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全集）

透過現象看本質，即透過歷史諸種現象，探尋中國萬年文化史、五千餘年文明史發展演變的內在本質和歷史規律。現象，每個人每天都在觸碰和感知，只是人們對各種表象及其內裏本質的認識卻各有不同。由此，可以發現人們洞悉事物發展規律的段位和層級。須知，今天經濟社會或隱或顯的諸種現象，無疑會演變成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歷史基因和刻度。 《劍橋中國史（全集）》，作爲研究中國歷史的鴻篇鉅製，可謂稀有且珍貴。好書推薦，理由如下： （一）漢學巨匠雲集。全書共有16冊，已出版11冊，另有5冊待翻譯，50餘位寫作者，個個都像費正清和崔瑞德等世界級漢學界的頂級高手。 （二）專注歷史研究。研究性的歷史著作，不同於歷史性小說，戲劇性和趣味性肯定不佔優勢。但是，充分佔有材料，是把研究引向深入的必要條件。僅就本書引文和註釋下的材料來看，可謂琳琅滿目，頗有目不暇接之感。 （三）揭示研究之法。難能可貴得是，諸位漢學專家不僅給出了自己的研究結果，更是給出了他們具體研究的路徑和方法，這樣特別便於讀者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 （四）窮究歷史真相。“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若想探究中國歷史的真相，接下來的緊迫任務，就是閱讀與這套《劍橋中國史》比肩、厚重而凝鍊的《哈佛中國史》。 一讀小記。🙂🙂

如果你剛好讀完（二十五史簡明讀本）還是挺推薦繼續花些時間去看一下（劍橋中國史）的，這樣可以更立體地瞭解國史，基於不同角度對歷史事件及人物的存疑解惑乃至分析判斷，這兩本書剛好讓我們更加客觀地瞭解國史真相，從而汲取先人賦予我們的經驗與教訓。另外本書最值得推薦的是從辛亥革命到改革開放初這段史實的記述，如果說滿清之前的歷史我們甚覺遙遠，因中國歷史長河之悠遠，華夏文明根系之磅礴，會讓我們反覆探究歷朝歷代的更迭變遷而尋宗問古；那麼滿淸之後至今的這段近代史則應該是我們更應要了解的，從半封建半殖民地到新中國的成立，我們都經歷過怎樣的磨難，從軍閥割據到北伐戰爭；從國共合作到抗日戰爭又延續到解放戰爭，而最終迎來曙光之後的新中國卻又被各種運動所負累，從三反五反到大躍進；從農村合作社到文化大革命；從鬥私批修到批林批孔；我們一直走在各種鬥爭的路上……直至粉碎四人幫。劍橋中國史以大量史實爲依託（包括政策導向、地緣政治、民生、教育、文學戲劇等）詳細鋪陳敘實了這些變遷，並以羅輯而推導令讀者可以清晰地瞭解新中國的每一足印併爲之思考。書的最後一部分還詳述了臺灣的變遷與發展以及與大陸之間關係的離合，書中很多問題及見解也讓我們更充分地瞭解真實的臺灣並祈盼之早日迴歸。這應該是我耗時讀完最長的一本書了（歷時240天），也很值得反覆閱讀學習，閱後感覺很慶幸能生活在當時當代，而擁有這樣的和平生活值得我們每個人要好好珍惜！

《劍橋中國史》是一部宏大、深刻的史學鉅著，它以冷靜的視角，細緻的筆觸，梳理了中國五千年文明的脈絡。從遠古的農耕社會到近代的風雲變幻，書中的每一頁都蘊含着時代的氣息，帶領讀者穿越歷史的長河，觸摸那一段段厚重的歲月。 這部作品不僅是對中國歷史的回顧，更是對中國文化根基的深刻探討。它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多元的、複雜的中國，那個歷經變革與衝突，卻始終頑強生長的中國。每一章、每一段都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歷史的滄桑與輝煌，也讓我們看見了今日中國的身影。 特別是在全球化與多元文化交織的今天，這本書給予了我們對“自我”的深刻反思。它不是簡單的歷史敘述，而是對民族精神、文化自信的思索。