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

冀朝鼎，留美博士，回国后受命潜伏主导经济工作，专门替孔祥熙、宋子文出主意，参与策划的法币与金圆券致国统区经济失利。弟弟冀朝铸被誉为“中国红墙第一翻译”。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是他23岁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李约瑟曾经评论说：这是迄今为止，一切西文中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方面最卓越的著作之一。 冀朝鼎认为西方的资本积累，主要依赖榨取殖民地，而不是剥削其国内的工人阶级。工业革命之后，大英帝国的基本经济区也在殖民地，而不是在其国内。这是当今世界结构的要害。 回到《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本书讲的农业社会中国立国的经济基础。插一句，工业调查方面，属马洪和孙尚清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 所谓分裂与割据，一方面在于基本经济区的争夺，另一方面则在于地方建设造成的基本经济区的扩大与转移，占优势的经济区一旦确立，控制了基本经济区的首领，就获得了优越的物质利益而胜过与之竞争的其他集团，最后把国家统一起来。 以基本经济区为控制杠杆当作出发点研究中国历史，可以更好地解释有关统一与分裂这一中心问题。按照这个标准书中介绍：从公元前255年到公元1842年（有外国列强影响的近代时期的开端）的中国经济史分为5个时期。第一个统一与和平时期（前255—220年）包括秦朝和汉朝，泾水、渭水、汾水和黄河下游流域为基本经济区。第一个分裂和斗争时期（220—589年，极为重要的转变时期）包括三国、晋朝和南北朝；四川与长江下游流域，因为灌溉与防洪的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农业生产地区，对早期基本经济区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第二个统一与和平时期（589—907年）包括隋朝和唐朝，长江流域获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同时大运河也得以迅速发展，把首都和新基本经济区连接起来。第二个分裂与斗争时期（907—1279年）包括五代、宋朝和北方的辽朝和金朝，长江流域作为中国突出的基本经济区进一步得到迅猛发展。第三个统一与和平时期（1279—1911年）包括元朝、明朝和清朝，统治者日益担心首都与基本经济区之间的距离，多次想把海河流域（即现河北省）发展成为基本经济区。可惜想用直隶产的粮食代替来自江南的漕粮、不再从南方运输粮食的愿望从未实现过。 作者分析历朝水利工程建设如何在基本经济区南移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这是本书的核心论述，虽高度概括，但脉络清晰。 最后作者特别强调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是为了研究从公元前255年到公元1842年的历史过程特别提出的。但是19世纪中叶中国的被迫开放，结束了一个历史阶段，随着铁路的修建、工业和贸易的发展、海外贸易的出现，公共治水工程作为政治武器的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而农业生产率，作为衡量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尺度，也失去了支配意义，这一概念便不再适用了。 必须提出新的概念，才能描述新关系，分析新情况。

很新颖的视角，带有浓厚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去看待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变迁与发展。作者从水利入手，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解释围绕基本经济区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历史政治变化（也就是上层关系）。简言之，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即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作为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一直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每一次政治上的变动（如东汉迁都洛阳、隋修建大运河、元明清三代定都北方修缮大运河等），本质上都是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即基本经济区）之间的博弈与变动。 美中不足的是，书中很多观点有主观臆断之嫌，其中的某些观点更有前后矛盾之嫌。但仍不妨碍此书的伟大，也不禁让我思考现今的“基本经济区”。虽然作者在书中明确表示现代化、工业化社会下的交通工具打破了原有的基本经济区概念与格局，但某些内核仍然存在。对当今中国而言，税收的形式从粮食变为了各种产值（如工业产值、金融、土地价值等）。毫无疑问，当今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大相分离，政府也不再需要修建水利工程来稳定自身经济。当税收的重心向着二产与三产转移时，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就变成了新时代的“水利工程”，各地不同的税收政策也就变成了新的“漕运”。中央仍需牢牢掌握着南方的经济命脉以维护政治中心与统治力。 太阳底下无新事，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

