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精裝版）

2026年1月成都｜讀書筆記：讀《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僵化的制度與失衡的治理 黃仁宇的《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以 “大歷史觀” 爲視角，跳出單純的制度羅列，深入剖析了明代財政體系的深層矛盾。這本書不僅還原了十六世紀明代財政的運作細節，更揭示了傳統帝國 “以農爲本” 的保守治理邏輯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根本衝突，爲理解明代衰亡提供了關鍵線索。 明代財政制度的核心特徵是 “保守性” 與 “僵化性”。開國之初，洪武皇帝確立了以田賦爲核心、實物徵收爲主的財政框架，將稅收定額固化，此後兩百餘年基本未做根本性調整。這種制度設計旨在維持帝國政治統一，通過壓制工商、均衡各地發展水平，避免經濟差異威脅統治穩定。然而，這種短視的政治目標犧牲了長期經濟活力 —— 明代中後期，商品經濟興起、人口增長、土地兼併加劇，固定的田賦定額與僵化的稅收結構已完全脫離實際，南方富庶地區與北方貧瘠地區的稅率失衡，大量新增土地與工商收入無法納入稅收體系，國家財政收入長期停滯不前。 財政管理的分散化與低效是另一突出問題。明代沒有建立中央集權的財政管理體系，缺乏統一的國庫與會計制度，財政權力分散於戶部、工部、兵部及地方政府，甚至宮廷宦官也掌控部分財權。稅收徵收採取 “側面收受” 模式，地方政府需將物資直接解運至指定部門，缺乏中間層級的統籌調配，導致運輸成本高昂、損耗嚴重。田賦與鹽課、雜稅界限模糊，資金挪用成爲常態，正如黃仁宇所喻，“明朝政府的收入與支出好像一條注入沼澤的河流，它有無數的分叉與會合”。這種混亂的管理模式，使得財政數據失真，中央無法準確掌握全國財政狀況，也難以進行有效調控。 貨幣制度的崩潰加劇了財政困境。明代初期推行的寶鈔因濫發迅速貶值，銅錢鑄造量不足且質量低下，最終白銀成爲主要流通貨幣。但朝廷始終未建立白銀的統一標準與管理體系，稅收折銀比率混亂，地方可隨意調整，導致農民負擔不均 —— 有的地區糧食折銀比率遠低於市場價格，農民爲完稅不得不賤賣糧食；有的地區則藉機加徵 “火耗”，額外剝削民衆。貨幣體系的失序，使得本就複雜的稅收結構更加混亂，進一步削弱了財政制度的公信力。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中後期的改革未能觸及根本。從周忱的 “平米法” 到張居正的 “一條鞭法”，改革者試圖合併稅收項目、簡化徵收流程，但由於缺乏制度支撐，最終流於形式。“一條鞭法” 雖嘗試將役攤入田賦、統一折銀徵收，卻因地方利益阻撓、財政分權未改，未能解決稅收定額僵化、貨幣標準不一等核心問題。黃仁宇指出，明代財政的根本缺陷在於缺乏 “數目字管理” 能力 —— 無法建立精準的土地、人口統計體系，不能制定靈活的預算與稅收調整機制，只能在舊制度框架內修修補補。 這本書的核心啓示在於：傳統帝國的財政制度並非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政治治理邏輯的集中體現。明代財政的僵化與低效，本質上是 “以農爲本” 的保守治理理念與商品經濟發展、社會結構變動之間的深刻矛盾。當制度無法適應時代變化，既不能爲國家提供足夠財政支持，又不能公平分配負擔時，王朝的衰亡便成爲必然。