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

冬是一道禁令。朱元璋的理想社會是小國寡民：限制人口流動、禁用白銀、路引制度、海禁、開中法……他想要一個沒有商人的世界。諷刺的是，他爲了軍事控制和行政調度而修建的交通網絡（驛站、運河、道路），恰恰成了後來商品流通的基礎設施。朱元璋的禁令本身就是慾望的催化劑，禁止白銀，白銀就越成爲真正的硬通貨，限制流動，流動就成爲最誘人的冒險。最反商業的政權，爲商業準備了最好的硬件。 春是一次退場。土木堡之變後，中央權威像退潮一樣斷崖式減弱，市場像野草一樣在權力的真空中自發生長。白銀回來了，明朝開始無法控制自己的貨幣。印刷機轉動起來，書籍不再是士大夫的特權，廉價讀物進入坊間，大衆文化被生產出來，知識第一次變成了商品。士人與商人的邊界逐漸模糊了，四民秩序出現了裂縫。 夏是一場氾濫。美洲白銀跨越大洋湧入中國，全球經濟的潮汐被這個東方的月亮牽引着，那時的帝國就是全球化中心之一，因爲明朝生產着全世界最想要的東西（絲綢、瓷器、茶葉）。江南的園林、古董、書畫、時尚、乃至色情文學，一切都在被消費。身份逐漸與出身解綁，和財富聯姻。士大夫一邊寫文章痛斥世風日下，一邊通過購買彰顯自己的地位。這是一個快感與焦慮並存的時期，人們在享受物質豐裕的同時，又在恐懼傳統價值的解體。書名的含義或許不是指快樂本身讓人困惑，而是快樂摧毀了以往用來衡量快樂的標準。 秋是一種腐爛。商業越繁榮，國家越虛弱，因爲明代的國家機器從來沒有學會如何從商業社會中汲取財政資源，它的稅收體系仍然建立在農業稅的基礎上。商業財富大量沉澱在民間，國家卻在財政危機中餓死了。江南的富商可以修園林養戲班，而國庫則空虛到發不出軍餉。帝國需要靜止，資本需要流動，可以說明朝的滅亡始於國家形態與社會形態的根本性錯配。 張濤寫出四季論，或許是期盼着四季輪迴，秋季過後就是冬季，秩序會恢復，淳樸會迴歸，但他並不像我們現代人那麼清晰地認識到，資本主義是從來不走回頭路的。

卜正民給我的感覺就是以小見大，從下而上的分析視角印象很深刻，比如在《維米爾的帽子》裏，一幅畫裏的軍帽，瓷盤，就看到17世紀的全球貿易網絡（不過我覺得寫的一般），可以說，全球化的動力往往源於一些微小的世俗的慾望，比如對一頂體面帽子的渴望，或對下午茶瓷器的追求，這種慾望導致了跨越半個地球的鏈式反應，比如美洲的白銀流入中國，中國的瓷器流入歐洲，非洲的奴隸被運往種植園，可以說，這是一種微觀和全球史的結合 而回到《縱慾的困惑》依然是這種基調，通過日常生活的細節來解釋明代社會結構變化，比如卜正民認爲，晚明最顯著的變化之一是消費文化的擴張，這種變化不僅體現在貴族，也擴散到士人和富裕平民，衣服，比如蘇州絲綢刺繡越來越普遍，文房器具的消費增加，園林書房擺設越來越講究，已然，消費成爲社會身份的表達方式，很多人只要有錢就能模仿士人，文化人，就像《金瓶梅》裏西門慶，即便沒讀過書，請的家奴都是以“琴棋詩畫”爲命名，由此，晚明士人秩序受到衝擊，很多士人不斷批評社會“縱慾奢靡”，這裏的縱慾最讓我印象深的是張岱講述了他聽到的這樣一則故事，一個無賴買下了城隍廟東側的幾間空房子，做成男性妓院，幾乎無人注意到一個年輕人來到簾子衚衕外，後來才知道“解褥乃女子也” 很多類似例子，底層都在利用消費來挑戰秩序，最重要的，商業化的進程已經使主僕關係發生了變化，到了明朝後期，更多的傭人僅僅是僱傭性的短工，靠給人打短工爲生，不受同樣的契約性義務的約束，只要能圓滿地完成他們的工作拿到佣金，他們也無需對僱主過分忠順 這時候，士人階層就不自覺地想建立無形壁壘以保證“階級永固”，他們利用自己的話語來進行道德批評，而整本書的“困惑”就來源於此，崇尚節儉的儒家道德完全理解不了市場化，快速消費的明代社會，當晚明社會的現實生活與傳統道德秩序之間出現了越來越大的裂縫後，人們理解和評價這種變化的思想框架卻仍然是舊的 