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逆的“幽靈”：清朝孫嘉淦僞稿案的媒介學研究

我願將本書的媒介學視角理解爲：媒介自身邏輯及其與社會邏輯的融合或衝突關係視角，其本質在於探索媒介之與社會（政治、權力、市場、民間）之間的型塑問題。 那麼，作爲本文考證媒介的僞稿主要存在這兩種結構性矛盾： 一是，作爲官方壟斷媒介與民間多元流動媒介市場的矛盾。作爲一種官方系統內的且區隔民衆的媒介，僞稿涉及到了與統治根本相關的信息，作爲權力一方的乾隆自然不希望於其的泄漏。而在民間，隨着市場化、基於內河的區域流動化、以及國家多次政治運動（南巡、戰爭）等對民間的滲透，民衆或商人羣體對政治的敏感度和嗅覺明顯提升（這不同於對政治的單純獵奇）。因此，這一僞稿所涉及的政治信息自然在民間得到廣泛傳播。壟斷性與流動性，構成了該媒介的第一重結構性張力，這是乾隆所不可預估的。這也是乾隆竭力追查卻最後不得不製造首犯和體面收兵的原因。 二是，作爲私密性的點對點媒介與官員間互爲連接的媒介需求間的矛盾。對皇權來說，密奏這一媒介有助於皇帝有效分化各官員，由此在皇帝點對點的信息渠道中掌握和監督地方官員，以此達到全面統治。但對地方官員而言，其自身安全與行政事務自然不是點狀的分佈，而是涉身於巨大的關係和權力網絡之中，僞稿案的追蹤便體現了這一點。因此，官員系統必然依賴於一個多節點的且看似“空話”和“顓頊”的公文型媒介系統之中。這便構成了媒介的第二重結構性張力。媒介的私密性既塑造了皇帝的權力，又不能全如皇帝所願，只能形成“層層皆非”的現實，由此加劇君臣之間的不信任。 由此，本質而言，這一媒介學視角揭示了媒介封閉性與社會所謂關係性之間的矛盾，帝國的統治權威也就在這一矛盾及其媒介的傳播過程中不斷瓦解。面對官員間的關係性、以及更爲龐大的民間關係和多元流動信息網絡，乾隆和滿清帝國依舊沉醉於專制和封閉的媒介來實現統治，其自然難以適應這一變遷，帝國也就在這一媒介意義上的本質衝突中走向滅亡。 也就是說，統治權力的媒介化生產必然在於適應並不斷重構和協調多方的信息傳播關係，而不在於封閉和製造人爲禁區。這一關鍵論斷仍然在提醒今天的我們。

非常冷門的一本史學著作，從轟動一時的孫嘉淦僞稿案入手系統性概括了清朝的政治媒介體系，作者條理甚好考據翔實，推薦一讀。

清朝乾隆年代探密作品，估計只知一、二，然後三、四就沒下文了。

很紮實的政治史學研究，着眼於政治傳播領域的“政治”方面，很受啓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