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綱

上世紀三十年代，張蔭麟不滿當時的歷史教育。那時候的歷史教材無窮無盡地排列着名字和史料，讓青年人“被迫重溫再溫可厭倦的一套雜湊的機械的史實”。因而張蔭麟在寫這本《中國史綱》的時候，既不重考證，也不引原文，而是用“講故事”的筆法來“畫”歷史。 一　　顯然，一本通史不能把全部中國史的事實，細大不捐、應有盡有地寫進去，那樣無非形成一本中國史百科全書，而不是一本通史教材。那麼，如何篩選史料，即拿什麼樣的“筆削”做標準？ 　　在《中國史綱》中，張蔭麟給出了五種標準：（一）新異性的；（二）實效的；（三）文化價值的；（四）訓誨的及（五）現狀淵源的， “以上的五種標準，除了第四種外，皆是今後寫通史的人所當自覺地嚴格地合併採用的” 。 　　這五種“筆削”標準，實際是著者的通史方法論，而在《中國史綱》的寫作之中，著者一以貫之，把所擇的一切史料加以融會貫通，而不只是史料的堆積，很好地實踐了這一方法論。 　　《中國史綱》可謂通史之模楷。 二　　張蔭麟學貫中西，這本《中國史綱》引經據典、縱橫捭闔，文筆之粹美，令人驚羨。 　　書中對比楚人和北人，楚人優遊閒適的生活態度躍然紙上，讓人心生嚮往： 　　楚人的生活充滿了優遊閒適的空氣，和北人的嚴肅緊張的態度成爲對照。這種差異從他們的神話可以看出。楚國王族的始祖不是胼手胝足的農神，而是飛揚縹緲的火神；楚人想象中的河神不是治水平土的工程師，而是含睇宜笑的美女。楚人神話裏，沒有人面虎爪、遍身白毛、手執斧鉞的蓐收（上帝的刑神），而有披着荷衣、繫着蕙帶、張着孔雀蓋和翡翠的司命（主持命運的神）。適宜於楚國的神祇不是牛羊犬豕的羶腥，而是蕙餚蘭藉和桂酒椒漿的芳烈；不是蒼髯皓首的祝史，而是綵衣姣服的巫女。 　　言辭生動優美、讓人陶醉，史學家敘事之筆華美如此，讓人歎爲觀止。 　　張蔭麟爲一本通史書注入了詩意與生氣，賦予了靈魂與神采，讓歷史鮮活起來。 　　這本《中國史綱》，實在是通史中文辭最美的一本。 三　　《中國史綱》前言部分有一段華族獻辭，其中一股浩然正氣，躍然紙上： 　　唯我華胄，卓居族羣；導中和之先路，立位育之人極；啓文明於榛狉，播光華於黯黮。大任既已降於斯民，大難所以鼓其蘊力。屢蠻夷而猾夏，終德義之勝殘。否臻極而泰來，貞以下而元起。斯史實所炳垂，凡國民所宜稔者也。 　　張蔭麟在這段獻辭裏所表露的滿腔熱忱讓人血脈僨張： 　　若乃勢當危迫，志存忠節。蹈東海而死，義不帝秦；抗絕島而興，誓將恢漢；恥偷生之辱，血洗孤城；酬故主之恩，身膏敵斧；凜天地之正氣，凌日月而永耀。不有述往，何以詔今？某也摧鋒無技，深慚擇術之乖；操翰爲生，爰盡激揚之力云爾。 　　“凜天地之正氣，凌日月而永耀”，一本通史卻有如此豪邁氣象，忍不住要擊節稱歎。 四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通史教材編著蔚然成風，呂思勉《中國通史》 、錢穆《國史大綱》、張蔭麟《中國史綱》都是其中不可多得的經典之作。 　　呂著《中國通史》 着眼處爲社會的演化，在制度的考訂方面極具優勢，專業性極強，卻也提高了閱讀門檻。 　　錢穆講演能力強，錢著《國史大綱》行文一如其演講，情懷熱烈，動人心絃，《國史大綱》一經出版，盛極一時。但錢著旨在喚醒國人的民族自信，偏重歷史傳統，偏重以史載道，其“溫情與敬意”也受到了一些批評。 　　張蔭麟的《中國史綱》似乎介於兩者之間，客觀冷靜處如呂思勉，激情澎湃處又如錢穆。但從通史書籍總體而言，《中國史綱》面向高中的青年讀者，書籍整體性相比於呂著和錢著稍顯薄弱。 五　　梁啓超和張蔭麟頗有淵源。 　　1923年，張蔭麟求學期間就曾對他的廣東老鄉梁啓超的老子事蹟考證提出異議，他得到的不是駁斥，而是當時名聲久著的史學前輩梁啓超的激賞。此後，梁本人成爲了張終生敬仰的前輩學人，而張也被認爲是梁的薪傳的接承之人。 　　梁啓超晚年提倡通史，梁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實爲中國通史學之奠基石，而張蔭麟的代表作就是半部通史作品《中國史綱》。張蔭麟那種充滿藝術性的史書筆法，也被認爲是對他的這位同鄉前輩的接承。 　　三十年代藏書家倫明爲他的八女倫慧珠物色一位國文教授，梁啓超就向倫明推薦了張蔭麟，幾年後兩位有情人終成眷屬。 　　蕭一山說，“任公先生的薪傳，蔭麟兄實爲接承之第一人”，有張蔭麟這樣的接承之人，想必梁啓超是很欣慰的。 六　　1942年，37歲的張蔭麟在病痛熬煎中離世，身後留下了一本尚未完成的《中國史綱》。 　　“天不假年，抱志以歿，實爲中國史學史之一大損失”，當年張蔭麟發表在《學衡》上悼念梁啓超的文章中的這名話，用來悼念張蔭麟，卻也是如此合適。

