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術概論

張岱說得好：“做事第一要耐煩心腸，一切蹉跌、蹭蹬、歡喜、愛慕景象都忍耐過去，纔是經綸好手。若激得動，引得上，到底結果有限。”清代考證化的兩漢學術風格給我的最大印象便是這樣的嚴謹和耐得住繁華，這種學風我目前也只能在胡適，陳演恪等人身上看到。閱讀清代學術，也是想能將其嚴謹求證的精神能用於現代。 而看完陳武祖《清代學術源流》再回頭看梁啓超的《清代學術概論》，終有一點關於清代思想盛衰的想法，雖然形式而論，只是清代學術的一個鳥瞰式的提綱，但寫《清代學術概論》時，梁啓超沒有繼續沿用呆板的時序分期法。當時，他正從事佛學的研究，遂借用“佛說一切流轉相，例分四期，曰生、住、異、滅”的觀點，並使之同時序分期相結合，將清學作了新的四期劃分。這就是“一、啓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蛻分期（異），四、衰落期（滅）。這種分法儼然將清代的思想體看成是連續的有機歷史產物，對於當時思想研究來說，很有意義。 有清一代學術，由清初顧炎武倡“經學即理學”開啓先路，至晚清曾國藩、以周父子會通漢宋，興復禮學，揭出“禮學即理學”而得一總結。以經學濟理學之窮的學術潮流，歷時300年，腐朽的清王朝雖然無可挽回地覆亡了，然而立足當世，總結既往，會通漢宋以求新的學術潮流，與西方先進學術相匯合，中國學術依然在沿着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而曲折地前進。跟在別人的後面跑，是永遠不會有出路的。 晚清學術70年間，是清代學術鉅變，先是今文經學復興同經世思潮崛起合流，繼之洋務思潮起，新舊體用之爭，一度呈席捲朝野之勢。終成戊戌維新之思想狂飆。再加上先秦諸子學之復興，更成一時思想解放之關鍵。於是，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學說挺生其間，以之爲旗幟，思想解放與武裝抗爭相輔相成，孕育武昌起義而埋葬清王朝。 沒有清代學術這樣謀變求是，經世致用的精神，爲後來的變法起義，西方思想的學習都打下了基礎。

發現了寫報告時曾經間接引用過的一些話。 本書中多講「為學問而學問」。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一書中卻又主張「為甚麼要看歷史？希望自己得點東西。為甚麼要作歷史？希望讀者得點益處。學問是拿來致用的，不單是為學問而學問而已。」 矛盾嗎？ 並不。 《補編》早已發明： 「真做學問的人，晚年與早年不同；從前錯的，現在改了；從前沒有，現在有了。一個人要是今我不同昨我宣戰，那隻算不長進。我到七十，還要與六十九挑戰。我到八十，還要與七十九挑戰。這樣說法，似乎太過。最好對於從前過失，或者自覺，或由旁人指出，一點不愛惜，立刻改正。雖把十年的工作完全毀掉亦所不惜。」

梁任公先生博學多識，著作等身，但學問雜而不精，難免空泛弘廓，尚不能以博爲精，然吾輩更應注重博而返約，縮短戰線，專精一二類或一二朝代，將學問落於專精，方足動國際而垂久遠。

梁啓超先生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序言中提到這兩本書的材料引用一樣，但是體例大不相同，推薦後來者都看看，仔細區分下。 乍看之下這部書像是另一部的論點集合，<<學術史>>更像是材料庫,把各學派的思想進行匯總分類，所得出的大部分論點大概就是這本書的內容。 但似乎並不是如此，印象不差而且出於對書的內容進行推敲的話，這部書應該成書較早。因爲書中論點其實較另一本爲少，而且先生多有自矜，常有爲其尊師康南海先生諱之意。 先生學說之要在於清季學術不同宋明，重實際輕主觀，再進一步推出當時之中國無科學出現並不是清季學風導致的。更多是因爲一些社會制度和傳統觀念。 聊聽之，備一看。 是爲記。

對書目分類總結的部分有目錄之作用。對康梁的評價難免帶有感情色彩。梁把一朝學術發展史簡單納入啓蒙——全盛——蛻分——衰落這一預設發展脈絡，又因篇幅短小，湮滅、模糊種種細節，行文中亦帶有“西方中心論”的傾向，兼有錯解西方新概念之處。但此時並無今之學術規範，學術史的梳理也在起步和探索階段，況此書亦未必純以梳理學術史爲目的。

