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先秦史

《中國大歷史：先秦史》呂思勉 這本書對我來說，挺難讀的，半文半白，邊讀邊查，還需要大段時間專注閱讀才能理解作者的表達，這本書主要分爲兩個大部分：政治史（按時代先後順序，梳理了從遠古傳說、三皇五帝到春秋戰國秦統一的脈絡），社會文化史（分章討論了官制、飲食、衣服、建築、宗教、學術、工商業、婚姻等）。歷史不只是帝王將相的家譜，更是整個社會體制和物質生活的變遷。文明的誕生是痛苦且真實的，從部落的混戰到禮樂制度的建立，從井田制的崩壞到官僚體制的萌芽，每一步都是社會內部各種力量博弈的結果。書裏面有時候爲了考證一個地名或者官職，引用很多文獻的大段古文，對我來說會顯得好像比較跳躍，不過可以從本書學習到一些讀歷史的方法。

大概是在大量出土文物前，中國上古史所能達到的極致吧！一頁頁披讀，敬佩油然而生….

整部先秦史結構嚴密、敘述翔實，文化經濟軍事政治人物等講解都相當到位。縱觀先秦史可敘述的內容實在太多，作者已經儘量包羅其中，可見耗費精力和時間之巨。

斷斷續續讀了四個月，呂老真的是大家，需要邊看邊查才能明白個大概，但也是囫圇吞棗，一知半解，說評價還不夠格，爲進一步瞭解先秦史，後續會繼續讀呂老的《先秦學術概論》，對思想史再做個梳理。

