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呂思勉
原名《呂著中國通史》,是抗日戰爭時期上海成爲“孤島”的時候,呂思勉先生爲適應當時大學教學的需要而編寫的。全書分爲上下兩冊,上冊是中國文化史,借鑑古代史書的典制體,按章節分爲婚姻、族制、政體、階級、財產、官制、選舉等十八個專題,內容之廣泛,完全與今“大文化”涵義相合;下冊是中國政治史,從民族起源開始,敘述歷朝歷代史事直至民國開創。濃縮中國五千年曆史於一書,僅用了三十八萬字,其功力非同一般。
我記得在23年,地鐵上陸續看過幾集《中國通史》紀錄片,覺得有意思,也想找機會補補自己淺顯的歷史框架,初讀此書,先被略帶私塾式的表達給晦澀了下,硬着頭皮往下,還是有收穫的,比如:第一章婚姻裏提到的六禮,我就在一次交流中用到了,蠻有虛榮心的,哈哈。但奈何嚴肅材料,故事性就欠佳,也主要自身積澱太少,工作忙,時間少,你懂的...有一搭沒一搭的讀着,就跟沒讀一樣。 後來機緣,陸續讀了錢穆先生的《中國曆代政治之得失》、《國史大綱》,田餘慶老師的《東晉門閥政治》,以及其他一些歷史類書籍,就又撿起來,要把他打上已讀完標記。 這次續讀,由於有了一些歷史積累,讀感就上來了,我很同意書友們提到的閱讀門檻,門檻是有一丟丟,但我仍覺得門檻高低還是基於興趣。我在閱讀過程中,遇到疑惑和感興趣的地方就百度或AI,反倒看了很多精彩故事,滿足了好奇天性,再讀老先生文字,真覺得那叫一個精煉嚴謹,爲此還摘抄了不少筆記,算是續讀之後新體驗了。 看了很多書友寫的點評,特別好,對於書的內容,特點,以及與耳熟能詳的大家作品之比較,都講得很到位,我也學習到了不少。淺薄的感受,能寫通史的先生,都十分了不起!時間之恆久,世事之浩繁,還要理出頭緒,輸出觀點,並形成信念,我在讀的時候,常常有這種感嘆,這是怎樣一個筆頭方能駕馭得了的,要耗費多麼大的心力體力。強烈的感受,看了這幾位稱得上史家的作品,這些先生的語氣是極謙遜的,想必常年累月的歷史學習,看透了聚散離合,悟透了人事興衰。 呂先生在本書最後,引用了一段拜倫的詩歌,梁啓超翻譯的太好了,我想把它摘下來,貼在此處: “希臘啊!你本是平和時代的愛嬌,你本是戰爭時代的天驕。撒芷波,歌聲高,女詩人,熱情好。更有那德羅士、菲波士榮光常照。此地是藝文舊壘,技術中潮。祇今在否?算除卻太陽光線,萬般沒了。 馬拉頓前啊!山容縹渺。馬拉頓後啊!海門環繞。如此好河山,也應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軍墓門憑眺。難道我爲奴爲隸,今生便了?不信我爲奴爲隸,今生便了。” 如此動情的文字,在那個晦暗的年代,不知會共鳴多少中華兒女。梁先生譯,呂先生引,讀得出民族傷痛在滾滾發燙。本書以感性結尾,很浪漫!我想,熱愛歷史的人,大體上是非常熱愛自己民族的。 謝謝先生,致敬!
通史解讀中華民族 起源之地強弱對比 發展延續曲曲彎彎 故事歷史輪迴驗證 談古論今幕幕展現 說人說事方解因果 瞭解中華民族發展史,體會世間萬物四季輪迴的因因果果;曲折泥濘的道路上才能碰到屬於自身的遇知緣份,砌磚壘牆根基很重要。 (書摘簡介)原名《呂著中國通史》,是抗日戰爭時期上海成爲“孤島”的時候,呂思勉先生爲適應當時大學教學的需要而編寫的。全書分爲上下兩冊,上冊是中國文化史,借鑑古代史書的典制體,按章節分爲婚姻、族制、政體、階級、財產、官制、選舉等十八個專題,內容之廣泛,完全與今“大文化”涵義相合;下冊是中國政治史,從民族起源開始,敘述歷朝歷代史事直至民國開創。濃縮中國五千年曆史於一書,僅用了三十八萬字,其功力非同一般。 感恩遇見!