在現代社會的喧囂與浮躁中，《劍橋中國史》提醒我們，歷史從未遠離，它深深植根於我們的土地，塑造了我們的思想，滋養了我們的靈魂。 “歷史的每一刻，都是未來的起點。”這句話在書中似乎得到了最生動的體現。過去與未來交織，歷史的長河讓我們在跌宕起伏中學會堅韌，也讓我們明白，在世界舞臺上，唯有對自己文化的認同與堅守，方能真正立足。 《劍橋中國史》不僅是對歷史的追溯，更是對當下與未來的深刻啓示。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它爲我們提供了深刻的智慧與力量。它提醒我們，不論時代如何變遷，文化的根基始終不容忽視；不論腳步多麼匆忙，歷史的教訓永遠值得我們銘記。

殺人誅心，這套被吹噓得無比公正客觀的中國史書，深藏了一個個惡意歪曲歷史、捏造篡改真相。比如朝代缺失，“隋唐史”後接“遼西夏金元史”，319年的“宋史”被隱藏得不見蹤影，好幾代人文、科技、事件和人物說抹殺就能篡改。又如粉飾王莽新政，認爲部分代表了社會發展方向，卻忽略了託古改制與社會現實嚴重脫節，政策多空想迂闊，最終導致天下大亂。再如地圖差錯，2006年“重印後記”裏的三幅中國地圖，前兩幅都沒有九段線……（省略部分的內容，可參見單行本《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下卷）：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年）》等的點評）。此外，編寫者任意“加戲”，同樣令人不齒，比如隋文帝60大壽拉上孔雀王朝等。閱讀中每發現一個，如鯁在喉一次，以致無法抑制的憤怒，五年斷斷續續，直到憤然拋棄。 忍無可忍，無需再忍。 這些硬傷是人爲所致。編寫者像拿人手短替人消災，又像一己私利另有圖謀。他們穿上“劍橋”華麗外套“編”的中國故事，企圖潛移默化心懷善意的中國讀者逐漸對自己的昨天和今天產生錯覺，以致懷疑悠久燦爛的歷史文化，泯滅民族尊嚴與自信。這種卑鄙伎倆，宏大的《劍橋中國史》不是他們做的第一次，相信也不是“劍橋”和他們做的最後一次。對此，我們應保持警惕，一旦發現一本，敢於說“不行”。 爲了不讓我們的記憶成爲拉圾，我們靠自己的努力，像《史記》《資治通鑑》等一樣，將中國歷史帶向未來！

在西方中國研究的學術星空中，《劍橋中國史》無疑是最爲璀璨的星座之一。這部由費正清、崔瑞德等西方漢學泰斗領銜主編的鴻篇鉅製，自1960年代開始編纂至今，已成爲全球中國研究領域不可繞過的權威文本。然而，當我們以批判性的目光穿透其學術光環，這部被譽爲"西方認識中國最全面工具"的史書系列，實則呈現爲一幅充滿張力的知識圖景——它既是西方學術嚴謹性的典範，又是東方主義凝視的產物；既開拓了中國研究的全球視野，又固化了特定的認知霸權。下文試圖解構《劍橋中國史》的知識生產機制，揭示其如何在"客觀學術"的表象下，實施着微妙卻深刻的認識論暴力。 《劍橋中國史》的編纂工程本身就是冷戰知識生產的典型樣本。首卷出版於1966年，正值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劇烈重組時期，西方學界對"紅色中國"的好奇與焦慮催生了這一龐大項目。費正清在總序中宣稱要"提供中國歷史的基本框架"，這一貌似中立的表述實則暗含西方學術對東方歷史的定義權爭奪。該系列採用斷代史與專題史結合的體例，表面上遵循中國傳統史學編纂形式，實則按照西方學術範式重新切割中國歷史時空。例如，秦漢、隋唐、明清等朝代的劃分雖與中國傳統史書一致，但其內在的敘事邏輯卻完全服務於"中華帝國興衰週期"這一典型的西方歷史哲學框架。這種知識重構行爲，恰如薩義德所言，是"西方爲了自身，替東方做出的表述"。 在方法論層面，《劍橋中國史》標榜的"科學史學"實則建立在一系列值得質疑的認識論預設之上。編者們推崇的"實證主義"研究範式，將中國歷史簡化爲可供西方學界消化處理的"數據集合"。