洲人的視角論中國》《華人世界變化多端的故事》，合編了《中國文化圖集》《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還發表了署名爲約翰·達頓的小說《聖伊萊斯集市》和《虎島》。 本書被譽爲西方學者撰寫中國環境史的奠基之作，分爲模式、特例、觀念三大部分，包括地理標識和時間標記、人類與大象間的三千年搏鬥、森林濫伐概覽、森林濫伐的地區與樹種、戰爭與短期效益的關聯、水與水利系統維持的代價、從物阜到民豐的嘉興的故事、漢人在貴州苗族家園的拓殖、遵化人長壽之謎、大自然的啓示、科學與萬物生靈、帝國信條與個人觀點等12章。 核心內容 一、大象的退卻，看大象的生存空間是如何一步步被壓縮的。 二、森林砍伐，看古代的濫砍濫伐現象，以及古人的森林保護意識。 三、水利工程，看古人如何維持一個水利灌溉系統的有效性，“技術鎖定”是如何出現的。 四、中國古人的環境觀，看“風水”和“天人感應”思想如何影響統治者和普通百姓的生活。

去年底曾發誓不再沉迷於二十年前的書，這麼快就打臉了。這本中國環境史乃至世界環境史研究的扛鼎之作，是由幾個相互獨立的章節組成。 以大象爲代表的野生動物歷史分佈變化主要參考文煥然的幾部研究，但論述着重於動物與人類的關係。其中有關虎的內容並不如我所拜讀過的王祖望等先生梳理的清晰。森林和水利部分各有跨時空的論述框架，從資源利用和景觀競爭的角度詮釋中國人與所生存環境關鍵要素間長期的相互作用。嘉興，貴州和遵化三章在處理民族遷移和地方文化方面作出嘗試，但有時又顯得過於對立作爲特例不方便相互對照。觀念，認知和信條三章陷入瞭如中國特定古人一般的不可知，畢竟以西方人的觀念，現代科學方法學去觀察分析東方玄學，去類比物的認知和帝國意識形態實在是充滿挑戰。Mark Elvin以這些艱深要素貫穿四千年中華帝國，講述一部中國人與環境關係的歷史，串聯歷史，環境，經濟，社會，文化，政治故事，支撐一些論點，諸如前現代技術鎖定，多產但不穩定，金融制度的環境影響，水利專制統治，以及，不存在一種可稱之爲中國觀念的自然觀。所以現代人如何可以通過轉變觀念來擺脫當前環境困局呢？

首先要感嘆一下伊懋可先生對中文古籍文獻的利用，伊先生通過對中國古典如《詩經》、《周禮》、《山居賦》、《五雜俎》、《清詩鐸》以及各種方誌、詩歌的閱讀，從中挖掘出中國古代環境變遷的歷史和中國古人的自然觀 ，可謂學識淵博，學術視野開闊，功力深厚。我也正是因爲這本書才第一次去讀《山居賦》、第一次翻閱《五雜俎》。 其次，對於本書結語部分提到的彭慕蘭先生著:《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我不久前剛看完，正是爲了有所比較纔來看的伊先生這本書。 結語中討論了“到帝制晚期,中國的環境承受了人類經濟活動帶來的巨大'壓力'；在某些方面,這一情況出現得更早。但是,這一'壓力'是否比1800年左右施加給歐洲環境的壓力還要大得多?抑或像彭慕蘭所認爲的那樣,如果首先聚焦於英格蘭和尼德蘭,那麼這一'壓力'甚至不那麼大?”這一問題。 如果我沒理解錯，伊先生的看法似乎和彭先生相反。我個人比較支持彭慕蘭先生的觀點，因爲彭先生一書中對歐亞大陸兩端核心地區關於馬爾薩斯生活四要素（食物、燃料、纖維、建材）進行了量化比較分析，以及對兩個核心地區市場制度和生產要素的比較分析，包括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等各各方面。而伊先生“大象的退卻”此書中，量化分析部分較少，大部分是通過對中國古代典籍文獻進行文本分析來勾勒中國環境史，如果僅是對中國環境史進行分析這麼作是足夠了，但要是進行中歐環境史比較個人以爲還遠遠不夠（尤其是在缺少對歐洲相應地區的量化分析師時）。 再次，雖然個人以爲本書在結語的中歐比較部分存在一定缺陷，但是伊先生總結的“到18、19世紀,中國的水利經濟陷入前現代的'技術鎖定'(technological lock⁃in)模式之中,從而進退維谷”，最後導致“約束延緩了中國經濟整體邁向現代的步伐”，這一觀點是合理的。 