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國史4·儒家統治的時代：宋的轉型

宋代是一個如此迷人而又令人感覺矛盾叢生的時代，是儒家統治成熟的時代，也是一個文學鼎盛的時代，是一個高度自由的時代，又是一個思想被桎梏的時代，是尚文輕武的時代，又是一個生靈塗炭的時代。宋朝發生的歷史性轉型標誌着中華帝國出現了中國帝制歷史上最具決定性的斷裂：北方士族靠着譜牒的政治優勢而形成的“舊世界”，在延續了幾百年後最終在880—960年間的混亂和內戰中消失了；隨着士族的衰亡和士大夫階級的出現，舊的治國之道被遺落。士大夫階級受到儒家學說的薰陶並通過了科舉考試，決心承擔起重塑中國傳統的責任。他們在政治、意識形態、哲學、文化、文學、藝術、科技上所取得的成就與那些改變了日常生活的、強大的經濟力量結合在一起，更加清晰地顯示出宋代轉型朝代的歷史特點。宋朝不是一個專制的國家，也不是一個集權的國家，他的行政效率和經濟不是通過對於社會生活的控制和刑罰威脅恐嚇實現的，而是通過營造出一個充滿信任、負責任、務實的社會氛圍實現的。總體來說，如不是外族的戰爭，宋朝絕對是歷史上內政經營最爲成功的朝代，經濟、科技、文化、哲學發展迅速，農業管理有序，土地登記和稅制改革使農業發展爲支柱，同時技術進步，金屬產量增加，貨幣改革等等，而個人生活也保持了特別高的自由度，因爲國家的制度社會規範均建立在儒家信條上，人民按照自覺的生活方式進行生活。（閱讀時間：2019年1月14日-2月13日；自評：8.1；推薦指數：★★★★★）

關於書中的一個小問題：程朱理學的興起是中國的文藝復興。 在本書裏西方學者把程朱理學的興起稱之爲中國的“文藝復興”，他們把中國歷史分段，魏晉到唐的終結爲中世。從迴歸傳統和終結佛教狂熱信仰這點來看，確實很像。但它們趕走了佛教，卻讓自己成了比某種意義上的宗教。 宋朝軍事上的積弱常常割地賠款這造成了宋朝人孤憤的心理，理學絕對的是非分明黑白二元論的世界觀我想多多少少拜環境所賜。 然而就是這樣的價值觀影響了整個東亞思想走向，今天中國人的價值觀就是朱熹所塑造。 陽明學有四句教，宋儒也有：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聖賢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生而爲人的自豪感，以天下爲己任的責任感，改變世界的信心和繼往開來的從容大氣。歷經千年依然觸動人的靈魂。這很像西方文藝復興時的“人類中心主義”但我覺得真正的“文藝復興”是陽明學。文藝復興最重要的主題是迴歸人性，訴諸於理性。 王陽明對朱熹的反動主要表現在迴歸人性。今天的人把王明陽學說當做成功學，然而卻很少有人看到陽明學真正的面目。在那個僞君子遍地、滿口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的時代陽明學“知行合一”四個字確實振聾發聵，讓年輕的一代人看到了希望。 陽明學主要關注的層面是道德問題而非成功問題，所以今天的人如果不理解這點很難把握陽明學的要訣。 陽明學的道德並非宋儒那種“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道德，而是訴諸內心，貼近人性的道德。在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裏當年明月說：人慾即天理。這很顛覆三觀但如果你真的瞭解了王陽明想說的意思，你會覺得是正確的。 李贄一位明朝類的歷史書裏出現次數最多的人，甚至你都不理解爲什麼他的戲份比祖師爺王陽明還要多。陽明學回歸人性這點在他那裏被放大、異化變成追求個性。估計王陽明見了也會反對的吧，是的王陽明並不追求個性，在這個層面上這個極端追求個性表達的時代估計陽明學也是難以應對的。 