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服飾與禮俗

紙糊的盛世，席地的人民： 馬戛爾尼隨團畫師威廉亞歷山大《中國人的服飾與禮俗》，一種19世紀人種學的圖像，虛化背景，凸顯人的特徵與服飾，西方中心主義的目光，有時候會造成人物比例失衡，比如頭特別小，袍服太特別臃腫肥大，以便凸顯女子的纏足之陋習。 比如把“豬尾巴”辮子繞到胸前呈現，把女船工畫成了一個男人……爲了展示人種學民俗學特徵，像一個圖式，刻板難免。 特別是我發現，畫中的漢字和AI生成的極度類似，比如士兵胸前“勇”字，只畫出了中間“田”字的輪廓感覺！ 可見AI的智能就像一個老外的外部視角。 不過，外部視角也不乏新鮮的啓發，讓我們帶着陌生化的眼光重新審視熟悉的中國。 1、與忠誠的瑞士山地人比，中國人是做家政的好手，但不誠實 馬戛爾尼隨團畫師威廉亞歷山大《中國人的服飾與禮俗》說到：有時，這些中國僕從被帶到英格蘭，但他們並不開心，直到返回故鄉，他們才展露歡顏。故鄉對於中國人有一種特殊的魔力，就像瑞士山谷之於當地人一樣。 爲什麼要拿瑞士人和中國人做比較呢？昨天聽一個b站講座“漢帝國的目光”，關於吐蕃的名稱，語言學上，吐蕃就是Tibet ，ti是語助詞，bot/bet代表山地，這個詞根與西方語系中的barbarian野蠻人是一樣的，其實本意是山地人，山民，這個詞根從中國西藏到瑞士一路通用。中國南方山越人據說是蠻man的詞根一直延續到東南亞，比如緬甸勐人之類的。 我估計，西方人進入中國，首先看到的是海濱與河流，香港澳門廣州都在水邊，其次是南方廣袤的丘陵地帶，萬山起伏，在他們印象中就類似瑞士了。 我聽說過，瑞士人的確因爲是山地人，窮而忠誠，他們在歐洲特別是法國大革命時當僱傭兵，兩派互射，忠心事主，全是瑞士人，犧牲累累後來在瑞士有一座受傷的獅子雕像作爲紀念，是盧塞恩湖畔的著名景點。如今梵蒂岡教皇還以忠誠的瑞士僱傭兵爲衛兵。 威廉亞歷山大說“中國人是做家政的好手。但是他們大多不誠實，所以那些誠實的家政員便備受歡迎。”，顯然是在與瑞士人做對比，並以西方殖民中心視角，安排給了中國人當家政的職業身份。 後來，中國人在美國討生活，很多開洗衣店，不幸被言中了。 所謂家政服務，還包括： 按摩： 洗髮服務的項目包括拉筋——替顧客拉扯關節直至關節發出響聲，按摩——捶打肌肉至肌肉放鬆，這些服務全由理髮師一人包辦。理髮師同時還幫顧客掏耳朵、清鼻孔，使出渾身解數讓顧客開心，陪顧客或圍觀的人閒聊。 運米： 中國人從外表上看肌肉並不發達，但是就負重能力來說，他們可能比愛爾蘭的搬運工人還厲害。 端盤子： 威廉亞歷山大寫到雜耍藝人：他的身體非常柔軟，用大陶罐作爲道具，在大使廣州寓所的對面展示各種非凡的技藝。 我看其實像成龍耍醉拳，拿酒罈雜耍，這是端盤子堂倌的技藝！ 自古巫即是工，工匠的奇技淫巧在《莊子》裏是運斤斫鼻，庖丁解牛，儒家講君子遠庖廚，道家卻讚美之，庖廚工匠神乎其技，比如印度飛餅，現在有飛過街的蛋炒飯，比如成都茶館的大壺點茶，中國雜技著名的頂碗，從餐飲發展到表演領域，像賣油翁技進於藝，都帶有巫術通神的特性。 