但從這本書可以看到，這種更深層的原因其實還是上層建築出了問題，因爲道德文化話語都是制度的生產實踐結果，如果政治制度是僵化的，自然社會基層的道德話語也是僵化的，社會結構變化很快，但政治制度基本沒有變化，明代國家仍然是重農抑商，依然以科舉爲核心的社會流動，依然是嚴格的禮制等級……這種結構性的錯位，使人們很難用舊的思想解釋新的現實 但你會問，難道社會控制不了這種市場化嗎？恰恰相反，如果熟悉《萬曆十五年》就明白，明代中後期其實是中央非常鬆弛的，財政上是相當無能，其實在土木堡之變發生前，明初的國家運行還算正常，但年輕的皇帝“北狩”，本身就是皇權神聖性被破壞的標誌，更不用說之後即位的並不像最初的幾位那麼勵精圖治，像正德耽於玩樂，嘉靖忙於煉丹，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越來越依靠地方財閥建立的貿易來維護區域的財稅流轉，這本書舉了很多例子，比如地方的學堂，都是地方自己人搞，當然，地方上也願意配合政府舉措，因爲他們自己或後代是可以因爲各種關係而成爲新一代的士大夫，這種中央鬆弛反而加速地方的商業化，但這種結構的隱患是人口流動加速，嚴格意義上說，傳統小農社會其實根本不存在，流動始終在的，只是朝代比較下，有流動多少程度區別，但始終在一個快速商業化的過程裏，財富壟斷嚴重，土地兼併等等，社會生活就呈現不穩定，而整個王朝國力因區域性不平衡但產生衰微 商業的繁盛本身也會被政治僵化而拖累，想想一條鞭法怎麼嗝屁的，任何積極的市場財政政策都需要中央強制監管的稅收制度，監管缺乏，那明代中下層官吏腐敗就不用說了，商業繁榮最後反而滋生腐敗，最倒黴的還是普通老百姓，必然導致民不聊生，所以想想今天的反腐問題實則是一個系統問題 而卜正民在結尾處也意味深長 “他們學會了將商業吸收到他們的生活中，在秋日榮耀灼人的光芒中並未使自己被擊得粉身碎骨；相反，他們很好地利用了這種光芒，使自己在那種生活中並不落伍。他們置身其中的清代士紳很快會繼續爲道德的淪喪而煩惱，上層社會時常如此，但是他們不會將這種煩惱清楚地表達成一種對於商業社會道德淪喪的苦惱。1644年的危機並不能構成對商業的價值判斷。假如沒有商業網絡的話，許多士紳就不會在王朝嬗變的過程中生存下來，清代士商的融合就不會發生。然而，從另一種意義上說，或許張濤是正確的：姑且不論商業本身是不是罪惡、中國是不是應該返回到洪武皇帝時的“冬”季秩序中，但他希望“季節”重新變換，在這種變換中重新恢復父權家族、等級秩序和統治階級的正義等中庸價值體系，正是這些東西維繫着中國——而不僅僅是明代——的社會結構秩序” 這種流動的商業和固定的穩定政治之間的張力貌似又好像是一個永恆的矛盾

南宋以來的牛馬傳統：轎伕與挑夫，比驢馬更廉價 1、爲什麼浙閩古道用挑夫不用驢馱？ 曾在小紅書看到浙閩古道，那個仙霞關，以前都是挑夫，一人挑120斤，四天三夜！我就問，爲什麼不用騾子？ 資料顯示，明代弘治年間，一匹好馬的價格大約是十二兩銀子，而一頭驢的價格大約是六兩銀子‌。 不過，也有說驢貴於馬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1793年的北京：在中國，驢的價錢比普通的馬貴，因爲驢喫得少，能做的活多。 《馬可波羅遊記》提到波斯的狀況也是驢貴於馬：波斯王國因爲馬匹而著稱於世，大量的馬匹運往印度販賣，價格十分昂貴，每匹通常超過二百利佛託洛。這裏還是軀體龐大，體形優美的驢子的養殖基地。當地驢子的價格還在馬匹之上，原因是驢子容易飼養，可以馱較重的物品，走較遠的路，這都是其他動物趕不上的。 