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國：社會與文化史

★★★★☆本書充分展現了李峯教授學養貫通中西的深厚功底，嫺熟融合考古學、人類學等多學科理論，並廣泛吸納大陸、港臺、日本及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將漢學特有的問題意識與分析概念有機融入敘述，體現出自覺的跨文化學術對話能力。作爲我一位摯友長期推崇的精神導師，峯師在本書中進一步彰顯其涵容東西的學術視野與比較眼光。 作者採納了吉德煒（David N. Keightley）在《早期中國》雜誌創刊詞中所提出的界定，將“早期中國”的時間範圍劃定爲自公元前7000年農耕社會的出現至東漢滅亡。這一分期與內藤湖南等學者的觀點有所呼應，但從研究實踐來看，下限不超過漢武帝時期更爲妥當。 學術史的梳理太有魅力，作者指出顧頡剛在北美的深遠影響，北美早期中國研究範式或可視爲民國疑古運動的跨洋延續。在文明起源問題上，從蘇秉琦的“區系類型”理論到張光直的“中國相互作用圈”模型，雖勾勒出史前文化的多元圖景，卻未能充分回答爲何中原地區能在二里頭時代率先形成早期國家，並長期保持政治與文化優勢。 中國早期社會分化程度遠超想象，陶寺遺址反映出多於90%的財富集中掌握在10%的上層社會人們的手中，這比許多現代工業化國家的財富集中程度還要高（美帝在2007年是69.8%）。關於天帝問題，學界主流一般遵循顧立雅、郭沫若等人的思路，往往不予確指，而漢學家則傾向於具象化詮釋。辛神算是填補了學界缺乏像一些漢學家一樣大膽假設隨便求證的缺點（）作者對二里崗的文化同質化外擴過程分析具有一定啓示性，但我認爲陝北清澗地區對中原禮制的吸收、西安老牛坡文化與核心區的高度一致性，均說明其體系化輸出的強度高於作者認知，導致其高估了地域性青銅文化的獨立性。對於非王卜辭的存在是否足以證明占卜活動具有高度保密性，我也持保留態度，殷墟內部並存的兩種占卜傳統，本身暗示着儀式實踐的多元可能。 西周部分可視爲《政體》、《滅亡》的精要綜述，其提出牢周是以血緣“代理原則”爲基礎的“邑制國家”，而非“城市國家”，頗具創見。惜未就五等爵、feudalism及韋伯式官僚制回應等議題充分展開。後半部分政治史敘述頗見疏誤，但大量參引西方漢學成果與新出土文獻，對意識形態的分析還不錯，稱不上流水賬。結尾稍顯倉促，若有結論章節統合全局則更臻完善。 本書亦具備比較史學視野，多次“鬥羅”，然其對羅馬行政體系的理解或有偏狹。強調鬧鐘職官制度之發達，卻未充分關注羅馬在地方治理中同樣倚重軍事行政進行管控。此外，羅馬自治市的市議會成員常兼具騎士身份並出任軍政職務，此類人員是否屬於“官員”，界定並非涇渭分明。羅馬奴隸種類的多樣性亦被忽視。“鬥羅”非其專攻，未闢專章深入，令人略感遺憾。 作爲13年面向英語世界撰寫的入門書，本書中文譯本問世稍遲，部分觀點在新研究成果面前已顯滯後。例如10年鱉大在周原的發掘，學界基本接受了周人的突變論，所謂一個多元素的混合體，是有時間界限的。儘管存在若干可商榷之處，在目前國內缺乏貫通上古的通論性著作背景下，本書仍成功地填補了空白，值得一讀。

筆者八十年代在大陸已是有名氣的學者了，但這書總體上講基本上還是西洋上古史研究成果的集成和綜合，與內地港臺甚至日本學者的對話甚是罕見。好像提得比較多的就是張光直、張春樹、許倬雲和瞿同祖，這四人還不是純粹的港臺/大陸學者。 作者爲當今周史泰斗，斯著也是兩週（尤其西周）部分最見功力。然而，先秦去今畢竟太遠，一些問題的解決不免還是有疑。 比如國野問題，晁福林、李峯都以爲西周中前期未必存在這麼一個階層劃分，但李氏一派認定國人階層爲西周中後期甚至東周以來“城市化”的產物，有些問題解釋起來還是扞格難通。照我看來，還是童書業、杜正勝他們族羣武裝殖民的講法更近理。但說西周前期存國野制，目前看來畢竟還需直接證據。 又比如，周的國家性質問題，邑制國家和城邦集羣，區別終歸還是中央對地方控制力評估上度的把握問題。然而周世所統怕還不止城邦，有些《左氏》所載的方國，除了把它們看成部族以外，怕是很難把它看成其它什麼東西。

這本書更像是教科書，而不是社會上的歷史讀物，學術性和講解性比故事性文學性要更更強一些，所以，有一些社會上歷史性讀物給不出來的閱讀點，思考點，收穫點