最後，個人以爲，上述這一“技術鎖定最終導致環境困境、發展陷阱”的觀點，同樣可以用在工業革命以來、以歐美國家爲代表、以化石能源爲基礎的現代全球經濟體系上。傳統中國農業社會，以水力與森林爲能源基礎，歷時數千年終於在19世紀走向了崩潰邊緣；那麼現代全球經濟體系，以化石能源爲基礎，短短兩三百年就已走向了目前的困局；核能、太陽能、風能等等新能源目前看來還不是可靠的替代方案，不知人類前路何在。不由讓人感嘆“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可能也是好師法中國古人“在面對具體問題時採取的隨遇而安的態度”了。

《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學術鉅著，它以大象的遷徙爲線索，勾勒出中國四千年環境變遷的宏大畫卷。這本書不僅是一部環境史，更是一部文化史、經濟史和社會史的綜合研究，堪稱西方學者撰寫中國環境史的奠基之作。 這本書的標題看似簡單，卻蘊含深意。大象的退卻不僅是自然生態的變遷，更是人類文明與自然關係的縮影。作者伊懋可通過對大象棲息地的分析，揭示了中國古代農業擴張、森林砍伐和水利系統建設對自然環境的巨大影響。這種“人進地退”的現象，不僅反映了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掠奪，也映射了人與自然之間複雜的共生與衝突關係。 書中以浙江嘉興、貴州苗族原居地和河北遵化三個地區爲例，深入探討了環境變遷的具體表現和背後的社會經濟動因。這些案例不僅豐富了全書的內容，也爲讀者提供了微觀視角下的歷史細節。例如，浙江嘉興的農業發展與森林砍伐之間的矛盾，貴州苗族原居地的生態壓力，以及河北遵化水利系統的建設，都生動地展現了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深遠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伊懋可在書中提出了“天人感應”這一中國傳統觀念對環境史的影響。這一觀念認爲，自然現象的變化與人類行爲密切相關，體現了中國古代對自然的敬畏之心。然而，在實際的歷史進程中，這種敬畏之心往往被經濟發展和資源利用所取代，導致了環境的惡化。這種矛盾正是中國環境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 書中還涉及了中國歷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如戰爭、水利系統建設和森林濫伐等，這些事件不僅改變了自然環境，也深刻影響了社會結構和文化發展。例如，戰爭導致的資源爭奪和人口遷移，使得大象的棲息地進一步縮小；水利系統的建設則改變了河流的自然流向，加劇了生態系統的失衡。 然而，這本書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由於篇幅較長且內容繁雜，部分讀者可能會感到閱讀難度較大。此外，書中引用了大量的文獻資料，雖然體現了作者的學術嚴謹性，但也可能導致普通讀者難以理解。因此，如果能適當簡化語言並增加一些通俗易懂的案例，或許能更好地吸引更廣泛的讀者羣體。 《大象的退卻》不僅是一部學術著作，更是一部啓發思考的作品。它讓我們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係，反思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正如作者所言，“人是世界的一部分，不能脫離大自然的存在”。在當今環境問題日益嚴峻的時代，這本書爲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視角：只有尊重自然、保護環境，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這本書也提醒我們，環境史不僅僅是過去的記錄，更是未來的啓示。