黃仁宇通過財政這一微觀切口，展現了傳統中國治理體系的深層困境，其思考對於理解中國古代國家治理的侷限性，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我作爲不是這一方向研究人員的讀者，看這本書實在容易覺得無聊無趣，至少沒有看《萬曆十五年》時那種“故事性強”的體驗。爲什麼非要看完它呢？因爲放在書架裏很久了，總覺得不看完書架裏的書實在是太對不起書本身了hhhhh 黃仁宇老師認爲，明代的財政管理存在以下主要問題： 第一，保障中央集權優先於提升技術能力。明朝力圖在一個廣大的帝國內強制推行其野心勃勃的中央集權的財政制度，這種做法超出達到這種程度的技術水平。這種技術水平包括實際的技術手段和專門的經濟知識。表現爲交通運輸、信息交流以及其他服務性事業，貨幣和銀行規則，會計統計和數據保存的技巧，甚至官員的心態。 第二，治國理論同實踐相分離。從一開始，財政管理就顯示出簡單、生硬的特點，這是明太祖朱元璋創立“祖制”時有意爲之。朱元璋希望長期保持低水平的稅收，而這僅僅在開國之君對外和平、對內厲行儉樸的情況下才或許成爲可能，再輔之以健全的貨幣體系和嚴格的貿易（例如土地典當和租佃）監管作爲低稅收的配套保護性措施，從而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提供政府的運作經費。 說得更具體一些，“在明代財政管理中，思想偏見，責任感僵化，行動範圍分割，官吏俸給過低，政府工作人員不足，對於實際情況缺乏瞭解，中層後勤保障能力不力，公共投入不足（這些情況都是導因於低稅政策），所有這些原因使得國家根本無力動員帝國的全部財力，其所能控制的資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不用說明代的戶部與真正意義上的中央政府財政部迥然不同，不僅被其他軍政機關乃至地方政府分割財政權力，而且其職能近似於一個負責蓋橡皮圖章的會計機構。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無權通過戶部宏觀調控全國的經濟運轉，各地、各行只能各自爲政、劃疆自保，增加經濟運轉的不穩定概率。 從長時段角度來看，唐、宋、元各代的財政結構從來沒有像明代這樣僵化（朱元璋定下的“祖制”嚴重束縛乃至扼殺了後世君臣們的主觀能動性），它們的高層政府部門也不像明代那樣承擔很少實施責任。明代的財政管理具有收斂性（self-denying）​，它將其運作能力降到最低限度，忽視了通過工商業發展來增加收入的策略（這一策略爲洋務運動時期提出“求富”口號的清政府所接納），拒絕考慮民間、私人方面的幫助。財政管理總的來說是倒退，而不是進步。 甚至後起的清朝“幾乎完全承襲”了明朝的財政制度。在上層，皇帝（或慈禧之類的皇太后）擁有不可分割的財政權力，如慈禧爲過壽“挪用海軍經費”；留給下層的只是財政責任，相關官員只需完成定額稅收即可，至於用何手段、名目都不重要。 或許是因爲朱元璋出身貧苦農家，對於維持龐大帝國機器的運轉並無良策，僅僅出於對農民的高度且純樸的同理同情心才試圖以低稅收安撫農民。他想要的或許是老子在《道德經》中暢想的“靜態小社會”：“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然而正如黃仁宇老師所說，中國明朝所處的16世紀是一個關鍵時期，是來自歐洲的力量將各地連接起來、將世界改造成“動態大社會”的時代。朱元璋希望打造的“靜態小社會”只能繼續停留在《道德經》的字裏行間以待來日了。