書中大量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模型分析中國歷史現象，如用"衝擊-反應"模式解釋近代中國的轉型，這種看似客觀的理論工具實則將中國塑造爲被動接受西方文明輻射的客體。更值得警惕的是，該系列對史料的處理方式：雖然強調利用中文原始文獻，但經過西方學術話語的轉譯與重構，這些材料所承載的本土意義被系統性置換。例如，在分析明朝的海禁政策時，西方編者們普遍忽略了中國朝貢體系的內在邏輯，而簡單將其歸因爲"封閉保守"，這種判斷明顯基於西方海洋文明的優越視角。 《劍橋中國史》的敘事策略暴露出更深層的認知暴力。全書貫穿的現代化敘事將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簡化爲"邁向現代性的艱難歷程"，這種目的論史觀實質是將西方發展道路普世化。在近代史卷冊中表現得尤爲明顯：鴉片戰爭被建構爲"傳統與現代的首次碰撞"，辛亥革命則成爲"中國接受西方政治模式的嘗試"。這種敘事不僅遮蔽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內生性動力，更強化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解釋權。布羅代爾曾警告："歷史研究最嚴重的錯誤，就是認爲某些民族的歷史可以成爲其他民族的未來圖景。"而《劍橋中國史》恰恰陷入了這種錯誤。 該系列標榜的"全球視野"同樣值得質疑。雖然各卷邀請了不少東亞學者參與撰稿，但核心議題設置和最終解釋權始終掌握在西方主編手中。這種"包容性"表象下的知識等級制，形成了霍米·巴巴所說的"模擬殖民"關係——本土學者被迫使用西方概念工具來表達自身歷史，導致中國歷史經驗在跨語際實踐中被異化。更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卷冊間存在的明顯價值斷裂：古代史卷相對客觀平實，而近代史卷則充滿意識形態緊張，這種差異恰恰反映了西方學界對"傳統中國"的浪漫化想象與對"現代中國"的政治化解讀之間的認知分裂。 在當代全球知識生產格局中，《劍橋中國史》的影響力已超越單純學術領域，成爲塑造國際社會對華認知的重要話語裝置。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的中國背景研究多以其爲參考；歐美大學的中國歷史課程普遍採用其作爲標準教材。這種權威地位的建立，使得西方定義的中國歷史敘事通過教育體系、媒體傳播和政策諮詢等渠道不斷再生產，最終形成難以撼動的認知霸權。在此過程中，中國學者陷入兩難困境：要麼接受西方範式獲得國際學術認可，要麼堅持本土視角面臨邊緣化風險。這種知識領域的非對稱權力關係，比經濟政治層面的不平等更具隱蔽性和持久性。 要解構《劍橋中國史》建立的認知霸權，首先必須承認其學術價值與侷限性並存。我們不應全盤否定這部鉅著的貢獻——它確實彙集了西方漢學百年研究的精華，在史料考證、專題研究等方面多有建樹。但更重要的是保持清醒的認識論自覺：西方學術生產的中國史終究是他者之鏡，可能扭曲也可能照亮，但永遠無法替代中國歷史的自我表述。建立真正平等的中西曆史對話，需要打破"西方理論-中國材料"的學術分工，發展基於中國歷史經驗的本土理論框架，同時保持開放的跨文明視野。 歷史寫作從來都是權力與知識的交織場域。《劍橋中國史》的深層意義不在於它說了什麼，而在於它提醒我們：在全球知識生產體系中，文明對話的平等性仍然是個遙遠的理想。中國學界面臨的挑戰不僅是要寫出超越《劍橋中國史》的國史著作，更要解構其背後的認知霸權結構，讓中國歷史重新成爲中國思想的載體，而非西方理論的註腳。只有完成這種認識論上的去殖民化，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何謂"中國的歷史"，而非"關於中國的歷史"。

