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果麥經典）

致命偏執狂（2025/78） 二刷《菊與刀》是小組共讀書目，這一次因爲有交流思考的角度也更開闊了，感恩遇見，感謝閱讀。" 極度好戰又極度溫和 極度黷武又極度愛美 極度粗魯傲慢又極度彬彬有禮 極度死板又極度靈活 極度恭順又極度討厭被使喚 極度忠誠又極度反叛 極度勇敢而又極度膽小 極度保守而又極度喜歡新事物 " 把這一段文字放到最前面才更加能感知到這個民族內在的極端偏執性。 用上帝視角看到的既定事實，二戰以後日本放棄軍備，一路打造經濟騰飛的神話。而本書是作者並未踏足日本本土，1944年6月開始奉派研究日本只靠查詢資料下，對日本不同於西方國家已公認的人之常情的戰爭習俗做深入研究。作者把文化研究重點放在行爲和思考的內在聯繫，即文化的整體結構上，重視文化的人格形成的影響。本書1946年整理出版，1949年初才被譯成日文，獲得日本人的認可。這是一本關於日本何以成爲日本民族的書。 這本書的成功，也驗證了另一個角度，日本人描寫日本，會忽略真正關鍵的事情，對他們而言如同呼吸的空氣一樣自然（而被忽視）。正如近期重讀的基辛格的《論中國》，比如林達的《近距離看美國》系列。 回到書中，人類學家(作者)的理論前提： 人類行爲（古怪）→思考方式，某種經驗有相關性， 價值體系→思維→採取行動。 就如池中之水不可分離的相互混雜在一起。本書考察日本人生活行爲中的各種成見，任何活動中表露出的東西，它講述了是什麼東西使日本成爲一個日本人的國家？ 一個民族→一套完整世界觀→對於民族的人而言→神授的佈景 作者秉承着求同存異，鼓勵文化差異尊重差異的角度去理解差異，看透矛盾。 美德or惡習？佛教or儒教？日本的優勢和劣勢。 再論日本印象。 帶着這些問題引發出更多深層次矛盾，日本人對死亡的理解？下克上的悖論？二二六兵變中砍殺後禮貌的問候（進屋殺了首相對其家屬鞠躬道“真是打擾了”）？《金閣寺》中對極致美的推崇？川端康成的唯美？不正像荀子的人性惡，和孟子的人性善嗎？ 帶着這些疑問進入本書，從局外人視角去看局內人要有一種代入感，跨越文化的差距，纔可以理解這種差異下的合理性。 ■ 早期日本在引進中國的傳統文化之後，對中國道德體系中“孝”與“仁”的改造（日本人不看重“仁”），日本看重“忠”。 日本的“孝”，是面對面的孝道(不隔代)，侷限於世家人的圈層中，不會向中國的跨越時代，講同宗同族。 在與美對戰時，日本的內核是信仰精神，把對方看作是物質對立面。 “弘揚皇道於四海，力量懸殊不足憂，吾等何懼於物質!” 精神（不滅）＞物質（有限），精神方等於日本，物質方等於美國。 而精神的體面法是深深根植於日本文化之中的顧慮“全世界都在看着。”從唯心主義視角審視精神勝利法（如北宋末年郭京的“六甲法”）在日本傳統社會架構中被演繹到淋漓盡致，而天皇制度恰似這一座魔幻精神體系頂端的象徵，以神性光環爲內核，將精神層面的自我麻痹與集體催眠推向巔峯，成爲維繫特定意識形態的核心符號，塔尖上的符號。（p.s此處唯心只是從戰爭層面，而非全面唯心。所以回到第一章講到的日本人是偏執的，一方面依賴精神，一方面又渴望精神（可能島國與物資匱乏有關））榮耀vs屈辱，臣服vs報復。 然，納粹≠日本天皇，因爲天皇的背後是內閣軍方領導，背鍋的是“真相”天真的信息觀（串接尤瓦爾·赫拉利《智人之上》書中的觀點激活）交叉閱讀的優勢在於，不同書籍如同棱鏡的多面折射，同一知識點在不同作者的視角、學科體系與敘事邏輯下，能展現出全新的維度與解讀。當讀者穿梭於多元文本之間，一本書籍中的困惑，或許能在另一本書中找到意外的啓示，看似孤立的知識節點，也會因跨書的聯結碰撞出思維火花，從而構建起更爲立體、深刻的認知網絡。天皇是一個超宗教的角色。 ■ 不推崇救援，宣揚視死如歸的冒險纔是美德。日本士兵被教導：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勝利。“不投降政策”（“玉碎”政策）的對立面是 “社會性死亡”， 他們喪失了名譽，他們作爲日本人的生命結束了（額但也有特例，如神風特攻隊的“不死戰神”佐佐木的9次飛行）。 太平洋戰爭後期，日本最後的家底已經無法與美國對抗，瘋狂的日本人爲了繼續作戰，開始組建神風特攻隊，一機換一艦。1944年的萊特灣海戰。 