2、大清紙糊的權宜之計，老百姓夾縫的生存智慧 威廉亞歷山大不無諷刺地評論中國的鐵匠，“最美麗精巧的工藝品卻出自最簡單粗陋的工具。” 雖然但是……走村串戶的鐵匠，說明幾點，他們沒有本錢在城市裏擁有固定店鋪，只好遊走開闢鄉村大市場！我彷彿記得小時候還有，雞毛換叮叮糖，雜貨船，鐵匠貌似也有，往往在一村逗留幾天，再換個地方……坐商與行商，本來就是古代社會常態。《百年孤獨》裏那個吉卜賽人也就是走街串巷的行商，給何塞帶來了無數新奇的寶貝。 其實中國的行商，從南宋貨郎擔或更早就開始了！ 貨郎擔，一定是高質量的輕便的小東西，奢侈品，就像絲綢之路的長途貿易也是。給小孩子的玩具，家裏裝飾的字畫掛件，閨閣中的胭脂香粉鏡子梳子，恐怕都很受歡迎。 “他們走村串戶，隨身攜帶自己的“作坊”和設備。……鐵匠的風箱有閥門和活塞，不用時可以當凳子用，或者用來裝工具。理髮師用剃頭挑子當凳子；木匠用直尺當柺棍兒、工具箱當工作臺。這些權宜之計，在印度和中國很常見。” 這權宜之計，在我看來是物質條件有限下中國人的生存智慧，這智慧比比皆是。 比如威廉亞歷山大描寫流浪樂師如何一人變成整支樂隊：這些樂器都很低劣，發出的聲音讓人很不舒服。流浪樂師的技藝高超，不僅能打手鼓（一種淺銅鼓），還能用腳趾分別夾着木槌和鈸擊打，與此同時，他還撥弄着六絃琴爲自己伴奏。 而且我發現，他畫的樂師把琴箱當座椅，這也是“權宜之計”！ 威廉亞歷山大描寫馬車，“車伕總是坐在車轅上，姿勢非常彆扭。車上既沒有安裝減震彈簧，也沒有座椅，乘客一般拿個墊子盤腿坐在車後部。” 爲什麼車伕總是坐在車轅上？如果車伕坐高，像西方馬車，得很高，可是沒有避震彈簧會相當顛簸！如果增加座位，恐怕廂體也要加高，空間變大，重量增加了，兩個輪子不夠，要四輪馬車，而四輪馬車的重量，恐怕道路質量不行。考慮到整體車重與道路質量，只有低矮的坐席（無論趕車的，還是乘客）才能適應全地形複雜路況！ 歐洲的四輪馬車恐怕是城市道路更合適！中國的道路極其糟糕，看看井陘關深深的車轍就知道了。 委屈《臥虎藏龍》裏的貴族小姐忍受這顛簸的車子了，就當是權宜之計！ 《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裏讀到：特使在這段路上乘坐從英國帶來的馬車。他還邀請幾位中國官員一同乘坐。中國官員最初擔心車身太高，容易傾覆，特使向他們保證絕對安全。當中國官員們坐在車廂裏，看到各種精緻設計，舒服的彈簧座椅，可隨意開關的玻璃窗和百葉窗扇，再加上車子走得又快又穩，都很興奮。 果然是太高怕翻車的問題。 不過最體現“權宜之計”諷刺的是：士兵的胸牌和護肩由棉絮填充，頭盔看起來威風凜凜，其實只是用黏合板製成。 乾隆盛世的大清似乎被看穿是紙糊的，不堪一擊。但對於老百姓，權宜之計是一種無可奈何下的生存智慧。 再深入一層，權宜之計可能源於中國哲學中“性與命”一對根本矛盾概念。我所知道，儒釋道三家都分南北宗，大抵北宗修性，南宗修命，前者知性任性，後者逆天改命，性更多是先天的知識，固定的，命更多是後天的實踐，可變的。 據說唐代佛家分兩派，川僧浙僧，川僧多是安史之亂後流落的洛陽遺民，偏知識理論，浙僧多是湖北江西人，偏禪坐實踐。道家到了南宋，從外丹轉向內丹，全真教也南北分裂，南宗認祖庭於天台山桐柏宮，北宗先性後命，南宗先命後性。