張蔭麟，中國近代著名史學家。18歲考入清華大學，在校讀書期間，與錢鍾書、吳晗、夏鼐一同並稱爲“文學院四才子”，頗得錢穆先生賞識。本書原本是張蔭麟受聘編寫的高中歷史教材，計劃要貫通整個中國古代史，並寫完了東漢以前的部分。但“天不遂人願”，他年僅37歲，就突發腎病去世，只留下了這部殘稿，和幾篇有關宋史的文章，《中國史綱》，也就成爲張蔭麟傳世的唯一著作。 關於本書 在《中國史綱》這本書中，作者張蔭麟把從夏、商、週一直到東漢之前的史事進行了嚴格的篩選，用講故事的方式，從政治制度、學術思想和商業發展三個角度，勾勒出彼時中國社會的變遷，並把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觀點相結合，既不失學術性，又不缺趣味性。 核心內容 從夏、商、周到東漢之前，中國社會在政治制度、學術思想和商業發展三個方面都發生了劇烈的變遷： 1、封建社會是如何從建立到崩潰的，中央集權下的郡縣制又是如何逐漸得到鞏固的。 2、從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到秦始皇“焚書坑儒”，再到漢武帝“獨尊儒術”，這期間學術思想的具體變遷，和產生這種變遷的原因。 3、從春秋戰國時期商業經濟的發展，到秦漢之際對商業的打壓，再到漢初放任的商業政策和漢武帝的新經濟政策。 第一部分 制度變遷 東漢之前，中國社會的制度變遷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周朝建立封建社會； 第二個階段是從戰國晚期到秦朝建立，封建社會逐漸崩潰，中央集權下的郡縣制初步設立； 第三個階段是漢朝郡縣制的逐漸鞏固。 我們都聽說過這麼一句話：“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封建，幾乎成爲了整個中國古代的代名詞。但事實真是如此嗎？中國古代真的都可以統稱爲封建社會嗎？封建社會的具體含義又是什麼呢？ 作者在書裏提出了一個在當時算得上顛覆性的觀點，他認爲嚴格意義上的封建社會，只存在於周朝，一個社會要成爲封建社會，肯定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在一個最高統治者的統治下，分爲金字塔式的幾級諸侯；每一個諸侯對最高統治者俯首稱臣，但在自己的統治區域內，又是世襲的統治者，也是世襲的地主；土地屬於統治者，而農民更像是農奴，只有耕種土地的權利。根據這個特點，在中國歷史上，只有以分封建國的周朝，可以稱得上是封建社會。在周朝，周王是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自稱天子，但實際上，他僅僅管理着一小塊叫做王畿的地方，也就是一個一千里左右的方形區域，剩下的土地，則都先後分封成130多個諸侯國，讓各個諸侯王去實行區域自治，而諸侯王的義務，只不過是向周王納貢、朝覲，出兵幫助周王征伐和救濟王畿內發生的災患罷了。 周朝實行的是嫡長子繼承製，周王將王位傳給正妻所生的第一個兒子，讓他成爲新的天子，而剩下的兒子，則都受封建國，成爲諸侯王。諸侯王同樣實行嫡長子繼承製，這樣就建立起了封建社會。這種分封建國的統治方式，看起來萬無一失，因爲諸侯跟周王之間存在着血緣關係，說起來都是親戚，按理說應該互相照顧，和諧相處。但俗話說，時間會沖淡一切，宗族和姻親的親情，也會隨着世代的越來越多，逐漸變得越來越淡薄，他們之間的關係，也就越來越微妙。封建社會的崩潰就難以避免了，這就是我們所要講的制度變遷的第二個階段。 最遲到了東周初期，這個大宗族裏就產生了不少衝突。起初，他們還顧及着親情，在周王室東遷後的300年間，雖然彼此之間經常發生衝突和戰爭，但還容易和解，也都給對方留有餘地，不會趕盡殺絕。這個時期，被後世稱作春秋。整個春秋時期，300多年，雖然也有不少諸侯國被滅掉了，但大多都是被蠻夷所滅，姬姓之間相滅的並不多見。 宗族間的感情總會越來越淡，而君臣上下的名分，也會隨着周王權力的削弱而逐漸變得界限模糊，周王不再神聖不可侵犯，諸侯們對於周王的位子也虎視眈眈。