通過研究大象的退卻，我們不僅能夠了解歷史上的環境變遷，還能從中汲取教訓，爲當今的環境保護提供借鑑。正如作者所說，“大象的退卻”不僅是自然界的悲劇，更是人類文明的警鐘。 《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是一部值得深讀的經典之作。它以大象的遷徙爲楔子，揭示了中國四千年環境變遷的複雜歷程。無論是對環境史感興趣的學者，還是普通讀者，都能從中獲得深刻的啓示和思考。讓我們一起跟隨大象的腳步，探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未來。

《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這本書被譽爲西方學者撰寫中國環境史的奠基之作。它討論的主題很宏大，講的是幾千年來古代中國的環境史，探討了中國歷史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但是切入點非常有趣。作者從歷代文獻裏，解讀出大象退卻的路徑，進而管窺中國環境、氣候變遷與人類活動，讓人耳目一新。大象爲什麼會退卻？大象從何處來，又往何處去？一切答案盡在書中。

說三點印象比較深的。 1，技術鎖定，且因技術而達致的效果需要持續投入，從而如果技術沒有突破式的革新，則原有成績無法維持。 2，水利專制。水利除帶來專制外，也面臨類似困境:後代水利工程受制於前代技術，且需要後代長期持續投入而難以維繫。 3，不存在真正獨特的“中國觀念”，種種中國觀念似乎都能找到西方觀念與之對應。

0、退卻的歷史 中原農耕文明沿黃河由東向西、由內地向西北階梯式墾荒拓殖，墾荒毀林、剷除草原，同步造成大象、大型野獸西撤南退、黃河泥沙劇增。西北開發分先秦奠基→西漢大規模拓荒→魏晉時斷時續→唐代全域屯墾→宋元收縮調整→明清極致山地墾殖六大階段。 一、先秦（商周—戰國：公元前1600—前221年）：黃河中游起步，農耕西進到陝北、晉西 1. 商（前1600—前1046）：農耕核心在豫北、晉南（中原核心），少量墾殖渭水谷地（關中），關中仍遍佈森林、草原，大象、犀牛廣泛棲息於黃河中游全域（豫、晉、陝）； 2. 西周—春秋戰國（前1046—前221）： ◦ 秦國沿渭河向西開墾：關中平原全境、隴東涇洛流域（今甘肅東部慶陽、平涼），是中原農耕第一次伸入西北農牧交錯帶； ◦ 三晉（韓趙魏）向西開墾呂梁山區、陝北黃土高原南部（榆林以南），清理原始森林、草地闢爲農田。 中原原生森林率先消失，西北黃土高原邊緣開始出現局部水土流失。 二、秦漢（前221—220年：西北農墾第一次高峰，黃河中游、河西全面開荒，黃河自此由“河”改稱黃河） 秦漢西北大規模墾荒是黃河變黃的決定性原因，此前黃河無黃名，漢代因黃土高原植被破壞泥沙暴漲得名黃河。 1. 秦朝（前221—前207） • 地域：陝北河套（鄂爾多斯南部）、寧夏南部，遷中原百姓實邊，清除草原開荒，農牧線第一次推到長城沿線。 2. 西漢（重點：前121—前90年，漢武帝時期） -1. 河西走廊（核心開發區：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今甘肅全境河西）：前111年設河西四郡，遷徙關東貧民、戍卒60餘萬，剷除祁連山山前草原與河谷森林，修渠屯田（千金渠等大型水利），全面推行中原代田法，民屯+軍屯並行； -2. 黃土高原全域：陝北、晉北、寧夏平原（銀川河套）、內蒙古前套平原：上郡、西河、朔方郡大範圍墾殖，原本連片的黃土高原草原、落葉闊葉林被成片改造爲耕地； -3. 西域點狀開發（南疆塔里木盆地：輪臺、焉耆、樓蘭、若羌）：戊己校尉主持軍屯，沿綠洲點狀開荒，中原農耕技術傳入南疆。 3. 東漢 國力收縮，河西、河套部分耕地撂荒變回草場，但關中、隴東墾區永久固化爲農耕區，農墾不再退回。 