宋儒中，程朱理學是北宗，陽明心學是南宗。 中國人總是在性與命之間糾纏不休，儒家取中庸之道，中庸說到底就是“合適”兩字！毋固毋我毋必，只有合適是唯一的原則，當仁不讓的就義是合適，棄暗投明的叛變也是合適！這種合適，流到民間變爲精於世故的“權宜之計”，無可無不可，關鍵在於算計，就是算命。 3、抬轎、挑擔、拉縴與鞦韆：在粗暴的剛體中尋找騰挪的自由度 威廉亞歷山大畫下了中國轎子並說明：這頂轎子不需要轎伕直接抓住抬杆，抬杆兩端用帶子繫着一條橫杆，轎伕抬轎時只需把橫杆扛在肩膀上。 其實這帶子是起到緩衝作用的，它是軟體，非剛體，使得人肩膀的震動獲得了XYZ三個軸線上更大的自由度！ 就像鞦韆，兩根繩子，假如改成兩根棍子，這鞦韆就是一個門框一樣的剛體，它的運動是直接的。而變成繩子，鞦韆就優雅了！ 忽然想，中國人的扁擔也是如此，首先，扁擔本身可以上下起伏，擁有了自由度，它並非剛體，再次，扁擔一般是兩端加繩子，再勾住重物比如水桶的。這繩子正如鞦韆的繩子一樣有很大的自由度。 唯有挑柴擔，不用繩子，竹槓直接插入柴捆中，因爲山路崎嶇，到處障礙，自由度太大反而行動困難。 威廉亞歷山大又提到縴夫：他們的工作是在運河拉駁船，縴夫們腳邊橫七豎八放着的木條是在拉縴時橫放在胸前用於發力的。 這也是與鞦韆，扁擔類似的。 中國人從來不知道牛頓力學，但用肉身之軀，找到了如何對付那些沉重，堅固，粗暴剛體的本能方法，用繩子把力軟化，化爲肉身可以接受的程度。生命在不自由中尋找它騰挪的自由度！ 日本朝鮮與東南亞人的轎子全然不同，像雞籠一樣，直接放在槓上，全是剛體。 從老外的關注中我又意識到，轎子多麼類似移動的亭子，是極其特別的中國風景，而我們習以爲常。 亭子是向風景敞開的暫時的家，而轎子的時間性更強了。 亭子與轎子，都是定居與自由度之間的折中主義，而印第安人把全部家當安放在雪橇上，是純粹的自由了。他們的家，雪屋，是用過即融的，他們真正幕天席地。 威廉亞歷山大說當年大清人：他們喫飯也不需要桌子和椅子…… 我突然想，中國蹲，是歷史造成的，印象中西北老農，蹲在黃土地上喫飯，南方的農民，蹲在大門檻上喫飯。 我在香港攝影師何藩的照片裏，看到早期香港人的生存狀況，沿街小雜貨商鋪的一家人在店門口吃飯，這太常見了，以前老上海很多，更特別的是有苦力坐在街頭長坡的臺階中央喫飯……其實是因爲前店後家，空間小，全部塞滿雜貨，沒地方放太多桌子凳子。甚至根本沒有家，那些香港苦力就像重慶棒棒，是流動的職業，哪裏有桌子喫飯？ 正與威廉亞歷山大畫中巧合，過着一種幕天席地的生活。 我只能說，在有限的世界中，中國人已經活出了可能性的極限，儘量活着，儘量自由。

從外國人眼裏瞭解兩百多年前的清朝各階層人民的真實面貌。看完之後總感覺哪裏不舒服！

瞭解中國古代，有時外國人的記錄更有參考價值

確實，有些地方透着傲慢不屑，高人一等的感覺。 但整體上來說，插畫不錯，描述也算客觀。 主要這本書本身的受衆不是中國人，而是外國人。 所以從外國人的角度來看，我認爲這本書還是有可取之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