乾貨滿滿。好專業。感覺只看懂了50%，需要二刷三刷，自然也沒什麼可置喙的。沒有想到明朝的經濟這麼羸弱。本來我還以爲明朝經濟很發達來着，現在看來，明朝就只剩文化發達了。看完這本書，明白爲什麼說清朝是歷史的倒退了，因爲他全盤接受了明朝的制度，只有小小的修改。而在明末分明是有思想家提出改良意見的，但清政府完全漠視了。而且，前代確實有更先進的財政制度，明朝的財政制度與唐宋比本身就是倒退的。但我覺得形成這種局面還是中央集權帝國發展的必然吧。對於能獨攬大權於一身的人來說，誰會放棄明朝這種超穩定的政權結構，而選擇一個風險更大的，會讓自己喪失皇權的制度呢？而且，雖然有黃宗羲這些人的先進觀念，又有幾個百姓願意接受呢呢？設想只是設想，離形成一套有效的新制度還遠得很。再說了，黃宗羲和顧炎武本身也不懂經濟啊，他們能橫空出世地想出一套全新的財政制度？幾近癡人說夢。不過呢，我終於明白了這個邏輯是這樣的：萌芽還是萌芽。漠視還是漠視。清政府的財政制度還是和明朝一樣僵化。而對萌芽的漠視還是意味着倒退。無論這種情況的出現是不是必然，和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還是不能相比罷了。 ————- 思考片刻之後，我又覺得，其實這些明朝倒退理論，清朝倒退理論，都只是理論上有意義。實際上，明清的經濟還是比唐宋發達。唐宋理財觀念發達有個卵用，活得不如明清久，人口沒有明清多，就說明他沒有明清成功。

黃仁宇老師的這本書出版於1974年，研究明代的政府財政問題，通過細緻梳理，指出明代財政只是注重形式上的整齊，政策的實施全賴當局自上而下施壓，官僚體制和一般民衆之間缺乏法律和經濟的聯繫，無法確保實施一套有效的稅收體制，從而揭示帝制中國的某些鮮明特點。 而這本書是讀懂另一本大作——《萬曆十五年》的奠基石！

相比於《萬曆十五年》，《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名氣小很多，但是依然是黃仁宇先生的代表作。 本書主要梳理了16世紀明代的賦稅結構和徵稅方法的變遷，並對明朝賦稅中的結構性問題進行了分析和思考。明代歲入主要依靠田賦（和徭役）、鹽稅和雜色收入（諸如關稅、商稅和輸捐等）。明代歲出主要是軍費，除此以外宗室費用、興建各類建築設施等也佔了很大比例，相比之下，官僚的俸祿就比較少了，這也導致明代的田賦的徵收在16世紀就無法維持下去，而且由於明代奉行原額主義，要求賦稅體量保持不變來“藏富於民”，導致官員工資趕不上物價變動，運行愈發困難，結果基層經費的缺失導致官吏必須依靠各種額外的徭役來苛徵附加稅。同樣，對鹽稅等各類賦稅也面對管理和徵收成本不斷增大的事實，因此和田賦一樣徵收愈發困難。而且由於明朝從未進行全國性正式的田冊清丈，朝廷對基層實際賦稅主體情況一無所知，後者隨着時間變化極大，而且對於大型地主富商來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因此很容易導致賦稅無法均攤，老百姓怨聲載道。 京城的戶部和今天財政部和度支部權力不可同日而語，更多的是會計機構而不是執行機構，對監督徵收和使用賦稅無可奈何。而16世紀最重要的改革張居正變法，雖然將徭役固定爲正額田賦試圖擴大基層的財政收入，同時限制官僚濫徵，一定程度上改善明代財政狀況，爲明朝續命。但是張居正變法並沒有真正改變基層官僚收入不足的事實，在集權體制下爲了完成上級的徵稅目標，附加稅是必然加徵的。張居正也沒有改革明代政府結構，尤其是沒有對戶部權力進行改革，導致明代中央和地方財權劃分不清楚，對基層財政管理監督有限，很多苛捐雜稅在張居正變法之後又捲土重來，加重了明代百姓的負擔，最終導致農民起義。