於是，周王的權力自然而然地旁落了，各國之間的兼併戰爭頻繁爆發，逐漸形成了齊、楚、秦、燕、趙、魏、韓七個實力強大的諸侯國，這就是戰國七雄，這個時期，被稱作戰國。戰國時期的到來，標誌着封建社會的徹底崩潰。 歷時250多年的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分裂對抗最爲嚴重且最爲持久的時期，也是制度最爲混亂的時期。很多諸侯國都進行了變法，無論是制度、貨幣，還是度量衡，都各不相同。因此，在公元前221年，秦國大一統之後，除了要建立版圖統一的大帝國之外，急需要做的，就是統一各種制度。我們都知道，秦始皇統一了度量衡、貨幣和文字，甚至還統一了車道的寬度。在政治制度層面，秦始皇將全國分爲三十六個郡，每個郡設置郡守、郡尉和監御史，分別管理民政、兵事和監察。這就是後世郡縣制的雛形。不要以爲這是秦始皇的發明，他實際上只是遵循了秦國在商鞅變法後的慣例，就是將掠奪的土地，大的置郡，小的置縣，其長官也並非像以前那樣實行終身制。 到了漢朝，這一制度雖然曾經一度被廢除了，但最終還是逐漸得到了鞏固。這就是我們要講的第三個階段。劉邦建立漢朝後，並沒有採用郡縣制，而是重新恢復了分封制，分封了7個異姓諸侯王，和130多個功臣爲列侯。後來，異姓諸侯王逐漸被劉姓子弟所取代。劉邦原本以爲，清一色的劉姓諸侯王要比宗室跟異姓雜封的周朝好管理得多，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到了劉邦的兒子惠帝時，中央對諸侯國的控制已經出現了問題；文帝即位後的六年間，濟北王和淮南王先後叛變；到了景帝時，吳王劉濞糾合六國舉兵造反，這就是著名的“七國之亂”。 這次叛亂，意外地成爲了漢朝政治制度改革的大轉機。在景帝下決心平叛之後，僅用時三個月，就平定了此次叛亂。藉此機會，景帝將諸侯的大部分權力收歸中央，諸侯國實際上成爲了中央直轄的郡縣。武帝即位之後，繼續採取“強幹弱枝”的政策，鞏固中央集權，削弱諸侯權力，其中也包括了諸侯的經濟特權。依據漢例，每年八月皇帝要“飲酎”，就是在宗廟舉行大祭，而屆時諸侯需要“酎金”，也就是獻上黃金。武帝在位期間，將諸侯所獻黃金以成色或分量不足作爲藉口，前後共剝奪了100多個諸侯的爵位，歷史上把這件事稱爲“酎金奪爵”。通過酎金奪爵，武帝實際上已經廢除了漢初的分封制，鞏固了中央集權下的郡縣制。郡縣制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在此後歷朝歷代的政治制度中，都可以看到郡縣制的影子，甚至到了今天，郡縣制依然爲現代的行政區劃，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第二部分 思想變遷 從春秋戰國到秦漢時期，中國社會的思想變遷大約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孔子和儒家學派的出現； 第二個階段是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 第三個階段就是秦朝焚書坑儒，獨尊法家； 第四個階段是漢朝儒家學派逐漸成爲正統。 第一個階段：孔子和儒家學派的出現。一個社會動盪的時期，往往是一個思想迸發的時期。早在西周時，封建等級秩序十分嚴格，貴族擁有幾乎所有的好處，無論是權力，還是土地，甚至連知識都是專有的。普通老百姓是沒有受教育的機會的。到了春秋時期，社會動盪，禮崩樂壞，等級秩序也不再那麼堅不可摧了，部分貴族的後裔淪落爲老百姓，把知識帶到了民間，知識就漸漸普及了。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提倡“有教無類”的孔子和儒家學派，便應運而生了。其實孔子是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的，他希望能用仁和禮來改變禮崩樂壞的局面，於是他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希望能夠陶冶人的性靈，改變社會的品質。但事與願違，孔子的學說在當時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他帶領弟子四處遊說，希望能夠被諸侯賞識，卻四處漂泊。