總體來講作爲有一定門檻的入門教材還是很好的,雖然很多觀點不苟同,但作爲掃盲的讀物還是非常好的,可以縱觀全局對我華夏的歷史脈絡,思想沿革做一個大致的梳理,字裏行間還是能感受到作者對於中國深沉的愛,很多評論說呂老是民族主義者,整本書都充斥着漢本位思想,我覺得這非常正常,中國文明的起源發展都是以漢民族的根本的,我不知道漢本位有什麼可指摘的,但還是要說,呂老對民族的理解還是稍有偏激,以此對岳飛的評價也走向了極端,但當讀到最後的"卅·九·一八於孤島"時突然也都釋然了,對於生在和平時代的我而言可以站在後世的角度更全面的品評歷史人物,包括呂老,而作者身處國破山河亡國在即的年代,很多偏激的言論我也沒資格苛責。"我們現在,所處的境界,誠極沉悶,卻不可無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豈有數萬萬的大族,數千年的大國、古國,而沒有前途之理?";"難道我爲奴爲隸,今生便了?不信我爲奴爲隸,今生便了。",這兩句話是呂老在我中華最危險時刻的期許和願景,愛國之心之堅定令人敬佩,希望我也能成爲這樣的人,諸君共勉。
經典的意義在於常讀常新 呂思勉的《中國通史》並非完美無缺,但其價值恰恰在於它展現了20世紀中國史家在傳統與現代、學術與啓蒙之間的艱難探索。它既非“定於一尊”的權威敘事,亦非碎片化的歷史隨筆,而是一部以紮實學養爲基、以通貫視野爲綱、以文明自覺爲魂的“講理之書”。 今天重讀《中國通史》,我們既能感受呂思勉“通古今之變”的史學智慧,也能從其侷限中反觀當代史學的進步——比如對社會史、全球史視角的拓展,對底層視角的重視。但無論如何,這部著作始終提醒我們:真正的通史,不僅要“通”時間之流,更要“通”文明之理;不僅要記錄過去,更要爲理解現在提供鏡鑑。這或許就是經典最持久的生命力所在。
在中國現代史學譜系中,呂思勉先生佔據着一個獨特而略顯孤獨的位置。當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史學界被"疑古派"的批判鋒芒和"史料派"的考據精細所主導時,呂思勉卻選擇了一條看似傳統實則創新的道路——他的《中國文化史》與《中國政治史》不是簡單的史料彙編,也不是對傳統敘事的全盤否定,而是一種深具方法論自覺的"縫合"工作。這種縫合不是簡單的修補,而是在現代史學觀念與傳統史識之間、在文化演進與政治變遷之間、在歷史斷裂與連續之間構建起一種新的理解框架。呂思勉的獨特貢獻恰恰在於:他既接受了現代史學的科學精神,又拒絕將中國歷史切割成符合西方理論模式的碎片;既承認歷史中的變革與斷裂,又執著地尋找那些維繫中國文明數千年不墜的內在連續性。 在方法論層面,呂思勉展現了一種超越時代的綜合能力。他生活在一個史學方法論劇烈變革的時代——胡適提倡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代表着科學主義對歷史研究的入侵,顧頡剛領導的"古史辨"運動則徹底動搖了傳統上古史的基礎,傅斯年"史學即是史料學"的口號將實證主義推向了極致。面對這些強勢的方法論潮流,呂思勉保持了一種審慎的中立。他的《中國文化史》既採用了當時最新的考古發現和文獻考證成果,又不陷入疑古派的過度懷疑或史料派的零碎考據。在討論封建制度時,他既接受王國維等對傳統封建說的修正,又不完全否定周代存在某種形式的封建結構;在分析秦漢制度時,他既承認中央集權的創新性,又指出其中對先秦制度的隱性繼承。這種平衡感源於呂思勉對歷史複雜性的深刻理解——他認識到任何重大的歷史變革都同時包含斷裂與連續的雙重性質。 呂思勉對歷史連續性的探索尤其體現在他對"制度生命"的獨特理解上。在《中國政治史》中,他提出一個核心觀點:中國政治制度的演變看似經歷了從封建到郡縣的根本轉變,但實際上某些核心要素如官僚選拔、中央與地方關係、財政體系等,始終保持着驚人的連續性。