總的來說，他們已經把投降等於恥辱劃上等號。 ■ 各就其位 “各得其所，各安其安”是一整套觀念上，從社會觀念，到對個體人生觀世界觀的影響，他們也是用這種思維來看待國際關係。在家庭中，父親被作爲一家的男性首腦（家族的精神領袖，道德標杆。）。長子爲盾，次子爲矛，妻女從之。每個日本人最初都在家庭環境中學習等級制度並養成習慣。學會每個人都在指定的“其所”位置上。要讓家族相信某個決定維護家族的榮譽。 天皇沒有政權，實權在幕府手中，通過武力鎮壓各藩維護其統治，讓動亂歲月中各就“其位”。 17世紀的日本，隨着農業生產力提升和城市發展，商品經濟確實逐漸活躍，商人階層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當時幕府曾試圖通過身份制度打壓商人，比如強調“士農工商”的等級秩序，但商人憑藉財富滲透到社會各領域，甚至與武士、貴族產生經濟關聯。這種情況下，單純依靠身份壓制難以遏制商品經濟的趨勢，畢竟經濟基礎的變化會推動社會結構的調整，最終商人階層在江戶時代中期成爲不可忽視的力量，也反映出社會發展中經濟規律與制度約束的矛盾與調適。 商人的崛起之路一是和武士通婚，商人成爲貴族；二是，過繼就是收養女婿（“婿養子”等同於中國的入贅），通過這種‘購買/交換’方式，商人和下級武士結成了同盟。也正是因爲沒有限制等級之間的通婚（留了活口），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沒有發生階級鬥爭。 和印度對比，印度實際上是可以“順婚”（高級種姓的男子可以娶低級種姓的女子）但禁止“逆婚”(高種姓女子不能嫁給低種姓男子）。 ■  明治維新 19世紀60年代日本日明治維新的背景：內部有幕藩體制的式微，商人與武士階層同盟的崛起；資本主義萌芽動搖了幕府統治的基礎出現了“倒幕派”；農民被剝削，階級矛盾的激化。 外部：西方入侵受到的衝擊催化的改革，先進思想的傳播，近代科學技術的認知等諸多方面。 日本人偏執也體現在一方面不贊成越權，一方面軍隊又下克上成慣例。 他們似乎總是處於一件事往兩端靠，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也許是受恥感文化的影響，人人都“守恥”世界都看着呢～ 恥感文化深入骨髓，把羣體道德意識拔高，個體都“端着”，一旦突破羣體就肆無忌憚的走向另一個極端。 >>他們並沒有意識到令他們“各就其位”的道德體系在其他國家並不存在。它是日本原創的、獨有的。 意識形態是最失敗的輸出品，強加於別國身上的自我敘事，像宏大篇幅的意淫。它只是地道的日本產物，其他國家沒有這種東西。 ■  歷史和世界的虧欠者 “恩”是虧欠，是一種債務，是需要償還的。比如母愛，而最大的虧欠是皇恩，所以絕對忠誠。 來自陌生人的善舉更是羞愧不已，因爲無法再見報答此恩，與中國人的樂善好施大相徑庭。恥感文化，源於對恩的理解是虧欠，接受恩惠是無以爲報的心理，在看清施恩者的另一面小人行徑之時，受恩者馬上感覺到自己被冒犯，之前的虧欠蕩然無存。這便是“恩”的力量。（本書P84有大段核心觀點“恩的力量”） 太多的恩本身就是一種束縛，需要保持“完人”的姿態，以失去“凡人”爲代價。不斷強化犧牲和奉獻的美德。正如同日本俗語所言：“只有天性極爲包容（到了幾乎不可能的程度），纔可受恩。” 恩等於負債，負債需要償還，最後強化報恩纔是美德。美德始於他積極把自己奉獻給感恩工作時。 如諸葛亮的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 也是託孤之時， 劉備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安敢負恩？恐難回報之萬一。報恩，不容迴避的人生主題。 >>對名聲的義理（也就是名譽） ·有人侮辱自己，或者把失敗歸咎於自己時，爲自己“洗刷”污名的責任，即報復或者復仇。 比如日劇《半澤直樹》。 恩是債務，負債是需要償還的，日本更看重於積極償還過程中的奉獻以及犧牲精神視其爲美德。作者用西方的契約精神來解釋這一償還心裏，在於中國的孝和忠（兩種義務都具有強制性）之間對比，日本摒棄了中國的“仁”。 