哲學史將盡而清學始興，蓋因清初諸儒目睹了心性之學末期，人人不務正業空好談玄。 殊不知中國數千年來便有學術與哲學二者此起彼伏的潮流了。上古時期，巫史不分，六經既是學術之端亦是典章、名教、哲學之端，六經由貴族官學傳授，至禮崩樂壞的時代降爲私學，自孔子刪減編著後反而式微。學術衰則思想起，繼而戰國百花齊放，思天道、辯名實。此後，漢有六經教授今古文學，魏晉反其道尚談玄任自然，唐人重興古文開科考，宋明諸先生借道統之論講本體論宇宙論，繼而有清一代重考據爲樸學。乍看起來，文史哲三線此起彼伏互不相干。實則自西周以降，政治清明則文學興盛，政事混亂則哲學抬頭，學術式微則玄理佛教之論出，玄理走到了死衚衕則學術再次粉墨登場。 後學末進難明此中道理，效法西方學術，將學術文史哲學政制強自分離。談學術則由兩漢出講董鄭杜服，談文學則由周漢唐宋來論詩賦詞歌，談哲學只看東周宋明講儒墨道法理氣心性，談政制則只着眼秦漢唐宋說些個徭役賦稅典章法度。 就好比一人治學，年輕時困於知行之辯，壯年時糾結出世入仕，作文時困於藻飾與鎔裁的權衡，成天到晚這也不是那也不成只剩下煩惱。便是不明 知行乃末節，儒道本無爭。 朝誦六經理，暮吟般若經。 硬作兩端看，煩惱由此生。

梁先生是家鄉前輩，慚愧的是此前我只知道那個倡導“少年中國說”的梁先生，而沒有認真拜讀先生的其他著作，這又提醒我要注意作者思想的豐富性，不可以偏概全，而這要建立在豐富的閱讀量的基礎上才能夠做到的。梁先生在此書中以中外比較的視域略述了清代學術思潮發展之流變，其誕生、發展及分裂之內外原因，各家主張之利弊，檢視前人做學問的的得失以及展望未來。後世學術的建制與實踐確實受到了清代學術的影響，並且總結清代學術發展的規律對於現在來說仍有意義，我們不可因新文化運動的革新而忽視了這一點。此書最有創見的部分在於揭示了思潮之流轉的規律，他說:“佛說一切流轉相，例分四期，曰：生、住、異、滅。思潮之流轉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啓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蛻分期（異），四、衰落期（滅）。無論何國何時代之思潮，其發展變遷，多循斯軌。”這明顯影響了從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的某學者的學說（先鋒與常態）的建立。最爲可貴的是，梁先生在行文過程中多次強調做學問的懷疑之精神以及獨立之精神，他還有着清醒的自省意識，對自己前半生過於偏重政治而治學不精的實踐作了深刻的反省。他說:“學問可嗜者至多，吾輩當有所割棄然後有所專精。學問當分業發展，分地發展。學問非一派可盡。凡屬學問，其性質皆爲有益無害，萬不可求思想統一。”先生所言，可謂情真意切，作爲後輩的我們更應該去除偏見的矇蔽，發揮求真之精神。

梁任公將清代學術（考證學）視爲可與漢代經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並稱的秦以後四大“時代思潮”之一。認爲清代“思潮”的特別之處在於：其“動機及其內容”皆與歐洲的“文藝復興”絕相類似，“以復古爲解放”是其貫穿始終的主題。 清代學術內容雖繁多，但“帶有時代運動特色者”不過兩大潮流：前半期爲“考證學”，後半期爲“今文學”。考證學又稱清學的“正統派”，由清初顧炎武等爲開山，至乾嘉時期達至鼎盛，形成分別以惠棟、戴震爲首的吳、皖二派；二派雖各有特點，卻共同遵守“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根本治學方法，其研究範圍則以經學爲中心。今文學興起於嘉道時期，至光緒年間匯爲巨瀾，其代表人物即康有爲、梁啓超。今文學重翻經學史上“今文經”與“古文經”之爭的公案，其用心則在“經世致用”，以應對道光以後內憂外患、風雨飄搖的時局；故雖有“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的毛病，卻以其對數千年經典的勇猛懷疑和批判，起到了促進思想解放、有助於域外新思想傳入的巨大作用。

讀時很艱難，對清學太陌生。清學中心要數乾嘉學派，不管是爲避禍也好又或是糾正宋學也好，戴及其弟子紮根訓詁，一生貫之真不是現代人輕易能做得到的。其中又談到讀書治學方法，又審視自己，中文系兩年，讀得書也不少，精的竟沒有一個，還是像無頭蒼蠅一般。太差勁了。再不知道專門化讀書，真要廢掉了。

觀點似是而非，史實未必全對，立論不甚嚴謹，但梁啓超半文半白的通俗語言（相對一般學術史），犀利的議論（針對晚青學者和中西比較的尤其獨特），看似平實敘述下演講般的澎湃激情和“以今日之我非昔日之我”的學術態度，還是讓這本《清代學術概論》成爲了清代學術研究的入門性書籍。 記是絕對記不住的，研究態度和方法還是可以學習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