李贄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難以評價，他本身就是一個很複雜的人。但就是這樣一個人在文學上提出了“童心說”。這個概念和王國維解宋詞的時候用的那句“詞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意思上是一樣的。 在文學層面的實踐那便是湯顯祖，是的就是我們的這位文學大師。文學在宋儒看來就只有一個功能：道德說教。所謂文以載道。說的很高端大氣上檔次，但今天我告訴你他們所謂的道就是作道德文章。如果道德說教讓你覺得不好理解那上個世紀的馬列主義者認爲：學術要爲政治服務。是個可以參考的案例。 在湯顯祖的筆下沒有道德說教，人變得有血有肉更像人了，所以他的書才那麼的打動人心，甚至出現了因爲愛上書中的角色難以自拔而死的事情。男歡女愛本是人之常情，但士大夫階層卻要對此趕盡殺絕。在他們看來“爲愛鼓掌”不是因爲愛情和生理需求，只是單純的傳宗接代盡孝道。 趕不盡殺不絕怎麼辦，那就降低要求：寬己律人是那個時代的常態。 動不動就道德綁架，只有像海瑞那樣的人才會真就：不貪污、不逛妓院、活活的餓死自己的女兒。然而這是反人性的。王陽明要對此開刀，不幸的是滿清的入關打斷了時代的進程。 但即便沒有滿清王陽明學說也註定不會成爲主流。在帝制時代，愚忠愚孝才符合政治要求。 現在我們可以說程朱理學只是儒家的復興，而非中國的“文藝復興”。 唐詩、宋詞之所以達到那樣的高度，離不開魏晉時期的文藝觀念：爲文學而文學，爲藝術而藝術。爲什麼宋朝以後的中國文化不行了，多半有文藝觀念的原因。

造成宋代科舉考試應試者壓力較重的原因，除了備考期較長、州試比較嚴格外，還有就是對考試通過者的數額有着嚴格的限制。1009年，宋真宗對通過科舉考試者的名額進行了限定。他很欣賞這種選拔精英的方式，因此他要確保只有最優秀的應試者才能取得功名。1106年，只有3%的人（8萬人中通過了2334人）通過州試。從1090年福州的州試中，我們可以看到對通過人數的嚴格限定，當時該州府3000人應考，最終只有40人通過，這意味着每75個應考者中只有一人獲得功名（舉人）。13世紀時，對考試錄取名額的限制變得越來越嚴格了，應試者中只有1%或者更少的人最終通過考試。北宋末期，每年通過州試的人數僅約1.5萬人，只佔1億人口的0.015%。州試的通過者成了名副其實的精英。大多數州試的中舉者以其功名和人際關係，謀得了教師或官吏的職位，其中天資聰穎且懷凌雲之志之人，會爲了獲取進士的功名而繼續參加更高一級的考試——省試。省試按規定，每三年舉行一次，於晚春之際在京城舉行。但是工匠、商人、店員、佛教僧侶和道士以及有犯罪記錄者被禁止參加進士考試，少數獲得朝廷恩准的有天分的工匠和商人也可參加。參試者的年齡從18歲到65歲不等，一般應試的年齡是30歲左右。之前應試失敗的人也可以再次參加考試，只要他們的行爲沒有遭到輿論批評，且有充足的金錢支持他們的應考即可。考慮到應試者可能不止一次地參加考試，那麼投入到其中的人力、物力、財力將是十分驚人的。大多數情況下，他們依靠家庭或其他資助者提供的金錢，來應付這幾個月中去往京城的旅費以及在京城食宿的費用。不過人們是心甘情願地支付這些費用的，因爲一旦家庭中出現一位高官，就是對他們最大的回報。除了金錢的支持外，每個應試者還需要在官僚集團中尋覓一個人充當其擔保人——一個可爲應試者的清白正直做擔保的人，這是一種把兩個人的政治命運捆綁在一起的互信行爲。皇帝親自主持的最後一場考試被稱作殿試。殿試使皇帝對未來潛在的高級官員有了個人印象，同時對於那些出身科舉的宰輔們來說，殿試從一開始便加強了皇帝與他們之間的互相信任。到11世紀中期時，有5000到10000名在不同年份通過了州試的應考者參加某一規定年份舉行的省試。他們之中只有很小比例的人通過考試。1002年，應試者中只有1.5%（14562人中有219人）被賜予進士功名。