黃河中游地表植被大面積消失，水土流失爆發，泥沙入河，“黃河”名稱固定；大象徹底退出關中、陝北，僅殘餘於秦嶺以南。 三、魏晉南北朝（220—589年：農墾大幅萎縮、時墾時棄，西北耕地與草場反覆切換） 中原戰亂、人口南遷，河西（高昌、樓蘭）保留少量軍屯（西域長史、戊己校尉持續屯墾）；黃土高原、河套大部分農田廢棄，重回遊牧草場；僅關中渭河平原維持原有農田規模，不再向西擴張。 寒冷氣候+政權分裂→農耕回撤，西北生態短期修復，野生動物小幅回遷。 四、隋唐（581—907年：西北農墾第二次鼎盛，向西拓展至北疆） 1. 隋代：修復關中、隴東舊墾區，初步復墾寧夏河套 2. 盛唐（貞觀—開元，630—755） 1. 河西走廊全境復墾、擴墾祁連山淺山地帶； 2. 北疆（北庭：吉木薩爾、伊犁河谷、哈密伊吾）：唐朝大規模軍屯，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屯墾，史料“安西20屯、北庭20屯”，中原農民、流放罪犯批量遷入北疆綠洲開荒； 3. 隴右（甘肅南部洮河流域）、湟水谷地（青海西寧）：農耕首次深入湟水，打破原生草原生態。 安史之亂後（756—907） 吐蕃佔領河西、隴右，河西、湟水墾區大面積拋荒，農耕收縮回關中、寧夏平原。 五、宋元（960—1368：農墾南北分化，西北整體收縮，局部河谷精細化開墾） 1. 北宋：農耕止步陝北南部、涇渭流域，陝北北部、河套淪爲西夏牧區，僅沿黃河河谷小塊開荒； 2. 元朝：大一統後局部恢復寧夏河套、河西綠洲農墾，整體以遊牧爲主，西北山地開荒放緩。 兩宋氣候轉冷，西北乾旱加劇，農墾難以向高原縱深推進。 六、明清（1368—1912：中國歷史西北農墾終極擴張，深入黃土高原深山、隴南山地，全區域深度毀林開荒，大象徹底退出中國北方） 1. 明代（洪武—明末1368—1644） 1. 陝北、晉西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區：政府強制移民“山陝填三邊”，百姓進入黃土高原深山、坡地開墾，陡坡毀林種地； 2. 河西復墾+寧夏平原水利大開發，銀川平原引黃灌溉農田規模翻倍； 3. 隴南山區（甘肅天水、隴南）：中原流民進山伐林墾荒，秦嶺北坡森林大面積消失。 2. 清代（康雍乾至晚清1662—1911，開發強度頂峯） ① 政策：攤丁入畝+玉米、土豆美洲作物傳入，山地開荒無地理限制，墾荒直達高山陡坡 • 黃土高原全境（陝、甘、寧、晉黃土丘陵）：無一處閒置荒坡，原生草原、次生林基本消滅； • 河西走廊南部祁連山山麓淺山、青海東部湟水、大通河谷：流民墾殖深入山前林區； • 新疆全域綠洲（南疆塔里木、北疆準噶爾綠洲）：清朝大規模移民實邊，陝甘百姓入疆開荒，南疆綠洲耕地擴張數倍。 ②關鍵環境結論 1. 中國北方（秦嶺以北）原生森林、草原基本終結，野象徹底從黃河流域、長江以北絕跡，全國僅雲南邊境殘存野生象羣 2. 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徹底定型，黃河下游懸河格局固化，歷代黃河水患根源落地。 1、河什麼時候黃？ 黃河直到大約兩千年以前纔開始叫“黃”河,之前僅被稱爲“河”。 黃河變色的最可信的原因,則是秦漢兩代農耕在西北部的推廣。爲發展農業,覆蓋中游沿岸廣大地區的草地被清除;爲滿足都城的木材需要,西北部東南方向的溫帶森林被砍伐。 茂密的森林會減輕風蝕和水蝕對錶土的侵害。 樹下累積的枯枝落葉能讓雨水慢慢滲漏。 這種滲漏還可防止土壤被沖刷到下游的灌溉系統。一旦樹木消失,泥沙俱下,就會給下游的定居農業造成更大的困難，一困難就挖得更勤快，一勤快樹木更少，如此惡性循環。 黃河的典型特徵，高原山地土壤侵蝕，到了平原區懸浮沉積物的沉澱,使黃河河牀升高,超出了周圍的平原,然後靠人工堤壩才能約束河牀。沒有堤壩,河岸會不時地溢洪。當溢洪減弱,其裹攜力也就下降,負載的泥沙就被傾卸在洪泛區。直到最後,這條河總會決堤改道,從而水患連綿。 2、定居農業不可能不利用（不管）黃河 黃河黃的主要原因是中原古文明發展太好，人口壓力大，中游山地和高原的林草地開墾爲農業。 