對家庭中的“孝”，因爲固守孝道，家庭成員之間會有露骨的怨恨，這和與天皇不同，天皇被塑造成一個“至善之父”的崇仰對象，萬事一系的菊花王朝從未被革命推翻過，哪怕是在幕府時期，乃至現在日本憲法中，天皇被規定爲“日本國的象徵，日本國民整體的象徵”。 進而引出作者研究領域的核心觀點，保留天皇制度。 天皇不是具體的某一個人，而是精神符號。 背後承載着全民對國家的想象，意識形態的根基。他們永遠堅信自己的事業是正義的，死戰或是無條件投降，都是在爲“天皇盡忠”。也正如前文所述，迅速的“各就其爲”的表現。無條件服從， 如同魔法。 ■  “最難承受”的報答 義理＞義務 姻親的全部責任是義理，直系親屬的全部責任是義務。義務任勞任怨，義理勉爲其難。但在特殊時期，義理之中並沒有勉爲其難，若與“忠”發生衝突，人們可以體面的堅持義理。 義理也是一體兩面充滿矛盾性： 忠誠——是對領導的義理 報復——是對自身名譽的義理 最能體現這種矛盾的是日劇《半澤直樹》，咬牙切齒的吐出‘加倍奉還’。 日本人的榮譽觀，揹負着“義理”爲維護自己的名譽上的義理，或報復，或自殺，對侮辱的敏感，對復仇的渴望，情緒兩極化，甚至視復仇爲唯一解。 爲維護這種“名譽上的義理”，設置中間人，這種爲避免直接競爭的方式貫穿於日本人的全部生活。日本式的忠誠，“義理”是一種忠，而放棄“義理”等於背叛美德，成爲一個不道德的人。這種極端的思想，讓他們甚至把自殺當成了最後的爭辯手段，不惜美化死亡。 偏執狂再次陷入非此即彼的狂想，義理和月亮一樣，有些光明面和黑暗面，“義理”被架高於死亡之上。 這種偏執再次陷入非此即彼的狂想！ ■  人情的範疇 一面是精神上道德標杆，自我約束極強；一面是肉體上追求享樂，比如熱水浴、睡眠。 甚至演變成肉體控制的刻意訓練，認爲少睡、少喫，即精神強大。實屬沒苦硬喫。 在婚戀觀上，愛情是小消遣的圈子；婚姻是大義務的圈子。每個區域都“各得其所”，呈現出分隔的狀態。 另外，飲酒—另一種可以被允許的‘人之常情’，而所有的‘人之常情’都不應該被譴責。 ■  美德的困境 絕對的忠誠——極致的報復 有點像豫讓“爲知己者死”的感覺，爲智伯報恩，不惜毀身報主，殺趙襄子未果，但“斬衣赴死”的故事忠義絕響。 和美國的懺悔完全相反，日本人不推崇“自爆”。文化的隔閡。 日本人只有在離開“小島”以後，才能真切的感受到日本的道德困境。 若離此境觀全貌，方曉乾坤別樣天。 ■  自我約束 一種刻意練習——保持清醒不睡覺。 不論代價謂之‘日本精神’。 義務、責任如同投資和回報，視爲一種等價值交換。 心靈的梳洗——是磨掉‘身體之鏽’（如擦拭軍刀）。 “刀”或“鏡子”都是日本人反求諸己的工具，他們要求“自制精神”，在意外人世界的評價，並以此引申出對“自己名聲義理”的追求，並視其爲美德。人人都有“佛種”所以保留“活着如同已死”的心情理解“日本精神”。即人人都可以死後成神，又何死亡。 反之，死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羞恥的活着。恥感文化深入骨髓。 與印度教的各種教條不同，日本更自的信條是隱士，大隱隱於市。 禪宗用於軍事訓練,自我爲萬物結，從“觀我”到“無我”的“了悟”之路。 重“活着如同已死”，活在“得道”的層面，以死爲榮耀。置之死地般的生。 最後本書給出結論，對於投降後的日本人，給予尊重而不是給予羞辱，讓日本人認清戰爭失敗的事實，也就不會激起他們復仇的“美德”。 恥感不是來自絕對道德，而是來自外部制約，是需要觀衆的。 開啓另一種“忠誠”之路。 完 2025.06.23

極度好戰又極度溫和，極度黷武又極度愛美，極度粗魯傲慢又極度彬彬有禮，極度忠誠又極度反叛，極度勇敢而又極度膽小，極度保守而又極度喜歡新事物。爲何日本人如此矛盾？日本人在世界範圍內，也算得上獨樹一幟。外形上看，他們留着獨特的仁丹胡；行爲上，他們極其注重禮儀；他們曾是法西斯的一員，企圖顛覆世界；生活中，他們卻喜歡茶道、賞花，佛教也極其盛行。 《菊與刀》深入探討日本社會文化，從戰爭觀念、歷史變遷、風俗習慣、道德觀念，到自我訓練和孩子如何受教育等方面進行了全面的分析。這是一本講解日本人民族性格的書，但是爲什麼美國的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會去研究日本人性格的根源呢？二戰接近尾聲時，美國高層認爲日本戰敗已成定局，爲了方便日後佔領並管理日本，希望專家能提供一份關於日本的人類學報告。