除此之外，張居正變法前後明代都沒有建立應對緊急狀態支出的制度，隨着寶鈔的失敗，加之明代對民間金融機構的不信任以及鑄錢不多，明代實際上喪失了緊急籌款的能力。萬曆三大徵直接耗光張居正的遺產，面對不斷擴展的軍費，明代官僚缺少足夠的應對策略，沒法發行國債或者通過通貨貶值獲取收入。而清代延續了明朝總體的賦稅結構，因此同樣在近代遭遇困境。 說到底，明清時期財政共同的問題是以土地稅爲主的原額主義制約了中央政府的財政能力。原額主義要求土地稅徵收保持不變，以土地稅爲主的財政削弱了財政收入的彈性，這二者也共同制約了基層行政能力——施堅雅估算過中國歷史上每個縣管理人民的的數量，在明清兩代每個縣管理的人數因爲人口大爆炸遠超帝制初期——按照180年的縣一級管理人數，1586年需要4000個縣（實際上只有1000多個縣），1850年需要8500個縣（實際上依然只有1000多個縣），這必然帶來基層政府行政能力的不夠。而想提高行政能力，就必須擴大財政收入，曾小萍認爲雍正時期如果想讓每個縣管理的人數和帝制初期差不多，那麼官僚的總花銷幾乎要耗光所有的地丁銀，雖然曾小萍搞錯了施堅雅的數字（施堅雅說法是1850年需要8500個縣，曾小萍記成了雍正年間），但是火耗歸公前地方俸祿支出佔田賦總收入比例和黃仁宇記載的都很低，如果真的擴大縣一級的數量，能否獲得等比例增長的田賦是存疑的，因此關鍵是如何大幅擴大歲。而明清土地稅爲主的原額主義限制了這一趨勢，打斷了宋元以來的間接稅擴大、財政理性化的過程。不過，反過來說，原額主義也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日常狀態下農民負擔的加重，有具體指標的制約下，各地稅收都沒有隨便加徵，明代常態下農民負擔相比於兩宋應該是下降的。 通過對明代財政的分析，黃仁宇糾正了一些誤區，例如明代田賦並沒有當時文人和後世學者吹噓的那麼重，但是農民負擔依舊因爲不平衡等原因而很重。而明代的“資本主義萌芽”因爲明朝保守的經濟思想和財政政策不可能真的擴大成爲資本主義。 這本書對於理解明代財政很有幫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理解清代的財政。推薦配合彭信威《中國貨幣史》、巖井茂樹《中國近世財政史研究》、岸本美緒《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波動》、彭澤益《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中國財政與經濟》、周健《維正之供》、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王業鍵《清代田賦芻論》、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 1368-1968年》、曾小萍《州縣官的銀兩》等人的書閱讀，對理解明清經濟和財政的共性很有幫助。

非常詳盡的列舉了明朝的稅收結構和財政管理，內容過於專業化以至於讀起來生澀難懂，書中引用了很多地方誌，羅列了大量數據，從明朝財政結構的頂層組織出發，再到地方實際執行的方方面面。 談談個人對書中內容的理解，大致結論就是明朝從開國皇帝朱元璋建立的一套稅收制度爲基礎，然後在帝國運行的過程中，不斷修修補補，到最後無可挽救。