以前讀《孫子．形篇》：“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大多數人理解這不足和有餘時，是認爲不足則守，有餘則攻。比如曹操注之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但從漢匈戰爭的史實上看，防守恐怕需要更多的軍力，不如以攻爲守。二戰的將星巴頓的信念就是是："進攻，進攻，再進攻！爲此不惜一切代價。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堡壘可以防得住的，進攻就是最好的防禦。當你連續不間斷地勇猛進攻，敵人就會退卻，無法進攻，防守的目的就達到了。"後來的諸葛武侯深諳此理，所以選擇了六出祁山。

這是對早期中國的一本專業著作，從新石器時代直至東漢時期，可讀性強。 作者沒有標新立異的提出非主流觀點，而是基於當前的考古發掘和史料，對早期中國進行了全面的展現。儘管這種展現受限於史料，特別是先秦三代。 這是從英文著作翻譯而來，但作者行文極流暢，娓娓道來，卻又點到爲止。

一、作者簡介 李峯是美籍華人，現任職於哥倫比亞大學。先後在西北大學、中國社科院、日本東京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學習。開始是想寫關於西周少陵原軍事墓地的人員流向。於是在老師的推薦下讀了《西周的滅亡》和《西周的政體》。在長期受到中國學者傳統式的論述後，看到李峯寫的書，行文流暢、對考古材料的運用，都令我十分震撼。在得知我還要考研後，老師又向我推薦了這本書《早期中國社會和文化史概論》。 早期中國是國外漢學研究的一個熱門領域，曾經魯唯一和夏含夷編寫過《劍橋中國古代史：從文明起源到西元221年》這本鉅著，但由於各種原因尚未進行發表。現在外國需要一本更好的滿足初學中國文明這一關鍵時期的著作，而中國也需要一本能夠介紹外國漢學研究發展的書籍。許倬雲在《西周史》的序言上寫道，如果國外能有一個人重新續寫西周的歷史，那麼非李峯教授莫屬。於是這本關於中國早期的小書就問世了。 二、早期中國及漢學研究的發展 早期中國指的是從人類歷史在東亞地區開始，到220年東漢結束的這段歷史。這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代：往前的舊石器時代，人類社會特別是人體構造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不是文化進步的結果，這種發展可以在以全球爲研究範圍的現代科學得到分析。而往後的歷史時期，有着大量的歷史文獻更多是屬於歷史的範疇，並非是通過地下出土的材料來進行研究的。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儘管早期階段的中國文明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其他地區的影響而有所改變，但他的演化基本上是基於本土的東亞傳統思想、社會和政治制度的一系列發展。其研究資料基本來自於考古的發現。 這本書的目的是追溯和解釋早期農業村落髮展到國家、直至帝國的社會發展的過程。 首先是對於國外漢學研究的簡要梳理，早在19世紀末安陽殷墟的甲骨文、敦煌的手稿和居延漢簡的發現，促進了中國現代史學的崛起。王國維發明二重證據法，根據底下出土文字材料來複原古代社會文化，從而奠定了早期中國歷史的研究。[1]而與此同時，1915年新文化運動，一些接受西方思想的年輕人開始質疑中國早期歷史的客觀性。由顧頡剛所領導的疑古運動開始在全國展開。他們認爲傳世文獻中的中國古史是一種層累虛構的歷史，更多爲後世史學家所虛構的。他們在論證後世對某一傳統進行捏造的事情上，其觀點的說服力完全是基於有關記錄在早期的不存在。[2] 同樣在日本，以白鳥庫吉爲首的學者也展開了疑古的思潮，特別是在甲骨文和青銅器研究領域。日本遂成爲中國之外的現代漢學誕生地。李峯認爲日本的學問有着能夠平衡的實證研究以及較爲寬廣的理論視野的優勢。 北美的漢學研究在早期主要以顧立雅爲主，第一本研究早期中國的雜誌《早期中國》於1975年創刊。北美更多受到顧頡剛的影響，在一些重要的問題如夏朝存在的真實和中國文明形成過程和中國變成一個統一的民族的進程問題與中國產生辯論。 三、中國社會複雜化的發展 自 柴爾德《歐洲文明的曙光》出版以來，考古學便樹立了研究人類三大起源的目標（人類起源、農業起源、國家起源）。