作者经过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训练，来回看中国历代王朝区域关系，作为一本1935年的学术著作，虽然不可避免存在一些时代局限性，但整个著作在今天也不至于落伍，学到很多。 基本经济区作为中国历代王朝统一政权的物质基础，如出版后记所言“中国历代政权为坐稳江山，必先维持一个稳定的政治中心；为供应政治中心大量人口的衣食，必须依靠一个基本经济区；中国以农业立国，建设基本经济区必先兴修水利”。 阅读时在想，这一基本逻辑真的不适合商业繁荣的今天了吗？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受益于建国初的大兴水利吗？饭都吃不饱何来社会发展、安居乐业，这也是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维护基本粮食安全的意义所在，只不过不再像农业社会一样财政收入也要维系于粮食上。 在今天，没有“基本经济区”了吗？养活政权和军队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区域、财政收入主要来源行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做“基本经济区”，相比以前只不过“基本经济区”的含义更加多元，谁控制了这个命脉，谁就掌控话语权，或者如文中所言“意味着一种物质优势，是一种成功的条件”。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发展可以不再维系于“土地”了吗？无论是土地产出的粮食还是土地产出的财政……

早晨上课时老师推荐的书，用一下午时间读完，颇有收获。这本八十五年前的著作深受年鉴学派的影响，其理论直接来源于魏特夫的“治水社会”，但作者对于中国政治与经济变迁有相当深刻的见解。以今人占有的材料来看虽略显粗糙，但视角新颖，颇多创见，哪怕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相关研究中也少有超越这本小册子的。

本书并非重新解读整个中国历史，然而，如果能证明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有助于解决中国历史的某一个根本问题，也许对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理解和解释就会发生改变。