讀《劍橋中國史》，只覺得它在各種歷史書中是那種特別理性、可靠、順暢的類型，閱讀起來非常容易讓人深入進去，你需要緊跟它的思路不停地思考，所以走不了神，會越走越深，會很入迷很興奮也會很勞累，所以不能整天整天長時間連續閱讀。但是我並不知道爲什麼會給我這種感覺。直到有一天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說劍橋中國史使用的是邏輯演繹的方法論，這是在數學、物理、經濟學研究中經常使用的方法，是科學研究中的完全歸納法，而傳統歷史研究中經常使用的實證法，實證法是根據某一現象推出結論，實證法的問題是很容易以偏概全。邏輯演繹法是，給出前提A，從A推導到B，從B推導到C，如果A是可靠的，那麼B、C也是可靠的。這真的像科學一樣可靠了。這也就解釋了讀劍橋中國史爲什麼會讓人感到入迷，興奮，同時不能像《明朝那些事兒》一樣輕鬆愉快地連續三天三夜閱讀，因爲你需要高度集中精力，不停進行邏輯思考，像是在解一道數學題。 下面是我讀到的這篇文章的原文，把它引用過來是爲了日後不失聯，也方便隨時過來學習。原文未見標註作者，版權仍歸原作者所有，如需刪除請告知。 正文 對歷史愛好者來說，《劍橋中國史》可以說是出類拔萃的，甚至是一等一的，遠超國人所編寫的中國通史，更不要說歷史教科書了。 《劍橋中國史》固然有作者因爲語言的隔閡，出現人名、地名、年份等個別錯誤，但總體來說並不影響全局。因爲對歷史愛好者來說，讀歷史不是爲了掌握這些細節，而是爲了從歷史中獲得經驗教訓。這方面，《劍橋中國史》比起國人所編通史，可以說是超出太多，主要有這麼幾點： 1、直言不諱。所有的國人所修的史書，都難免帶有“爲尊者諱、爲賢者諱、爲親者諱”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對史料有意選擇上，總是多講功績、少講問題，這就會非常誤導人。讀這樣的歷史書，讀的越多，腦子越糊塗。《劍橋中國史》在這方面要強得多，特別是對歷朝歷代的失誤着墨多、分析深。而朝廷的一個失誤，就帶來成千上萬普通人的生存掙扎甚至是死亡。 與歷史教科書描述中國歷史如何光輝燦爛不同，劍橋史實際上對中國曆朝歷代失誤花了很大筆墨，而且不給情面。 但恰恰是這種論述失誤的歷史書，對普通人才是最有用的。因爲它相當於把歷史上的“坑”給明明白白列了出來。無論在工作、學習、生活中，明白這些“坑”，可以讓人少走很多彎路。 對普通人來講，《劍橋中國史》堪稱一本“亂世生存指南”，教人如何在危機未發之時，就能體察到苗頭，從而提高在亂世中生存下來的幾率。 2、冷峻剋制。國人寫史書，要麼想着“教育後人”，要麼想着“明辨忠奸”，有時候則是怕被後人罵，於是總要“拔高”一下，混進了一大堆國家敘事和民族感情，反而導致對事物分析出現扭曲，使人很難認識到歷史的發展過程。而《劍橋中國史》就完全以旁觀者的態度來看待歷史，絲毫不帶感情，這種冷峻的筆法，反而能夠讓人看清歷史發展的本相。 以南宋權相史彌遠爲例，歷代史書都稱其爲奸臣。然而《劍橋中國史》綜合分析南宋當時的狀況後指出，史彌遠雖然名聲不佳，但是他守住了南宋江山，使得人民免受戰爭之苦。相反，喜歡喊口號的文臣武將（在歷代史書上名聲都不錯），導致外交一系列的失誤，最終斷送了宋朝的江山，並使得生靈塗炭。 這裏，《劍橋中國史》的作者由於是外國人，所以根本不考慮王安石、辛棄疾、葉適等人在國人中的美名，也不考慮賈似道、史彌遠等人的臭名。《劍橋中國史》完全無差別對待上述人物，僅採取邏輯分析的方法分析成敗對錯，給出了顛覆式的結論。這是國內歷史學家根本無法下筆深論的。 同時，《劍橋中國史》的冷靜筆觸，在描寫政治鬥爭時候尤其出色，沒有慷慨激昂的感情敘述，只有冰冷如刀的利害分析，這反而符合馬基雅維利開創的現實主義政治學的邏輯，使人進一步明瞭歷史大局。 3、明澈世事。《劍橋中國史》引用資料廣泛，博採衆長，常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古人論述出現。