亂世先秦各國政府對思想控制不嚴。百家爭鳴人才輩出，聊來道家儒家法家等等各自都有其歷史背景與功過

今天，我跟着呂思勉先生，在他的《先秦史》總論裏仔細地走了一遍。這不止是在讀一本書，更像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嚴肅的學術對話。我試着用我自己的話，把我和呂先生一起探討過的這些核心問題，從頭到尾串起來，看看我們究竟談了些什麼。 首先，我們討論了歷史到底有什麼用，也就是“以史爲鑑”到底是什麼意思。呂先生認爲，歷史的作用在於“求明乎社會之所以然”，讓我們弄明白社會是怎麼一步步走到今天的。這個我完全同意。但他接着就說，“以史爲鑑”是做不到的，因爲世事像流水一樣，轉瞬就變了樣，今天的問題在過去找不到完全一樣的先例，強行類比就是“執古方以藥今病”。 我當時就覺得，呂先生這裏說得不太對。我明白他是在警惕那種刻舟求劍式的愚蠢，但我認爲，歷史除了“變”的一面，還有“同”的一面。比如我借用徐復觀先生的觀察，中國社會里“萬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這種價值單一性，從科舉時代一直延續到今天，仍然是一種不在少數的觀點。這不就是歷史中那個頑固的“同”嗎？看到這種深植於社會肌理的文化慣性，用它來理解我們今天很多問題的根源，這不正是一種更深刻、更高層次的“以史爲鑑”嗎？我不是在抄作業，我是在追問“我們爲何會如此思考”。所以，我把呂先生的觀點往前推了一步：以史爲鑑，不是找現成答案，而是在理解我們從何處來的基礎上，爲今天的問題尋找診斷的思路。 接着，我們又聊到了怎麼給歷史分段，也就是“歷史分期”。呂先生強烈反對用“上古、中古、近世”這種舶來的、模糊的框架來套中國歷史，他主張“自審史事而爲之”，分期應該從中國歷史自身的脈絡里長出來。他給自己的書取名《先秦史》，就是用“秦以前”這個從制度鉅變中生長出來的標尺，做了一次完美的示範。這點上，我跟呂先生完全想到一塊兒去了。我自己也在構建歷史框架，完全認同他這個原則。我甚至在他“周以前爲一期”的基礎上，又細分了一下，覺得夏商之前是文明前夜，夏商是早期王朝，周、春秋、戰國是宗法分封制的完整週期，秦漢則是下一段的開始。這算是用我自己的推演，去回應了他的分期原則。 然後，我們進入了一個更深的問題：爲什麼秦以前和秦以後的歷史，我們研究的方法必須不一樣？呂先生點出了一個關鍵：史料本身在這裏發生了斷裂。秦以前的史書是“官書”，是“密件”，秦火一燒，幾乎亡絕。我當時就補了一句，之所以是“密件”，是因爲這些檔案即使在周王室和諸侯內部，也不是人人能見、人人能知的。它們是政權合法性的祕密說明書，被鎖在最深的宮殿裏，沒有在民間流傳過。所以一把火，就燒絕了。 呂先生又說，但諸子百家的思想燒不盡，因爲學術靠口耳相傳。他提到春秋戰國“王官之學散入民間”。我順着他的思路往下想，發現這場“下移”是不完整的。史料確實也有一部分流入了民間，但諸子百家們看到這些史料，想的不是去系統地收集整理，而是把它們當作補充完善自己思想的材料，或者當作啓發靈感的火花。一者，在他們看來，“史書自有史官記錄整理，無需他們去做，可能也不允許他們去做”；二者，他們本來就在忙着創立自己的學說，心思不在做檔案管理員上。所以，史料從“官方密件”變成了“散落民間的零散竹簡”，但始終沒有經歷“系統化”這關鍵一步。沒有體系保護的零散記錄，自然在一把火面前，比有師承口授的思想要脆弱得多。這一點，算是我對呂先生觀點的一個補充和深化。 順着這條線，我們談到了先秦史學的根本特質。呂先生點出，先秦史官與後世不同，所記並非單純的史料。我立刻抓住了這個洞見的源頭：先秦的史官，實爲“巫”的演化。他們記錄的首要目的是溝通天人、解釋天意，是爲政權合法性服務的，所以那些記錄纔是“密件”。這從根本上解釋了中國最早的“歷史寫作”爲何是直觀的、意向的。 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才更清楚地看到了孔子和左丘明的偉大。我說左丘明很可能本身就是個史官，因爲他能接觸到魯國國史，能以年爲經、以事爲緯，爲《春秋》寫出那麼詳細的傳記，這絕不是普通民間學者能做到的。他站在“官守”與“民學”的交叉點上，是最後一個親眼見過那些密件、並且有能力和意願把它們整理成系統史著的人。 我還觀察到，《左傳》這本書，只有敘事，沒有長篇大論的思想闡述，只有“寓褒貶於敘事”這種價值觀的表現。我意識到，哪怕僅僅是這種春秋筆法，對史官來說也已經“越界”了。因爲最古老的巫史職責是“記”而不是“斷”，只對上天負責。左丘明卻用詳細的敘事，爲孔子的褒貶提供了證據，把歷史的裁判權從天上拉到了人間，把“密件”轉化成了“公器”。 然而，正是這個“越界”之舉，爲後世立下了不朽的典範。他雖然和先秦巫史記錄的內容和任務不同了，但他那種“獨立客觀記錄”、用事實來承載價值的精神，一直被後世那些最優秀的史官繼承了下來。他們不畏強權，秉筆直書，甚至把史料視爲不應被官家隨意查閱的天下公器。我認爲，這其實就是“士大夫精神”的源頭之一。 最後，我把這一點收束到了我長期思考的一個核心命題上。這也印證了我一直以來的想法：士大夫手中的那支史筆，是對皇權專制實實在在的制約。皇帝可以罷免宰相，可以不聽諫言，但他永遠無法在青史之上堵住悠悠衆口。這種超越制度和權力的、深植於文化傳統的道德約束，正是中國“文化向心力”在精神層面最高級的表現，也是中國傳統政治裏，“皇權不等於絕對專制”的一個重要原因。 綜上所述，我和呂思勉先生的這場對話，我認可了他關於“求明乎社會之所以然”的根本目的，讚賞了他“自審史事”的分期原則，並從他關於史料斷裂和巫史傳統的論述中獲得了巨大的啓發。但同時，我也用自己的獨立思考，深化了對“以史爲鑑”的理解，補充了史料消亡的深層原因，並最終將這一切串聯到了我自己的核心框架——“文化向心力”之上。我不只是在聽一個前輩講課，我是在和他對談，從他的思想裏汲取力量，然後走我自己的路。我之所以能理解呂先生，是因爲我試着走進他的時代。他親眼看見了傳統中國的終結。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前，他們那一代人痛苦地發現，祖傳的智慧竟然完全失效了。這不是某幾味藥方失靈，而是整個診斷體系遭到了質疑。所以他說“執古方以藥今病，安往而不貽誤”時，那不是一個歷史學家的冷靜判斷，而是一個倖存者對後人最沉痛的警示。他太害怕後人再犯同樣的錯，太害怕人們因迷信過往而再次錯過擁抱新世界的機會。 這樣去理解他，就不再是評判他“對不對”，而是在實踐我自己的方法論——走進古人心裏，替他算賬。我算出了他那筆賬背後的恐懼、挫敗和責任感。 然後我接着想，整個學界幾十年間從傳統文化中找不到應對的方法，於是分裂成三條路：向外求、全面否定傳統的；嘗試融合中西的；以及堅守傳統、重新認識傳統的。我特別想說的是，刨除極少數心術不正者，絕大多數人，無論走哪條路，都是出於對中國未來的急切之心。那些“左右搖擺”的人，尤其讓我動容。他們不是沒有定見，而是太有責任心。每一次搖擺，都是真誠的困惑，是“看到了，又好像沒看到”的迷茫。這不是軟弱，這是一個願意爲民族負責的人，在面對巨大不確定性時最誠實的反應。 我用魯迅先生爲這種精神做了最極致的註解。他三改其志，一生在找路，卻從未宣稱自己找到了那條唯一正確的路。他把自己活成一團燒穿黑暗的野火，哪怕不知道前路在何方，也從未停下腳步。我說他沒有一條認定的路，甚至一直都沒看清路在何方。這不是貶低，而是一種至高的理解。他代表了那個時代最真誠、最徹底的求索精神。 從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再到共產主義，這條路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對前一階段的否定。還有很多人“轉不過彎”，但我理解那不是愚昧或頑固。王國維的殉道、胡適的堅持、陳獨秀的被超越——他們每一個人的“轉不過彎”，都可能基於獨立的思考。在那個各種主義激烈競爭、國家命運懸於一線的時代，選擇何種道路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思想難題。這種不盲從、不趕潮流的風骨，是那一代知識分子最寶貴的品質。 最後，我把這一切收在了一個極沉靜、也極有力度的結尾上。短短一百年，經歷了太多，嘗試了太多，犧牲了太多。直到現在我們走的這條路，也是史無前例、無人走過的，仍然需要謹慎探索。 這個“謹慎”，不是膽怯，而是對歷史複雜性的充分尊重，是對先輩犧牲的最高敬意。我從焚書那場火一路追問到這裏，從歷史的規律追問到現實的擔當，從秦政的性格追問到民國的抉擇。我理解了呂先生那代人的痛苦，也理解了魯迅那代人的求索，然後我對自己說：我們還在路上，還要謹慎地走下去。 這，就是我這趟思想跋涉的終點，也是新的起點。我們是站在他們肩膀上的，沒有他們的努力就沒有我們現在對待歷史的新方法。我雖然不認同他的觀點，但是我理解他的觀點。不是他不如我，是他沒有條件站在我所站的位置。