雖然孔子的名氣逐漸變大，學生也遍佈天下，但他終究還是沒能挽救這動盪的社會，在他死後76年，社會更爲混亂的戰國時期到來了。這就進入了思想變遷的第二個階段。 在作者看來，春秋時期最偉大的思想家是孔子，而戰國時期最偉大的思想家則是墨子。孔子是傳統制度的堅決擁護者，而墨子則是新秩序的追求者。墨子認爲，一切的道德禮俗，一切的社會制度，都應當是以天下的利益爲出發點，而不是一個小階級和一個國家的私利。他提倡兼愛、非攻，呼籲和平友愛，反對戰爭；又提出了“上同”，希望進行普選，讓百姓來選舉天底下最賢能的人來做天子，這樣一來，全國上下都會按着天子的指令行動，社會也就會安定了。——【確實偉大，非常現代，很像新加坡】 儒家和墨家兩個學派，是戰國初期的顯學，當時法家雖然已經出現，但規模還小，沒什麼影響力；到了戰國中期，就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而像儒、墨、法等大的學派之中，又分出了不同的學派，出現了很多思想家，如孟子、莊周、惠施等人；到了戰國晚期，各個學派又表現出混合的趨勢，出現了鄒衍、荀子、韓非等思想家，而以老子爲代表的道家學說則成爲了顯學。 在這麼多的學派中，哪一個最爲特別呢？或許大家會說是儒家。其實，衆多學派之中，最爲特別的是墨家。跟其他那幾個學派規模龐大卻十分鬆散的狀態不同，墨家學派是一個嚴格的、永久的、有組織的團體，不僅會給成員傳授技術，而且有着職業的合作。這個團體就像是一個江湖幫派，有着自己的領袖，叫做“鉅子”，鉅子是終身制的，第一任鉅子就是墨子本人；他們還有自己的法律法規，“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具體由鉅子宣判並執行。 在任用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商鞅進行了變法之後，秦國逐漸變得強大起來，最終統一了六國。隨着戰國時期的結束，思想變遷也就進入到了第三個階段。嚐到了變法帶來了一個新穎的看法，認爲儒生誹謗秦始皇，並批評、否定郡縣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導火索。實際上，秦始皇之所以進行焚書坑儒，主要目的是樹立起法家的思想正統地位，避免因思想多元而增加統治的不穩定因素。焚書坑儒之後，百家爭鳴的局面結束了，法家成爲了正統。這又是學術思想的一大變遷。 秦朝因爲實行法家的暴政而早早地滅亡，取代它的漢朝統治者不得不有所反思。這就到了我們要講的第四個階段。當塵埃落定後，百廢待興，嚴酷的法家思想不再適用於當前的現實，漢朝統治者於是便選擇了主張“清靜無爲”的道家學說。這個學說一用，就是將近70年。在這近70年裏，儒家學派一直被道家學說所壓制，但是也在逐漸復興。到了漢武帝時，儒家才終於抬起了頭來。 漢武帝劉徹即位後，國家已經漸漸恢復了元氣，因此他決心要做出一番事業，來鞏固國家的統治。而要想鞏固國家的統治，就需要先有一個統一的思想來作指導。但拿什麼學說來作爲指導呢？當時的顯學主要有儒、道、法、墨四種。先說墨家，墨家的思想過於質樸，其所推崇的兼愛、非攻主張，顯然不符合胸懷大志的漢武帝的胃口，所以被排除掉；其次是道家，道家主張“清靜無爲”，在西漢的前70年裏起到了休養生息的重要作用，但決心大展宏圖的漢武帝是不能贊成“無爲”的，所以道家思想也就不能用了；再說法家，法家又過於嚴酷，秦朝便是因爲暴政而滅亡，前車之鑑擺在面前，漢武帝自然不敢明目張膽抬舉法家學派。這樣一來，就只剩下了儒家學派。而儒家的大部分思想，像是孝悌、仁愛，在春秋戰國時期，並未受到根本地動搖，依然在影響着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就這樣，儒家學派最終脫穎而出，坐穩了中國思想史中正統的寶座。 第三部分 商業變遷 東漢以前，中國社會的商業變遷大致可以分爲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春秋戰國時期商業的發展； 第二個階段是秦漢之際對商業的制約和打壓； 第三個階段是漢初商業的放任發展； 第四個階段是漢武帝新經濟政策對商人的打壓和對商業的控制。 首先來看第一個階段。商業在中國古代起步是非常早的。早在商代，商業就已經發展到了使用貨幣的階段，當時是用一種鹹水貝和小塊的玉石來作爲貨幣的。