他以科舉制度爲例,詳細追溯了從漢代察舉到魏晉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唐科舉的演變過程,指出雖然形式屢變,但"選賢與能"的理念和將地方精英納入官僚體系的制度功能卻一脈相承。同樣,在分析宰相制度時,呂思勉展示了從秦漢的三公九卿到明清的內閣軍機處的表面差異下,那種分割相權、加強君權的內在邏輯如何持續發揮作用。這種制度分析超越了簡單的線性進化論,揭示了中國政治文明自我調適的獨特路徑。 呂思勉對中國文化特質的把握同樣體現了他尋找連續性的努力。在《中國文化史》中,他特別強調"家族制度"作爲中國文化核心要素的持久影響力。不同於當時一些學者將家族制度視爲落後的象徵,呂思勉客觀分析了家族組織如何從周代宗法制度開始,歷經秦漢豪族、魏晉門閥、唐宋宗族等不同形態,始終構成中國社會的基本單元。他指出,即使是佛教的傳入和理學的興起這樣的重大文化變革,也未能根本動搖家族在中國人世界觀中的核心地位。更值得注意的是,呂思勉將這種文化特質與政治發展聯繫起來考察——例如分析科舉制度如何通過"家國同構"的設計(如重視家禮、強調孝道),使政治精英選拔與文化價值傳承融爲一體。這種文化—政治的綜合視角,使呂思勉的歷史敘事獲得了一種罕見的深度和統一性。 在歷史分期這一關鍵問題上,呂思勉表現出與主流敘事的微妙差異。20世紀中國史學深受馬克思主義和社會進化論影響,普遍採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線性分期模式。呂思勉雖然也使用"封建"等術語,但他實際的分期標準更注重中國歷史自身呈現的轉折點。在《中國政治史》中,他特別強調三國至南北朝時期的重要性,認爲這段通常被視爲"分裂混亂"的時期實際上完成了從秦漢第一帝國到隋唐第二帝國的關鍵過渡,在士族形成、土地制度、民族融合等方面奠定了後續發展的基礎。同樣,他對唐宋變革的解讀也不簡單套用"封建社會"到"近代社會"的框架,而是細緻分析官僚體系專業化、商業經濟興起與文化普及之間的互動關係。這種尊重歷史內在節奏的分期方法,使呂思勉避免了當時常見的將中國歷史強行納入普世模式的弊端。 呂思勉的歷史觀對當代讀者具有特殊的啓示意義。在一個全球化與本土化張力加劇的時代,在中國重新思考自身文明定位的當下,呂思勉那種既開放又自主的史學態度顯得尤爲珍貴。他拒絕將中國歷史簡化爲符合西方理論預期的圖式,但也不退回到封閉的自我歌頌;他承認中國歷史中的停滯與侷限,但更關注那些使中華文明能夠不斷自我更新的內在機制。在《中國文化史》的結尾,呂思勉意味深長地指出:"一民族之文化,其始也固不能無所承,然必有所創焉,而後其文化乃真有價值。"這種平衡的文化自覺——既承認普遍性又堅持特殊性,既看到斷裂又重視連續——或許正是呂思勉留給我們最寶貴的思想遺產。 呂思勉的《中國文化史》和《中國政治史》出版已近百年,但其價值不僅沒有隨時代流逝而減損,反而在當下史學研究的語境中煥發出新的生命力。當後現代史學解構了宏大敘事、全球史觀突破了民族國家框架、新文化史轉向了碎片化微觀分析的今天,我們突然發現呂思勉那種尋求綜合與平衡的史學方法具有驚人的前瞻性。他教導我們,真正的歷史理解不在於非此即彼的選擇——不是要在傳統與現代、連續與斷裂、特殊與普遍之間二選一,而是要把握這些對立面之間的辯證關係。在21世紀重新閱讀呂思勉,我們學到的不僅是中國歷史的具體知識,更是一種思考歷史複雜性的智慧,一種在斷裂處發現縫合、在變革中識別延續的深刻能力。這種能力,對於任何試圖理解中國過去與未來的人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