而1109年這個比例上升到10%以上（7000人中有731人），南宋時期的比例平均在6.5%左右。根據地方誌記載，整個宋朝的進士總人數是28933人——北宋約佔三分之一，南宋約佔三分之二。但其他權威的資料顯示，在960年至1223年之間約有4萬名進士，有些估計的數字甚至更高。包括那些同進士出身者——一種授予先前多次應考失敗的應試者的恩賜功名——以及其他科的進士在內，960年至1229年之間總的進士人數可能達到7萬人。獲得進士功名並出任官職的官員數量，從11世紀初的每年5000人發展到13世紀初的每年1萬人。1046年，這些進士出身的高素質官員僅佔了當時官員職位總數的三分之一（18700個官職中有7085人）。這種比例失調在南宋時變得尤爲糟糕——1213年，38870個官職只有8260位進士。在北宋徽宗時期，官僚機構空前膨脹，官職超過了5萬個，南宋時這種糟糕的狀況也沒有得到絲毫的改善——甚至在領土都已經丟失了約三分之一的情況下。政府官員的不斷膨脹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因爲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權勢之家以其特權、地位和權力，對獲得功名的“小人物”日益擴大的影響的回應。限額制像個蓋子，緊緊地壓在通過科考者的頭上，但南宋的許多官員還是通過所謂的恩蔭制，即通過“走後門”，進入了官場。這種特權制度早在963年就設立了，它允許高品級的官員舉薦自己的子、侄和孫子擔任官職。但是1009年後，官位的數量已難以滿足個人舉薦的人數了，被提名舉薦的任官候選人也得進入國子監學習了。在完成規定的課業後，這些被提名舉薦者也要參加科考，朝廷規定他們中有50%可以通過考試，由此產生的官位遠遠超過了國家的需要，尤其是京城的低級官職已遠超實際需要，即便如此，南宋的精英們還是十分重視這些官職。蔭庇特權使世家舊族恢復了昔日的榮光，因此進士功名的價值也多少受到了侵蝕。然而直到1912年中國帝制結束時，進士功名獲得者的精英地位基本上沒有發生多少改變。宋代的科舉制度給那些聰明而又有上進心但祖上沒有當過官的應試者提供了升官的好機會。北宋時，科舉功名出身的官員佔了總官員數的40%，而在唐朝這個比例只有15%。晚唐時期，69%的高官要麼出身於世家大族，要麼出身於官宦世家，而到北宋時，這個數字只有19%。柯睿格（E. A. Kracke Jr.）研究了1148年和1256年兩份進士題名錄，他發現通過科舉考試的應試者中，約有57%的人祖上三代未曾爲官過。但我們必須明白，從根本上來講，科舉制度的主要目的並非旨在幫助聰慧的寒門子弟向上流動，因此與其說科舉制度是社會工程中的一個精英工具，不如說它其實是被設計出來以確保社會上層壟斷地位的一個制度。假定整個宋代任官的人數爲220萬，在每個年份約有2萬人出任官職，這將意味着1100年時，1.01億人口中只有0.02%的人在官僚體系中出任官職。獲得最高功名（進士）的官員大約有5000人，占人口的0.005%。這個比例在整個13世紀一直保持穩定。1200年左右，當總人口降到6300萬時，州試、省試通過的人數比例已經上升到了0.102%。相比於人口總數，官員的數字意味着在王朝的任何一個時期，有幾百個甚至可能是上千個家族佔據着絕對支配地位。宋代的社會不平等是很普遍的，但也被廣泛接受，這貫穿了整個中國歷史，直到20世紀西方意識形態對它產生影響才逐漸消退。——哈佛中國史《儒家統治的時代：宋的轉型》