如《劍橋中國史》論述明代經濟時候，引用明代丘浚《大學衍義補》指出，國家爲了均貧富，就去操縱經濟，這是許多改革者爲了干預所常用的理由，丘對此表示反對。丘指出，迫使商人退出市場不會消除貧富的差別。同時，又指出了官辦經濟的弊端，強調國家要退出干預（官與民爲市，物必以其良，價必有定數，又有私心詭計百出其間，而欲行之有利而無弊，難矣。政不若不爲之爲愈也）。這觀點與現代經濟學其實已經非常接近了。 此外，《劍橋中國史》不僅是一部政治史，更是一部風俗史和對外史。國內史書多重政治，少談社會，劍橋史則對小民生活着墨很多。同樣，由於是外國人所撰寫，所以對歷朝歷代對外的歷史，也花了很大的筆墨，這是國內史書所缺乏的。這就能使得讀者對該朝代獲得一個全景認識。 舉個例子，《劍橋中國史》記載明代萬曆年間海南瓊州府編方誌，編修者38人，擔任主編修、副主編修、編修的都是官員，而且排名在前。但實際撰稿人只有7人，僅僅是縣學堂的教師、助手和生員，而且名字排在最後，名字大小隻有其他人一半。“清澈的現實音符在名單的末尾敲響”，《劍橋中國史》作者特地記下了這個事例。 所以，《劍橋中國史》的全景視角，使得人能夠領悟各行各業的規則，比如如何經商、如何致富、如何避險、如何讀書成才，等等。《劍橋中國史》總結了先人的經驗和教訓，提供了極爲寶貴的社會生存指導。可以說，對中國各個行業的人來說，閱讀《劍橋中國史》都是有幫助的，甚至是極爲重要的。 閱讀方法 最後，談談《劍橋中國史》的讀法。要理解《劍橋中國史》，必須理解一種叫做邏輯演繹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論的思路，某種意義上和“實證”方法論是完全相反的，或者和絕大多數人的直覺是完全相反的。 邏輯演繹的方法論是，給出前提A，從A推導到B，從B推導到C，如果A是可靠的，那麼B、C也是可靠的。 這種方法論，最常見就是在數學、物理、經濟學等這些科目。如物理學，是從光速不變推出狹義相對論。只要光速不變成立，那麼狹義相對論就成立。 “實證”方法論是這樣的，找到證據A，推出結論A，發現新證據B、推翻了證據A，那麼認爲結論A也是要被推翻的。這就是傳統史學（史料學）的套路。這種思路由於貼閤中小學教育（特別是科學實驗教育和唯物哲學教育），使得幾乎99.9%的人會自然接受這種思路，並深信不疑。 “實證”思路的問題就在於，第一，史料是永遠挖掘不完的，如果依靠史料，就會發現永遠得不出穩定的結論。因爲你根本不知道，下一個史料，是支持、還是推翻原來的結論。第二，史料並不能代表歷史全部，因爲史料只是歷史的微小片段。依靠微小片段去分析歷史，本質是以偏蓋全。第三，史料本身就存在真僞問題。第四，史料的上述缺陷，導致分析歷史如果強調“以史導論，論從史出”的史料主義的話，就會出現非常局部和片面的結論。 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殺岳飛的究竟是皇帝還是秦檜，都有史料證明，爲此歷史學家爭執不下。 所以，物理學家就乾脆拋棄了這種思路。如牛頓構建萬有引力定律，不是靠扔很多次蘋果，而是直接開展理論推導。因爲所謂的實驗（實證），本質是不完全歸納法，實際上是不可靠的。只有理論的邏輯演繹，纔是完全歸納法，因此，在演繹前提可靠的情況下，邏輯演繹的方法就可以做到更可靠，並一定程度上，可以運用在預見未來上。 下面，運用邏輯演繹的辦法分析岳飛死亡問題。因爲岳飛是大將，而要殺死這個級別的大將，就必須有皇帝的首肯纔可（基於政治學的絕對君主權力體系的邏輯演繹）。因此，不管史料如何記載，聲稱岳飛是秦檜陷害，運用邏輯演繹可以直接判斷，岳飛死於皇帝之手。聲稱岳飛是秦檜陷害，本質是書寫史料的古人，爲皇帝遮醜。 這時候，歷史科班所信奉的史料實證主義的缺陷就暴露無遺。因爲史料（史書）是人寫的，必然會混入人的因素(觀察視角、觀察範圍、所處立場），對分析造成干擾。 《劍橋中國史》的高明之處，就在於運用了邏輯演繹的方法，使用的是抽象的理論，使得儘可能排除了這種人爲的干預因素，或者說，運用了大量跨學科的抽象理論去展開邏輯演繹，去分析歷史。