新石器時代研究最多的是對於國家文明起源的認識，而這一研究不僅僅是出於學術目的，更多是有着政治上民族的認同。 對於新石器發展的理論的認識是在基於現有的材料不斷深化的過程，過去傳統史學所代表的中原中心論，在考古材料不斷髮現中，人們逐漸認識到中國每個地區的區域獨有其文明演化的模式。於是蘇秉琦提出了區系類型理論，他講中國考古學文化分爲六大板塊，強調各自區域內文化傳統的連續性。這種理論與上世紀60年代流行的多線性社會發展模式有很強的相似性。1986年，張光直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中國相互作用圈）理論，各區域不僅是獨立發展的空間和溫牀，而且是爲其發展提供了理由。但是一個問題隨之而來，區系類型理論無法解釋中原與中國其他許多區域地區一樣，爲什麼會發展出二里頭文化這樣的早期青銅國家。 1998年嚴文明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就此提出來多重花瓣的文明起源，中原相當於花芯，周圍的文化像是花瓣。趙輝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中原中心論。近幾年韓建業提出最早的中國概念，早在前6000年的裴李崗時代，中原就已經表現較高的文明曙光。但也有些不同意見，許宏則認爲中國在龍山時代有一個衰弱期，這個衰弱期與青銅製造技術的西來有關《東亞青銅潮》。李新偉則認爲二里頭文化並非是一種文化的斷裂，而是對早期文化的有條件的吸收。 但更爲重要是回答中國社會發展究竟該如何衡量，或者以什麼標準去衡量。最初是用馬克思的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去考察。國外受到新進化論學派的影響，採用薩林斯的酋邦—國家理論。[3]國內的趙輝教授則堅持採用古國一詞，認爲對中國材料的解釋可以用中國獨有的形式概括，與流行的酋邦、國家概念不同，是爲了瞭解中國考古的特殊性。應該從中國本身材料出發，試圖去闡釋中國文化的進程。古國時代這個概念應該進行認真的研究。陳淳則認爲採用酋邦、社會複雜化理論進行描述中國社會的發展。 李峯則根據酋邦理論，提出來複雜社會的演變這一概念，並認爲複雜社會應符合以下標準：1，一種具備了能發揮相對自治多樣化功能的支系統的文化。2，中央權力的發展。3，社會不平等導致財富和社會在地位上的分化。4，職業角色——像君主、管理人、職員、士兵、工匠等脫離生產的數量增加。 四、對早期社會發展的描述 1，早期的農業社會 在距今1000年前，新石器時代重要的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轉變——農業、定居和陶器種植。其中最早出現磨製石器和農業的遺址在北方的磁山——裴李崗地區，出現了大量的粟作農業，陶器類型爲便於攜帶的三足鉢。根據多區域理論，它們被認爲是此後繁榮興盛的區域文化的源頭。但在早期的農業發展，不得不提長江中下游地區，李新偉在早期農業的發展，水稻作爲主要的糧食產物大於粟的。陳星燦、劉莉認爲在早期的社會發展是經歷了有采食走向了集食，其中距今最早的上山遺址就很好的體現了這一廣譜革命的轉變。彭頭山和跨湖橋文化是長江流域這一時期的典型代表。 2，仰韶社會，分立宗族制度 仰韶文化的時空範圍較大，山東的北辛文化、三角洲的河姆渡文化、東北的紅山文化都屬於這一時期。但是仰韶文化的範圍過大與早期中國考古界對考古學文化的定義認識不足有關。仰韶文化是一個劇烈發展和氏族產生的時期，早期以各種魚類圖案，中期則喜歡更爲抽象且線條流暢的幾何形圖案所取代；在後期，單色又成爲人們喜愛的裝飾，其中出土的鸛魚石斧陶罐可以看出一二。 在渭河河谷地帶的姜寨遺址是這一時期聚落髮展的典型代表。最早將其認爲是母系氏族的代表，現在來看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更多的人認爲姜寨的小型和中型房屋可能都是獨立的社會經濟單位，大型的房屋是整個村落居民的公共空間。仰韶文化早期階段的居住遺址可以進一步分爲三個階段，房屋同樣是向心式佈局。有人將其認爲是分立宗族制度。但在近些年來的發現，社羣內財富的集中和區域範圍內的社會整合已經開始出現。 