朱元璋作爲貧苦出身，有一定的仇富情結，特別仇恨貪官污吏，因此一開始就給官員們設定了很低的俸祿，以勤儉節約爲原則，確定了各項開支，結果就是預想的開支很低，也對應的設置了很低的稅率，但是這套制度在建立之初就是存在很大問題，以農業稅收爲基礎，幾乎沒有考慮工商業的發展，本着收支平衡的思路設定低稅率，但是對開支設定的太低，沒有考慮支出後續的增長，特別是朱元璋又規定了皇室宗族不得工作，由國家供養，到王朝末期，皇室族人數量爆炸到上百萬，也帶來了巨大的財政負擔，這個是朱元璋沒想到的，然後王朝末期的軍事開支也是一個填不完的窟窿，隨着支出的不斷增長，歷代皇帝依然守着朱元璋那一套基本思路，既沒有來源，也做不到節流，頂多在徵收當面搞點創新，比如張居正的一條鞭法這種，短期內奏效，緩解了財政壓力，但是長期來看，實則是不斷積累矛盾，最終民衆不堪重負，明朝這艘巨輪，在敲敲補補中行駛了200多年，最後無法挽回的沉默了。 另外說說個人思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明代的經濟基礎從建國之初就存在很大的侷限性，遏制工商業發展，也沒有完善的貨幣市場，這樣的國家能運行這麼久只能說人類社會有很大的容錯性，這種彆扭的政策是基於朱元璋對國家穩定的考慮，但是也同時極大遏制了經濟的發展，經濟倒退到不如唐宋時期，因此也錯過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窗口期，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就慢慢在世界落後了，明代真的太窮了，主要靠農業收稅，勉強覆蓋支出，難得剩下一點就想着蓋宮殿去了，而不會去考慮投資一些長遠項目，缺乏一些有眼光有魄力的皇帝，僵化的制度到最後再怎麼打補丁也適應不了時代的變化了。

這本書在業內影響很大，爭議也很大。直到今天，“洪武型”財政體制也仍是明代財政史領域的主要分析範式之一，在這一範式影響下進行的研究不計其數。儘管黃氏有很多觀點今天已被推翻，但毫無疑問這仍是本很能啓發人思考的好書，包括本人最近的申到的項目也是在本書啓發下選題的。這次也是出於項目的原因，重讀本書。看到很多書友在書中的評論，想寫點兒東西以供諸君參考： 1.這本書已經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書了，很多具體問題已經被學界的新研究給推翻了。所以閱讀時希望各位結合一些學界最新研究，不要直接採信其中的觀點。因爲很多所謂的新觀點，在學界其實早就被刷新了，沒那麼新了、甚至被淘汰了。 2.在閱讀過程中，我發現很多書友仍然帶着很多中學階段學到的陳腐觀點和刻板印象發表看法。至於有些表述，單看符合中學習得的認識，但其實它們互相之間就有些衝突、不知道諸位有沒有發現。因而希望諸位能儘量拋卻這些舊觀點來進行新閱讀。 3.對於某些小的史實錯誤，不要揪住不放。這一點也是我在邊讀書邊看評論區的過程中感觸特別深的。任何一本書，有史實錯誤是很正常的（當然有的是有意有的是無意，暫且僅就後者討論。），何況這是一本五十多年前的書，有個別史實錯誤非常正常，除非您認爲歷史學界在這五十年裏、在對基本史實進行挖掘和清理方面是毫無建樹的；特別某些具體史實的錯誤甚至於作者整體的論述邏輯根本無傷大雅，根本不影響閱讀，也會有人因此棄書不讀甚至大加撻伐（我讀其他書的時候甚至見過那種從頭罵到尾的......但他批評的內容恕我直言，無論是從事實層面還是理論層面，都很難繃......）。這不是讀一本學術著作應有的讀法。希望諸君在讀書過程中，避免持一種糾錯的心態進行閱讀；而是應當在掌握一定學科知識和學術史概況的基礎上，先嚐試着去理解作者所要表達的內容（可稱之爲是一種“圓謊式的閱讀”，貌似是施展老師的一個提法，不過是針對哲學著作，記不清了，但道理是相通的。），然後方能有效理解作者的邏輯，並對其作出更爲公允的評價；因爲個別小錯誤而徑直拋棄整本書，無異於因噎廢食。