來弄明白日本人的整個生活方式是如何醞釀出這種行爲的？他們的社會是如何運作的？他們從小培養的思維和行爲習慣又是什麼？ 形成日本人性格的根源主要就是矛盾性格，《菊與刀》最成功的一點就是總結出了這種矛盾的根源——恥感文化。日本人把贏得名譽視爲一個永恆的目標，並且他們願意爲了名譽而付出一切。所以，他們會對侮辱者施以最狠毒的報復；如果失敗，他們會刨腹自殺來終結這一切。恥感文化讓民族性格充滿矛盾，而民族性格的矛盾又加劇了恥感文化的極端。這兩點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日本人在各個方面的性格表現。那麼恥感文化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這就不得不提義理和人情。義理是儒家所追求的真理，人情就是人情世故的人情。日本受儒家思想影響嚴重，明治維新也受到儒學四聖之一的王陽明的心學影響，隨處可見咱們的影子。 在日本人心中，義理已經等同於義務，帶有極強的自我強制性。而人情的概念更加深入。 究其原因，日本從遠古時代以來，就是一個資源極爲貧乏的國家，這讓日本人逐漸產生一種抱團取暖的習慣。但是，又有點抱地太緊，把什麼都當成義務。 經過歲月漫長的醞釀，使日本人對等級和榮譽的關注形成一種信仰。正是義理和人情的雙重作用下，日本人的恥感文化誕生了。所以，他們從教育小孩開始，就告訴他：你又不是女孩子，哭什麼！別人家孩子比你小都斷奶了。。。 所以他們在犯錯的時候會認爲坦白懺悔只是自尋煩惱，只要自己的錯誤沒有暴露在社會上，就不必懊惱，最需要擔心的只是自己的錯誤不要被他人知曉。 日本人不尊重人的傳承，尊重價值觀傳承。日本人屈從的不是專治的個人，而是屈服於團體的整體最高價值。而這一切，可能完全來自於他極度匱乏的自然環境。就像《槍炮病菌與鋼鐵》裏說的，居住環境影響人們的性格。 這就是《菊與刀》的雙核結構，一個是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格，另一個是日本社會的恥感文化。我們生活中的很多習慣，不管是行動上的還是思維上的，很多人只是被動接受，並沒有思考過這些習慣是從哪兒來的，好還是不好。但是這本《菊與刀》，給了我們更深層次的思考。

結論先說：中國、美國、俄羅斯等二戰戰勝國，需要隨時提防戰敗國日本重新綻放的“菊”或剛剛出鞘的“刀”——《菊與刀》的文化分析，恰好解釋了這種提防的必要性。 本書系二戰後期美國政府委託開展的一項人類學研究成果，核心在於解析日本國民的行爲動機與精神支撐體系，揭示其背後的文化邏輯與價值預設。 書中，日本被描繪爲一個拿來的國家，但其拿來的東西往往被結構性篡改。本尼迪克特以此爲切入點，指出“仁”這一中國倫理的核心美德在日本從未被真正接納，反而被嚴重貶損——仁所包含的感恩回報義務，在日本文化中被轉化爲一種應對外部輿論的社會壓力，結果使得再無其他相應品德來約束“義務”。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忠”與“義理”，更與中國的本義相去甚遠：在中國文化中，“忠”指向對君主與國家的忠誠，“義理”指向儒家倫理中的道義與道理；而在日本文化中，它們則被視爲因怕玷污自己名聲而必須承擔的社會義務與人情債約束。由此，日本倫理體系中的“忠”與“義理”，便不再是普遍道德，而變成了一種受制於外部評價的社會義務。這種外部化邏輯滲透到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從男女混浴、父女同浴的日常習俗，到自殺“洗刷污名”的所謂武士道精神，到“對仁慈的回報和對惡意的憤怒不能屬於同一種品德”的道德範疇分裂。 基於這一分析，結合日本的一系列社會現象，本尼迪克特將日本文化歸結爲恥感文化，而非罪感文化——恥感的根源不是內在的道德問題，而是來自外界的評價與目光。在恥感文化的邏輯下，恥辱往往需要通過自我完善（成爲重新綻放的“菊”）或復仇（成爲剛剛出鞘的“刀”）的行動來消解。她暗示，軍國主義並未真正熄滅，只是在等待時機。當初裕仁向全國宣讀《終戰詔書》而非《投降詔書》的文字遊戲，近年來部分日本政客參拜“戰敗神社”的行爲，以及近期日本軍人成建制介入俄烏衝突的動向，都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這一文化邏輯，讓這個判斷至今有解釋力。 《菊與刀》直接影響了美國對日政策，而戰後美國對日戰略的成功，也在相當程度上實證了它對日本文化判斷的準確性，至今被視爲研究日本的“聖經”。當然，若以社會學標準審視，她採用心理分析式的方法，採用二手資料來對比研究美日文化模式與性格的關係等，其方法論的侷限格外明顯——畢竟社會學不是文化研究。但這並不影響其經典地位。

