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憲實講唐史·唐高宗的真相

唐高宗李治生於貞觀二年（628年），貞觀五年封晉王，在太子李承乾與魏王李泰相繼被廢后，於貞觀十七年被立爲太子，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去世，李治即位 唐高宗上承貞觀李世民，下啓女皇武則天，所以註定是個尷尬的存在，但是關於他的生平功績，只是未能得到世人的清楚認知罷了 前面一直提到的壟斷四代皇位的關隴貴族集團，是高宗一手摧毀的；一代女皇武則天，是高宗親自培養的；唐代極盛時的疆土，是高宗時期實現的… 李世民在臨終前囑託長孫無忌、褚遂良、李勣輔佐李治。隨着長孫無忌對朝野的控制到達巔峯，李治雖然不能在朝堂上有所作爲，卻能借後宮力量的變化，巧妙將之轉化爲影響外朝的契機，所以李治決心廢掉屬於關隴貴族集團的王皇后立沒有背景的武昭儀爲後，遭到了同是關隴貴族集團的長孫無忌和褚遂良的牆裂反對，最後因爲李勣的一句“此乃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堅定了李治立武昭儀爲後的決心，隨後褚遂良和長孫無忌先後被流放，長孫無忌在流放地被逼自殺，褚遂良在流放地孤獨終老，他們至死也不會知道，他們的對手武昭儀日後會做出怎樣驚天動地的大事！

本是因遊戲對這段歷史感興趣，兜兜轉轉找到了孟教授的這本書。 感謝孟教授在儘量還原有關李治和武曌歷史真相所做的努力，只能說後世甚至包括現在的一些膽小鬼過於害怕武皇，以至於顛倒黑白添油加醋塑造出一個妖女形象抹黑。 老師在書裏說，歷史事實是一個層面的問題，歷史評論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前者，可以稱爲歷史，後者，叫作歷史學。距離歷史越遠，歷史學越發達，自由施展的空間越寬廣。 雖然本書中，也有不少牽強之處，強行自圓其說的嫌疑，但在妖魔化武則天和李治的大背景下，有人能站出來澄清就已經是很了不得的事情了。 （對於書中李治與武則天姐姐及外甥女，以及導致廢后風波那段，絕對是後人杜撰，韓國夫人的孫子、賀蘭敏之的兒子賀蘭琬的墓穴出土，他的墓誌銘上說了他娶了李賢的女兒隴西郡主。如果李賢真的是 韓國夫人所生的話，賀蘭敏之的兒子又怎麼能娶李賢的女兒。）

評價：7.5 / 10 看完此書大致上有兩個收穫： 其一是唐高宗本身的性格並不是人們所認爲的那樣過於“軟弱”。成爲太子和皇帝前受到李承乾和李泰的太子之爭影響，需要他表現出“軟弱”以避免受到政治波及；成爲皇帝后被以長孫無忌和褚遂良爲首的文官集團架空，需要他表現出“軟弱”以暗中積蓄力量奪回權力；後世爲了防止再出現武則天之流的人物，對唐高宗也多持負面評價，進一步加劇了“軟弱”的印象。但從與長孫集團的鬥爭過程來看，高宗能在恰當的時機做出正確的抉擇，拉攏支持自己的官員打擊政治對手，實際上並不如人們所想的那般軟弱無能。 其二是廢王立武這一事件的影響非常深遠，遠不止高宗奪回權力、武則天登上皇后寶座這麼簡單，也標誌着長期統治中國的關隴貴族集團退出了歷史舞臺。 本書最值得稱讚的地方就是論證結論時的嚴謹。本書所採用的史料均爲可信度較高的史料，且結論均從真實史料出發，對高宗時期很多事件進行了詳細分析，特別是武則天殺女和二聖的分析論證，嚴謹且有力，顛覆了很多以往對於武則天的一些看法。但本書的缺陷也基本在此，受限於史料的部分缺失、前後矛盾，很多歷史事件的真相難以從文字中直接獲取，所以作者採用了大量的邏輯推理，這一部分中往往夾雜着大量的主觀判斷，而作者本身的立場是高度讚揚唐高宗及武則天的，導致不少的論證過程及結論可能有失偏頗，較爲武斷且主觀；且論證過程中有一些結論作者並未詳細論證或者展開，所以本書中的觀點及結論並不能完全採信，只能作爲參考。其他的缺點在於本書的內容有些重複，部分章節顯得有些囉嗦，且作者對於唐高宗和武則天的立場過於正面，對於在位期間的執政失誤等則完全沒有提及，個人覺得對於這兩位的個人形象塑造是片面且不立體的，不符合標題中所寫的“真相” 總結一下本書，關於唐高宗廢王立武、武則天殺女和高宗武則天合稱“二聖”的部分可以仔細看一下，能夠爲看待高宗和武則天提供一個比較新穎的視角，其他部分的結論和論證僅供參考即可