通過殷墟遺址中這些器物大量的出土，可以看出當時商業的繁榮。 春秋時期，商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各國的國都，也就是首都，都發展成了政治兼商業中心。最晚在春秋晚期，各國的國都裏就可以見到不少香車寶馬，衣着華麗的富商了。這些富商，擁有着令貴族都羨慕的珍寶財富，繳納着比小諸侯都要多的賦稅，甚至還會涉足貴族控制的政治舞臺。比如鄭國的商人弦高，就曾經用四張熟牛皮和十二頭牛，化解了秦國偷襲鄭國的計劃，保全了鄭國，這就是“弦高犒師”的故事。但這個時期的商業，更多的只是侷限於各國國都內，並且商人所販賣的大部分貨物，還只是類似於牛皮和五穀雜糧等農作物，以及少數絲綢、布帛等家庭工藝品，那種依靠僱傭勞動力的工業，還沒有出現。 到了戰國時期，使用奴隸和僱傭勞動力的大企業就出現了。這個時期，出現了很多大型企業家，像是有“商祖”之稱的白圭、製鹽大王猗頓、冶鐵大王郭縱，畜牧大王烏氏倮，等等。隨着工商業的發展，貨幣的使用也逐漸進步了。在戰國初期，銅錢就已經得到了大量地流通和普遍地使用，黃金也開始成爲一種貨幣，用來賄賂和賞賜。而經濟發展的另一個表現，就是都市的增多和擴大。商業逐漸遍佈在各大都市，不再僅僅侷限於國都內。在春秋晚期，除了各國國都之外，人口超過千戶的都市已經算是超級都市了，但到了戰國時期，人口超過萬戶的都市都已經很普遍了。 秦朝的建立，宣告了商業變遷從第一個階段進入到第二個階段。法家學派對商人可以說是深惡痛絕，認爲他們既不外出打仗，也不下地耕種，白白浪費國家資源，因此主張加以嚴厲地制裁。早在商鞅在秦國主持變法時，就提出要按照軍功限制人民私有土地、奴婢的數量和服飾房屋的享用，給商人造成了嚴重打擊。秦始皇時，仍然是採用法家的方略，重視農業，對商業和商人進行嚴厲打壓，甚至在徵發兵役時，都會先徵發商人。這種重農抑商的政策，雖然確保了農業經濟的發展，但卻阻礙了商業經濟的發展。秦漢之際的暴亂，對於商人來說，實際上是一種解放。 漢高祖劉邦得了天下之後，立馬頒佈了這樣一道指令：“商人不能穿華麗的衣服，也不能乘車騎馬，更不能爲官。”傳統觀點認爲，這反映出劉邦重農抑商的政策，導致了商業發展的停滯不前。但我們要學會用逆向思維看待問題，在本書作者看來，這恰恰從側面反映出了當時富商的數量衆多和商業的繁榮。因爲如果商業落後，商人寥寥無幾的話，劉邦也就沒必要特意頒佈這樣一道指令了。但是劉邦的抑商政策並沒有持續多久，在他死後沒幾年，道家的放任主義就成爲了社會的潮流，抑商政策也被他的兒子漢惠帝取消了，順帶着還將限制商人的種種指令也一併撤銷了。這就到了商業變遷的第三個階段。 在這個階段，惠帝等人還開放山澤，允許百姓隨意開墾耕作，又廢除了關口和橋樑的通過稅，這種种放任的政策使得漢初六七十年裏的商業繁榮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但這種放任的政策也帶來了惡果。文帝本着“清靜無爲，與民休息”的想法，取消了“盜鑄錢令”，也就是不允許私人鑄造錢幣的法令。這一法令的取消，直接導致了商人們自己大量開設“造幣廠”，造成了通貨膨脹，物價飛昇，全國上下深受其害。 面對祖宗留下的混亂局面，漢武帝採取了新經濟政策，加強對商業和商人的管理，一舉扭轉了先前的不利局面。這就是商業變遷的第三個階段。說到武帝的管理方法，具體可以分爲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是實行新的貨幣政策。武帝先是發行了成本低但是定價高的新貨幣，卻因爲造假幣的太多，只能放棄。於是武帝決心實行徹底的幣制改革，集中貨幣發行權，禁止地方鑄錢，並且統一貨幣，由中央重新鑄造新的質量好的貨幣，把之前的錢全部收回來熔掉。這樣一來，造假幣的無利可圖，慢慢也就不再造假了。另一個方面是創立國營的工商業。武帝將鹽、鐵和酒的生產經營權收歸中央，並且頒佈法律，規定將地方貢品換成現錢；在中央開設“國立貿易局”，網羅天下貨物，“賤時買，貴時賣”，以此來防止商人搞價格戰。通過這兩方面的措施，武帝將商業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手中，商人遭到了沉重的打擊，但商業卻並未停滯發展，實際上只是從春秋戰國直到秦朝時的私營商業模式，轉型爲國營的商業模式，仍然獲得了穩定的發展。 節選自得到聽書 撰稿胡允康