《劍橋中國史》對史實，實際上着墨並不算多，有些細節部分甚至會有錯誤。但是，只要邏輯演繹的方法是準確的，哪怕是歷史細節出現錯誤，並不影響基於邏輯演繹的結論的準確性。 現在，先就歷史上的最重大問題，王朝興衰作一個簡單分析，雖然中國歷史書對王朝興衰分析非常多，但是《劍橋中國史》對王朝興衰的理論分析，目前來看是最清晰的。 《劍橋中國史》對古代中國的分析其實非常簡單，就是絕對君主。絕對君主導致權力的濫用，最終導致王朝的滅亡。這個結論看起來簡單，實際上背後至少運用了兩個重要學說，去展開邏輯演繹。 第一個是政體的分類學說。亞里士多德《政治學》提出，政體可以分爲“一個人”“少數人”“多數人”的統治。這個分類看起來顯而易見、極其簡單，但是極爲經典，把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政體分類的實質給揭開了，不管形式上如何變化。“一個人”的統治典型形式之一，就是絕對君主。 古代君主雖然是“一個人”的統治，但是君主自稱“天子”，利用古代人缺乏自然科學知識、對天的敬畏，使得古代人以爲君主只不過是代天行事，忽視了“一人統治”的本質。更多時候，君主自稱是民衆的“父母”，這裏是巧妙利用人對父母的天然生物情感，通過一系列的儒家經典來進行灌輸植入，從而建立君主與民衆的感情紐帶，使得君主的“一人統治”不至於被民衆牴觸。 又如，古代大力宣揚的“天地君親師”，特地把“天地”放在前面，以減少人們的思想牴觸，但是實際上真正要強調的是“君”。這從“君”在“親”之前就可以看出，爲了“君”，可以犧牲民衆的親人，以供奉“君”。這個蘊含的道理，一直到黃宗羲才明確提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第二個是權力的濫用學說。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提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往往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纔休止”。既然是一個人的統治，那麼權力濫用是必然的。哪怕是貴爲千古明君的唐太宗，遇到心情不好、或者自身利益所在，也是會濫殺大臣的。 權力的濫用導致對民衆的盤剝是根本沒有底線的，最終導致社會的全面崩壞。偶爾君主（明君）的“善心”並不能改變這個悲慘的結局。從這個角度來說，“絕對一人君主制”從建立開始，就註定了滅亡的基因。 《劍橋中國史》直接繞開了中國的一些歷史學家喜歡討論的各種學說，比如土地問題、財政問題、地方問題，直接指向王朝滅亡的核心實質：君主的一人統治，正因爲是君主的一人統治，導致連帶發生這些不可收拾的問題。特別是費正清寫的總論部分，反覆強調此點，是《劍橋中國史》精華之所在，但是由於理論性實在過強，對讀者的基礎知識要求太高，被絕大多數人所忽視。 史料學派問題就在於，基於史料，會鼓吹唐太宗、唐玄宗（前期）的英明，並認爲這是辯證的、實事求是的分析方法，但是沒有根本從邏輯演繹上去分析：恰恰是這種君主制（一人統治），蘊含了天然衰敗的種子。 總之，對《劍橋中國史》的閱讀，應當首先抓住理論主幹去閱讀，否則就會入寶山而不獲。《劍橋中國史》的理論分析極爲出色，基本把中國歷史上的“天災人禍”寫清楚了，而且寫得非常有條理。 然而，一些中國的歷史學家和歷史學生，主要功夫是去數地上有幾隻螞蟻，認爲老外數錯了螞蟻數目（搞錯了人名、地名、歷史細節），說明《劍橋中國史》這書就是不行。 但對歷史愛好者來說，看《劍橋中國史》就能明白，歷史上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哪些“天災人禍”，從而指導學習、工作、生活，這就是《劍橋中國史》的真正的實用性。 不少中國歷史學家的著作，除了聊天侃大山可以用，實際上並無用處。 