定居農業的第一步就是開墾農田，平原開墾完了，由於人口壓力就開墾山地林草，山地沒有了林地就流失的土壤，然後在平原沉積在河牀、河灘、洪泛區、三角洲。 沉積下來的地特別肥沃，然後開墾，要農業耕作，那就修河堤保護農田，一修河堤，把河流約束的更小，一來大水就決堤。 如此循環。這是人類定居農業和環境之間無解的相愛相殺。 3、歷史上黃河水患，越強大越開發水患就多 從豐富的史料及遙感環境研究看： 戰國時代，黃河堤壩後撤至離河岸約10公里處,目的是給洪水讓路。《漢書》說,堤壩裏面的“填淤”由於“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堤防以自救。”【這段話基本是2000多年，開發、水患、治理的基本模式。後面的史料可以看到水患越來越密集】 漢朝的大部分時期,即公元前186—公元153年,黃河堤壩大約每16年出現一次大決口。公元前66—公元34年間最爲集中,頻率上升至每9年1次。 接下來的400年,東漢政治混亂，三國到南北朝混亂時期，無力拓殖，向西北部的移民以及農業拓殖結束。氣候變得更爲寒冷,農民與牧民之間的邊界在南移,草與森林重新生長。結果,黃河堤壩大決口的頻率降至每50年一次或更少。 直到大約公元500年的北魏末年,黃河中游的部分地區重新得到開墾,位於大轉彎西北角的河套也開墾了。當時世界上最大城市之一的都城長安 對木材和燃料也有大量的需求。 唐朝時期，強大就意味着更大的農業開發，公元8世紀中葉以後,西北部的牧場加快向谷地轉變。 公元788年,西域東南邊界周圍地區，在今甘肅省，是這樣開發的： 芟林薙草,斬荊棘,俟幹,盡焚之,方數十里,皆爲美田,勸軍士樹藝,歲收粟菽數十萬斛。 唐代最後160年,公元746年到900多年，黃河堤壩大約每10年決口一次。 隨後的五代時期,這一數字上升至每3.6年一次。 宋朝。從公元960年到1126年北宋中古經濟革命的第一個階段,其頻率是每3.3年一次。 這還有些低估，因爲只包括了明確提及的決口，在1117年,據說有一百多萬人葬身於此。 大清。1645年到1855年間的清朝大部分時間裏,人口壓力迫使人們在黃河中游地帶開墾脆弱的黃土地, 使得黃河南部河道每1.89年就出現一次災情。

優點：開創性 一定啓發性 不足：困在了“一定”這個“窠臼”，不客氣地來說簡直是無聊透頂，就作者論述的連續性來說給一個“不行”的評價也可以。作者論述思路太過跳脫，而且並不是漢語的母語掌握者，隔閡在大量的“譯者注”中得到了體現。

先看的杉木，因爲書裏一直提大象，大象剛好在我的書庫裏，乾脆一起看了。 說實話，兩本我都不滿意；但相比之下，我覺得杉木更勝一籌。 《杉木與帝國》聚焦於杉木這一具體的產品，提出中國古代（宋元明清）不只“大毀林”，而在自由市場的發展下，也有“大造林”的措施。整體章節安排始終圍繞論點，不是一般歷史的線性敘事方式，導致我讀的時候有一點混亂，且翻譯團隊能力也一般，好多都不知道到底在描述什麼。 《大象的退卻》聚焦於大象這一象徵的意象，通過森林、水利、生物等描述，中國古代一直在“大毀林”。整體章節安排分爲總分總，先論述相關知識，再引出具體案例，最後討論古代詩詞中的意識形態，整體寫得像一篇散文一樣，每一篇結尾都沒有總結性描述，全書的結語更是像文學一樣，戛然而止。 杉木一書更具體，時間跨度更短；大象一書更意識形態，時間跨度長，主打大而全。杉木的結論更具有“可遷移性”，書中結論表明，高層的決策和制度不是決定某一件事的最終因素，而在不斷連續地執行和不執行中，也對事物造成了影響。大象除了開頭提出的論點，剩下不知道在說些啥，大段直接引用一些詩詞的原文，很少解釋，也不做總結，看得費勁。 這兩本書的研究內容和風格也體現了近年曆史圈的風向：更具體、更聚焦、更細緻。杉木一開始表態，挑戰大象中的大毀林說法，但其實通篇讀完以後，會發現大造林其實就是大毀林的一部分，一脈相承，大象是地基，杉木是上面的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