陳淳則認爲這可能是一種出現的分節社會，分節社會是一種平等的、尚未分化的社會，各個基本單位在結構和功能上是相似的，經濟上大體自給自足，並享有廣泛的自治。（如同蜈蚣，身體上的形態功能相似） 但對於仰韶時代的進一步認識仍需考古發掘的努力。 3，龍山時代的古城文化 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國大地上出現了邦國林立的局面，蘇秉琦先生稱之爲滿天星斗。在其早期階段，陶寺文化出現在汾河流域，整個社會在精英的控制下整個遺址區域和人口明顯的擴大，爲此建造了外部城牆。但許宏認爲其遠遠沒有到達早期的廣域王權國家的級別。此外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陝北的石茆文化都曾經輝煌一時，但都不可避免的衰落了。在良渚文化中發現了早期書寫的痕跡：一類是由相當具象的圖像所構成連續敘事；另一類是完全由抽象符號所構成的連續表述。有學者將其稱之爲註記系統。孫華認爲文字的產生是一種根據需要所產生的突變，商代因需要大量的占卜、祭祀等宗教活動，爲了不發生遺忘所創造的。具有一種宗教的形式。 對於酋邦社會的理解，目前國內的大多數學者不同意用酋邦來描述中國前3000年的社會，比如酋邦與國家的界限至今仍然沒有弄清。而且一些人類學家認爲：酋邦是社會進化的死衚衕，他們沒有發展進入國家水準的社會的潛能。李峯認爲如果酋邦是一個從似乎與仰韶社會有關的分立宗族制度中發展出來的、不可避免的社會組織形式，那麼酋邦將會是概括在國家產生之前龍山社會組織複雜性的一個合理描述。 五、二里頭和二里崗，早期國家的擴張 1，國家和國家的形成 對於國家的定義，不同的學科賦予了其不同的定義：政治學中，國家被視作主權的體現，因此有了現代民族國家的概念。政治經濟學家看來，國家是一種具有強制權力的機構，是個體公民的對立面，宣稱他是與個體相對立的公衆和集體利益的代表。社會學的觀點認爲，國家是一個居於多種限定性條件的人羣組織，包括領土、統一的政治秩序、法律和執行法律的強制力量以及主權。人類學看來國際是一個社會類型或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 那麼對於國家發展背後動力的問題，綜述有三種解釋，1，國家是一個社會內部鬥爭的必然結果，他最初是作爲妥協或制約這些內部衝突的一種手段而發明的。2，國家視爲了回應更大規模和持續性的外部威脅而產生的，這種威脅來自於自然的力量，或是來自於另一個社會。3，張光直認爲國家是一個社會爲了重組和集中禮制系統，來更好的管理其資源的長期內部趨勢的最終產物。 2，夏與二里頭 對於夏文化的討論要遠遠超過對其遺址本身的討論。對於二里頭文化的形成，目前絕大多數學者同意王立新的看法，嵩山南北的兩支考古學文化融合而形成的。目前針對夏文化的討論主要有兩點，一個是關於夏王朝是否存在。二是二里頭文化是不是夏文化，如果不是，那麼夏文化在哪裏，我們該如何去尋找？ 最早體積禹和夏代的是西周時期的文獻，如《尚書》的某些章節以及《詩經》的某些詩歌當中。西周中期的豳公鼎上記載着大禹的故事。夏王朝的完整的世系最早出現在前3世紀的《竹書紀年》中。從西周到漢代一直有一個關於夏代史實一致性的傳說。但是在商代的甲骨文中沒有任何有關夏代的傳說。所以要麼是商人對夏代不感興趣，要麼在前三千紀的時候，有一個王朝但不叫做夏——是周人所進行想象的。 二里頭的碳十四紀年時間爲前1900——前1600年，位於河南西部和山西西部。現有的證據的確將二里頭文化放入傳世文獻所描述的、夏代應該統治過的同樣一個時空範圍內。許宏則認爲在二里頭遺址、或可能與歷史記載與夏有關的二里頭文化的其他遺址中完全沒有發現文字證據。但是有人提出質疑，文字的證據過於苛刻，現在目前來說，無法證明二里頭是夏同樣也無法證明二里頭不是夏。 但如果脫離對於都城遺址的考證，我們不難發現，他的本質在描述一個真實的歷史瞬間，即由獨立酋邦的前國家社會向國家社會轉變。最終這不是空間或時間的重合，而是在共同的時間和空間中發生的並行的歷史過程和考古過程，爲二里頭與夏王朝的可能關係提供一個有意義的理解。 2，二里崗和商 《詩經》中所說的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被後世無數人說引用。根據出土的甲骨文，商王朝的世系已經被證實了。