補記 此外，另一位態度很認真的閱讀者給出了一些評論。考慮篇幅關係，這裏就撿其中一條來說。 這個評論者認爲，中國也有很多反思的歷史書，包括竹書紀年、春秋、戰國策等等。然後認爲劍橋是代表老歐洲勢力，有很深的利益關係，所以是不客觀的，證據之一是清朝晚期的天量白銀到哪裏去了。 下面分三點分析： （1）事實不清。所謂的竹書紀年、戰國策真的是反思的歷史書嗎？熟悉典籍的人知道，這些書就是記事的，根本不是反思的。而且，就算資治通鑑這類的“反思”，問題也很大。爲尊者諱是官方史官在書寫歷史時，不可避免的問題。更不要說古人由於缺乏相關社會科學知識，導致所謂的反思分析出現各類錯誤。 （2）邏輯混亂。評論者認爲，劍橋出版的書就是代表老歐洲勢力，有中國有很深的利益關係，所以是不客觀的。 實際上這個邏輯是很難成立的。按照牽涉利益關係就是不客觀的邏輯，所有的歷史書都是不客觀的。因爲本國人有本國人的利益，外國人有外國人的利益。按照這個邏輯推論下去，沒有可以看得下去的歷史書。 事實上，這位評論者根本沒有注意到我對劍橋史用的詞是“旁觀者”，而沒有用“客觀者”。因爲這個世界上，沒有真正可以稱得上是“絕對客觀”的史書。 或者說，根本不存在客觀這個東西。只要人去寫書，必然是帶有人的視角，哪怕是看上去極其“客觀”的物理定律，也是如此。舉個例子，牛頓認爲引力是力，然而愛因斯坦認爲引力不是力，是空間扭曲。而評論者之所以出現這種問題，原因是受到了國內初高中政治教科書的主客觀概念分類的影響。然後又進一步誤以爲，客觀就是真實存在的，因此客觀就是真理的標準。 要解決這個問題，唯一的辦法是通過閱讀去比較。比較哪一種歷史書寫得更好，對比出哪一種歷史書的說法是比較差的（這就像波普爾指出，科學發展的本質是否定過去的錯誤結論，我們只能知道什麼是錯的。我們認識世界，是依靠目前沒有被證明爲錯的規則去認識的）。而比起國人寫的通史，以旁觀者身份寫的劍橋史，是更勝一籌。或者借用這些評論者的標準話語來說，是更“客觀”。 評論者的另一個邏輯錯誤是，把劍橋出版的書等同於老歐洲勢力（然而主編費正清之一是個美國人，劍橋作者更是來自歐美日等各國，也有華人學者參與）。按照這個邏輯推論下去，翻譯著作和學者全部變成了外國勢力，比如柏拉圖代表希臘勢力，孟德斯鳩代表法國勢力，托克維爾毫無疑問是法國的叛徒，因爲他吹捧美國，等等。這種思維其實是“知識國界論”的翻版，類似前蘇聯堅持“米丘林學派”的遺傳學，批判孟德爾的遺傳學。因爲後者代表西方資產階級學說。 評論者之所以形成上述思維模式，是因爲國家敘事在日常教育中的強化，使得其習慣於把所有事物都套到“國家”這個概念框架裏去分析，再加以自我發揮，而根本不考慮事物的邏輯關係。 （3）亂歸因果。評論者認爲，正因爲老歐洲的作爲，使得晚清的天量白銀消失了。 這個思維模式，估計是這麼推出來的：因爲初高中歷史教科書說過，清朝簽訂了不平等條約，歐洲拿了清朝的賠償白銀，所以清朝的白銀消失了。 但是，把劍橋出版社等同於老歐洲本身就已經是硬湊。更不要說把歐洲拿了清朝的賠款白銀，當做清朝白銀消失的根本原因，就更是離譜。因爲，雖然清朝給出了鉅額賠款，但是這些賠款數量，由於是分期給付，而且後面又有返還（如庚子賠款返還），並不足以使得清朝出現流通白銀“消失”。 究其原因，可能是國內初高中歷史教科書反覆強調賠款總量之巨，使得人誤以爲，清朝因爲一下子賠款這麼多，而導致徹底破產，連流通中的白銀都不夠了，出現了“白銀消失”的現象。 然而學者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林滿紅在《銀線》一書中分析指出，是拿破崙戰爭使西班牙政府無法維持墨西哥的銀礦業，加上拉美各國的革命運動，所以在1790—1799和1820—1829年間世界金、銀產量減少了大約50%，因爲拉丁美洲的白銀減產，導致輸入清朝的白銀減少。使得從乾隆年間開始，就使得清朝出現了白銀危機。同時，拉美各國的革命運動，導致茶和生絲等中國產品出口的下降（出口市場消失了），進一步導致順差減少、出現銀荒。 評論者的問題還有很多，限於篇幅就不一一展開分析。但已經可以看出，這些評論充分暴露出了國內初高中文科教育的問題：閱讀面不足，死記硬背教科書，硬套概念，不講邏輯，缺乏方法論訓練。