對日本的感受是很矛盾的，既是歷史記憶裏強姦、屠殺和人體實驗，又是現實中看到的乾淨、禮貌、認真、正直。 抗日劇裏的日本人和日劇裏的日本人，好像是兩個人種。單從現實來看很難討厭他們，即便是帶着先入爲主的認識。 於是，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看93閱兵之餘，終於讀了這本久聞大名的《菊與刀》。 ———— 這本書的寫作背景是，二戰末期，美國政府委託文化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人的思維與行爲模式，以便制定戰後對日政策。 《菊與刀》中“菊”是日本皇室家徽，象徵優雅與審美；“刀”是武士道的武器，象徵勇氣、忠誠與決斷。作者用這對意象概括日本文化的兩極：細膩優雅與強悍好戰並存。 本尼迪克特以“對戰爭的看法”開篇”，繼而追溯明治維新，再到風俗習慣、道德觀念、自我修養、兒童教育等主題，逐章剖開日本社會的等級、禮儀與心理機制。 ———— 作者的核心結論有5點： 1️⃣恥感文化​​：與西方“罪感”不同，日本社會更在意他人評價，由此形成對外部認可的高度敏感與內部壓抑的並存現象。 ​​2️⃣恩與報恩​​：人情“恩”如山，一旦受惠必須回報，這種義務邏輯支配着職場、家族乃至政治關係。 ​​3️⃣矛盾的忠誠​​：既對天皇絕對忠誠，又崇尚個人名譽與武士道的決斷，導致極端的自我犧牲行爲。 ​​4️⃣家庭與婚姻​​：傳統婚姻強調門第與責任，現代仍遺留等級觀念；女性角色、孝道與社區壓力共同維繫社會秩序。 ​​5️⃣等級制度殘餘​​：明治維新後平等口號與舊有的上下等級在職場、教育中交織，形成獨特壓力與協作並存的結構。 ———— 如今讀，有些觀點已經有點過時，畢竟當時是完全的東亞儒教國家，而現在是受美國自由主義影響的國家，比如最大的變化可能就是對天皇的忠誠，以及對“各就其位”的鬆動。 我認爲作者做分析日本人的戰爭動機時，本末倒置，日本侵略的底層原因一定是出於自身的尖銳矛盾，比如社會階層、經濟資源等，而非因爲“長兄文化+各就其位”。 後者有美化日本戰爭動機之嫌，這也是現代日本不肯承認錯誤的原因之一，他們認爲是在幫助亞洲國家，爲了“大東亞共榮”。 ———— 作者分析最好的地方，在於“恥感”和“義理”觀點，至少解答了我心中“爲何日本人如此矛盾”的疑難。 因爲義理，日本人表裏不一，表面上彬彬有禮，溫柔高雅，但這都是義理的規範要求，內心和本質卻未必如此，就好像不同質量的月餅被放進了“高級”包裝盒。 而一旦日本人的行爲與“義理”產生了矛盾，帶來其他人的異樣審視，這就形成了“恥感”。 這兩點特徵隱含着一個更大的特點，就是日本不是一個“真理”的民族，而是一個“秩序”的民族。 他們追求的就是“不要讓我不合羣”，“我要在我的有限空間內做到極致”，從而“讓大家都尊重我”，而不是通過對“真理”和“正義”的引領而獲得尊重。 在日本人看來，“真理是各說各話的”，不具有客觀性，只有“過程標準”是客觀的。 於是，他們只看中“過程的秩序”。所以才形成“有小禮而無大義”，“戰鬥時意志力極強，投降後馬上溫柔降服”。 同時，日本人又像羊羣，因爲基於“義理”他們只能遵守頭羊的帶領，所以頭羊的決策就代替了“真理”的方向。 ———— 嘗試去解答👇 1️⃣爲什麼日本不承認對亞洲國家的罪過？ 首先，嚴格意義上，日本投降是對美國，而不是對所有國家。在他們看來“各從其位”，日本依然是其他亞洲國家的強者，而且是一片“好心”，想把日本的先進制度和文明帶給落後的國家。 其次，日本民衆不過是“平凡的惡”，日本人覺得“忠”是自己的義理。就算論罪，罪魁禍首也是天皇。日本沒有“領頭羊”去承認侵略戰爭這一過錯，其他日本人自然不會主動突破“義理”。 