何況一本有史實錯誤的書，也未必不能帶來觀點和思路上的啓發；想從一本書中獲得營養，並不是要求一本書毫無瑕疵，何況這樣的書也從來不曾存在。私以爲這還是一種“教科書心態”在作祟；在此思維指導下進行的閱讀，大概率會繼續囿於自己原有認識，難獲新知。 4.對於明代財政，不要以諸位的想象對它進行評判。誠然，明代財政乍看是很抽象，但其實它有它的合理性在內的。實物財政體制其實並不一定落後，折銀搞貨幣化也未必先進。在明代相當長的時間內，實物財政運作其實都是更爲合理的選擇（其實從某種意義上，折銀式的貨幣化其實仍未完全擺脫白銀作爲“實物”的一面給財政運作帶來的約束。）。至於爲何會出現這樣所謂的“反歷史趨勢”的洪武型財政，其實結合明代建國初期的特殊背景來理解朱元璋的國家財政建構，其實一切就豁然開朗得多了。在這一方面，我認爲劉光臨、丁亮等人的“軍事-財政”視角的研究是最爲妥帖的路徑。不才本人也是持這一觀點的。 以下爲本人在書中回覆另一位書友時所寫的評論，在此直接複製過來，代表本人對本書的整體評價： “其實作爲第一本閱讀也是可以的。我就是做明代財政的，我研一的時候我導讓我看的第一本書就是這個。不過確實有一點您說的很對，看這本書必須得帶着腦子看，不能盡信。這本書最大的價值其實在我看來不在於他的各個具體觀點，而是黃仁宇第一個把明代財政做了一個整體梳理，在這一點上至今無人能出其右。很多值得關注的點黃仁宇都已經關注到了，雖然他沒有展開，但是給後輩學者帶來了很多的啓發，比如黃阿明的戶部研究、劉利平的太僕寺研究、胡克誠的逋賦研究等等，都是在閱讀黃仁宇時得到的啓發，這在他們的書或者論文裏都是親口敘述過的。包括不才在下，今年剛剛申請到的項目，也是受了這本書的啓發纔想到的選題，不過也跟前面某幾位一樣，觀點跟黃仁宇相左。但其實這樣的書還是很有價值的，因爲它真正讓後輩學者在探討這本書的時候產生了很多新觀點，它的學術史意義是很高的。所以我覺得，評價一本書，不止要看它本身如何，更要看這本書衍生出的其他方面的影響如何。所以這本書我還是覺得，是很適合作爲第一本明代經濟史專著供新入門的學生研讀的，對於培養讀者的問題意識和批判精神有着重大的作用。”

一個王朝的覆滅會和制度落後有關係。明朝能被覆滅，那麼它的財政與稅收體系必然面對崩潰，也必然會有影響社會發展的不利因素。財政與稅收只是社會制度的一個方面，但是卻和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具有相關性，和組織管理、權責分配、利益分配、稅率價格具體規定、財政收入和支出等有關係，也和政治、工業、商業、軍事等有關係。所以，分析財政與稅收體系，既要縱向分析又要橫向分析。 明朝財政結構僵化，財政管理具有收斂性和被動性，其目的是維持政府的穩定。清朝過分承襲明朝，幾乎沒有太大變化，沒有任何的活力。所以明清五百年來的社會沒有太大的發展也與此有關。

通過對財政組織與管理結構、稅收制度與改革、田賦與稅收結構、稅收管理與實踐、鹽專賣與其他收入以及財政管理與改革的全面探討，揭示了明代財政管理的複雜性及其面臨的挑戰。