立論脫俗，史料豐富，邏輯嚴謹。

胡適說過“歷史就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我們通過歷史還是能還原她素顏的模樣。但如果參雜了某些主義的歷史，留下來的只有一些毫無血肉的雕像，爲了某些人的利益讓我們膜拜的雕像。所以讀史就要讀錢穆，黃仁宇，呂思勉這些脫離了主義的研究者。

實話實說，用現在的眼光看，還是過於陳舊。但是在沒有從土裏挖什麼東西出來的時候，確實老呂代表着較高的學術水平。沒有前人開路的時候，自己就總結出了先秦史怎麼來寫，不僅要說得清楚，而且要言簡意賅。只是裏面史料用得太多，有時候閱讀起來，順暢度差一些。先從三皇五帝的事蹟說起，因爲這一部分的真假程度，到現在我們也是有一些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不太清晰，接着再從夏、商、西周開始講述，當然土裏挖出來的很多，我們已經一步一步的確認了。最後再從分述春秋和戰國，講起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以及秦怎麼統一的天下。後面幾個章節主要講的是當時的一個政治，文化，經濟交通等內容。整體來說比較偏工具書，特別是最後七章的時候，單獨拎出來，是又可以成書的部分。

爲大家排雷：這個是純文言文版本，看了一丟丟，我水平不夠實在看不下去了。 微信讀書裏另有文白對照版本《先秦史：文白對照版》和純白話文版本《呂思勉白話中國史》（這個不止先秦還有呂的另外4本），我先去看對照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