第三，日本的“領頭羊”，也一定不會貿然突破義理，因爲一旦承認，他們就要揹負“愧疚”——“罪過可以贖罪，而愧疚難以彌補”。就像“恩”一樣，這是日本人難以承受的。 所以，熱愛甩鍋的日本，最終很難承認對亞洲國家的罪過。 （昨晚看日本電視臺解讀93閱兵，專家把這次閱兵解讀爲中國對美國的喊話，好像“紀念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與日本毫無關係。日本人真是責任劃分清晰的可怕，事不關己所以冷靜對待） 2️⃣爲什麼日本人對美國馬首是瞻？被美國擊潰經濟也沒有復仇？ 與其說日本是“基於長子的各就其位”，不如說日本基於“強者的各就其位”，妥妥的慕強文化。表現出極端的務實，你強大你說的辦法有用，就聽你的。 戰後日本採用美國的制度、法律和文化，確實獲得了經濟的大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極大提高，所以日本人心悅誠服的認了美國當大哥。 在美國從世界第一掉落之前，日本依然會蟄伏順從，但是一旦衰落，可就不一定了，如同對待中國一樣。日本如何對待你，取決你自己是否強大。 所以，日本人會改過自新嗎，之後就變得對中國和善友好？不會。

菊與刀 前幾天跟着家人看了幾集《大國崛起》，加之世界盃日本隊的出彩表現，對日本又產生了濃烈的興趣。37萬的島國竟然如此的強悍！ 　　 我刻板印象裏的日本人非常矛盾櫻花與武士的完美融合。又挺可怕對於南京大屠殺拒不承認，時刻進行着文化滲透。又極其文化學術，不少人斬獲諾貝爾獎。一批又一批自殺的作家，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太宰治，芥川龍之介。還有島國動漫的浪漫與哲思，宮崎駿與久石讓，吊打國產片。對於婚姻與愛情的現實態度，直接回到原始人類的本能。總歸一個完全不同於我們愛好和平講究中庸的民族。“菊”與“刀”，兩種截然相反的矛盾的兩面，構成了奇特的“互補”。 　　 簡單翻了日本史，看了《東京審判》《喪鐘爲誰而鳴》，又意外的翻了這本書。兩三年之前讀過，不過都是糊弄鬼了…… 　　 此書最初是作者奉美國政府之命，從根源研究日本的民族性格、文化規律、思維習慣及行爲方式，是一本日本何以成爲日本民族的調查分析報告，旨在指導美國如何管制戰敗後的日本。可能是幾年隨着閱讀面的擴大，思維的拓展，再讀這類書也比較耐得住性子，想的更多，也不像之前那麼浮躁。 　　 日本不是一個普通正常的民族，一個隱藏在“曖昧”表象之下，無與倫比的單一民族集團性和不擇手段的進取性的國家。不管“菊”也好，“刀”也好，都是維護大和民族共同體，進取擴張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雖然現在屬於和平的表象，但是大國之間的博弈從未停止。當下的日本人視軍國主義如熄滅的火焰。時機到了，又是一場戰爭。 　　 雖然我們在民族立場上永遠對立，但是不得不承認，日本有些發展真的很先進啊，我們確實存在各種問題！在最近世界盃關於日本球迷撿垃圾的問題，別槓別頂別帶情緒的說，承認別人優秀就真有那麼難嗎？ 2022/12/03週六

菊花，清淡高雅，是日本皇室家徽；刀，硬冷暴力，是武家文化的象徵。《菊與刀》看似矛盾，卻真實存在着。就像作者在書中引言歸納的“日本人極度好戰又極度溫和，極度黷武又極度愛美，極度粗魯傲慢又極度彬彬有禮，極度死板又極度靈活，極度恭順又極度討厭被使喚，極度忠誠又極度反叛，極度勇敢而又極度膽小，極度保守而又極度喜歡新事物。”。《菊與刀》是一部人類學著作，而非紀實文學。這本書出版於1946年，作者是美國人本尼迪克特。隨着時代的變遷，只能從老一輩的日本人身上，纔可以看到日本文化歷史的痕跡。 我感興趣的內容： 等級森嚴 德川政權時期的“各就其位”，各安天命。在日本，階層和階層之間的等級關係森嚴，而且是一個世襲階級的社會。皇室和宮廷貴族之下的有四個世襲階層。主體的階層：武士和農民。武士不能從事生產，是寄生階層，每年從農民的賦稅中抽取貢米作爲俸祿，但生活水平與農民一樣，僅夠餬口。 恥感文化 日本文化也概括爲恥感文化。據說日本人有羞恥心而沒有罪惡感。在二戰中，日本軍隊的殘暴和屠殺，表現出他們沒有罪惡感，他們戰敗不願投降而寧可自殺，便是因爲他們認爲當俘虜是一種恥辱。 