《中國史綱》讀完了，用時將近6個小時。本書微信讀書一共也才600多頁，沒想到看了這麼久。 先說感受，在讀到最後一頁的時候，有一種突然戛然而止的感覺。沒有任何預兆，沒有任何防備。即便在開篇有所準備，但心裏還是咯噔一下。 在開篇已經說過了，雖然張蔭麟先生，是民國時期的天才史學家，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學術界，張蔭麟與錢鍾書齊名。但是遺憾的是他的英年早逝，他的這本薄薄的小冊子只是《中國史綱》多卷本著作的第一部。這部未完之書竟然成了絕響，成爲史學天才留給這個世界的唯一著作。 回到本書，整本書讀起來有點難，是因爲內容讀起來並不是那麼容易理解，如果沒有一點歷史基礎，這本書讀起來跟看天書也沒啥區別。因爲是一本綱領性質的書，所以很多重要人物連個名字都沒有出現，重要事件也是一筆帶過。但如果有一定基礎的話，看起來還是收益匪淺。 這本書不是僅僅侷限於從人物，從時間來進行，而是結合了整個大時代背景，結合了文化，經濟，制度等等方面，所以雖然是一個大綱，但是內容涵蓋很豐富。所以我基礎差，我先去讀了林漢達先生的《前後漢故事》，進行了大量補充，然後再回頭看張先生的史綱，感覺有了一定收穫，也容易理解一些了。 對於歷史的評價，每個作者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經驗，張先生同樣也有一些讓人印象深刻的總結和評價，比如對於整個春秋國家之間大戰模式的總結：“這八十多年的國際政治史表面雖很混亂，卻有它井然的條理，是一種格局的循環。起先晉楚兩強，來一場大戰；甲勝，則若干以前附乙的小國自動或被動地轉而附甲；乙不肯干休，和它們算賬；從了乙，甲又不肯干休，又和它們算賬，這種賬算來算去，越算越不清，終於兩強作直接的總算賬，又來一場大戰。” 比如對春秋戰國的總結：“春秋時代的歷史大體上好比安流的平川，上面的舟楫默運潛移，遠看彷彿靜止；戰國時代的歷史卻好比奔流的湍瀨，順流的舟楫，揚帆飛駛，頃刻之間，已過了峯嶺千重。論世變的劇繁，戰國的十年每可以抵得過春秋的一世紀。” 最後，正如張先生開始所說：“顯然我們不能把全部中國史的事實，細大不捐，應有盡有地寫進去。姑勿論一個人，甚至一整個時代的史家沒有能力去如此做。即使能如此做，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檢查的“中國史百科全書”，而不是一部供人閱讀的中國通史”。同樣的，我們每個人能力有限，時間有限，所以在有限的時間和精力之內，學到你認爲最重要的東西，就值得了。

如果未來有了時光穿梭機，也許我們不再需要艱難地考古與考證，但歷史思考永遠是需要的，就象人類生活在地球上一天，就會思考一天諸如“我們從哪裏來”“我們爲什麼存在”之類的問題一樣，在我們已經經歷、正在經歷和將來經歷的歷史裏，永遠需要客觀審視的目光、屬意全局的考量、深切真摯的情感和不斷思索的探求。（閱讀時間：2020年4月27日-5月1日；自評：8.0；推薦指數：★★★★★） 

一本梁啓超、陳寅恪、錢穆推薦的史學著作。 書的作者張蔭麟，一個在當今時代極爲陌生的名字，卻和錢鍾書、吳晗等並稱爲清華四才子，曾執教清華大學、浙江大學、西南聯大，只是英年早逝，在35歲就因病離世了。 《中國史綱》是應當時教育部委託爲高中編寫的歷史教材，整部書讀下來真覺得民國時期的教育水平真不低啊，學者也是真學者，真做學問啊！全書從先秦講到了漢朝，附錄講了一點北宋初和南宋末的內容，雖然不是完整的中國史，卻精彩至極。

2020-55。這是一本繁簡有度的歷史書，也是作者張萌麟計劃中的中國歷史鴻篇鉅著中的第一卷，耗時五年完成於1940年，可惜天妒英才作者早逝，是我們的損失。 張蔭麟是民國時期的天才史學家，具有極高的天賦，思想深刻、功底紮實，曾經受到梁啓超、陳寅恪、錢穆等史學大家器重，給予相當高的期許，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學術界，張蔭麟與錢鍾書齊名，他的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中國史綱》雖說是個未完成的作品，但卻使中國新史學別開生面，使中國歷史的書寫與重構走上正軌。 張蔭麟生於1905年，號素癡，廣東東莞人。 即被一些八卦人物列爲清華“文學院四大才子”之一（另外三人爲錢鍾書、吳晗和夏鼐）。 