在前1600年，商的統治者湯從都城亳出發，征服了夏朝並建立了商朝。據自然或歷史的原因將商朝遷都五次。（仲丁的嗷、戔甲的相、盤庚的殷）[4] 在早期的考古發現中，有兩座都城被認爲是商王的國都，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他們兩個的關係，一般認爲偃師商城初建於前1650年二里頭陷落後，他是洛陽平原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但鄭州商城的面積是偃師商城的近十倍之大。鄭州商城的內城建造於二裏崗下層時期。對於鄭州商城的認識主要有兩種，一個爲仲丁的嗷都，一個爲商湯的亳都。偃師商城可能是商人的一個軍事重鎮。 二里崗勢力的擴張主要有兩種形式，一個是通過系統本身的擴大。另一個是通過對系統的複製來產生在不同程度上互相競爭的自助單元。 3，殷墟和安陽 安陽的殷墟似乎是商代的最後一個都城，但是在西北角的王陵區中並沒有發現最初三位商王的墓葬（盤庚、小辛、小乙）而且通過對青銅器和甲骨文的斷代，我們發現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缺少了三位商王的占卜記錄。 1997年，社科院在洹河以北發現了洹北商城，位於安陽的邊緣。發掘者認爲這座城市可能是洹河以南的宮殿簡稱之前在安陽的中心。唐際根認爲可以在中間提出一箇中商的概念，目前國內發對的人數不在少數。 商人的統治是通過一個個區域網絡來實現的，從考古學上來講，安陽連同其至高無上的權力處於一個廣泛連接的、由中等甚至較小遺址組成的聚落網絡的中心，這些聚落擁有共同的物質實體——商文化。 4，安陽的甲骨 甲骨文給我們提供的視角是前所未有的，因爲他們既是目擊者對他們所描述的那個時代的記錄，同時也是對歷史事件和制度的一種最不模糊的體現。 甲骨文產生之前應該是有一種較爲完備的書寫系統，但也有人認爲是因爲某種特定的需求通過幾代人就完成的。中國的書寫在初級主要承擔的是宗教的角色。這一點與西周青銅器上的銘文作用相同。 吉德偉認爲在晚商期間有相當數量的書寫並不主集中在禮制和祭祀上，並且有一種能力在骨頭、青銅器或陶器上產生自我指示性銘文的文化，必能夠產生記錄獨立於銘文書寫行爲和其他目的的其他類型事件的書寫。 一條完整的占卜銘文應該有四個部分：前辭、命辭、佔辭和驗辭。帶有檢驗的甲骨文非常少見，並且在龜甲上雕刻占卜驗辭的決定，必定是某種政治或宗教含義。吉德偉認爲甲骨文的目的僅僅是記錄已經舉行的占卜儀式本身。在花園莊東地發現了不是商王室的占卜，代表了另一個區別於主流的占卜。 商王室的繼承並非是嫡長子繼承製，王位開始在同代兄弟之間傳承。當最小的王室兄弟過世之後，王位還傳到長兄的長子手中。這可能是爲了保證王位永遠在成人之間傳承。張光直假設商朝王族分爲10個不同的分族，每個分族有一個獨特的幹名作爲其支族名。這十個王族分族被進一步合併成爲兩個外婚的組（乙和丁）他們交替着佔據商王王位。 商王朝的政府本質上是一個服務於商王的薩滿官員所組成的，且沒有明顯職能分化的組合。用薩滿力量來統治的商王必須依賴於各種動物的協助與不同的神靈進行溝通，這些動物的形象被刻畫在商朝的青銅器上。由於商朝證股份的行政功能並沒有真正的從它宗教的角色中分離出來，因此禎人偶然也執掌一些宮廷行政事物，幫助商王做出有關決定。 六、鑄造下來的歷史：西周 1，先周文化 周在安陽武丁時期的甲骨文被廣泛提及，周王室的世系至少可以追溯到所謂的夏代。但目前爲止沒有一個考古學遺址可以被肯定地斷定是在先周時期，並且與周王朝時期的文化有明顯的承襲關係。 對於先周時期的遺址大多集中在渭河和涇河兩岸。位於涇河上游的河谷被普遍認爲屬於較早的一個發展階段。渭河流域的先周文化遺址通常在年代上晚於北方的碾子坡遺址，顯示了三種典型文化元素的混合。[5]比起先周文化，西周的物質文化任然是一個多元素的混合體。但目前可知，在周滅商之前，一個有着高度混合來源的人羣可能居住渭河平原，處在與外部區域進行文化和政治交流的龐大體系。 2，武王伐紂 對於其開始時間有不少的爭論，夏商周斷代認爲是1046年，夏含夷則根據青銅銘文斷代，周朝軍隊於1045年1月中旬與武王戰於牧野。這場開創西周王朝基礎的歷史性戰役，是中國西部山地和河谷中的部族聯盟與東部平原的商和親商部族之間的一次重要對決。前1043年，武王過世，周公成爲周王室的實際領導者。