2、南方以轎代馬/驢，依賴南宋遊民的廉價勞動力 先來看看歷史上“以轎代馬/驢”的案例吧。 《清明上河圖》的北宋，有人計算過，在這幅畫卷中一共出現了九十多頭牲畜，其中近五十頭牲畜都是驢，佔了一半還多。圖中，有的驢拉車，有的驢馱貨物，還有的驢被人騎着。可見在北宋的經濟生活中，驢的作用是十分廣泛的。 普通百姓租驢使用的時間較短，也不會去太遠的地方。如果是需要長途跋涉去外地的話，也可以租一頭驢，這種方式叫做“驛驢”。 明代《廣志繹》記載：古者婦人用安車，其後以輿轎代之，男子雖將相不過乘車騎馬而已，無轎制也。陶淵明病足，乃以意用籃輿，命門生子弟舁之。王荊公告老金陵，子侄勸用肩輿，荊公謂，自古王公貴人無道者多矣，未有以人代畜者。人轎自宋南渡始。故今俗惟杭最多最善，豈其遺耶？ 《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讀到過，以轎代馬，既是因爲南方無馬，又因爲宋代遊民湧入城市，大量廉價勞動力！ 到了明代，1488年《漂海錄》：江南陸路行用轎，江北或馬或驢。江南無良馬，江北馬大如龍。 《金瓶梅》裏西門慶常騎着一匹大白馬，是身份的象徵，非富即貴，且處於山東臨清，北方。對於普通人家來說，馬不能勞作，又沒有彰顯身份的需要，所以馬是無用的。 3、明朝勞動力有多廉價：一個腳伕每天掙50文錢，能買2.5斤豬肉20斤米 《宛署雜記》一書中提到萬曆年間的油漆工、轎伕、清潔工的工資非常具有代表性： 一、在諸王館選淑女、宮女, 打掃夫每名 0 .03 兩； 二、裝釘匠二名 ，每名每日工食銀七分； 三、油漆匠三十八工 ,銀二兩二錢八分； 四、萬曆十六年謁陵 , 搬運男夫每名 0 .12 兩 ,女轎伕每名 0 .48 兩。 …… 總的說來，凡是能夠粘上爲皇帝服務的行業，收入通常都還不錯。 如果只是在市井間工作，少的每天30文錢，多的每天70文錢，而給皇帝工作，哪怕是打雜，可能每天就有幾百文錢入賬。比如替皇帝搬運的男夫每名 0 .12 兩，可是，根據《縱樂的困惑》中說，1570年徽州商人黃汴出版的一本導遊手冊《一統路程圖記》，如果你是攜帶行李旅行的話，碼頭上隨時可僱到腳伕，每次只需十五個銅板。鎮江以南，船費每20裏（11.7公里）僅兩個銅板。 一兩銀子等於1000文，即一個銅板是0.001兩銀子，那麼民間腳伕是每次0.015兩銀子，一天好幾次，就像出租車來來回回，那麼每天30-70文的確差不多。 取箇中間值，按照每天收入50文算，當時一斤豬肉的價格是20文錢左右，米價是2.5文錢一斤。我的結論是：明朝的民間腳伕每天掙50文錢，大概能買2.5斤豬肉，20斤米。 爲皇帝打工的腳伕工資要高2-4倍。 《宛署雜記》：案查女轎伕林鳳妻王氏等一百九十三戶，原籍福建閩、侯、懷三縣人，洪武年撥送南京應當女戶，永樂年間隨駕北都，專供大駕、婚禮、選妃及親王、各公主婚配應用。給與優免，下帖令其男子在外供給，免其雜差，屬大興縣。 女戶，世世代代做女轎伕！戶籍制度就是皇家圈養廉價勞動力！當然，對他們來說，皇家權力賦予的利益，比一般的謀生更容易！你情我願，就像農奴制度，農奴不自由，但遊民更悲慘。 魯迅說，古代所謂的治世與亂世，是“從做穩了的奴隸的時代”到“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此時老百姓感到真是“寧爲太平犬，莫作離亂人”。 4、以驢馬代挑夫，會像裁撤驛站導致李自成失業造反 已知一頭驢的價格大約是六兩銀子‌，飼養還有草料錢呢。 《宛署雜記》記載明朝皇帝謁陵：正牛一隻，價八兩，草料錢每天0.08兩銀子。副牛，0.06兩銀子每天草料錢。公卿牛的飼料錢，每天0.028兩銀子。