水利兴废定兴衰 冀朝鼎，生于1903年，山西汾阳人，他出身名门，父亲冀贡泉先后担任过山西司法厅长和教育厅长。1916年，年仅13岁的冀朝鼎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热血少年冀朝鼎参加了五四运动，后被捕。被捕学生中，清华最小的是冀朝鼎，16岁。北大最小的是刘仁静，17岁。1924年，21岁的冀朝鼎以优异成绩被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录取，赴美留学。在去美国之前，他专门去北大拜访了李大钊。　　1926年，冀朝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而博士论文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篇论文震惊了美国政界与学界，那一年，冀朝鼎只有23岁。那个时候，冀朝鼎的研究关心战争与税收问题，在他看来，西方的资本积累，主要依赖榨取殖民地，而不是剥削其国内的工人阶级。工业革命之后，大英帝国的基本经济区也在殖民地，而不是在其国内。这是当今世界结构的要害。　　1927年，冀朝鼎去欧洲参加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同盟大会。在欧洲，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去了莫斯科，担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的翻译和秘书。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冀朝鼎就已经与邓中夏结为好友，邓的父亲邓典谟，与冀朝鼎的父亲冀贡泉，都是民国政府的高官。　　1929年，《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在纽约出版，给冀朝鼎带来了巨大学术声誉。 作者明确，所谓基本经济区，是依托灌溉、防洪、运河水利体系发展起来的核心经济区域。这片区域的农业产能与水运条件远超其他地域，既是王朝存续的经济根基，也是统治者掌控全国的政治杠杆。不同于魏特夫将东方水利工程简单等同于专制主义的论断，冀朝鼎更注重中国疆域的区域差异性，聚焦经济区位的转移规律，精准贴合中国历史发展的真实脉络。 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主导的古代社会，分散的村落经济缺乏自发整合全国的能力。王朝的大一统格局，从来不是单纯依靠军事威慑与官僚体系维系。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本质上是一种松散的统一，缺乏全域性的经济联结。唯有牢牢掌控高产、便捷的基本经济区，中央政府才能持续获取粮食与赋税，支撑都城运转、军队驻防与官僚体系开支，进而制衡、掌控全国其他附属区域。一旦核心经济区的优势衰退、地位动摇，王朝的统治根基便会松动，地方割据随之滋生，分裂局面就此形成。而新王朝的统一进程，本质上也是扎根新兴经济核心区、重塑经济主导权的过程。 水利建设是基本经济区形成、发展与转移的核心驱动力。书中结合大量史料与历代治水数据，清晰梳理出水利、农业、国运三者的紧密关联。清代慕天颜曾言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这句话精准概括了古代中国的治国底层逻辑。中国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为水利农业的繁荣奠定了先天基础。黄土土壤具备特殊的自我施肥特性，汛期河流裹挟的淤泥能够改良农田，大幅提升土地产能。季风气候带来的降水不均、旱涝频发的现状，倒逼历代王朝持续修建灌溉与防洪工程。而密布全国的水系网络，也为运河开凿、水运通商提供了天然条件。 依托自然禀赋与人工水利的双向赋能，中国基本经济区完成了自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千年转移，这也是贯穿古代中国历史的长周期演变规律。秦汉时期，泾渭、汾水滋养的黄河中下游流域，是无可替代的经济核心，郑国渠、白渠等水利工程，让关中平原成为秦汉一统天下的底气。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之中，北方战乱频繁、水利荒废，人口大规模南迁，南方水利工程逐步兴起，四川盆地与长江下游的经济实力持续攀升，开始挑战北方的核心地位。 至隋唐时期，大运河全线贯通，彻底打通南北经济脉络，长江流域正式取代黄河流域，成为全国新的基本经济区。唐朝江南地区的田赋，已然占据全国九成，足以印证经济重心的彻底南移。两宋时期，南方圩田、围田大规模开发，水利体系愈发完善，基本经济区的发展走向成熟，但豪强侵占湖田、垄断水利资源的乱象，也滋生了诸多社会矛盾，成为地方治理的顽疾。 元明清三代出现了独特的历史悖论。三代王朝均定都北京，政治中心稳固在北方，可经济命脉却牢牢掌控在千里之外的长江流域。为消解政治与经济中心割裂的隐患，历代统治者屡次尝试开发海河流域，试图打造第二个江南，弥补北方经济短板。但受限于土壤、水系、气候的天然劣势，所有努力最终悉数落空。王朝只能依靠大运河维系南北物资流通，江南漕粮成为都城存续、国家运转的绝对依托，这种格局贯穿了整个帝制晚期。 数据清晰证明，水利工程的兴废，从来不是自然气候波动的结果，而是统治集团政治经济选择的直接体现。历代王朝都会集中人力物力，优先建设核心经济区的水利设施，牺牲边缘区域的发展利益，稳固自身统治根基。汉代水利工程高度集中于关中、河南，唐代南方治水规模首次超越北方，宋代长江流域水利建设数量成倍增长，这些变化都是基本经济区转移的真实佐证。 同时，基本经济区的差异，也塑造了古代中国多元的区域格局与社会形态。不同经济区域的土地制度、税收标准、商业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地方宗族势力、农民生活状态也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不仅影响王朝的财政布局，更深刻影响着乱世割据的局势走向。历代农民战争、地方割据势力的胜负，往往依托核心经济区的物资支撑，地理与经济优势，成为左右历史走向的隐性关键。 除此之外，本书厘清了中国治水事业的起源本质，破除了传统史学的神话叙事。作者依托顾颉刚的古史研究，解构了大禹治水的传说神话，证实大规模国家水利工程并非起源于上古贤君的德政。井田制时代，农奴被束缚于土地，无法调动大规模劳动力，不具备大型水利建设的社会条件。直至战国时期，铁器与牛耕普及，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确立，游离劳动力大量出现，才为大型水利工程提供了基础。 战国诸侯纷纷将水利建设作为争霸武器，修堤防洪、开凿运河，以水利优势壮大国力、制衡邻国。郑国渠的修建，让关中平原成为沃土，助力秦国积累绝对经济优势，最终横扫六国、一统天下。自此之后，水利建设正式成为古代中央王朝的核心国家职能，延续两千余年。 输的内容并不是很多，但此书一书却享誉学界已久，有过人之处，眼光独到。当然，本书的研究有着清晰的时代边界。作者明确指出，基本经济区的理论体系，仅适用于公元前255年至1842年的传统半封建时代。近代以后，通商口岸开放、工业文明兴起、铁路交通普及，传统水利主导的区域经济格局被彻底颠覆。列强入侵、近代工商业发展，重塑了中国的经济重心与政治格局，这套延续千年的历史规律，不再适配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 通读全书不难发现，这本著作最珍贵的价值，便是跳出人物与事件的表层叙事，以地理、水利、经济为抓手，构建起一套解释中国古代治乱兴衰的完整逻辑。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铁律，从来不是虚无的天道轮回，而是基本经济区兴衰转移的必然结果。水利兴则核心区盛，核心区盛则王朝一统。核心区衰败转移，则天下动荡分裂。