1934年回國返任清華大學歷史系、哲學系講師，兼任北大歷史、哲學系課程，成爲當時國內新史學的中堅人物和學術新秀。 按照作者的計劃，《中國史綱》是一部多卷本著作，現在留給世人的只是這部著作的第一部，可惜作者英年早逝，天不假年，這部未完之書竟然成了絕響，成爲史學天才留給這個世界的唯一著作。 《中國史綱》開始寫作，據張蔭麟的說法是在盧溝橋事變之前兩年即1935年，完稿時間在全面抗戰開始三年後即1940年 張蔭麟在抗戰那個特殊的艱難日子，隨改任的浙江大學遷往黔北遵義，於1940年不幸病逝，年僅三十七歲 商朝在最後的二百七十多年間，定都於殷，即今河南安陽，故此商朝又名殷朝。 我們若從夏朝再往上溯，則見歷史的線索迷失於離奇的神話和理想化的傳說中不可析辨了 楚、吳、越三國有一重要的共同點：三國的王族都不是土著，而是從北方遷來的。 楚和諸夏發生密切的關係最早，自西周初期以來，便是周室的勁敵；吳次之，入東周一八五年（前583年）始與諸夏有使節往來；越則直待前473年滅吳以後，始有機會與諸夏接觸。 土神和穀神。前者關係土壤的肥瘠，後者關係五穀的豐歉。土神叫作社，或后土；穀神叫作稷，或后稷 後面還有許多有意思的知識點，有時間慢慢整理。 對歷史感興趣的薦讀，挺經典的。

《中國史綱》打破了傳統歷史敘事中以帝王將相爲中心的單一視角，將普通人的生活、社會變遷與重大事件相結合。例如，在描述商鞅變法時，不僅講述政策內容，更揭示其對普通民衆生活的影響，讓我意識到歷史是由無數普通人共同書寫的壯闊史詩，而非少數英雄的獨角戲。 推薦書籍: 《國史大綱》（錢穆）錢穆先生的這部著作以宏觀視角梳理中國歷史，強調文化傳承與民族精神。書中對歷史事件的解讀充滿人文關懷，注重從文化、思想層面分析歷史發展的脈絡，與《中國史綱》一樣，是瞭解中國歷史的經典之作。 《中國通史》（呂思勉）呂思勉先生以簡潔明快的語言，系統地介紹了中國從古至今的歷史發展。書中注重對社會制度、經濟生活、文化風俗等方面的闡述，內容全面且深入，適合對歷史有廣泛興趣的讀者，可與《中國史綱》相互補充，幫助讀者構建更完整的歷史知識體系。

《中國史綱》獻辭 或曰：“稽古勵文，本承平之飾；懷舊寄興，乃閒逸之娛。值陵谷之傾翻，宜儒柔之丕變。抱孤主而講《論語》，固無救於淪胥；處圍城而習《春秋》，亦奚裨於捍禦？況乃巨劫所被，文物斯墜。蘭臺之守；取作胡囊；石渠之藏，踐於羯馬。趙德父之倉皇奔命，卷軸盡拋；祁幼文之慷慨捐生，縹緗蕩散。守殘缺於荒陬，望中興於來日。尼父之歸洙泗，始述麟經；子長之在笮邛，疇稽鳳紀？勉賡弦誦，只存告朔之餼羊；宣誨文章，有類禳兇之芻狗。是則史綱之刊，毋亦可以已也？” 對曰：“子言有見於史之華，無見於史之實；有見於史之敝，無見於史之用。若夫明國族繩繩之使命，庶無餒於任重而道艱；表先民烈烈之雄風，期有效於起衰而振懦；斯今日之所急，舍讀史而末由。唯我華胄，卓居族羣；導中和之先路，立位育之人極；啓文明於榛狉，播光華於黯黮。大任既已降於斯民，大難所以鼓其蘊力。屢蠻夷而猾夏，終德義之勝殘。否臻極而泰來，貞以下而元起。斯史實所炳垂，凡國民所宜稔者也。若乃勢當危迫，志存忠節。蹈東海而死，義不帝秦；抗絕島而興，誓將恢漢；恥偷生之辱，血洗孤城；酬故主之恩，身膏敵斧；凜天地之正氣，凌日月而永耀。不有述往，何以詔今？某也摧鋒無技，深慚擇術之乖；操翰爲生，爰盡激揚之力云爾。” 中譯中，搬運。 有人質疑說："考究古籍、鑽研文章，本是太平盛世的裝點；懷念舊事、寄託情懷，不過是悠閒生活的娛樂。當此山河破碎之際，本應改變文人柔弱的習氣。抱着幼主講解《論語》，終究挽救不了覆滅的命運；身處圍城研習《春秋》，又何益於守城抗敵？更何況遭遇如此浩劫，文明典籍盡毀。國家藏書被胡人當作囊袋，皇家典籍遭羯馬踐踏。趙德父倉皇逃命時拋盡書卷，祁幼文慷慨赴死後藏書散盡。在偏遠之地守着殘編斷簡，卻寄望於未來的復興。孔子回到洙泗之間才修訂《春秋》，司馬遷困在西南夷地時如何考察歷史？勉強延續文教，不過是保留告朔祭祀的虛禮；宣揚文章教化，猶如用草狗禳災般無益。既然如此，編纂史書之事，是不是可以停止了？" 對此回應道："閣下只看到歷史的華彩表象，未識其實質功用；只看到歷史的衰敝時刻，不見其真正價值。闡明民族生生不息的使命，才能使人們不懼任重道遠；彰顯先輩烈烈雄風，纔能有效振作頹靡精神——這正是當務之急，舍讀史別無他途。我華夏民族卓立於世，開創中庸之道，樹立人倫典範，在蠻荒中開啓文明，於黑暗中播撒光明。既然天命降於斯民，大難正可激發其潛藏力量。雖屢遭蠻夷侵擾，終能以德義勝殘暴。否極泰來，貞下起元，這些歷史昭示的真理，正是國民應當熟知的。至於危難之際的忠貞氣節：寧投東海不臣暴秦，堅守孤島誓復漢室；恥於苟活而血洗孤城，酬報故主而身殉敵刃——這般充塞天地的正氣，將與日月同輝。若不記述往事，如何啓迪今人？我雖無衝鋒陷陣之能，深愧所學非用；唯以筆墨爲生，竭盡激濁揚清之力罷了。"