孩童的教育 日本孩子會得到的最嚴厲懲罰恐怕就是“艾灸”，比打屁股疼得多了，男孩不到三次就服軟了。日本孩子要學習的身體姿勢不單單是坐姿，還有睡姿。日本女性不能讓人看見自己睡姿不雅，武士的女兒被教導絕不能失去對心靈或身體的控制，即使在睡眠中。受了日本家庭教育方式的年輕人自尊心特別強。 自律誠信 日本人特別講究自律，一個人做錯了事，即使過了多年，還會自責，做自我懲罰；誠信體現在明治維新時期，農民沒有能力按期歸還債務，會以自殺了之，責罰自己事先沒計劃好。 尊重對手，博取衆長 戰後的日本，賴以重建一個和平國家的力量在於，它能夠在一個行動方針失敗後立刻投身於其他方針。日本人具有靈活應變的品質，善於接受新事物，併發揮到玲離盡致。 這本書距今已有近八十年了，與現代的日本文化有差異，特別是在教育子女方面。最後，我用作者的結束語來結束我的書評，我覺得她的話不會過時。 “當下的日本人視軍國主義如熄滅的火焰。他們會關注軍國主義在世界其他國家中是否也一樣會失敗。如果沒有失敗，日本會重燃自己的好戰激情，並顯示出能對戰爭做出多大貢獻。如果軍國主義在別處也失敗了，日本就會證明它吸取到一條多麼深刻的教訓：帝國主義的擴張絕不是一條通向榮譽的坦途。”

“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徵，“刀”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體現。本尼迪克特用這兩個詞表示了日本人的兩種矛盾的性格：好戰而祥和，黷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禮，呆板而善變，馴服而倔強，忠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對於日本人的這種國民性格，本尼迪克特從等級制度、報恩意識、義理、日本兒童的養育方面展開分析。 作者認爲，“在日本民族有關人際關係以及個人國家關係的整個觀點中，他們對等級制度的信賴乃是核心地位。”“各守本位”是描述他們等級思想的關鍵詞。在人際關係中，每個人都有其在社會階層中的地位，每人都應安守其地位，享受其地位應得的權利，履行該地位所要求的義務。一個人必須向地位高於他的人表示敬意，而地位高的人不得侵犯地位低的人的權利，否則地位低的人的報復是正當的。 日本人在觀念上認爲自己是歷史的“負債者”，這種債既有父母的“恩”，還是兒子欠父母的一切；又有“皇恩”，是一個人對天皇的負債；還有別人施加給他的“恩”。這些恩都是必須償還的欠債。一個人要成爲有德行的人，就必須報恩。由於報恩意識的存在，日本的人與人之間產生了服從的關係，比如子女要服從父母，下級要服從上級，人人都要服從天皇。 本尼迪克特還從日本兒童的養育習俗上來說明日本人的性格形成的原因。她認爲，日本人的人生曲線和美國的不同。日本的幼兒和老人享受了最大的自由和從容。幼兒期過後，限制逐漸加強。到了結婚前後，個人的自由達到最低的限度。到60歲以後，日本人又可以像幼兒一樣不受恥辱的煩擾。日本兒童特別是男性兒童的教育存在着兩重性，即幼時雖然要對父親表示恭順，但可以爲所欲爲，可以對母親和祖母大發脾氣，隨意發泄自己的挑釁心，而六七歲以後，慎重與“恥辱感”逐漸加至他們身上，並隨着年齡的增大，訓練越來越嚴厲。這種教養方式在日本人的人生觀中產生了矛盾的性格，即一方面日本人可以愛好賞櫻花、菊花之類的優雅行爲，另一方面又可以手執刀槍進行殘酷的殺戮或者自殺。

日本古代社會長期爲封建軍閥所主宰。鎌倉幕府（源氏幕府）統治達150年，設於京都的室町幕府（足利氏幕府）統治達236年，設於東京的江戶幕府（德川幕府）統治達264年。長期的封建軍事力量的統治培育了日本的武士階層，並使封建軍閥混戰不斷。 連續的戰爭使“尚武”沿襲爲日本社會的風氣，美國文化人類學者本尼迪克特將其稱之爲“刀的傳統”。這種傳統附着於封建地主階級的兇殘性，塑造了日本封建文化的武士道精神。 天長日久，它滲透進日本社會的各個領域，成爲日本社會文化系統中極具影響的因素之一。明治維新後，構成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社會文化基礎。