这本书成书于1930年代，看到"冀朝鼎"，我就在想他跟冀朝铸什么关系，没想到是亲兄弟，一门双杰，难得！ 看书名，以为是讲中国历史上经济区的形成发展和转移，包括人口、经济总量、人们的生活等方面，实际这本书是一本关于灌溉和水利的发展史，讲述了中国自秦代以来的各个时期在水利方面的投入，以及水利发展所带来基本经济区的转移……，作者在书中一直谈到的名词"半封建"，我不太认同，这是西方史观，中国从秦统一以来，就走出了封建制，二千年来帝制一以贯之，我们绝非西欧一类的封建领主制，而是家天下为中心的皇帝士大夫统治模式！ 作者在文中谈了很多水利工程，谈到基本经济区从关中平原转移到洛黄区域，再到江淮地区，再到吴越地区，再到岭南地区，最后谈到大运河带来的燕赵之地……，其实可以看出我国基本经济区的转移同时，政治中心也随之转移；有一点作者没有很深入的聊——400mm等降水线，降水带的南移，是否也促使了基本经济带的南移？秦代以关中巴蜀之地力，一统天下，后汉有以关中洛水地区兴旺四百年，由晋室南渡，江南地区逐步因政治中心而发展，南北朝时期，关中平洛与江南地区，构成了两大基本经济区；后隋朝一统南北，隋唐时期关中因数百年的发展，地力不足以养人，皇帝曾多次带大臣去洛阳就食，汴洛之地，已取代关中成为北方新的基本经济区，因大运河的修建，两淮地区亦愈发繁荣，安史之乱后两淮竟以地区之力，对抗中央，与之连成片的江浙地区，则在多年安定后，逐步取代北方，成为天下基本经济区的趋势，再难逆转，直到而今；五代宋辽金的割据，从客观上强化了南北之分，元朝的一统并没有消弭南北的差别，反而因其宽政，南北之地，地域性变得更强，至明，南北才真正再次融为一体，清承明制，然经济重心再次南移，形成了东南、岭南双强的局面，直到而今！ 这本书，读起来枯燥无味，像论文，却论述不深入，然能从基本经济区角度，审视中国历史，不失为一新颖角度！

本书成书于1935年，作者不但是一位水利和历史论述方面的专家，还是当年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据说还是《北平无战事》其中一位主角的原型人物。6万余字，与其说是一本书，倒不如说是一篇长篇论文，作者很谦虚，然而文章的内容是颇具宏观视角的启发性的。总体而言，中国历史经济与水利工程的发展的相关性是讲清楚了，特别重要的是提出中国有史以来的两重要分裂时期：三国至南北朝，唐末五代宋辽金，其分裂的原因首先倒不在外族的冲击，而是内部经济重心转移造成的地方与中央权利的失衡。

本书颇具启发意义。 1. 用“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古代所谓“封建时期”的王朝兴衰、统一分裂是新颖的角度。 2.以水利工程的兴修多寡来分析基本经济区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北南转移也有独到之处。 3.学到了治水不仅与漕运，民生相关，还可起到军事或战争目的；洪水过后沃野千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道理。 不足之处： 1.基本经济区转移之说符合常识，惜未详证，部分推论又过于粗暴。各地历年粮食产量的数据或为明证。安史之乱后江南赋税占全国 9/10，或因藩镇势大、租税不缴，不能直证经济中心转移。 2.分裂之说仅言三国、五代，愚不止于此。仅以宋为例，宋辽夏不过又一三国耳。宋之疆域，安可经略河北？ 3.为强调水利工程之军事目的，不少例证有强加之嫌。后半部长篇大论更似水利断代史，不再有眼前一亮之感。 凡上种种，概因成文于1935年，囿于时代，颇多观念相异。却证友人“文史哲，今人定胜古人”之说。

突破了传统以政治、文化为核心的历史研究范式，创造性的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理论，耳目一新。以水利开发与农业发展为关键线索，梳理了基本经济区的演变，以及其对王朝更迭的关联。他让我看到了，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并不是现代社会独有，历史上的经济区转移，往往与自然环境、技术进步和政策选择共同作用，刷新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