作者曾經提出傳統史學、新史學、公共史學這三個概念。傳統史學爲新史學提供史料，但新史學有着不同的立場與方法。歷史小說等公共史學受傳統史學影響較大，而新史學對其影響有限。 套用這三個概念，本書是站在新史學的立場上，駁斥傳統史學妖魔化武則天、弱智化唐高宗的傾向；試圖面向大衆傳播一些專業可靠的歷史學知識，又屬於公共史學這一領域的作品。 後記中談到作者與吳宗國先生的一段對話： 有一天，我戰戰兢兢地問吳先生：“歷史研究如何發揮推動歷史的作用？”吳先生微笑，而微笑之後，吳先生通常會反問：“這要問你啊。”但這次，先生沒有反問而是簡單有力地說道：“轉變爲常識。” 在作者的一篇回憶文章中，他也援引了吳宗國先生的觀點，可以作爲“轉變爲常識”的進一步解釋： 史學作爲基礎的人文學科，具有廣泛的影響力是正常現象。學者不能滿足於穩坐學術象牙塔，普及“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歷史學常識是歷史學界的社會義務，是回饋社會的重要途徑。 作者也批評了專業研究者不重視普及工作的傾向： “大多數歷史學家以懷疑的眼光看待這些對歷史的通俗運用，把精力花費在公共史學上，已經偏離了重構和解釋歷史的真正任務。至於向社會大衆講解歷史新知，既不是學術規定動作，也不是組織下派的任務，反而容易留下不務正業的印象。新史學不僅不能組成一個思想統一的陣營，更對公共史學的影響缺乏興趣。比較起來，與其影響民衆的史學認識，他們寧願躲在象牙塔中重構歷史。或者，他們經常把歷史研究工作和歷史普及工作當作不可兼得的矛盾事物，所以他們懶得去書寫具有學術水準的通俗作品。因爲專業史學工作者以象牙塔自榮，公衆不瞭解專業史學的工作，甚至懷疑其存在價值。” 他認爲： “當今史學的發展，公共史學應該是一個重要增長點。公共史學不僅爲史學研究提供傳播的渠道，也是史學影響社會、實現史學社會價值的方式，是史學研究更能夠發揮培元固本的良好途徑。” 強調史學研究對社會的價值和作用、專業研究者普及歷史知識的責任，這個方向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有些學者習慣於高居象牙塔之中，不屑於做普及工作，認爲只有學術論文和專著纔是有價值的。 而一些面向大衆傳播歷史知識的業餘人士，又非常不嚴謹，聽衆卻把這些人奉若神明，甚至覺得他比歷史學家懂得還多。 相比起來，本書爲唐高宗、武則天所作的辯誣，是嚴謹、有說服力的。比如通過比勘《唐會要》、兩唐書、《資治通鑑》等史料，還原事實真相，並揭示出歷史敘述“層累”地形成過程，越往後的資料敘述越詳細，那麼其真實性就是可疑的了。同時也注意到學術規範的問題，援引雷家驥等前輩學者的觀點，並在書末列出了參考文獻。 我聽到的一種對歷史學研究的質疑是：你們的研究有什麼用？對於現實社會有什麼價值和意義？本書作者對新史學與公共史學關係的討論，對我回應這種質疑很有啓發。

