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清泰
当今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技术等领域即将引发“第三次产业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第一的制造大国,受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影响,将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中国能否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将直接影响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竞争地位。作者经过多年的跟踪调查与研究,得出基本的判断: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后发跟踪优势逐渐消失。中国要维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就要从传统的投资驱动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转型。而这一转型的实现有赖于进一步理清思路、改革不适应的体制、制定积极有效的政策、激发企业家的创新活力、充分释放创新能量。概而言之,以创新拉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需要二刷,写得很实在,很专业,也敢于实事求是
给予:不行 建议了解性的阅读。 一、所想所思 这本书让我面对一个无法绕开的悖论:创造中国增长奇迹的政府主导模式,它的延续却需要政府自己交出权力。作者把改革希望寄托在同一个政府身上。但什么力量能推动权力自我削弱?是竞争倒逼,还是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终将冲破一切人为设计的边界?我没有答案,但这个追问比任何结论都更真实。 二、一句话精髓 从政府主导的增长转向市场主导的创新,让价格信号而不是行政指令驱动企业升级。 三、内容全景 核心论点 作者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如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追赶型模式,转向创新驱动、效率提升的创新型模式。他的核心主张是:实现这一转型的根本前提是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通过"倒逼机制"让价格信号而不是行政指令来驱动企业创新。 逻辑脉络 全书按六个主题加附录展开,环环相扣。 第一篇诊断传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提出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区分追赶型与创新型经济两种内在逻辑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作者指出,追赶型经济有现成模板、需求可预测、技术可购买,政府主导模式发挥了极致作用;但创新型经济的创新方向无法预判,谁能成功无法预知,必须由市场主体分散决策。 第二篇分析企业不创新的制度根源,提出"倒逼机制"为核心的政策思路。作者发现,政府通过资源配置权和对要素价格的控制,把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隔离在自身层面,没有转变为价格信号,创新的动力就这样被阻截了。他还指出"机会导向"的发展环境让"创新的干不过投机的",企业宁愿在"搞关系"上下本钱也不愿做技术投入。 第三篇讨论产业升级的三种形式,警告不能把发展新兴产业演变成"升级版"的外延扩张。八个字说透了:"引来了企业,见不到技术"。作者强调,发展新兴产业必须从掌握核心技术开始,不能套用过去的发展模式固守低端制造。 第四篇主张从"拥有国有企业"转变为"拥有国有资本",推动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作者担心国企改革的停滞和反复,指出垄断产生反技术进步倾向,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不愿以较大投入冒创新失败的风险。 第五篇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指出中国在工业化中后期与第三次工业革命交集,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也存在着严峻挑战。作者深入对比两种经济模式的内在逻辑差异,越接近市场、行政干预越少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越高、效益表现越好。 第六篇以特斯拉、电动汽车等产业案例展开,系统反思中国"强干预型产业政策"三十年实践,区分了横向产业政策与纵向产业政策的不同效果。作者指出,产业政策在中国执行了近30年,经济发展追赶前期有得有失得大于失,追赶中后期有失有得失大于失。 附录收录了作者2009年至2013年间在多个重要场合的讲话和文章,包括上海瑞银金融论坛讲话、经济工作座谈会发言、关于新能源产业的专题论述等,展示了从理论分析到政策落地的完整思考链条。 关键概念 其一,全要素生产率。在资本和劳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引起产出增加的因素,是基于创新和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效率提高。技术进步没有天花板,而物质资本投资存在报酬递减效应。 其二,追赶型经济。有现成模板可以效仿,同质化需求可预测,成熟技术可从国际市场购买,政府有信息优势,因此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模式发挥了极致作用。 其三,创新型经济。创新方向无法准确预判,谁能成功无法预知,只能在大量进入者的竞相探索中日渐明朗,必须由市场主体分散决策,政府无法替代。 其四,倒逼机制。生产要素价格上升、环保成本内部化、市场竞争充分等外部压力推动企业创新的机制。政府如果通过资源配置权和价格控制把压力屏蔽在自身层面,创新的动力就被阻截了。 其五,横向产业政策与纵向产业政策。横向政策是普适性政策,如完善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效果良好;纵向政策是针对选定产业的促进政策,在市场失灵领域有良好效果,但存在过度干预风险。 其六,强干预型产业政策。继承计划经济管理理念,以市场准入限制性审批和政府认定新兴产业的工具来实施,绕过竞争筛选,由政府认定"依托企业"。后果是竞争不足削弱创新动力,补贴扭曲生产成本,审批滋生腐败。 独特视角 这本书区别于同类作品的最大特点是,作者不是学院派经济学家,而是中国产业政策从制定到执行的核心亲历者。他曾长期担任企业主管,又在国家经贸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担任要职,这使得他的分析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大量第一手的政策操作细节。他对"强干预型产业政策"的批评不是来自外部观察,而是来自内部反思。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他始终把"改革"而不是"产业选择"作为转型的核心变量,认为没有经济体制的深层改革,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只能是空谈。 重要金句 "引来了企业,见不到技术" 八个字撕开了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典型困境。招商引资的数字好看,但核心技术没有落地,到头来还是给别人做嫁衣。 "特斯拉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还不可能发生" 作者没有说中国永远不可能,他说的是"还"不可能。这个"还"字里有对体制障碍的清醒认识,也有对未来的期待。 "有怎样的发展环境,大多数企业就会选择怎样的发展模式" 这句话把"企业不创新"的责任从道德层面拉回到制度层面。不是企业家不行,是环境让他们做出了理性选择。 "把实现颠覆性技术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行将受损的既有大企业身上,成功的概率又有几何?" 一个反问,比任何论证都有力。它指向了"扶优扶强"政策的内在矛盾,也是对一切反竞争准入制度的拷问。 "把握不好将再次被淘汰;把握得好完全有可能实现一次历史性超越" 这是作者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判断。他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而是把问题抛给了读者。机会和风险都是真实的,关键看怎么选择。 四、批判性审视 本书的说服力 这本书在诊断层面的论证是扎实的。作者对传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性的分析,从投资报酬递减、资源环境约束到人口红利消失,三个维度环环相扣。他对"追赶型经济"与"创新型经济"两种模式内在逻辑差异的区分,是我读过的最清晰的表述之一。在政策层面,他对"强干预型产业政策"的批评,因为来自亲历者而具有特殊的说服力。但是,他在论证"市场主导"的优越性时,隐含了一个前提:市场配置资源一定比政府更有效。这个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成立,但在涉及国家安全、战略资源、公共品等领域,市场失灵是真实存在的。作者没有充分讨论这些例外情况,这使得他的论证有时显得过于单向。 本书的局限 核心局限在于:作者把转型的希望寄托在同一个政府身上。他主张"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又要求政府交出资源配置权。这个悖论他没有正面回答。在他的分析框架中,政府既是改革的阻力,又是改革的推动者。那么,什么力量会推动政府自我革命?如果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足够大,改革会不会停滞?从2013年成书到现在的实际情况看,作者所担心的"强干预型产业政策"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某些领域强化了。这反过来让人怀疑:他提出的改革路径,是否低估了制度变迁的阻力。 必须质疑核心论点 作者的核心主张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能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一个更深刻的矛盾。他写道:"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一方面创造出更高级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又把资本本身作为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限制着生产力。"也就是说,市场主导下的竞争确实会推动技术进步,但这是在资本积累规律的支配下进行的。技术进步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导致利润率下降趋势,最终使资本关系本身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陈清泰把"市场主导"视为解决问题的答案,但马克思会追问:市场主导就一定能持续创新吗?当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激化时,市场本身也会成为创新的障碍,就像垄断资本倾向于抑制颠覆性技术一样。作者在书中批评了行政性垄断,但没有讨论资本集中导致的私人垄断。这是一个盲点。 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 本书与马克思主义存在深刻的对话关系,尽管作者本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对"倒逼机制"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恰恰是资本积累规律的体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迫使资本家不得不以更大的规模使用自己的资本,从而把资本积累的程度提高,是竞争规律。"作者所说的"倒逼机制"本质上就是竞争规律对资本家的强制作用。但分歧在于:作者认为只要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个机制就能持续推动创新;而马克思认为,竞争推动的资本积累最终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利润率下降趋势,使资本关系本身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另外,作者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论述有一个微妙之处。他主张从"拥有国有企业"转变为"拥有国有资本",这实际上是一种资本关系在更高社会化程度上的自我调整,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股份公司时所说,这是"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并没有超越资本逻辑本身。作者没有触及这个理论层面,他始终在"怎样让资本更有效率"的框架内思考,而不是"资本关系本身是否有限度"。 与已知观点的对话 这本书与吴敬琏的《中国增长模式的选择》一脉相承,都强调制度环境对增长方式转变的决定性作用。但陈清泰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提供了大量来自政策一线的具体案例,这使得他的分析比吴敬琏更接地气。同时,这本书与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在"竞争优势源于创新"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陈清泰更强调转型期的制度障碍,而波特更关注企业层面的竞争战略。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对波特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应用和修正。 五、对我个人的启迪 认知层面 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了一个我长期持有的观点:政府主导是"中国模式"的优势。读完这本书我才意识到,我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政府角色。在追赶阶段,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现成的路径,政府主导确实高效。但在创新阶段,没有人知道正确答案在哪里,政府主导就变成了"押注",而押注的代价是千千万万可能的新进入者被挡在门外。这个区分让我对自己观察到的很多现象有了新的理解。比如为什么中国在互联网领域能诞生世界级企业,而在传统制造业升级上却步履维艰。互联网行业从一开始就几乎没有政府主导,市场充分竞争,新进入者几乎没有准入门槛,所以创新层出不穷。而汽车、能源、通信等领域,行政性准入壁垒森严,创新就慢得多。作者用"追赶型"和"创新型"两种经济模式的内在逻辑差异,帮我找到了一个解释框架。 方法论 从这本书里,我带走了一个具体的方法:在判断一个系统能否持续创新时,去看它的"准入机制"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如果新进入者需要经过审批、需要获得特许经营权、需要被"认定"为某种资质,那么创新大概率会被抑制;如果新进入者只需要满足普适性的法律底线,其他都可以自由尝试,那么创新就有土壤。书本上的知识原本主要关注财务指标,比如市盈率、分红率。现在我会多一个维度:看一个行业或一家公司所处的体制环境,看它的准入门槛是市场的还是行政的。如果一家公司靠行政性准入壁垒获得超额利润,那它的护城河其实是政策,而不是创新。这种护城河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反过来,如果一家公司所处的行业准入门槛低、竞争充分,它还能持续获得超额收益,那它的护城河才是真实的。这个判断维度比单纯看财务指标更根本。