女轎伕，每名四錢八分，0.48兩銀子…… 一頭爲皇帝服務的牛，飼料28文錢，一個民間腳伕每次搬運只要15文錢，每天平均算50文錢，人不如牛！ 另一方面，《縱樂的困惑》中說：在商業交通繁忙的路段，商業性的旅遊服務既方便又便宜。每個渡口都有成隊的遊船供人使用，有大批的經營旅遊和貨棧的商行牙人和有組織的運夫。 浙閩古道上的挑夫，必然也是有幫派組織的，提供給那些遊民廉價勞動力一口飯喫，倘若以驢馬代挑夫，就會發生裁撤驛站導致李自成失業造反，鋪設山東火車導致義和團造反一樣。 看來，牛馬是我們的命數，傳統。特別是在南宋，人多地少，資源稀缺的矛盾中激化。 古代社會，以廉價勞動力堆積起浩浩蕩蕩的盛況場面。 《宛署雜記》：萬曆十六年，潞王之國，原派抬內錢糧夫貳千捌百叄拾貳名……潞王之國，2832個人抬東西！ 《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馬戛爾尼使團也是浩浩蕩蕩，光大運河上的縴夫就有一千人！“遇到逆風或逆流搖不動槳或者力量不足的時候，就用纖繩拉着船走。在其他國家，這種勞動多是用驢馬來做。而在中國，因爲人工便宜，所以全都由人來拉縴。”

這是一本明代的社會文化史著作，作者採用了四季（冬、春、夏、秋）的結構來模擬整個明代商業與商業文化的思想演變，涵蓋了從貿易、交通、市場、時尚、出版、消費到價值觀的全貌。 書名的“縱樂”一詞指的是從商業活動中攫取利潤的這一行爲，更指商業繁榮帶來的感官享受、消費升級和物質豐富，之所以帶有貶義的成分，是因爲在中國的儒家文化中，從事商業活動、滿足物質慾望是一種道德崩壞的表現。而“困惑”則是指當明朝士大夫們穿着高級絲綢、品着名茶、收藏着古董這些商業繁榮的產物時，他們發現自己賴以生存的儒家等級秩序正在崩潰。這種既享受物質文明、又恐懼道德滑坡、階級優越感消失的矛盾心理，纔是困惑的來源。 傳統的儒家思想與商業似乎天然對立，雖然作者沒有對這背後的原因做很深入的探討，但是我從書中也大概瞭解到可能有以下幾點原因： 1.統治成本。對於古代政權來說，土地是動不了的，但商人是流動的，對田畝徵稅的成本遠低於對流動的商品和利潤徵稅，因此商業行爲並不被鼓勵，而且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更便於管理，商人四處奔走流通，是社會不安定因素的潛在來源（正如洪武皇帝自己是僧人出身上位後就限制了全國僧人的流動）。 2.從事商業是本末倒置。儒家思想認爲農業是“本”，而商業是“末”，商人不從事生產卻佔有了大量財富，本質上是在剝削生產者。 3.商業會對等級秩序帶來衝擊。當一個腰纏萬貫的商人可以穿上只有官員才能穿的綢緞，可以用金錢買來知識、主導知識傳播，甚至通過捐納獲得官職時，儒家苦心經營的“禮”就失效了。金錢打破了權力的壟斷，這纔是士紳階層最深的恐懼。 所以書中列舉的很多傳統士大夫視角一直以小農經濟爲政治制度基礎，然而商品經濟的發展極大衝擊了這一基礎，所以這些士大夫感覺天下大亂、禮樂崩壞。 然而很諷刺的是，無論明代的君主、士紳階層如何警惕貿易、警惕流動，最終還是被動地捲入全球化浪潮之中，被動進入了世界貿易體系。這是因爲當時國內關閉了絕大多數的銀礦，銀價很貴，而隨着大航海時代的來臨，外國商人用海外低成本獲得的白銀在中國沿海地區進行貿易，當時國內市場裏流通的白銀的來源基本來自於日本和西班牙，白銀的流入帶來了輕微的通脹，刺激了商品的流通，某種程度上促成了使明朝士大夫們悲痛的社會後果。而明朝將稅收折算爲白銀的“一條鞭法”的改革，也標誌着國家最終向商業邏輯低頭：既然我無法消滅貨幣和市場，那我只能加入它。 