三年後，周人才重新獲得對東部地區的控制權，然而這也使周人在追擊殷商遺民並清除未來的反叛者的過程中，將勢力推進到河北北部、山西西部等地區。 3，西周的物質文化網絡 西周的王權依賴於渭河平原上一個連接多個王室中心的網絡，這些都市包括先周時期的岐邑（青銅器銘文爲周）、位於灃河西岸的灃、位於灃河東岸的鎬京，在青銅器銘文爲宗周。在洛陽附近，武王滅商後營建的洛邑。 青銅器在西周早期器型仍在使用，且線條更爲曲線化，比例勻稱。到了西周中期，早期青銅器神祕特徵開始消失，極少數青銅器仍舊使用獸面紋，取而代之的是用誇張的羽毛來描繪各種形式鳥紋的裝飾。以食器類型的多樣代替了酒器的組合。在穆王后期，鳥紋也逐漸的解體，並且逐漸演變成不同形式的抽象幾何圖案。 對於西周的政權性質，李峯否認早期社會認爲的封建制度（feudalism），這種認爲西周的統治權力僅侷限在於王畿一帶是錯誤的認識，根據宜侯夨簋，西周的政體是一種透過授予地方機構行政權力，而實現對那些視作《周領域》內的整個人口進行政治控制的設計。 對地方諸侯國的建立可以看做爲渭河流域以外帶有強烈本地傳統的各個區域，植入周人精英文化元素的一個過程，並且自從西周中期以來，周文化傳統和不同地方傳統的最終融合，爲東周時期的繁榮地方文化奠定了基礎。 4，西周的擴張 西周早期擴張的主要方向是山東半島地區，目標是被周人成爲東夷的當地居民。銘文顯示主要的戰爭是在康王統治時期，並且一直持續到昭王早期。一場由駐紮在前商都城附近的周朝八師參與戰爭。目的是爲了征服東部山東半島的丘陵地區——歷來被認爲是東夷的腹地。 5，西周的制度 西周是中國首次採用性的時期，性是宗族系統的標誌，是由共同的祖先凝聚在一起的親屬團體。氏是周朝貴族新進且同時代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實體，通常是相對較小的單位，並且通過彼此的性聯繫在一起。 周人的信仰是天，天被賦予了人性的——宇宙的終極力量。同時衍生出來了天命的觀念，天明不僅是合法性的來源，同時也是巨大憂患性的來源。周人也採用了上帝的概念，帝最初指的是北極。在滅商後，帝失去了對於整個人類無所不在的權力。另一方面，周人將自己的世系追溯到了帝。上帝就轉化成爲了他們的守護者。 周代政府以行政官員爲中心，他們被稱爲卿事寮。到了西周中期行政機構進一步被完善。在西周中期，著名的八師和西六師都已經發展成一個龐大的行政系統，並由自己的官員來管理隸屬軍隊的財富和土地。 6，西周國家的本質 李峯稱之爲是一種代理原則爲基礎的邑制國家。一方面，現任的周王以宗教觀的天命來維持統治。另一方面，周王將其行政權力授予那些地方封國的諸侯們。 西周國家可以被看做是一個巨大且有層次的邑的網絡，這在地緣政治關係中有兩個重要含義：1，國家並不是一個以邊境線所劃分的、完整的地理板塊。2，由於國家是作爲一羣羣邑的存在，由此在國家所認爲的領土範圍內有許多空間地帶。 7，西周的滅亡 在李峯的另一本著作《西周的滅亡》一本書中詳細的解釋了西周王朝的解體。與傳統的觀點相悖，李峯認爲西周的滅亡來源存在於宣王統治到幽王統治的世代更替之中的。是宣王時期的貴族和新崛起的幽王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最終導致了西申和曾國聯軍引獫狁入關。擊敗了王室軍隊，隨後在公元前771年，佔領了整個王城。 七、東周，社會轉型和紛亂時期 1，春秋的開始 公元770年，周平王遷都洛邑，春秋開始。春秋的制度是一個個霸主制度，從齊國的齊桓公到晉文公、楚莊王，越王勾踐、吳王闔閭等。在其中強大的國家的接連崛起受到不均勻的發展機會的促進，並且由於政治勢力和擴張費用上漲之間的平衡機制，他們的衰弱也隨之而來。霸主制度提供了一種由霸主地位所確保的新的權威機構和新的政治聯合形式。在最高合法權利缺席的情況下，它同時也具有建立和維持社會秩序的作用。就管那個廣泛意義上來看，就是新的力量興起於舊文明的邊緣，而非就聞名的中心；它從文明之中借鑑經驗，並從文明之外吸收新的資源。 同時縣作爲一個地方制度也開始出現，早期的縣位於戰略上局重要地位的邊境地區，其中一些縣甚至還吸收了那些新進政府地區的人口。是爲了作爲君主的直接管轄地來收取稅收以加強中央集權。 同時也是士階層崛起的時候，李峯通過對晉國的士大夫階層分析得出，春秋時期波及許多國家的政治鬥爭的確是一個高度的貴族宗族自我毀滅的過程。 