以紮實史料爲刃，劃破千年臉譜化敘事，還原了一位藏於柔弱表象下的成熟政治家，徹底顛覆“懦弱昏庸”的刻板印象。 長期以來，唐高宗李治被夾在“貞觀之治”的耀眼光環與“武周代唐”的驚世變局之間，淪爲歷史敘事裏的模糊背景。世人多視他爲受制於權臣、懼內怕妻的傀儡皇帝，卻忽略了他執掌大唐三十四年，創下唐朝疆域極盛、民生安定、法制完善的治世實績。孟老通過這本書戳破這層歷史濾鏡，揭示“軟弱”面具下的深謀遠慮。 李治並非無能，而是極致隱忍的權力操盤手。即位之初，他受制於長孫無忌等關隴勳貴，皇權旁落。他沒有硬碰硬對抗，而是以“廢王立武”爲政治突破口，借立武則天爲後，精準打擊門閥勢力，一步步收回皇權。這場看似後宮風波的變局，實則是帝王收回權柄的頂層設計，盡顯隱忍與果決。後世爲貶抑武則天，刻意矮化高宗，才造就了他“軟弱可欺”的虛假形象。 從平定西突厥、解決遼東問題，到完善《唐律疏議》、推動科舉發展，高宗承貞觀之遺風，開盛唐之先聲。他用低調內斂的統治方式，把大唐推向國力巔峯，卻因沉默內斂，被歷史輕慢書寫。 這本書不僅是爲一位帝王正名，更教會我們警惕歷史的選擇性敘事。歷史從非非黑即白的臉譜，藏在文獻縫隙裏的細節，往往比定論更接近真實。那個被誤解千年的李治，終於走出陰影，以清醒、剋制、有作爲的帝王本色，重回我們的視野。 另，這本書我買的是布面精裝刷邊豪華簽名版，貴是真的有點貴，下回還是買普通版本吧😢

被誤解了千年的唐高宗 唐高宗李治是唐朝的第三位皇帝，守成之君，22歲登基，在位34年。唐朝在高宗的帶領下，上接貞觀之治，下啓武則天時代以及李隆基時代，唐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國力進一步提升，史稱“永徽之治。” 唐高宗李治外圓內方，膽大心細，敢想敢爲。在貞觀時期藏拙，登基之後逐漸顯露鋒芒，借廢王立武事件搞定了權臣和外戚，使得自己真正地掌握了朝廷權力。 唐高宗的功績：文治方面：有繼承、有發揚。統一儒家經典，改進科舉制。武功方面：平定西突厥的叛亂，解決朝鮮半島問題，征討吐蕃，使唐朝擁有遼闊的疆域。社會治理：吏治良好，成就卓著。 唐高宗是繼秦始皇、漢武帝、漢光武帝之後第四位去泰山封禪的帝王。感謝孟教授分析新舊唐書還原唐高宗李治真實面貌，呈現在讀者面前。

作者的很多觀點挺有意思的，解讀也很詳細，值得一看。但說是唐高宗的真相，更多的是解釋他的行爲，以誇獎居多，幾乎把高宗寫成完美皇帝了，沒怎麼寫他在執政中後期做的事，大興土木，寵信奸佞，殺降將，還愛封禪……要不是身體不好去不了，他打算五嶽全去了，鬧饑荒呢，關中地區都出現人相食的情況了，他還想着去封禪，蓋宮殿，這些對皇帝來說當然高興了，對百姓來說就苦了，但關於這些書裏完全略過沒提，說是真相好像也不全是真相