這本書很好的地方在於，即使書中引用了非常多的中國古代的地方誌以及古典文獻，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探討和剖析，那些士大夫的思想都帶有很濃厚的封建色彩，但也許是因爲作者是外國學者的原因，他的目光更爲中立和審視，因爲沒有那樣的文化基礎，所以也不會將自己代入到中國古代那些酸儒的喟嘆以及酸儒那種“思故國”的無病呻吟當中，中國讀者讀這本書也不會輕易陷入那種深沉的憂患意識、家國情懷中，而是能從作者冷靜但精準的語言和反問裏，作爲一個現代人去審視這一經濟議題，審視那種過時又滑稽的思想。

加拿大學者卜正民以晚明士人張濤編寫的《歙縣誌》爲導遊，帶領我們完成了一場明代商業社會之旅，從洪武時期四民秩序沉寂的冬天直到中後期商業發達而喧囂混亂的春夏，反映了傳統的農業社會向工商業社會轉變中所出現的困惑和陣痛，以及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對傳統道德秩序的衝擊。正如作者所說，本書“不是一本明朝經濟史，而是一部描述正在發生巨大商業變化的國度的文化史”。 作者感慨道，從洪武到萬曆的變化與當代的改革開放頗爲相似，商品經濟從固定僵化的社會之中逐漸破冰，人、貨物與文化開始極速流動，於是時至今日我們似也面臨着當代的“縱樂的困惑”。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商業上的繁榮並未使社會制度解體，商品經濟的發展也並沒有產生所謂資本主義萌芽——一如布羅代爾所指出的:“不是隨着市場經濟的擴展資本主義就會自發地出現，資本主義是在建立於市場經濟之上的社會階級制度內形成的。”

《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我從沒有讀到著者的作品，只是想了解一下明代的歷史文化。打開書我就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此書以冬、春、夏、秋來描繪明朝，可以說得上內容豐富且旁徵博引，書中還穿插着許多木板插圖，畫工執筆已心遊，稍稍蘅皋引杜洲。對明代商業的成長與發展敘述得十分詳細。卜正民憑藉他那高超的敘事技巧，把官員、遊人、外交使者、磚瓦匠、商人、紡織工人、妓女等各種人物及其故事串聯成一幅幅生動的社會畫面。 明朝社會的發展讓我驚歎，看完後不得不佩服作者對冗雜史料的駕馭能力以及巧妙的敘述能力。

嗯，這本書我之前的話就很想看，但一直沒有機會，這次是在微信讀書上把它給讀完，但是我是泛而閱之。 本書的寫作視角屬於微觀歷史，不同於中國學者或一些通俗明史讀物，在論述明代的時候常常只是關注於政治角度的層面。這本書的絕大的關注點和切入點都是截取明代的一些地方誌，包括一些處於明代大環境下的小人物以及風俗日常來描述明代商業的變遷。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指出： 我自己的研究方式是從社會底層看歷史發展，重點是明代社會和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 全書以冬春夏秋四個季節來分別對應和安排，明初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社會理想，如何發展爲在被商業浪潮的衝潰破滅，以及明朝一步一步走向覆滅的結局，並且以冬春夏三部分爲主體，秋只是附帶的敘述。 我只挑了其中感興趣的一些章節和對應的歷史內容來看。總的來說，就是其中論述的一些地方雖然也是頗有考據，但在邏輯上難以自成體系，更傾向於散文式的結構論述，而且並沒有很嚴謹的扣題，對明代商業放縱與困惑之間有更深一步的這種剖析和論述，感覺和自己的閱讀預期不太符合。 當然作者的話，他是學文學和哲學出身，後來主要傾向於歷史研究，所以這個歷史的功底稍欠火候，而且又是海外漢學家，雖然視角可取，也可供中國學者做一些參考，但總有點兒隔靴瘙癢的感覺。總體來說，我覺得這本書的評價只能是一般