以前看《火影忍者》的時候沒注意到爲什麼鳴人會被木葉村的人排擠，他的火影父親爲了木葉村犧牲而後代卻沒有得到妥善的照顧；爲什麼日本到處都存在霸凌現象，從小學、職場甚至是軍隊，而且經常有惡性霸凌致死案件發生；爲什麼政客參拜靖國神社換取民粹支持這件事還有市場；爲什麼日本人現在還在大量的使用敬語…… 看完這本書後才明白不僅是日本人自身的問題，還是因爲美國人在二戰後刻意保留了日本的社會結構、部分軍事能力，甚至沒有審判最大的戰犯日本天皇。 作爲大部分人第一次系統瞭解日本文化的著作併成爲了後世幾乎所有有關日本學研究的基礎，其學術成就自不必多說。書中通過描述日本生活的方式詳細探討了因爲等級制度而引發的“恥感文化”、“嫺熟”和“義理”以及他們的起源，基本上描述了日本文化的大部分方面。他們的親屬關係被物化爲了一套套“禮儀”，而不是從實際出發思考這些倫理並從心底裏接受，這樣現代日本社會中還能看到許多封建君主制留下來的傳統。 有意思的是：美國人信奉平等，日本人不信奉平等且推崇“各就其位”的等級觀念，同盟國用暴力戰勝了日本，美國站了出來並宣佈了一套新的以美國爲首的的等級制度，日本人便欣然接受。 因此這本書本質上還是受美國政府資助的研究成果，目的也是爲了更好地控制日本。研究中涉及的、不予公開的“祕密”恐怕還包括了日本天皇默許、干涉侵華戰爭的諸多資料，這樣美國控制了實際情況，便可以輕易實現改造日本，並製造國際分裂。本質上就同以前殖民國家爲更好地殖民，派人類學學者去殖民地開展研究是一樣的，談不上中立。 既然沒有徹底地分析並批判日本的國民性，那麼日本人身上的劣根性也很難徹底地暴露出來。這樣，他們就能心存幻想，甚至日本在戰後從未以天皇詔書或者日本政府文告等有編號的，代表國家的方式對侵略中國一事進行道歉，這樣日本人就可以矢口否認戰敗。 人們可能會喜歡日本的文化產品，但大多數恐怕都不會真正地喜歡日本的文化：日本文化作品中的女高中生通常充滿了青春與活力，“十四至十八歲之間的少女髮型在日本是最精緻考究的。……家人也千方百計提供服飾，以使她們更具魅力。通過這些方式，女孩們也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滿足。”可這樣的女孩們真的有心思用心讀書嗎？她們未來的職業競爭力在哪？喫完了青春飯後又有更多青春靚麗的女性進入市場，剩下的前路要麼是成爲家庭的奴隸，要麼就是去拍色情影片。 這不禁讓人們問出這樣一個問題：日本文化真是一個好的文化嗎？

這是我第二次讀這本書，第一次沒有讀完，因爲開頭幾章節還是有些晦澀的，甚至有些觀點看起來自相矛盾。但從報恩於萬一、人情債、美德的兩難處境開始，便清晰地讀懂了日本人的思想來源以及大和民族的思想起源。 作者說，日本人崇尚的是恥感文化，而非罪感文化。他們極端在意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如果感受到被冒犯被侮辱被譏諷，則要復仇，這也被成爲他們對“名聲的義理”的偏執。相比較起來，做的這件事本身對不對、是善是惡、對自己有沒有好處都不重要。於是，你纔會懂得爲什麼二戰期間，日本士兵慘絕人寰的侵略行徑、日本女人自願做慰安婦，也懂得爲什麼戰敗後他們實際並不承認自己的戰敗，因爲這種對名聲的唾棄是日本人不能承受的。 但另一方面，日本人這種對自己名聲和別人評價的重視，也使他們有極強的自我約束性。在與政治事件無關的日常生活中，他們培養出自愛自尊、做事嚴謹、不給別人添麻煩、古板卻得體的處事方式，每個人各就其位，各自做好自己的事，不給別人留口舌，也使得他們在戰後很快崛起。 這本書很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不僅給了我們客觀看日本的機會，也讓我們看到美國人眼中的日本人和中國人眼中的日本人以及美國人眼中的中國人有什麼不同。雖然寫於上個世紀40年代，隨着時代的發展，日本人的思想肯定有過不小的變革，但我相信在一些民族文化中的底色是不會變的。日本人就是這樣，兼具了菊的儒雅和刀的殘忍的矛盾體。 譯者在最後的部分，說到中國人可能更喜歡看對日本人的鞭撻，但我卻認爲並不是這樣，凡是能來讀這本書的人，一定是想了解一個更全面的日本，從而更能正視我們與日本的關係，走好接下來的道路。 值得一讀的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