出於對歷史的興趣，斷斷續續花了兩年多時間讀完了這部歐美人視角的大部頭中國史，簡單談幾點感受。先說值得肯的方面。首先，與國人傳統類似於“帝王家族史”的通史著作相比，本書視野更廣闊、知識更豐富，可以讓我們從王朝興替的背後看到一個更鮮活、更飽滿、更生動的民間社會；其次，本書使用了比較史學的方法，引入了主要歷史時代國外的歷史知識點，讓我們知道同一時期別人在幹嘛，不至於閉目塞聽、夜郎自大，儘管引入的內容不多，但很有價值；再次，本書對主要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價充滿辯證思維，並善於啓發讀者思考，而不是單純的灌輸和說教。不足的地方。一是體系不完整。作爲一部通史，沒有收錄已經出版的上古先秦，沒有三國兩晉南北朝，沒有宋，沒有清中前期，殘缺太多。二是論述不嚴謹。書中不少論述缺乏史料史實依據，僅憑作者主觀推測。三是思想有偏見。部分章節的作者治史態度堪憂，充滿了近代以來西方人的傲慢與偏見，感情色彩濃厚，特別是對中國人民幾千年來固守的國家統一富強的信念不夠尊重……

漢及以後的王朝用於教導君民的儒家經典是公元前221年重新統一以前的時代的產物，這一點十分重要。因此他們崇尚渴望和平的意願，長期的戰爭使和平成爲當時的儒家和其他導師思想中主要關心的事。經典著作由於表達了在一個混亂的時代對穩定秩序的強烈的渴望，因而把統一的理想傳到後世的千秋萬代。總之，由於在公元前221年以前未能統一，統一就成了以後中國政治中的至善事物。爲認可大部分政體而創造的種種神話無疑地保持了支持這些政體最初掌權的合理內容。就中國而言，公元前221年以前幾個世紀的混亂成了以後兩千年期間讚許關於統一秩序的理想的原因。

讀完這一套書，像是一個不怎麼討人喜歡的老鄰居突然說要搬走了，百感交集。斷斷續續讀了兩三年，耗時600小時，這一套的十一卷加上後面才翻譯出版的兩卷，共計九百多萬字。記錄一下自己的感慨。 談不上喜歡歷史，但近年來感覺讀史和傳記是塑造自己的有效方式。不成人難以治學，算是對自身重新審度然後錘鍊吧。對於歷史本身，咋一看是無聊地重演，伴隨着每個朝代對前朝矯枉過正地改造。細究起來，又時時都是殘破和補丁，臃腫與勉強的記錄。像是離職的員工留下的垃圾山一樣的程序，或者高級生物體裏大量似乎可有可無的基因，湊合着用而已。但回味起來，卻有無數的英雄在期間熠熠生輝。他們有的是順勢而爲，有的逆命而行，或如千古長燈，或爲點點螢火。無論你唾棄或自豪他們都成了今日之氣象，周遭的草木，我們這一代人流淌着的血與汗中了。 相對於我們傳統的歷史，《劍橋中國史》提供了一個相對新穎的視角，不僅限於帝王家事，在經濟、文化、宗教、交通甚至是與外國的聯繫上都儘可能地詳細描寫。有宏觀的概述，也有微觀的代入，還突破了當代人不治當代史的限制。不過，有些部分或有或無地閃爍着意識形態的主觀臆斷，還要謹慎甄別，理性反思。由於成書較早，考古材料的缺乏，機密文件未公開等因素，今日需要調整的內容也越來越多。另外部分章節由於作者或譯者的關係，讀起來稍有艱澀的感覺。儘管有着這些不足之處，但它無疑還是一部好的作品。

漢學家洞見，始生東方學，誰人來著史，一紙三千年。劍橋中國史，體例很新穎，思想很深厚，視角很獨特。正清瑞德系，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碰撞很激烈。此書千萬言，日啃兩百頁，耕讀五個月，方至民國前。革命未成功，初心還未改，吾須更努力，繼續現當代。微讀三百天，千本四千時，省錢已萬元。讀書治愚病，堅持戰懶癌，書單藏書滿，兼顧文史哲，以拓展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