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 感謝粥粥送了本書。 本書從商業和文化的角度介紹了明朝的社會生活。書中將明朝壓縮到一年四季之中是源自歙縣知縣張濤在編撰地方誌時的創作方式。開篇的冬季是1368年到1450年，此時的明朝的工作重心是恢復凋敝的民生，讓大片荒地重煥青春，商人的地位非常低下。 張濤更習慣雞犬相聞的生活方式，對商業帶來的道德問題表達了擔憂。當然，把明朝的滅亡直接歸咎到商品經濟的發展顯然片面，畢竟末期的明朝面對天災人禍的雙重打擊，大多數王朝和皇帝恐怕都無能爲力，《進擊的智人》《明朝那些事兒》中，都對明末經歷的大旱和大雪帶來的人間慘劇進行了多方面的剖析。更何況，商品經濟也並不只帶來壞處。 將社會現狀具體到人，即經濟方面的商人和文化方面的士紳，對比《萬曆十五年》中通過幾位大佬的生平展現明朝，本書中的出場人物多爲小人物，如張濤、福建官員張嶽，朝鮮官員崔溥等，最出名的大概是生於萬曆十五年的徐霞客和在湖心亭看雪的張岱。 經濟方面，吳鉤在《宋：現代的拂曉時辰》中提出：宋朝是“高收入+高消費”，明朝初期是“低收入+低消費”。本書對明朝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分析，比較好的佐證了這一說法，從初期朱元璋時期希望建立的靜態的理想國到中後期說走就走的旅程。明朝並不是一直都如初期一樣封閉，伴隨經濟發展，即使是女子出門找男人也可能發生。除了旅行，包括追求時尚的穿着打扮，寄快遞，交筆友等看似現代的文化生活，在明朝中後期同樣存在。明朝的社會比我想象的複雜，消費水平也遠比想象中的高不少。 文化方面，依託於經濟發展的基礎，以時尚爲核心，一方面商人和士紳創造出時尚單品，其中包括漆器、瓷器、傢俱等各類手工製品以及古董、字畫、衣物等常規奢侈品，外加性的時尚，都成爲士紳們制定時尚規則的載體，以此區分和其他階層人不同的生活、審美、身價等，當單品引發衆人追捧，再次刺激了消費和流動，越來越多人能買得起時尚產品；另一方面，當單品下沉到了底層，時尚風向又發生變化，出現新的消費品和人羣隔閡，士紳成爲反對時尚發展的主力，他們害怕有新的商人暴發戶通過突然的財富積累進入他們的圈子，影響到自身的社會地位，他們需要用時尚來來區分出類拔萃和平庸通俗。大家頻頻提及的消費陷阱，早在明朝已經形成系統。關於新老貴族在社會上量子糾纏的畫面，《純真年代》中同樣存在，社會發展中，大體經歷多半雷同。 關於明朝在經濟方面的措施，應對考試時，記住的觀點主要爲兩點： 一是抑制商業。書中介紹，儘管朱元璋對各階層有了明確劃分，並採取措施防止人員頻繁流動，但到了十六世紀三十年代，以張翰爲代表的官員，認可商品流動的重要性，通過各種方式刺激市場，有福建地區的官員直接不徵收商稅來推動商業的發展。此外，書中多次以福建地區的情況作爲時代典型，藉以作證明後期商業化發展的水平。此處有一個疑問，福建是非常特殊的地方，宋元時期的泉州是當時最大的港口，其海上貿易的繁榮程度遠遠超過其他地區，其人員流動性同樣可以想象。故而即使遭遇了明朝初期的商業壓制，但是其後來的市場發展未必是源自整個大明的社火發展的推動，也可能是福建人的經商天賦又一次爆發，畢竟如今福建商人的經商能力依然有目共睹。 二是實施海禁。關於海禁，本書討論的不多，但明中期，丘濬注意到明律只是禁止未經認可的貿易，而不是禁止海上貿易，爲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有利於商業發展的建議，因而能理解沿海地區的富裕原因和時常面對的海盜倭寇襲擾。 縱樂的困惑，是士紳即需要通過商業帶來財富來享受生活和區分同其他階層，但又對商人的身份表示嫌棄的矛盾心理，是大明需要商也發展帶來的經濟效益以提高國力，但又對商業發展帶來的道德風險的矛盾。