這本書黃仁宇是當做嚴謹的學術成果寫的，特別細緻，由於明代的財政系統從一開始就沒有好好設計，所以顯得極其巨大、僵硬又冗長，可以參見16世紀晚期田賦的複雜流程圖，因此這本書我翻的很快，其實沒有試圖仔細閱讀所有細節。 明代並沒有中央國庫，各部、各省、各倉庫各自爲政，且皇帝私庫與公庫之間並沒有嚴格區分，是一套高度碎片化的財政分權制，整體來說是一個財政孱弱的朝代，歷代非常重視的治水工程都因缺乏財力而無法大規模開展。第五章寫的是明代鹽業專營制度的失敗，其中出現了徵收稅款不足以支撐徵稅機構運行的情況，以至於官員偶然在查閱唐宋兩朝稅收記錄時，對當時的徵收額度感到驚訝。 戶部僅僅是一個會計部門，且南北兩京的戶部各自獨立，無法對內承運庫、廣惠庫、東裕庫等無數子部門進行審計。在萬曆朝出現了皇帝下令在各部門間進行劃撥，遭到官僚系統消極抵抗、延期執行，討價還價的情形，部門之間竭盡所能避免庫銀流入其他部門。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改革在其死後迅速遭到推翻和清算，顯然與這樣複雜的利益結構有關。 明代財政高度依賴農業稅（尤其田賦）而非商業稅，最早的徵收依據是洪武時期編制的魚鱗冊（田畝登記）和黃冊（戶口登記），每十年重編一次。但巨大的國家規模意味着地理和環境的巨大差異，以及嚴重的信息不對稱，15世紀中後期黃冊制度逐漸失真，隱田、逃戶嚴重。全國性的土地清丈因技術限制更是完全不可能。出現了一個縣800個稅則，部分稅率精確到了小數點後13位數，中央立法與地方執行永久脫節，變通與剋扣成爲常態，15世紀後期就逐漸出現實物稅、力役大量折色白銀的做法，且各地標準不一。 整套財政體系在地方執行層面是“鐵板一塊，不可更改”，各省份被要求自給自足，幾乎不允許對周邊省份進行協濟（包括戰爭狀態），中央不輕易允許跨省資金流動，以避免地方形成獨立財力或打破定額平衡（不太希望地方手頭寬裕，以抑制割據傾向）。 理論上，每個府、州、縣每年必須上交的固定稅額應該週期性調整，但從洪武之後一個多世紀，中央仍要求各地按明初原額完成任務，此時魚鱗冊、黃冊已嚴重失實，只能向下層層攤派，這一點在明末的軍費開支中體現的比較充分。 14-15世紀的軍費主要是衛所制+軍屯，軍費負擔極低，全國軍費僅佔財政支出的10%–20%；正德皇帝之後衛所制逐漸瓦解，軍屯大面積荒廢，募兵制逐步取代世襲軍戶；到明末，募兵數量激增，軍費急劇上升，成爲財政最大支出項目（萬曆後期佔70%–80%），此時只能向江南地區無休止的增加田賦（按畝加派），戶部無法有效稽查邊鎮普遍的虛報兵額和侵吞現象，於是加速了明代的財政崩潰。 這本書我覺得最大的價值是從財政的角度，理解現代與古代社會在治理結構與觀念的延續性，我是和 The Red Dream 一起看的，結果很巧的是 Walter 也在附註中推薦了這本書，那就借 Walter 的原文總結： 『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將…經濟描述爲“蜂窩狀”，即使在今天也是完全正確的，因爲Local Gov變得越來越自給自足……之間唯一的聯繫是通過首都“向上”的聯繫，而不是橫向聯繫，地區保護主義一直都很強烈。這種地方主義在街道上隨處可見：北京有現代，天津有達特桑，上海有大衆和別克，重慶有福特，成都有沃爾沃；每個都與該城市的汽車廠綁定。在國家治理持續呈現自上而下特徵，與預算收入層層涓滴下撥的分配機制下，地方卻揹負着缺乏資金保障的剛性支出責任。這種結構不僅助長了地方保護主義，更從根源上推升了整個系統的財務槓桿…… 質疑中國爲何會有這樣的財政制度，就偏離了重點。中國並非選擇了這樣的制度，而是早已擁有這樣的制度……正如今天一樣，在整個帝國曆史中，Central Gov的主要目標一直是保持政治和社會現狀。其財政體系建立在一個假設的基礎上：整個國家可以被分解成相似的部分：從不改變所有權的農田……因此，1978年以後的實際財政實踐一直如此也就不足爲奇了。這不是一個選擇的問題；這只是事情的現狀，從來沒有被持續挑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