推薦！！ 這本書裏面引用了一個故事，我覺得有必要摘出來重新講一下，感受一下皇權能夠帶來何等沉重的政治壓力： 長孫皇后的親舅舅是高士廉，此人可不一般。 長孫皇后和哥哥長孫無忌的父親長孫晟其實挺長壽的（活了58歲，比李世民還長壽幾年），但長孫晟生孩子很晚，43歲才生長孫無忌。所以，長孫晟死時，長孫無忌才15歲，長孫皇后才8歲。 高士廉於是把長孫晟這雙子女養在自己家中，感情很深。他發現李淵次子李世民才華出衆，就把長孫氏許配給了李世民，並且還是二人婚禮的主婚人。後來高士廉入了凌煙閣二十四功臣，比李世民早死兩年，一輩子堪稱完美……纔怪。 高士廉的不幸和李勣一樣——子孫出了問題。 高士廉有六個兒子，第四子高真行受到長孫無忌朋黨案牽連，曾被貶官，官途起起伏伏，心驚肉跳多少年。高真行的兒子高政，論關係和唐高宗李治是表兄弟，他的職位是太子典膳丞，管管時任太子李賢的伙食，這個差事最終讓他送命。 李賢捲入了謀反大案，高政身爲太子東宮府的官員，而且和太子李賢過從甚密，離死亡只差唐高宗李治一句話了，然而唐高宗卻決定不對高政進行處置，交由他父親高真行帶回家中閉門思過。 高政帶着劫後餘生的喜悅回到家，話還沒說一句，他父親高真行一刀刺中高政的喉嚨，伯父戶部侍郎高審行一刀刺進他的腹部，堂哥高璇最終砍斷高政的脖子。 最合理的猜測，如本書中言，高氏家族以爲唐高宗放生高政，是對高氏家族的一次考驗，如果不劃清界限（多麼耳熟的名詞，五十年前重演過），整個高氏家族就要倒大黴了，發揮一下聯想吧——爲什麼高氏家族要包庇高政？其心可誅！君不見長孫無忌的結局？ 於是，高氏家族上演了這一出人間倫理慘劇。 然而，唐高宗李治還真沒有治罪高政的想法，李賢東宮裏的官員除了兩個人受到株連，其他人都相安無事。李治聽聞此事，對高家這種做法非常厭惡，把兇手三人分別降職處理。 —————————— 本書中不乏這類精彩的引述和分析，武則天到底有沒有親手殺死自己的女兒，書中做了非常精彩，且讓人信服的分析。 這類史書，不是“說着玩”的，看過之後，會讓人有所領悟。 畢竟，千年過去，人性還是不變的，變的是環境，我們比以前更文明瞭。

長期以來，受宋明理學“女禍論”影響，唐高宗李治在歷史敘事中常被簡化爲一位“昏懦”的守成之君，其在“二聖臨朝”時期的政治作爲亦被歸於武則天的羽翼之下。然而，迴歸初唐政治語境，李治實則是具備高度政治理性的君主，他與武則天構成的並非主僕關係，而是一種深度的政治共生體。 本書的核心價值，在於釐清了李治的“隱忍”並非軟弱，而是一種成熟的權力運作策略。面對貞觀末年長孫無忌集團的權勢膨脹，李治採取了極具耐心的制衡之術：借“廢王立武”之機，引入李義府、許敬宗等新興勢力，完成了皇權的平穩回收。在此過程中，武則天充當了李治的政治代理人——她以更強的鋒芒處理繁複政務與人事糾葛，使患有“風眩症”的李治得以在幕後把控全局。 書中對二人互動模式的剖析尤爲精彩。無論是御駕親征的進退權衡，還是對長孫無忌、上官儀等權臣的處置，皆體現出李治對政治風險的精準預判。上官儀因在帝后爭執時貿然提議廢后，觸碰了皇權穩定的底線，最終淪爲政治博弈的犧牲品，這恰恰反證了李治維護政治聯盟的決心。此外，關於武則天“扼嬰”以奪嫡的傳統指控，若置於當時的政治成本與收益框架中考量，其可信度亦值得商榷。 總而言之，李治並非被武則天光芒掩蓋的黯淡配角。相反，正是他提供的皇權合法性背書與政治包容，才成就了武則天后來的執政基礎。理解李治與武則天的政治共生，是解開唐代由貞觀之治轉向開元盛世這一關鍵鏈條的鎖鑰。 恰逢今日乃李治農曆誕辰，於冥冥中合上此書最後一頁，彷彿穿過千年煙塵，觸摸到了那位被史筆掩藏的、真實的唐高宗。

貞觀十八年（644）​，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對曰：‘不知。’曰：‘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乘馬，又謂曰：‘汝知馬乎？’對曰：‘不知。’曰：‘能代人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對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爲人主，可不畏懼！’見其休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汝知此樹乎？’對曰：‘不知。’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爲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此傳說所言，可以自鑑。’”唐太宗在這裏有四問：知飯乎。知馬乎。知舟乎。知樹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