聽完有點戛然而止，意猶未盡之感。 文字輕鬆自然，對更多瞭解有關歷史很有幫助。

四星，一星扣給微信讀書的錯別字和排版。 中國史綱這本書是張蔭麟寫於盧溝橋事變發生附近。當時中國正處於歷史上最大的動盪時期之一，一切舊的都要重新審視，一切新的都需重新塑造。張蔭麟在這個時期寫作中國通史的書籍，想來是想要處在巨大異變中的中國人民重新審視自己民族的歷史，“這時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鳥瞰，最能給人以開拓心胸的歷史的壯觀。” 張蔭麟在本書中提出了他自己作通史方法論和歷史哲學綱領。他認爲，作通史選取歷史事件的標準在於史事的重要性。而判斷重要性有五種不同的標準。 第一種標準叫作“新異性的標準”。一件事情的新異性在於其內容的特殊性，即該事件所容有的若干品質或所具品質的程度爲其他任何事情所無。這條標準的關鍵在與事件的新和異。如果一件事在當時看來是新異的，但是後來又有相類似的事情發生就會減少其相異性。而新異性也是相對一個範圍而言的，對於不同的民族、地域甚至全人類而言，一件事情的新異程度不同。另外，在比較史事的新異性時，不僅要注意其深度，還要注意其影響範圍的廣度。在該標準下，史事愈新異則愈重要。 第二種標準叫作“實效的標準”。該標準通過評判史事所直接牽涉和間接影響於人羣的苦樂者的大小之不同來判斷重要性。 第三種標準叫作“文化價值的標準”。按照這個標準，文化價值越高的事物越重要。但是如何判斷一件事物的文化價值，則需要作者本人有很高的藝術文化修養。且判斷結果見仁見智。 第四種標準叫作“訓誨功用的標準”。張蔭麟認爲這條標準在現代的通史寫作中應該被放棄。他認爲，這是因爲學科的分工越來越細緻導致，認爲相關事件的訓誨是屬於各個訓誨使用範圍所屬的學科來進行研究闡明。如歷史中的戰事對於戰略與戰術的教訓，可屬於軍事學的範圍；歷史人物之成功與失敗的教訓，可屬於應用社會心理學中的“領袖學”的範圍。 第五種標準叫作“現狀淵源的標準”。該標準用來判斷史事與社會現狀的關係。史事和現狀的“發生學的關係”越深，越有助於現狀的解釋則越重要。 經過以上五種標準遴選出的史實，如何將之整合進一連貫統一的系統中去呢？作者基於此，又提出了四個統貫範疇。 其一，因果的範疇。 其二，發展的範疇。發展的範疇又包括三個小范疇： （1）定向的發展； （2）演化的發展； （3）矛盾的發展。 剩下的兩個範疇作者沒有寫明，不知道是筆誤還是什麼原因。 整本中國史綱闡述梳理了從夏商至東漢的歷史脈絡。基於以上的方法論，去粗取精，簡要敘述了歷史大事件，去除了繁複的史實考據，語言簡要，易於閱讀理解。 書籍的前兩章，講了夏商周封建制度的形成以及崩潰。 第三章，主要講春秋五霸的崛起以及鄭子產的功績與政論。 第四章，主要講了孔子的思想以及生平。 第五章講戰國時，君主集權制度的興起以及法家的變法。 第六章講戰國時代，各家思想思潮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主要講墨家、道家和儒家。 第七章講秦國的大一統。 第八章講秦漢之變。 九十章講西漢的經濟、政治和文化。 第十一章講，西漢覆滅王莽專政和東漢的建立。 其中個人認爲寫得比較好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章節。本身這一時期就是華夏民族社會最動盪、思想交鋒最激烈的時期，迸發出了之前一兩千年沒有，後續一兩千年也沒有在出現的一些先進的思想。比如，墨子，是世界史上首次提出人人生而平等，人不應分階級和三六九等的人。只可惜中國民族慣會忍耐。在墨子之後的兩千多年，再也沒有人提出這個關乎人人切身的問題。墨家是個挺有意思的組織團體，有興趣可以讀讀這一部分。 總之，作爲歷史的入門書籍，好讀易懂，不考據、只講事件，對於瞭解歷史發展脈絡有一定的幫助。不足的地方在於，有一些古文的翻譯有一些生硬，還不如原文照搬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