同樣華夏一詞也是在春秋時期開始出現，夏代表了中國國家的起源，華指的是華山，位於陝西周王都和河南洛陽東都之間的中間點上。當他們在地理位置上由移民浪潮與野蠻人混合的時候，他們在西周國家裏的共同的起源在一時間賦予了他們一種共同的身份。 2，領土國家，戰國 領土國家作爲一個更高級別的政治和社會發展階段，指的是一個相對較大的、連續統一的領土實體，在其上，一個相對較小的核心行使者不間斷的行政控制。由於領土的完整性何具有一個強加其上的絕對政治權利的控制，因此領土國家是帝國合格傀儡。戰國時期的各國的本質就是一個個領土國家。 秦漢帝國之後的歷史暫時不需多少筆墨 這本書是李峯先生向美國學者介紹中國的考古歷史的入門書，所以在西周過埃及之後的歷史，更多的是通過歷史記載來對歷史的復原。並沒有大量涉及到考古學資料和考古學理論的本身，東周後期的歷史更多的是一種描述，而非是一種對於歷史資料的闡釋和考證。 但對於本身的前半部分，尤其是在新石器時代和夏商時代社會發展和歷史時代的描述一段中，李峯用其凝練的語言將長達8000年的歷史描述出來，從塞維斯的酋邦理論，到分節社會、分立宗族制度、社會複雜化進程再到國家的起源、商代政治制度和社會文化。但總有些遺憾的地方，那就是對於這麼長的歷史，李峯只是運用考古資料將其進行描述，而不是試圖去闡釋中國背後形成的原因。 [1] 主要以發掘的古文字學材料爲基礎的研究 [2] 但是時代越早、能夠流傳到現在的資料也越少，所以如果某個記載在先秦時期不存在的時候，很難判斷是因爲沒有流傳下來還是不曾存在。 [3] 遊羣—部落—酋邦—國家的演變，部落組織最典型的形式可以描述爲分立宗族制度（segmentary lineage system），意思是有共同祖先的一個宗族，宗族內部則被分爲一些比較平等的分支。 酋邦被認爲是明顯高於分立宗族制度的社會組織，在酋邦中已經出現了中心決策化的過程，也出現了與地域控制有關的某種程度上的社會分化。 [4] 對於傳統文獻上所解釋的遷都，很有肯能商王在某一時間建造了不知一個基地，並且頻繁的來往其中。或者中心規模很小，只是用來作爲臨時使用的地方。 [5] A陝西本地的，以三足的聯檔鬲和寬肩陶罐爲代表；B可能起源於西北地區的元素，以三足分檔鬲爲代表；C明顯與東部商文化傳統相一致的元素。

這本書從史前國家的產生開始，歷夏商西周到春秋戰國，間有短暫的秦帝國，最後以兩漢結束。從每一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特點與轉變談起，書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國家從產生到發展的脈絡，有制度的變化也有背後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的變化。本書特殊的一點是，作者所引的專著與觀點大多都是西方漢學界的研究成果，因此可以很好地瞭解西方漢學界對早期中國的研究，無論是吉德煒、夏含夷還是林嘉琳，他們都是西方史學界研究中國史的大師，然而由於各種原因，他們的研究成果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還是很陌生的，但他們的研究成果無論是研究方法還是理論觀點卻在最近一段時間裏深刻影響着中國史學界，特別是在文明起源和早期國家發展方面。本書的另一個特點則是對早期中國的界定，這一歷史時期被作者延續到了兩漢。往往學者們認爲，秦漢時期在經歷了春秋戰國的社會大變革之後，無論是在制度上還是在思想文化上，都已經到達了成熟的階段而與早起夏商西周三代有着根本性的區別，很難說這一論斷是否受到馬克思唯物史觀關於社會形態發展的影響。雖然有周秦之變的說法，但變化之中必然蘊含承續，書中談到秦的發源便是居周故地而秦早期的天命觀更是與週一脈相承；至於兩漢，更是漢承秦制，據秦之地，承秦之制，用秦之人，其早期的黃老之學以及武帝之後的獨尊儒術都可以在東周乃至更早的夏商西周找到源頭。所以早期中國的研究如果僅僅侷限在三代先秦時期是有很大侷限的，把研究視野擴大到秦漢能更好地理解中國文明起源和國家發展的歷程。