2026.7.30---2026.8.8 閱讀時長8小時20分 ‖ 歷史 小白讀歷史簡單梳理📝 宋朝是中國社會一次大轉型，從唐朝貴族掌權，轉向儒家讀書人治理國家。 政治：科舉大爆發，寒門可以做官。唐朝做官多靠家族出身，豪門貴族把持權力。宋朝大力發展科舉，普通讀書人憑考試就能入朝當官。 士大夫治國，武將地位被壓低。後果就是文官治理很成熟，但軍隊戰鬥力偏弱，對外軍事喫虧。 思想：儒家全面滲透社會。理學興起，儒家不再只是書本學問。道德禮教走進家庭。提倡讀書修身，同時禮教收緊，對女性束縛加重。 社會經濟：城市繁榮，夜市、商業、手工業發達，市井文化興盛。印刷術普及，書籍變多，普通百姓受教育機會變多。商業繁榮，存在貧富差距。 宋朝軍事不算強悍，但完成了社會結構的巨大改變。後世中國人的家庭觀念、讀書傳統、社會禮教，很多根源都來自宋朝。

以下是《哈佛中國史·第4卷：儒家統治的時代——宋的轉型》（主編：[加] 卜正民；著者：[德] 迪特·庫恩；譯者：李文鋒）的**核心觀念解析**與**嚴格依據原書十章結構整理的純文字版思維導圖**。本書突破“積貧積弱”的刻板印象，從制度、經濟、文化、社會多維視角，揭示宋代作爲**中國帝制時代最深刻的文明轉型期**的歷史地位。 --- ## 一、核心觀念（六大關鍵論點） ### 1. **“儒家統治”是意識形態工程，而非單純思想主導** - 宋代並非“儒家天然掌權”，而是**皇權與士大夫共謀構建的新統治模式**： - 通過科舉制度化，將儒家經典變爲**唯一合法知識體系**； - 士大夫以“道統”自居，形成對皇權的道德制約（如臺諫制度）； - 理學（程朱理學）在南宋後期被官方化，成爲**控制思想與行爲的規範工具**。 - 儒家在此完成從“學派”到“國家宗教”的轉變。 ### 2. **經濟革命：世界最早的“近代化”萌芽** - 宋代發生**三大經濟突破**，領先全球數百年： - **貨幣經濟**：銅錢、鐵錢、交子（世界最早紙幣）、會子廣泛流通； - **商業革命**：城市打破坊市制，夜市、草市、海外貿易繁榮； - **技術擴散**：印刷術普及 → 知識平民化；指南針用於航海 → 海上絲路興盛。 - GDP佔當時全球60%以上，人均收入遠超同期歐洲。 ### 3. **軍事弱勢源於制度選擇，非能力不足** - 宋代“重文輕武”是**刻意設計**： - 鑑於唐末五代藩鎮之禍，實行“強幹弱枝”“兵不識將，將不專兵”； - 軍隊規模龐大（禁軍超百萬），但效率低下； - 財政大量用於養兵與歲幣（澶淵之盟後年付遼銀10萬兩、絹20萬匹），形成“和平贖買”策略。 - 此非“軟弱”，而是一種**高成本維穩模式**。 ### 4. **城市化與市民文化的興起** - 北宋汴京、南宋臨安人口超百萬，爲當時世界最大城市； - 市民階層（商人、手工業者、藝人）壯大，催生： - 通俗文學（話本、戲曲）； - 公共娛樂（瓦舍勾欄）； - 消費主義（茶肆、酒樓、香藥鋪）。 - **個體生活美學**（如插花、點茶、焚香、掛畫）成爲文化標誌。 ### 5. **女性地位的雙重性：空間受限，經濟能動** - 社會層面： - 理學強調“男女有別”“貞節觀”，纏足開始流行（尤其上層）； - 女性被排除於科舉與公共事務之外。 - 經濟層面： - 女性可繼承財產（尤其無兄弟時）； - 參與家庭手工業（紡織、釀酒）、小商業； - 寡婦可自主經營產業（《名公書判清明集》案例）。 - **法律權利與社會實踐存在張力**。 ### 6. **“中國”認同的強化：在外部壓力下成型** - 面對遼、金、西夏、蒙古等“他者”，宋代士人構建**文化民族主義**： - 強調“華夷之辨”，以禮義、衣冠、文字定義“中國”； - 地圖繪製（《華夷圖》）、正史編纂（《新唐書》《資治通鑑》）強化歷史連續性； - 即便失去燕雲十六州，仍堅持“正統在宋”。 - **現代“中華民族”意識的早期雛形**。 --- ## 二、純文字版思維導圖（按原書十章+導言結構） ``` 《哈佛中國史4：儒家統治的時代——宋的轉型》 │ ├─ 導言：爲何稱“儒家統治的時代”？ │ ├─ 儒家從思想流派變爲國家治理邏輯 │ └─ 宋代確立此後千年帝制中國的政治文化模板 │ ├─ 第1章 皇權與官僚體制 │ ├─ 皇帝角色：天子 + 儒家道德楷模 │ ├─ 文官政府： │ │ ├─ 科舉成爲主要選官途徑（進士科爲核心） │ │ └─ “與士大夫治天下”（宋太祖誓碑傳說） │ ├─ 臺諫制度：監察皇權與百官 │ └─ 黨爭常態化（新舊黨爭、慶元黨禁） │ ├─ 第2章 城市生活 │ ├─ 都城變革： │ │ ├─ 北宋汴京：開放街巷、夜市通宵 │ │ └─ 南宋臨安：依山傍水，商業密集 │ ├─ 市民文化： │ │ ├─ 瓦舍勾欄（說書、雜劇、傀儡戲） │ │ └─ 節慶活動（元宵燈會、清明踏青） │ └─ 消費社會：奢侈品、時尚、廣告出現 │ ├─ 第3章 鄉村社會 │ ├─ 土地制度：租佃制普及，“田制不立” │ ├─ 賦役改革：募役法（免役錢）、方田均稅法 │ ├─ 宗族重建： │ │ ├─ 朱熹《家禮》規範祭祀、婚喪 │ │ └─ 族田、義莊保障宗族延續 │ └─ 女性角色：主內持家，但可管理家產 │ ├─ 第4章 外部威脅與邊疆政策 │ ├─ 北宋四戰之地： │ │ ├─ 對遼：澶淵之盟（1005）→ 歲幣換和平 │ │ ├─ 對西夏：戰爭與貿易並存 │ │ └─ 對金：靖康之變（1127）→ 南宋偏安 │ ├─ 南宋防禦體系： │ │ ├─ 依託長江、秦嶺天險 │ │ └─ 依賴水軍與堡壘 │ └─ 蒙古崛起：最終滅金（1234）、滅宋（1279） │ ├─ 第5章 經濟革命 │ ├─ 貨幣經濟： │ │ ├─ 銅錢、鐵錢區域流通 │ │ └─ 交子（四川）、會子（東南）紙幣發行 │ ├─ 商業網絡： │ │ ├─ 國內：運河、驛路、市鎮 │ │ └─ 國際：泉州、廣州海上貿易（瓷器、絲綢） │ ├─ 技術驅動： │ │ ├─ 印刷術 → 書籍普及 │ │ └─ 指南針 → 遠洋航行 │ └─ 財政危機：軍費、歲幣、官僚膨脹拖累國庫 │ ├─ 第6章 宗族與家庭 │ ├─ 家庭結構：核心家庭爲主，三代同堂理想化 │ ├─ 婚姻策略：門當戶對，重視嫁妝 │ ├─ 女性地位： │ │ ├─ 纏足興起（審美與控制） │ │ └─ 法律上可繼承、訴訟、再嫁（實踐受限） │ └─ 孝道制度化：祠堂祭祀、家譜編修 │ ├─ 第7章 宗教生活 │ ├─ 佛教轉型： │ │ ├─ 禪宗主流化（“平常心是道”） │ │ └─ 與儒道融合（三教合一） │ ├─ 道教發展： │ │ ├─ 內丹術取代外丹 │ │ └─ 與民間信仰結合（媽祖、城隍） │ ├─ 國家管控： │ │ ├─ 度牒制度（僧道需官方許可） │ │ └─ 打擊“淫祀”（非官方神祇） │ └─ 理學興起：以倫理替代宗教救贖 │ ├─ 第8章 文學與藝術 │ ├─ 古文運動延續：歐陽修、蘇軾倡導平實文風 │ ├─ 詩詞新境： │ │ ├─ 詞：柳永、李清照、辛棄疾（個人情感表達） │ │ └─ 詩：江西詩派（黃庭堅）重學問 │ ├─ 書畫： │ │ ├─ 文人畫興起（蘇軾、米芾） │ │ └─ 書法尚意（擺脫唐代法度） │ └─ 印刷文化：類書、醫書、農書普及 │ ├─ 第9章 法律與社會秩序 │ ├─ 《宋刑統》：以唐律爲基礎，增補民事條款 │ ├─ 司法實踐： │ │ ├─ 縣令審案，重視口供與物證 │ │ └─ 鞫讞分司（審與判分離） │ ├─ 民事糾紛增多：田宅、婚姻、債務 │ └─ 女性可作爲原告/被告（《名公書判清明集》） │ ├─ 第10章 南宋的遺產 │ ├─ 政治：士大夫共治模式固化 │ ├─ 經濟：江南成爲永久經濟中心 │ ├─ 文化：理學正統化，影響元明清 │ └─ 歷史書寫：《資治通鑑》確立“以史爲鑑”傳統 │ └─ 結語：宋朝的現代性悖論 ├─ 最富裕、最城市化、最知識化的帝制王朝 ├─ 卻因制度僵化與外部壓力走向滅亡 └─ 其“文治”理想與“安全困境”至今值得反思 ``` --- ## 三、閱讀提示 - 作者迪特·庫恩（Dieter Kuhn）爲德國漢學家，擅長**物質文化史**，書中大量引用考古、圖像、契約文書； - 特別關注**日常生活史**（如女性財產權、市民娛樂、飲食習慣）； - 對“理學壓迫女性”提出修正：指出其在基層實踐遠未統一，女性仍有能動空間； - 可與伊沛霞《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妻妾生活》、郝若貝《宋代財政》、劉子健《中國轉向內在》對照閱讀。 > 庫恩的結論意味深長：**宋代不是“失敗的王朝”，而是一個在和平、繁榮與文化精緻中，逐漸喪失應對極端外部衝擊能力的文明體**。它的輝煌與脆弱，共同構成了中華帝制晚期的基本性格。

百萬弱兵，末世君臣。富庶繁華，轟然崩塌。靖康之恥，真真令人不勝唏噓。 宋朝是中國歷史中的斯文頂盛，一羣文人，以最文雅的方式治理國家，最人性，最溫柔，最文化，也最悲劇。他們善於引經據典，也只會紙上談兵，習慣理想主義，最終虎狼羣繞，束手無策。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每每讀到岳飛的《滿江紅·寫懷》，都是悲從心中來，瑟瑟發抖。我不是歷史學家，也分析不出什麼道理，只願我泱泱大中華，以史爲鑑，國泰民安，國富民強。

在我們眼中，宋朝是懦弱的，是最憋屈的朝代，但在世界眼中，1000多年前，宋朝可以作爲世界上最先進的文明國家。源於什麼？士族在內戰中和制度中的黯然退場，士大夫作爲要改變整個國家的文學，生活，制度橫空出世，他們是通過競爭性的科舉制度而形成，其所受到的教育和自身能力，奉獻精神，有信心，有責任去做這些。宋代的士大夫與唐代的貴族官僚、同時代其他國家的精英明顯不一樣，宋朝曾經可以作爲中國式“文藝復興”標誌。並且宋初的皇帝在理性、效率、前瞻性和經濟活力，這些都是開啓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最爲顯著的特徵，在這些基礎上，中國社會進行了不一樣的轉型，這些轉型同時依賴士大夫，也就造成皇帝的宰相們所擁有的政治權威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值得讓人嚮往的是，宋代中國作爲一個傳統封建主義朝代，但卻不是一個專制的社會，也不是一個極權的社會。這個社會的行政效率和經濟效能並不是通過對所有社會活動進行控制和監視，也不是用刑罰威脅或地主的恐嚇來實現的，而是通過營造一種充滿信賴、負責任，尤其是務實精神的氛圍而實現的。

假期閱讀完哈佛中國史宋朝部分，又一次回到這個朝代，頗爲感概。 一，宋朝實現了從豪族到士大夫轉型的時代。 士大夫時代相對於豪族時代，貌似進步了一些，機會更公平。在宋朝，士大夫模式也存在一系列問題。 1，上升途徑單一，主要是爲官，缺少多樣性。 2，考覈的內容主要是儒家學說，知識也缺乏多樣性。 3，寒門苦讀，也會偶發變態想法，比如，發揮儒家的女性順應思想，發明出裹腳這樣變態的要求。 4，士大夫相當於職業經理人，無法形成強大的利益階層，皇權得不到抑制，皇帝也缺乏責任分擔。 二，士大夫模式本質上是削弱了對抗皇權的力量。 整個社會缺乏與皇帝地位接近的利益階層，而皇帝明顯是無法靠自己的力量治理好整個社會的，這就會出現整個社會疏於管理。作者在總結中提到，宋朝既不是一個專制社會，也不是一個極權社會，這樣的評論，一方面體現了皇權的開明，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中國這麼個大國，單靠皇帝一極是難以承擔社會管理職責的。這個問題其實延伸到了明清，明朝開國皇帝是很極權的，但，後來的皇帝就很難管理朝政了，出現了多個皇帝多年不上朝的情況，另外，明朝也出現了首輔制度，本質上是希望接管皇權的管理職責的，但，明顯，也不如英國的首相制度那麼靈驗，英國還有議院和企業。 歐洲從貴族社會到憲政社會的轉型，典型代表是英國。