意外的比我想象中要短，大概說的是明朝時代的商品經濟，從張濤的一些做法，比如下令讓富裕的人家捐糧食，並且下調價格，到後面的一些快遞驛站的傳遞，比如利用回鄉的旅人還有一些商人進行傳遞——這個時間大概是一個多月，並且信件經常丟失。 在明朝之前，乘轎旅行是身份的標誌，而且明成祖朱元璋其實一開始就有意識的限制人口流動，這樣所有人都能守着這一畝三分田播種，最大程度的減少人員外流，還有抑制經商——但是由於利潤非常豐厚，所以即便禁止並且有意識將經商的人按照下九流處理，但是認爲阻撓還是缺乏一定的力度。 來自殖民地葡萄牙的白銀流入，極大改變了交易進行時候的數值還有支付手段，並且沿海一地的海盜行爲已經很嚴重了，大概到了明朝中期，有不少婦女發現城市人和鄉村人之間衣服的區別只會出現在帽子材質上的不同。 並且士大夫鄉紳這個羣體其實對富商進行了很大程度上的排斥，不只是將東西潮流分成三六九等，還包括一些器具上面的選擇上，主人可能會不記得僕人的名字，直接用數字稱呼，書裏面還有一些婦女地位的變化，大概城市中重男輕女現象很多，計劃生育不成功，所以女嬰經常會被殺死，男嬰稍微會少一點，性別比例非常離譜。一開始織布時女性的工作，後來男性進入之後，女性失去了這份工作，很少會有女性文化，大概這不是重點《閨塾師》裏面倒是有不少的補充。資本化開始出現，但是還是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爲主，而且饑荒到了明後期非常嚴重。書本的價格下降很多，很多明令禁止的書其實有不少流傳的………………

作者運用大量的地方誌及其他文獻呈現着明朝從初期井然有序自給自足的鄉村社會，轉變爲晚期一個墮落的城市商業社會的全過程。其中，張濤的《翕縣誌》是本書中提到最多的,它既是本書的一條線，也代表了一羣像張濤這樣的士紳階層對明朝社會變化及經濟發展後期所持有的困惑，不滿與批判。 明代始於冬季，經歷春夏的更替，於秋季覆滅。從交通到商業，從商業到文化，看似是一部明王朝的商業經濟發展史，其實更像一部明王朝的社會文化變遷史。人口的急劇增長，土地資源的稀少，多數人不得已棄農從商，零售貿易的發展保證了明朝初期經濟的順利運行；裏甲制度的建立（干預土地所有制），緩解着貧富差距；貿易通商的暢通（景德鎮的瓷器出口量尤爲甚），歐洲及日本的大量白銀湧入明王朝，開啓了明代後期經濟異常活躍的白銀時代；隨着明代後期經濟的鼎盛，商人與士紳階層開始了前所未有的身份轉換，化解了商業與學問之間的矛盾，商人渴望得到士紳身份，部分士紳也開始投身於商。與此同時，“多元文化”的呈現，又展現着明朝後期一個縱慾享樂的時代：對時尚及奇裝異服的過度追求，藝妓文化的出現；上層士紳間的男性同性戀現象；所以纔有了像張濤，李樂這樣的一羣士紳階層對明朝前期社會的懷念，及對明朝後期這種商業社會狀態和道德問題的審視和困惑。也許從另一種意義上看，借用書中的大意，如果沒有商業網絡的形成，士紳階層也無法從朝代變遷的夾縫中生存下來，士商的融合也就不會發生了，所以這種困惑是必然的！ ps:大半夜的睡不着，趕來寫書評也是有毒吧，不過一個老外能把明王朝的經濟與文化，寫得如此豐富，易讀，也是超級讚了。強推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