60 《早期中國》，221122-1125，4天，439分鐘，398個筆記 今年讀過不少好書，比如李峯老師的《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和《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國家》。偶爾在三聯舉辦的新知大會上的得知老師第三本書《早期中國：社會與文化史》即將出版，一直心心念念，期待好久，本週終於上線，第一時間讀完。 關於早期中國，市面有不少作品，比如《劍橋中國上古史：從文明的起源到公元前221年》，這本書內容豐富，專業性強。如果要給更多人普及，那就需要一本更簡單易讀的作品，這正是本書的緣起。 作者爲什麼是李峯呢？ 許倬雲寫過一本書，叫《西周史》，他就請了李峯做推薦序。原因很簡單，他說，哥倫比亞大學的李峯既有考古的田野經驗，又有閱讀文獻的能力，這個評價不可謂不高。 最重要的是，李峯老師在哥大教授了一門“漢末以前的古代中國”的課程，本書內容正來自此課程。換句話說，讀這本書，就相當於遠程上課了。還有啊，本書也入選劍橋新叢書系列“亞洲歷史的新研究”（New Approaches to Asian History），可見分量不輕。 《早期中國》，顧名思義就是講中國歷史的早期階段，那究竟多早算早，有什麼標準嗎？李峯老師把這個時間定在從農業生活起到公元220年東漢滅亡止。簡單來講，前兩章講了早期中國的大背景，後面十二章分別講了夏、商、周、春秋、戰國、秦和漢，各朝各代簡史和文化演變。 書中提及內容，《劍橋中國史》、《講談社·中國的歷史》都有講，那爲什麼還要再看李峯的版本呢？ 主要有幾個原因：1）相比多位作者合編的書目，李峯認爲由一位作者獨立編輯更利於實現對文明發展大趨勢的更高層次理解；2）書中主線圍繞早期中國走向更大規模、更復雜組織的社會展開敘述，其目的就是幫助讀者深入理解中國早期文明的發展軌跡；3）閱讀本書的必要性之一來自內容涵蓋一些基本的史實和歷史事件；4）相比講講歷史是什麼，本書更願意帶着讀者思考我們該如何看待歷史。這幾點都爲本書增光添彩。 讀本書的唯一個閱讀建議，那就是李峯的西周系列《西周的滅亡》和《西周的政體》，一定要讀。因爲在這兩本書中，你才能看到一個全新的的教授。印象最深的是，夏含夷給李峯的批語：“Your evidence can only be as strong as your weakest point”（證據只有在薄弱處，方顯強大）換句話說，嚴謹治學，不懼挑戰（質疑）。這是我欣賞的治學、治史態度。如果沒時間讀完兩本書，也沒關係，《早期中國》第六、七章就是兩書的精簡版，建議好好學習。 最後，老師的“野心”也不小，關於早期中國的學術研究概況，總覽本書即可，無需再看其他著作。希望你看完本書，會有所學。

這本書的講述方式，是在說，歷史是如何“被發現”的，從裏面可以看到的是考古的，歷史的，社會的研究的方法學，從這點而言，有很大啓發意義，至少比教科書式的歷史教學更適合我。特別是配合先秦時代的社會文化背景，再去理解古代中國哲學的思想史，會更能找到感覺，開始觸碰到孕育那些思想的土壤。如果是衝着故事性來的，可能不對胃口，如果是衝着學術方法論來的，可能會有挺大收穫。 我在結合【哈佛中國史】閱讀，很有趣。西方學者從房子外面看到的世界，對比歷來待在房子裏面所聽聞的世界，兩種視角的對比格外有意思。

「早期中國」（early China)這裏的定義是從定居農業社會開始到東漢滅亡。分段的標準之一是佛教的引入，後者造成了中華文化的重大變革。比起另一本標準的早期中國史教材/參考書—劍橋古代中國史，這本不但比較新（因而能採用新的考古成果），較簡短，預設的讀者也比較大眾化（譬如西方大學通識課用書），應該是初接觸這個題材的首選。這本書我也是中英對照看完的。選中譯本的第一個理由是，不像作者之前比較專門的著作，因爲寫作對象的不同，原書的專有名詞和引用的古典文獻英譯沒有附中文原文。第二，作者自序提到，由於中譯本晚出，對原書有些更新。然而我讀後並沒有發現中英文版有什麼不同，反而因為讀中文時常遇到不知所云的情況而回去讀英文。這些通常是中文翻錯，或有些段落漏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這個時期的可用史料有限，對於許多問題/論點在學術界並沒有達到共識。大概因為篇幅限制，作者在本書中有時只陳述了他自己的看法，不像他較早的專著中會提到其他的看法，並解釋他為什麼選擇這樣看。（雖然我覺得作者的說法大部分頗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