斷斷續續讀了快一個月,呂思勉的《中國通史》上下冊終於讀完了。實際上留了一章關於宗教的沒有讀,沒有思考過的問題,讀之意義怕也不大,就先放着吧。總體來說,很直得一讀。打分的話,九分吧。一分扣在了時代的侷限性上,此書成於抗戰時期,不可避免的打上了深深的民族主義烙印,且有部分內容現在看來,已不怎麼合理。但即使如此,對於哪些演化的不怎麼快的東西,比如 文化、人性之類,呂先生的思考之深入,很不簡單。 說這本書,不可避開另一本與之類似的歷史書:錢穆的《國史大綱》。我十年前買的《國史大綱》,但是,並沒有讀下去,讀了大概幾十頁,就放下了。大約當時是覺得錢穆先生這種帶着“溫情”的歷史寫法,並不“客觀”,因此 ,失去了讀下去的“意義”。說到底,這是一個“求真”還是“求善”的問題。尤其是二者不可兼顧時,該如何選擇的問題。對於西方學者,可能求真的多一些,對於國人,求善似乎更爲合理。然而讀過史景遷與孔飛力的一些“歷史書”後,我發現,所謂的“真”和“善”之間的界限,並不是那麼明顯的,更不是隻能二選一的。呂思勉和錢穆所用的這種寫法 ,未必就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所以,似乎可以把十年前買的書再翻開看看了 。
尤其是前半部分的編纂體系爲近世史書少有。瑕不掩瑜的是,受限於民國內憂外患的歷史背景,作者有強烈的民族偏見,本作實爲漢人史書。另,不喜歡作者提及帝王時往往只列廟號/諡號還常常隱去國別的習慣,不考慮一般歷史背景的讀者感受,如宋遼金元時期,左一個x宗右一個x宗,我知道你是哪一國的x宗?
本書是爲抗戰時期大學歷史教材編寫,成書於1940年的上海。 1937年淞滬會戰後,上海已被日軍佔領,只有租界因日本沒準備與歐美開戰得以保存,形成四面被淪陷區包圍的“孤島”,本書就是在“孤島”上完成的。 上冊是文化史,分十八章,講婚姻、族制、政治等社會文化的歷史變遷。這部分非常有價值,文化是人類控制環境的工具,不同環境形成不同文化,進而形成不同的社會和政治。 下冊是通史,本來不想寫,教育部要求才加上的,非常簡要。 其實篇幅不長,只有三十多萬字,但讀得挺費勁,歷史基礎不行,得邊看邊查,花的時間同樣篇幅的小說都夠看三本了。 學了一個挺有意思的詞“操豚蹄而祝篝車”,用一個豬蹄許願滿車糧食的豐收,就是花五塊錢許五個億的願。
現在是未來的歷史,而歷史是過去的當下。歷史這本書越讀越厚,從學生時代積累的歷史碎片慢慢拼接上了、鏈通了,我帶着“何以爲我,何以爲家,何以爲國”的疑問一章章一本本地本,希望在某一天能茅塞頓開,對自己所生活的社會、國家能有更清晰、透徹的認知,自己能把那些認知運用起來,活得更精彩、有意義。我只是當代的螺絲釘,是未來史書中不會書寫或者一筆帶過的普羅大衆。但我熱愛這個國家、世界,我會繼續堅韌地往前走。
呂思勉的史觀在當年算新銳,不過與柏楊相較,仍然屬於正統派。他諷刺吳三桂毫無氣節,卻跟所有史學家一樣不能給人指條活路;他認爲“預備着的軍隊往往無用”,同樣迴避正面的國防問題;他預言民國“農業上的出路,是要推行大農制”,向蘇聯學習,後來的事實證明,那是一條歪路。 特別不能忍受呂思勉的文風,半文半白,乾巴而不簡潔,像是乾貨,更像乾柴。與其說是一本面向大衆的通史讀本,不如說是比較詳細的講課提綱或是聽課筆記。要論學術,太淺,要說通俗,又太深,真搞不懂爲何有那麼人吹捧。 讓人眼前一亮的是這部通史的架構,上編中國文化史,從婚姻到宗教,分專題梳理了18章。 這個版本的文字差錯倒也不多,討嫌的是配圖不說明攝製時間,害我以爲是原配的老照片,開始還驚訝爲何七八十年了都沒變。“慢讀識堂奧,重讀悟世界”,斯坦威圖書的口號擬得挺好。但品牌建設的核心還是在於產品本身,質量決定一切,該吸取“江小白”“小罐茶”的教訓。 嚴耕望所稱的現代史學四大家,此前讀過錢穆、陳寅恪的文章,此後再讀本陳垣的書吧。 2019-01-19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