英國轉型，先不說社會的思想轉變，就行動上來講，有這麼幾個標誌性動作，首先是大憲政去掉了絕對的皇權，然後就是議會替代了皇帝的立法權，首相替代了皇帝的執政權，企業替代了家族，包括皇族，的產業利益，英國由此繁榮。歐洲的其他國家也逐步從皇權、貴族模式轉變成憲政模式。 無論什麼社會，出現單極化，都是很危險的，並且從現實性來講，一極也無法管理當今複雜的社會！宋朝對外的贏弱，我認爲，關鍵就在於轉型不夠徹底，去掉了一端，另一端被強化，平衡被打破，新的一端又未出現。 三，宋朝的權力來源不正，一直擔心別人幹自己曾經幹過的事，因此，長期抑武揚文。 趙匡胤陳橋兵變，以及後來的杯酒釋兵權，都嚴重影響了整個宋朝的治理邏輯。得國不正，心虛，擔心武將模仿自家做法，因此，整個宋朝都是抑武揚文的。 宋朝對武將的壓制，卻換來對文官的寬容，畢竟文官沒有武官那樣的直接威脅，這也是儒家崛起的原因。儒家體系，倡導“重視和平的王道輕視戰爭的霸道”，這可以迎合宋朝皇帝的心理需求，但，跟當時的中國環境嚴重不相容，周邊的少數民族威脅非常嚴重，這種文化很難抵抗外部壓力，因此，宋朝被少數民族滅亡從制度上就已經埋下伏筆，這也許是宋朝自身武力弱，導致的結果就是周邊少數民族強。 四，朱熹的理學是最接近現代科學思想的，但，很可惜沒有繼續發展。 朱熹總結的新儒學的概念，跟今天的現代理論有很大接近，確實非常有價值。 誠，也可以理解爲真理。用科學方法來對照，格，就是做實驗；致，就是總結，寫論文。也許這種聯想多少帶有牽強成分，但，人類的思想演進是具備一定的規律的，最近學習大模型就深有感觸，以後再展開。 宋朝的思想提升到一個新高度，這肯定跟皇權重文邏輯有相當大的關係。很可惜，宋朝的贏弱，這種繁榮被外族破壞。一定程度講，宋、明在做重複，一個被蒙古滅了，一個被後金滅了；趙家人得國不正，廢掉了武力，朱家人怕宋朝悲劇重演，滅掉了臣相角色；兩國後期的思想和經濟發展都不錯，最終都葬送在外族手上，無法進入現代化。 五，宋朝也是典型的開明社會，社會形態有創新，思想有進步，經濟達到了歷史新高。 社會形態的改變，除了從豪族社會進入士大夫社會以外，整個宋朝的底層結構是很不錯的。帝國的中後期，自耕農成爲農村經濟的主力；城市經濟主要以家族生意爲主，奠定了城市的繁榮；整個底層社會是相當自由的。 思想上，上面提到的理學進步是非常突出的；在技術上，出現了大量的創新，包括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紙幣等，都遙遙領先西方几百年。 經濟成就也很大，宋朝的稅收總量是唐朝的7倍之多！很可惜，這麼多的稅收，大量被遼、金等外族搶奪，以及搶奪後還連年大量賠款，最終也葬送了宋朝，這種繁榮也嘎然而止！ 說回這些成就吧，它們充分證明了，給予老百姓以自由，社會就會活躍起來，創新就會多起來，經濟就一定會搞得很好！ 宋朝呀！一個神奇的時代，真不知道如何談論她！！

作爲中國歷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養，最有思想的朝代，宋朝最繁盛時領土面積也只有260萬平方公里，而且宋人也一直生活在遼，金，西夏，蒙古這些異族的戰爭陰霾下，很多人嚮往的大宋不過是依靠歲幣換來暫時和平的羸弱朝代。 Ps: 讀歷史經常發現一些有趣的知識點。比如，宋代瓷器的成就一部分是因爲金銀都作爲歲幣送給外邦。而遼金卻因爲大量金銀輸入，金銀器工藝發展的更爲精湛

哈佛中國史，不同於我國史學家的有兩點 一是關注了所述歷史的當時環境和人口情況 諸如考古發現的民居普通陶罐和書信記錄 都能合理推演當時的居民人文環境之類別 而是帝王記錄簡單化 只說明當年有何種政策和軍事情況 不作過分討論 而是偏重底層人民 正是這種人民性 才記錄了底層的人口遷徙情況 邊境征戰情況 底層人民的苦難 讓人耳目一新 開卷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